从汶川到玉树的救灾思考

公引争议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02日18:03 南风窗

南风窗2010012期封面

凤凰涅槃 从汶川到玉树

造成7万人死亡，37万多人受伤的汶川地震不过是两年前的事，造成2000多人死亡、1万多人受伤的玉树地震距今也不过40天，但在富士康12连跳、校园系列血案等接连不断的“突发”事件的笼罩下，似乎都已经迅速成为遥远的往事。

“不纠缠过去，一切向前看”的达观，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却始终卓然立世的精神法宝，却也在很多时候，让我们失去了从错误中改变、提升和扬弃的机会。

整整两年，700多个日夜，四川从悲壮走向豪迈。欧洲风情的山区小镇，白墙灰瓦的川北农房，民族特色的藏羌新居，古色古香的巴蜀老街„„从天崩地裂的“5·12”到天翻地覆的“5·12”，举国体制下的“中国式救灾”，其成就有目共睹，却也在“灾后重建”和“防震减灾”的环节上，留下了很多令人深思的教训。

无论是偶然一见的质量堪忧的房子，还是那些处于媒体聚光灯之外的偏远农业县的重建难题，抑或是更为根本的“社会重建”及“人的重建”的任重道远，都是官方在重建“三年变两年”的豪言壮语之外，应该格外去关注和完善的。

玉树重建已经在震后26天后开始了，我们希望，除了感恩救灾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外，汶川的教训，能够被玉树所汲取；汶川没有做到的，玉树能做到。

新周年，新地震，老问题。无论是一周年，还是两周年，无论是汶川还是玉树，我们要面对的还是那些亟待解决的老问题：信息的公开与透明，重申对生命的尊重，推进震后重建工作，加大重建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新建建筑的抗震能力，做好灾民长期的心理干预，尽最大能力做好地震预报，健全完善志愿者组织制度„„ “中国式救灾”的思考

文_特约撰稿 张和清 发自青海玉树

到今年6月24日，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映秀社工站(前身是广州市民政局支持建立的广州社工站)已经在四川省汶川灾区坚守近两年时间。作为社工站的负责人之一，我既是5·12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参与者，也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在映秀社工站建站两周年之际，我想从5·12汶川大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的亲身经历，反思“中国式救灾模式”。 国际社会的救灾经验告诉我们，完整的灾难救援及预防体系应该包括震前“防震减灾”，震中“抗震救灾”和震后“灾后重建”等三个相互依存的重要环节，要构建科学而有效的救灾机制，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抗震救灾”的主要目标是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灾后重建”的核心任务是社区民众生计和生活的恢复重建，而“防震减灾”则是平时倡导民众居安思危，当灾难来临时，通过自救减低危害。

从5·12汶川大地震到4·14玉树强震，两年来世人不断热议“中国式救灾模式”。主流媒体在讨论此模式时认为中国特色的灾后救援创造了“抗震救灾”的伟大奇迹，“展现了一种举世罕见的救灾能力和国家精神”。从汶川和玉树两次大地震的经验来看，中国式救灾的奇迹主要发生在“抗震救灾”阶段，而在“灾后重建”和“防震减灾”的环节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 “抗震救灾”的奇迹

无论在四川汶川，还是青海玉树，中国式“抗震救灾”精神令世人称奇。奇迹首先发生在当灾难一旦降临，国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此所谓“兵贵神速”。在震后第一时间国家领导人亲历现场，直接促成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大好局面。从震后第二天开始，冒死进入震中映秀的解放军打出“铁军来了，汶川不哭！”的旗帜鼓舞民众，激励自己。从这天起不到10天，士兵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挽救生命、掩埋尸体、清理废墟、搭建帐篷、安置群众。一个月之内，映秀的每一位幸存者在军用帐篷前埋锅造饭，在野战医院里免费看病，在野战军车上免费洗澡„„

玉树震后部队用兵更是神速。据报道，“震后10分钟，驻玉树部队850人展开救灾；不到3小时，第一支救灾部队4000人从西宁出发；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110人，11小时抵达灾区；震后30小时，从后方仓库紧急调运10万人份的野战食品到灾区；第一支医疗队灾后12小时抵达灾区，48小时内又有9支医疗队、3个医疗防疫小组、1个饮食装备技术保障队抵达灾区，做到了行动急、到位快。”

除此之外，举国体制下的对口支援也在“抗震救灾”中创造着奇迹。震后60余天广州援建映秀2500套板房交付使用，几乎所有幸存者都住进了过渡安置房。一时间“广州”成为映秀人民心目中最闪亮的一张名片。

汶川地震震出了国人的社会良心。在“抗震救灾”阶段，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纷纷登台亮相，他们用行动诠释自己的角色。在映秀，社工充当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将最宝贵的资源送达最需要的人群，发挥了政府救灾拾遗补缺的作用。志愿者们用“帐篷小学”陪伴幸存学生度过最难熬的日子。

总之，正是依靠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将国家机器和社会各界快速动员起来，大家协同作战，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无论是汶川，还是玉树，没有发生骚乱，政局稳定，民众最基本的需求得到及时满足——第一时间挽救生命，第一时间住进帐篷，第一时间吃到热饭，第一时间穿上棉衣，第一时间防御疾病„„重获新生的民众，内心充满感激，这切实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合法性。当士兵们深入映秀最偏僻的一户人家帮助清理废墟时，村民热泪盈眶地说：“你们是党中央派来的，共产党好啊，要像1933年那次地震，我们早就死光了！”一位玉树的老人说：“今天玉树的藏族群众一看到解放军就喊‘神’，一看到民政就高兴，因为从山上看结古镇全是‘民政’两字(帐篷)。” “灾后重建”的尴尬

“抗震救灾”是短期内大面积的紧急救援，是非正常状态下的超常规运作。一旦紧急救援、过渡安置、清理废墟、搭建板房等工作完成后，便转入漫长而细致的灾后社区恢复重建阶段。就汶川灾后重建的经验教训而言，当部队等救援大军一旦撤离灾区(进入灾后重建阶段)，社区重建便面临两方面的考验：

一是“抗震救灾”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如资源分配不公，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盲目拆迁等关乎民生的问题立刻浮现出来，此时群众不断挑战基层政府(上访等)。例如，面对群众提

出的“豆腐渣工程”，物资、帐篷、板房等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基层干部不是回避，便是以大帽子压人，导致群众普遍反映：“中央政策太好，地方干部乱搞”。干群关系持续对立。 二是灾后重建除了房屋、道路、水电等硬件设施的恢复重建外，最艰巨的任务是社区重建。汶川和玉树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在临时安置区内社区基层组织(居委会、村委会等)几乎瘫痪(发挥不了作用)。一位玉树的民政干部气愤地说：“基层什么家底都不清楚，原来报上来的数字是500人，到分发帐篷时竟然冒出来1500人。”一位汶川的干部说：“基层组织连辖区内的常驻人口都不清楚，别说流动人口了。”此外，灾后社区重建的核心目标是社区民众生活的重建，这既包括生计重建，也包括社区组织、社区关系、社区支持网络、社区文化、社区生态等方面的恢复重建。汶川灾后社区重建近两年的实践证明，上述漫长而细致入微的社区日常生活(软件)的重建，举国动员式的灾后应急机制是无能为力的。

众所周知，要保证社区重建落到实处，必需依靠基层组织扎根社区，与民同行。但无论在汶川还是玉树，安置区基层组织要么瘫痪，要么形同虚设，无法上情下达，无法为人民服务。以汶川社区重建为例，现在的两难困局是掌握资源的基层政府无力或不愿意扎根社区(走进千家万户)组织群众从事长期而深入的社区工作，而愿意扎根社区推动社区重建的组织(NGO、志愿者及专业社会工作者)却没有资源，这些组织要么很快夭折，要么依靠国际基金苦苦挣扎。据我所知，汶川地震的民间组织包括社工站几乎没有拿到政府资源。

南都公益基金会徐永光先生指出：“民间捐赠的资源，拐个弯就到了政府。特别极端的是汶川地震，760亿捐款，八成进入政府财政。”徐总结汶川地震的捐款出现四个看不见：第一个看不见是捐款到底用到哪里，捐款人看不见；第二是灾区群众看不见捐款；第三个看不见是比较糟糕的，灾区政府看不见捐款到底哪里去了；第四个看不见是灾区的民间组织，特别是从事灾后重建的民间草根组织，他们根本就得不到捐款。

玉树正进入灾后重建阶段，此时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是否会重蹈汶川的覆辙，这需要执政者有足够的智慧去破解上述两难的困局。 “防震减灾”的缺失

完整意义的“中国式救灾”还应该包括风调雨顺时期(震前)“防震减灾”意识的培养和忧患意识的养成。尽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减低危害是切实可行的。这方面国际民航组织对安全的定义最具说服力：“什么是安全？一般的看法是，安全就是不出事，而国际民航组织有个比较科学的定义，安全是一种状态，即通过持续的危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过程，将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降至并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

四川两年触目惊心的经验告诉我们，地震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无论是成都、都江堰，还是众多的村寨，震前人们几乎没听说过“龙门山断裂带”，更没有紫坪铺大坝有威胁的丝毫危机意识，没有危机和风险意识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这导致一旦灾难来临，中国人变得束手无策。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们说：“地震来的时候，都乱跑，聚在一堆，望着山崩地裂像个木头，看到娃儿女人家在废墟里头不知道咋个办，连灭火器都没碰过„„要是我知道

这里是断裂带，要是知道地震了抱头钻到桌子里头，就不会死那么多人„„”玉树地震后很多人才听说“巴颜喀拉地震带”。

2010年5月16日，我亲临曾经给1000人集体火葬的玉树结古镇火葬台，这让我想起映秀的“万人公墓”。面临这么多亡灵时，我在想，除了感恩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外，我们对“中国式救灾模式”应该有怎样的反思呢？我们接二连三地遭受天灾之苦，面对全国人民巨额的慈善奉献，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交代？既然灾难与平安共存，除了祈福明天更好，我们是否还应该让所有人对今天充满忧患和提防呢？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北川重建民居质量争议

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四川北川

你是哪里来的记者？你怎么还敢来这里照相，也不怕被警察抓起来打一顿，把相机收掉？”

5月19日中午，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陈家坝乡双堰村。当记者找到此前被香港媒体报道的在建“豆腐渣”房屋并进行拍照时，一群正在旁边吵闹的村民围了过来，好奇地询问。 当记者表示“不可能”、“不害怕”之后，许多村民仍然不断提醒记者“小心点”，“你坐的车会在半路被人堵下来”。一名自称叫“薛天文”的羌族村民说：“你能够把这里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那么有人如果想动你，我们大家一定会保护你。”

他指着摆放在地上的一堆金属隔离板说：“因为香港媒体报道了，网络上也有了，有人今天就运来这些东西想把烂房子围起来、遮起来，我们坚决不答应，要让所有的人都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说假话，这些房子是不是有质量问题。”

还有村民偷偷提醒记者：“刚才在人群中围观的有乡里、村里的干部，他们没有说话就走开了，你还是快点离开吧。”

现场遭遇的情况有点超出记者的想象，这些在两年前遭遇了地震灾难、随后得到了外界大量关心、帮助的北川居民，也许还没有完全摆脱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伤，却在积极恢复重建家园的时候，呈现出另外一种陌生面目。 质量之争

2010年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两周年，香港一家媒体图文并茂地报道了北川县陈家坝乡双堰村有近30幢灾后重建民房出现偷工减料，施工质量差，缺乏工程监理，规划不足四大问题，其中部分房屋混凝土柱剥落严重，大量钢筋外露，有的天花板竟出现直径2米的大洞。

5月19日中午，记者驱车从绵阳市区出发，经过江油市进入北川县陈家坝乡。沿途可见一间间、一排排具有羌族风情的漂亮民居不断被建成，让两年前的恐惧景象仅仅停留在残留的废墟中和回忆中。显然，作为汶川大地震中损失最惨重之一的北川县，当地群众正在从灾害的困境中走出来，逐步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直去到陈家坝乡双堰村，很远就看见一群人站在公路边，在一群没有完工的房屋面前争吵。记者不动声色地走到那些房屋旁边，轻易就看见了香港媒体报道中提到的那些“豆腐渣”的特征。的确，有部分房屋混凝土柱剥落严重，大量钢筋外露，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踏实。 当然，也不是所有正在建设的房屋都能够简单看出质量问题，虽然有些房屋处于停工状态，但同时也有一些房屋还在抓紧施工。正在记者偷偷拍照时，被吵架的人们注意到了，至少二三十人迅速围了过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记者表示不害怕警察来抓，并一定真实报道情况后，仍然有村民不放心：“以前也有记者来采访过，但是在路上就有人追上去给了他们一包钱，然后就没有任何报道出来了。” “正因为我们的反映一直没有人理会，国内的媒体一直不能报道出来，我们才想办法找了香港的媒体。”一名女村民拿出一份打印好的香港文章给记者看，“我们是通过网络联系上香港记者的，他们的报道非常真实，为我们老百姓说了话，但是那两名香港记者在这里也吃了不少亏。”

随后，一部分村民情绪激动地带着记者到处查看房屋质量问题，并希望记者全部拍摄下来，刊登出来。一名村民说：“需要说清楚，村干部们的房屋都盖得比较好，基本没有什么质量问题。而我们普通村民的大部分房屋都有质量问题，主要就是水泥标号不够，钢筋密度不够，以及浇灌得不完整，拆掉夹板就脱落等。”

不过对于村民们的反映，正在施工的一名建筑工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记者你不能完全相信村民的话，他们并不懂建房技术，只是靠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所说的情况不完全对。”

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表示自己在广东省的深圳、东莞一带的建筑工地上打过几年工，懂一些建房的技术，现在被老板请到这里来工作，“在广东时都是盖几十层的高楼，方式都是这样的，后来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他说：“由于是自己家的房子，也不用他们自己动手，所以村民们总是来监督我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事实上房子该怎么盖我们比他们清楚。这么多的工程，有些小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可以后期弥补的，不会有什么后果。”

当然他的意见没有得到村民们的认同。薛天文说：“我们的房屋从2009年6月开始盖，差不多一年了，不但没有盖好，而且还出现了质量问题，我已经向村里、乡里反映，不要他们的所谓统建了，我要求把我集资的10万元还给我，把国家该给的补助发给我，然后让他们把房子拆掉，我自己按照规划图纸在原地重新盖，但是他们一直不同意我的意见，只愿意修补加固。”

村民们表示，按照统建的规定，双堰村的每家每户都交了自负部分的钱给政府，依据房屋大小、位置的不同，最少的交了4万元，最多的交了10万元，交6万元的占多数，“现在房屋盖得不满意，钱也退不出来了”。

“由于已经没有土地了，我家人口多，我希望自己的房子能够盖四层，上面住人下面可以做点路边的小生意养活家人，但是按照现在的质量问题，我估计盖两层都会倒掉，怎么可能盖四层？”薛天文说。

他同时表示，类似的房屋质量问题在附近各乡村里也有，但是不算普遍，问题最集中、最严重的就是在双堰村，“把我家房子盖出质量问题的工程队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是村里乡里的干部找来的，我并不认识他们，也无法拒绝”。

“本来我们也不想要这些统建的新房子，还是愿意回到老房子里去住，但是政府的人不允许，他们在我们的老房子上贴了封条，强迫我们离开。”一名女村民说，“两年以来，我们连活动板房都没有住到，一直住在附近的临时帐篷里，有的人中间还被要求搬来搬去，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没有地方去说。”

她表示，相信上级政府是为了让大家住上更好、更安全的房屋，可以使居住建设水平至少提前20至50年，但是目前所出现的情况事与愿违，也没有政府的人及时出来处理。 如火如荼的重建

陈家坝乡四面环山，每名村民原有不到一亩耕地，又因地震山体滑坡，大部分土地都被掩埋。大地震发生后，散居于全乡13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万名幸存者一夜之间涌入双堰村至红岩村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时间帐篷满地。随后仅有200多亩土地的双堰村成为全乡最大的灾民安置点，除乡政府、七站八所、中小学、医院、车站、农贸市场等外，还将永久性接纳社区居民和清林、通宝、平沟等村村民，即全村大部分土地都要被征用。 陈家坝乡还屡遭不幸：在“5·12”特大地震中遭严重破坏，又在随后数月的“9·24”洪涝遭受泥石流灾害。2009年1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关于同意北川县3个乡原地异址重建选址的批复》，其中陈家坝乡被规划为“旅游商贸服务小城镇”，建筑布局和风貌设计充分展现羌族建筑特色。由于陈家坝乡是北川县南北经济主轴线“擂鼓—曲山—陈家坝—桂溪”上的重要节点，根据该《批复》，陈家坝乡场镇重建地点为双堰村1、2社，计划面积9.7公顷，人口约3000人。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双堰村一带的房屋、市场建设一直是当地的热点，不但当地人关注，外界热心人士也很关注。

按照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城乡住房灾后重建实施方案》，其中农村住房重建投资标准可根据农民意愿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政府统一建设，二是农民自建、政府补贴。

其中，政府统一建设的农村住房按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设计建造，按每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建造600元计算，即人均住房投资为1.8万元。农民自行建设，则在要求农民建房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前提下，政府按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建造成本600元给予补贴，即人均1.8万元。

原本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不断被各种主流媒体褒奖的灾后重建工作，却因为香港媒体的一篇报道引发了另类关注，外界开始意识到当中可能的瑕疵。不过，之后几乎没有内地媒体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追踪报道，因为地震灾区重建一直被认为是个“敏感话题”。 按照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指示，18个对口援建省市都投入到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中，其中北川县由山东省负责对口援建。在此前的走访中，记者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上对山东方面的工作很满意，当地群众也非常感谢他们——不但帮助建设起新的道路、房屋和城镇，也提供了许多就业的机会。此前在北川新县城的建设工地上，一名来自山东省的施工人员对记者说：“北川县所有工程建筑的规划、设计都是由上级领导亲自过目、审定的，作为具体的施工责任人，我们敢保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按照国家规定抗8级地震的标准建设。”

他表示，整个北川县范围内的基础工程和许多公共房屋都是由山东省负责建设的，仅有少部分乡镇里的居民房屋由当地政府组织“统建”，也有个别家庭属于“自建”，这两种情况与山东省对口援建的直接关系不是很大。

而问题正是发生在“统建房”上。当记者进入北川县乡镇区域后，广泛观察、询问房屋质量的情况，无论是已经建成还是在建的，当地群众很少有反映，更多却是反映，“村干部有腐败情况，他们总是把外界捐来的好东西偷偷拿回家，或者优先分发给自家的亲戚朋友，而群众到处反映也没有人管。” 防止小纰漏成为大问题

在双堰村旁边的金鼓村，新组建的董少艳一家正在公路边建盖自己的新房子。当记者询问她家的房屋质量如何保证时，她表示“问题都出在统建房，自建房肯定不会”。 董少艳原来的丈夫因为地震被耽误治疗而去世，经历过那些生生死死的场景，所以她对房屋的质量比较在意：“因为我们是拆老房盖新房，是在自己的宅基地原址重建，所以可以选择自建的方式。我们的新家庭有四口人，根据国家的政策获得了4.9万元贷款和1.6万元重建补助资金，估计房屋全部盖好自己还需要出六七万元，不过这些钱可以根据自建的工程进度慢慢筹了。”

“像双堰村的房屋由于都是异地重建，所以他们必须先把自己该承担的部分交给政府，然后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再由干部们负责请工程队来集中建设，等盖好了再搬进去，自己都不能做主。”她说，“我家房屋在具体的重建中，无论选址安全、基础开挖、宽度深度和牵梁、混凝土浇灌等每一个步骤都会有政府的工程监理人员主动来指导和监督，让我们得到了许多有用的帮助。经历过前年的大地震后，我们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更知道质量的重要性了，不可能有什么偷工减料。”

的确，为了能够保证每一户房屋的质量，当地政府派出了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规划指导”和“建筑、安全、质量现场巡查”等工作队深入各地，逐家逐户进行指导和检查。除了根据设计图纸，对道路、风格等方面进行把关；个别还直接参与具体建设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细致指导与监督，严把建设质量关。

还有村民向记者表示，政府的工程监理人员一旦发现没有按照规划、设计程序进行，或者所用建筑材料不达标等情况，一般都会阻止房屋继续施工，甚至要求推倒重来，“但是双堰村那些有明显质量问题的房子却一直没有被推倒，只是表示可以修复和加固，让人非常担心时间长了行不行”。

直到记者采访结束离开陈家坝乡范围，也没有任何当地干部或警察找上来。记者注意到，即使在香港媒体报道后，双堰村的房屋质量事件一直没明确下文，当地官方也一直没有明确的情况公布。

村民薛天文表示，质量问题的出现，就在于政府和村干部对老百姓根本不信任、不放手，什么都想管，结果出了问题，他们却都在逃避，甚至不让村民们向外界反映情况，相反使这些简单的情况演变成了敏感的事件。

还有村民反映，政府曾经在2009年的6月花费数百万元整理陈家坝乡的防洪大堤，但是10多天后被洪水一冲又恢复了原样，原因之一是承包商用地震山体滑坡下来的泥石流直接搅拌成混凝土修筑大堤，工程质量根本无法保证。

对于目前所出现的这些情况，绵阳市一名干部表示：“随着地震伤害的慢慢淡忘，人们都开始回到现实的生活中了。一方面是老百姓对政府、对干部有着越来越高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却是政府、干部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他举例，2008年10月3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2009年4月20日，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都从一个侧面证明着这些现实情况的存在。

“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些变化也值得欣慰，老百姓们已经不再沉浸在地震的灾难痛苦中，而是对将来的生活充满着想象，并且大胆地和政府较劲，不管他们的意见对不对，都是一种好迹象。”他说，“换在以前，老百姓只能够每天等着外界的帮助，不断感谢外面的人，而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找回了做正常人的自信，尽管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点令人不愉快。”

对于重建住房政府该不该“包办”的争议，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完全管自然不妥，完全不管也不行，政府应该在当中把握好分寸，特别不能让外界留下官员管就是为了牟利，没有利益就不愿意管的印象。”

他说：“相比整个汶川大地震的巨大损失和灾后重建的巨大规模而言，陈家坝乡双堰村及其邻近的一些村庄里出现的房屋质量问题似乎只是一些小纰漏，政府要马上处理好也不困难，但是在众所周知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些情况往往会成为某种不良情绪的导火线。”

“需要注意其中的一些情况变化，比如许多村干部在地震发生时都积极参与救灾，留下了许多值得赞扬的故事。”他说，“而同样就是这些人，在灾后重建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个别甚至备受群众质疑，显然上级政府官员对他们的监督、鼓励工作是有欠缺的。” 截至2010年1月31日，四川灾后重建累计完成投资约6145亿元。5月8日，四川省政府再度表示，全省原核定需重建的126.3万户农村永久性住房，2009年底已全部完成；因余震等因素新增的19.6万户重建农房已完工99%。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已经公开承诺“要用两年时间完成原定3年的目标任务，力争到2010年9月份，全部完成农房重建任务”，绵阳市也提出“只要有一户没有完成，灾后住房重建任务就没有完成”的口号，而在双堰村这样的地区，显然还会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克服。

2010年4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四川灾后重建跟踪审计的部分情况：有关单位共改善了2500多个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改进了200多个项目的工程质量，节约资金和挽回损失12亿余元，收回了被挤占挪用或违规安排的资金3亿余元，22人被追究法律责任。 其中，绵阳市永安大道违规调剂重建资金1.4亿元；彭州市白鹿小学教学楼78个基础承台中，有34个轴线偏移超出国家规范要求，主体结构混凝土存在露筋、疏松和框架柱尺寸偏小等问题。随后，以上问题得到了迅速整改，达到了既定要求。 青川：农业县重建之路

文_本刊记者 甄静慧 发自四川青川

5月的青川已经进入雨季，县城路面因到处施工满布泥泞。与北川、汶川等其他5·12地震重灾区相比，青川的重建进度明显缓慢得多：除了县城新区落成几个安居房小区外，老区功能主要还是由震后加固的旧建筑组成，未曾清理的废墟、板房和简陋自建房随处可见。 从青川县城车站搭乘2元公交到庄子坪，目力所及，连片板房区起码住着上千户人。他们历经了数次搬迁，每搬一次就离县城远一分，家具、板房在多次拆建中普遍受损。记者造访当天正遇上瓢泼大雨，很多板房内部也因漏水下着“小雨”，人们在地上摆满脸盆、水桶承接雨水，自己则只能坐在油布封顶的床上“避雨”闲聊。

“庄子坪离县城8公里，就是说现在人们不得不迁往乡下等待县城重建——这就是灾区重建工作开展两年后的青川县城现状。”负责居民安置工作的青川县委常委彭仕扬并不掩饰这一窘境。而在青川县委的临时板房办公室里，广元市副市长兼青川县委书记吴连奇则向记者感叹：“5·12地震重灾区里，青川县是独一无二建设最为困难的县城。” 迁城之惑

“政府承诺给我们建的廉建房至今还未动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房子住。”42岁的下岗女工李萍和念中学的儿子蜗居在庄子坪一户16平方米的板房里，半旧家具挤占了板房

内每一寸空间，多一个人都难以容身。她说，那是因为地震后搬了好几次“家”，板房原来有20平方米，因为搬迁损耗，越搬越小。

李萍原来的房子正好处在县城最大的一条断裂带上，那是夫妻俩穷半生积蓄置下的唯一产业。地震前，李萍因单位倒闭而下岗，地震中，她又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丈夫。天灾过后，眼前只剩下一套摇摇欲坠的危房和唯一的儿子。

但生活还是得在悲痛中继续下去。“5·12”后，李萍和儿子搬进了帐篷，然后又搬进了在县城搭建的板房。随后，听说浙江省将斥资数十亿为青川援建，她心里本来充满了希望。但是安心等待政府的安置消息的居民们这一等就等了一年多。去年下半年，媒体陆续传来消息：汶川县、北川县乃至青川各镇乡众多灾民都已经住进了新房，而青川县城却仍是满目疮痍。

“都是迁城惹的祸。”在青川县，“迁城”是一个敏感的词。从2008年起，围绕青川县城迁不迁的争论就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

彭仕扬的办公桌后挂着一幅青川县城地质图。图上清晰显示，“5·12地震”里龙门山脉三条主断裂带之一的“平武——青川”断裂带一条主震带及两条支断裂带从县城中心区域穿过，把原来就不大的老县城割得支离破碎。

按照一开始的专家说法，须将断裂带周围300米处全部划为避让带，不能在其上新建及保留建筑。那样的结果就是小小县城再无立锥之地，必须异地重建。

2008年，青川县政府及部分专家集中意见欲将县城迁往竹园镇，原老县城乔庄镇则计划作为青川县副中心城市来打造——这一方案得到了四川省的批准并上报国务院。 但是反对的声音同样不少。一些专家认为，“地震断层并没有从青川县城通过”，搬迁并非势在必行，而且“成本太高”。而更重要的是县城百姓的对立情绪。“青川很穷，很多人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投入在县城的这份小家业上，地震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太多，如果再迁城的话，相当于什么都没有了。”县城一家幸未倒塌的小餐馆的老板娘对记者说，“只要是有一点物业和小生意的人，都不愿意搬。”一时间，围绕迁城其事，写信、上访，民怨沸腾。 由于各方利益纠缠，中央对迁城之议迟迟未有定夺。直到2009年5月27日，确切批复才下达青川——县城不搬，沿断裂带避让20米，原址周边征地重建。

这一来愁坏了当地政府部门。本来迁城之议迟迟未决，县城重建就已被迫延后近一年，如今批复结果却又出人意料。“原来整个重建规划都是以迁城为基础和方向的，一旦决定原址重建，所有项目都不得不重新规划。” 吴连奇无奈地表示，新的规划直到2009年9月才正式完成。也就是说，至去年9月前，青川县一直在主抓农村农房重建，自9月始县城建设才正式开始推进。 重建，矛盾重重

“这个过程当中问题也很多。”彭仕扬承认，因为原来一直规划迁城，居民居住的板房毫无规划地散布在老县城及其周边空地上。现在要原址重建，不得不将板房分批迁走，再进行危房拆除和重建工作。部分区域因为规划的疏忽，导致居民不得不一搬再搬。 “搬了3次板房，加上之前搬帐篷，地震后一共搬了7次‘家’。”70岁的廖婆婆正用一个小电磁炉在狭窄的板房内烹煮食物，“抢救出来的几件家具电器都在搬迁中损坏了，只能扔掉。”她捶着腰腿叹气，“不知道政府是怎么规划的，年纪大了，哪经得起这样一再折腾哪。”

所以，2009年9月，青川县城重建起步的首要工作，就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焦点——安居房建设。

但不曾想，几个安居房小区的快速落成发售，并没有起到有效安抚灾民的效果，反而成为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另一个引爆点。

“地震前，青川最好的商品房价格也只是1300元/平方米左右，价格低的，800、900元/平方米也有，可是由浙江出资援建，安置灾民的安居房却要1500元/平方米。”无论购买安居房与否，人们都不吝于向记者强烈表达他们的质疑。

“去年，围绕安居房问题，写信给广元市市长、给我，在网上开骂，甚至上访的人都很多。”吴连奇坦承，“民众质疑的重点有两点：一是浙江出资援建的房子，县政府凭什么收钱；二是凭什么收这么贵。”

对此，他解释：“从安居房规划之初，我们就向老百姓提出，一定要以货币化方式解决。因为浙江省并不是只来给城镇居民援建，而是来帮助全县25万灾民的。如果给县城居民的安居房免费，是不是也要给各乡每户农民也免费修一套房子才公平？如不以货币化解决，我没法向全县20万农民交代。

“至于价格，由于灾后原材料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安居房又是由浙江省知名房地产公司援建，质量很高。项目组报给我们的安居房建设成本是2000元/平方米，而我们向灾民的售价则是1500元/平方米。”

吴连奇表示，事实上，青川县城需要解决7000户住房问题，浙江援建的安居房数量只有2000套，还远远不够。所以，县政府向居民提出了三套住房解决方案：一是不在断裂带及避让区上的未倒塌房子，可以通过节约成本的维修加固方式，修固后继续居住；二是购买安居房；三是购买由单位或政府集中修建成本较低及户型较小的廉建房。

“为了实现资源分配公平，并鼓励大家使用最节省资源和成本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使用货币杠杆来调节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弱势群体

李萍没有购买安居房。她私下算了一笔账：“安居房基本户型为80平方米左右，认购一套起码得12万以上。政府清拆危房每户补贴2.5万元，自己还要出10万元。”虽然余款

可以贷款，但已经下岗的她现在仅靠领取失业救济，以及替援建的浙江人打零工挣点外快维生，偌大一笔欠款无疑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今年上半年，买了安居房的人陆续搬离庄子坪，住进新居，李萍并不是不艳羡。后来政府承诺，安居房项目完工后，将启动廉建房工程，届时她可以以11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60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房。“但是等到现在，工程还没有动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房子。”

不过，现在她最担忧的还不是没房子住的问题。“人们都说，到9月份后，浙江援建队伍就会陆续撤离，到时零工都不好找了。虽说购房负担减轻了不少，但没有工作和收入，还贷还是有困难，何况还要供孩子念书？”

在青川县，与李萍有同样担忧的大有人在——除了失业下岗的职工外，大批因重建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是另一个对未来充满彷徨和焦虑的群体。

青川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文容告诉记者，政府在全县征用土地。截至2010年5月，全县征用土地已超过8000亩，因失地“转非”的人口达1.6万~2万人(按每征用1亩耕地需转非2~2.5人的标准测算)。而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重建过程中还会继续增加。 家在上坪的王兴明去年也进入了征地失地农民的行列。“按县城重建的规划，青川县中学、小学和幼儿园都建在上坪，征地几乎无可避免。”

由于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到10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计算下来，王兴明一家四口失去了所有土地，代价是得到4万元补偿款。

“相对于灾民所面临的处境，这个补偿标准是比较低的，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何文容并不讳言。事实上，由于房屋在地震中严重损毁，而今王兴明不得不将拿到的土地补偿费用以在上坪安居小区购买安居房。“补偿费和存款全部花光了还不够，又向银行贷了2万元。”此际，他不但属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群，且存款清空，更欠下银行贷款，生活已完全失去保障。

“现在我在工地打工，有100元/天的收入，生活还过得去。但工程完结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年近50的王兴明自问缺乏就业技能，年龄又偏大，“县城谋职及外出务工都很难，做生意更加没有成本。”

虽然具体遭遇不一样，但最后，作为下岗职工的李萍和失地农民王兴明陷入了相似困境，并对未来产生了同样深切的焦虑。

事实上，这种深层焦虑的形成不仅关乎地震，更与青川县的历史包袱有关。 大山里的贫困县

记者是在5月19日下午4点从成都搭乘大巴车去往青川县城的。从竹园坝到青川县城的公路顺青竹江蜿蜒而建，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在一些弯窄路段，迎头而来的两辆车需要将车速减至最慢才能勉强擦身而过。一共5个半小时车程，大巴车翻山越岭，甚至经过了几条钻山而过的隧道。

同车的青川小伙告诉记者，这几条隧道从7年前开始挖建，才修了没多久就搁置停工，去年重新动工，直至几个月前才正式开通。隧道开通后，足足节省了大半小时车程，而在那些没有隧道的日子里，去往青川的车辆必须绕道海拔2000米以上的险峻山路，道路经常塌方，常令外来者为之失色——这就是地处岷山山系摩天岭山脉与西秦岭尾部交汇处的青川。 当地人有一句话——“八山一水一分田”——用来形容这个被崇山峻岭包围，近80%面积都是山林的地区，形象备至。

亦正是如此，青川的经济条件一直非常落后。

因为当各地县镇忙着招商引资、脱贫置富的时候，青川无能为力。一方面固然是全县皆为深山老林，根本找不出几片可以建造成规模工业园区的平地。另一方面，地处偏远、道路险阻也成为令企业却步的最大障碍。

5·12地震前，这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县，25万总人口当中，有83.6%即20.9万人为农业人口，村民的耕地小块地散落山间，也难以进入集约化生产。 其时，青川县财政年收入仅有2000万元左右，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县。

“贫穷”，是很多青川人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乡贴上的标签。这成为了影响其对青川灾后重建发展信心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因为重建项目大面积铺开和浙江人的大量涌入，青川呈现出一种短期的繁荣——物价、租金、人工大幅上涨，失业率控制在2.3%——但人们在青川县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上始终未曾看到一个长远的光明的可能。

“从某个角度看，这种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何文容表示，“就比如说，由于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不统一，以及青川县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目前政府连为失地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困难。”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主要是为其建立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三项保险中政府都需予以补助。以2008年度缴费为例进行测算，除失地农民每人平均应缴纳9024元外(未含医疗保险)，地方政府将共承担2亿多元。

但是，由于失地农民被征用的土地都以划拨的形式用于灾后公共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所以征地后土地无任何收益。如单纯依靠青川财政，按地震前2007年度财政收入仅2100万元计，即使将县财政的全部收入用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也需要近10年的时间。 显然，青川重建对政府的考验，并不在于花多长时间将损毁的基础设施漂漂亮亮地重建起来，而是如何借助重建和援建的东风，打破这个沉疴多年的农业贫困县的产业发展障碍，使人们尽快摆脱重建过程的累累负债，重建通往未来的保障和生活。

产业构想

这对青川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去年9月，经四川省委同意、广元市委安排，广元市副市长吴连奇被委派兼任青川县委书记。1998年，吴连奇曾任青川县委副书记，2002年10月至2005年4月任青川县委书记，在青川一共呆过7年——这已是他第二次挂帅青川，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彭仕扬告诉记者，吴连奇回到青川，立马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把成都到青川县城公路上那几条隧道打通了：“这隧道本来就是几年前他任青川县委书记时开挖的，后来他调走了，工程因不受重视而停工，想不到最后还是由他来完成。所谓‘要置富，先修路’，打通物流，才谈得上产业发展布局。”

吴连奇对记者表示，对于青川未来的产业发展，其实已有详细规划。

“一是抓农业特色产业发展。青川其实幅原广阔，人均占地面积很高，只是因为80%以上都是山林，所以农业产出值低。但也因为这样，特色山珍成为了当地独有的，其他地方难以替代的特色资源。所以我们规划设计了5个万亩核心产业示范园，打算以现代农业示范园带动核桃、土鸡、生态水产养殖、油橄榄、茶业和山珍(木耳、香菇、竹荪等)5个产业带，确保农村每年户均收入达1万元以上，用3年时间还清农房贷款。”

其次，为了打破青川没有平地引进工业的限制和交通瓶颈，并充分利用与浙江建立的援建关系，青川联同广元市提出了“非地工业园”的概念尝试——在广元市划出2平方公里建立川浙产业园，由青川县投资及引进浙江企业，由此产生的60%产值和税收归青川所有。目前这个工业园已引进16个项目，资金21亿。

同时，在原定迁城的目的地——竹园镇(也是青川县唯一一个避开主断裂带并有较大面积平地的镇)建设20平方公里的竹园经济开发区，以引进矿产深加工产业为主，计划建成投产达到50亿元。

“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的同时，大力开展劳务培训，促进就业和劳务转移。”因为跟浙江有援建关系，去年青川顺利新增9000人次的劳务转移，今年则计划新增加培训1万人。 “最后，是以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为重心，打造金子山到唐家河的乡村旅游线，促进农家乐发展。”

“青川的旅游发展其实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兼任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的彭仕扬补充。1978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唐家河位于青川境内，占地4万公顷，内有62只野生大熊猫，1000多只金丝猴、以及无数的野生物种，成群的牛羚和大熊猫同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珍稀物种，这个令人惊叹的保护区在国外声名显赫，被称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不仅如此，它还是全国唯一没有人类居住的全封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川境内的东阳沟省级自然保护区、甘肃境内的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相连结。

“加上已有1000多年建县历史的青溪古城、《三国》里大名鼎鼎的阴平古道省级风景区，都分布在青川北部，连成1100平方公里的生态区——这样优渥的旅游产业基础在四川北部并不多见。

“只是以往青川太贫穷，没有财力开发旅游资源这座宝库，现在有了重建资金的投入，我有信心能以这一线三点作为具体内容，带动青竹江乡村生态旅游线路发展，从而发展出100户农家乐示范户，辐射500户，形成青川第三产业的支撑。” 看起来很美

假如青川真的能化灾难为机遇，利用重建资金将以上产业构想顺利实现，未来看起来的确很美。然而可惜，至今当地民众仍未能明显感受到三大产业规划带来的成效和红利。 倒是在县城，记者邂逅了去年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创业的青川女孩赵海伶。她看中的也是青川山林这座宝库，每周到大山深处的乡村里采购野生黑木耳、蜂蜜、竹荪等山珍特产，利用电子商务进行销售，现在生意十分红火。

“我认为青川一定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以往青川默默无闻，我们空有宝贵的资源却不为人知，现在通过地震，趁着大家开始了解青川，应该把青川的山珍特产一起推广出去。”不过，令赵海伶困惑的是，地震过后，山村里采掘药材、收集黑木耳、饲养土鸡的农人似乎越来越少，并不是如想象中那样趁着政府产业规划及外界关注的东风蓬勃发展起来。“采购有时候都变得甚为困难。”

“这就是目前青川特色农业发展尚未见成效的原因所在。”吴连奇说，“去年9月前，农民都忙着全力维修房屋；9月后，县城重建开始，建筑业人工价格上涨，比务农的收益要高，大家都赶往县城打工来了，使农业产业带发展遭遇了人力瓶颈。不过，我预计到了年底，各项工程进入收尾，农民又会回流，届时产业发展的成效将会彰显，大家的心情将不会如此焦虑和迷惘。”

离开青川前一天，赵海伶告诉记者，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就在这一周，青川以往只有邮政一家物流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民营快递“申通快递”进入青川。“这样，电子商务做起来就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