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环境、科技、法律等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一方面，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演变为人类共同的灾难。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国际社会于1992年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在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但是鉴于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各国都有\"搭便车\"（freeride）的趋向，因而，《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京都议定书》为附件I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要求附件I国家在2008～2012年间总体上要比1990年水平平均减少5.2％。同时引入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3个灵活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以成本有效方式在全球减排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生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经各国国内程序批准议定书国家达55国；第二，批准《京都议定书》国家中，附件I缔约方1990年CO2排放量须至少占全体附件I缔约方1990年排放总量之55％。由于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1／4的美国（美国1990年CO2排放量占附件I国家CO2总排放量的36.1％）于2001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把《京都议定书》逼上了绝路。虽然有关各方在妥协基础上达成了《马拉喀什协定》，但《京都议定书》的环境效益却大打折扣。

为了使《京都议定书》尽早生效，在劝说美国放弃单边主义立场无效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纷纷将目光投向俄罗斯。俄罗斯1990年CO2排放量占附件I国家CO2总排放量的17.4％，如果俄罗斯批准，那么《京都议定书》就满足了生效的条件。然而，即便在《马拉喀什协定》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俄罗斯仍旧犹豫不决，俄国内一直存在非常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批准议定书将阻碍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妨碍普京总统提出的在未来10年里GDP每年递增10％以上目标的实现。支持者则指出，批准议定书除了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外，还能促使俄罗斯对其工业进行升级。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想在加入WTO问题上，谋求欧盟的政治支持。在得到了欧盟的承诺之后，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于2004年10月22日和27日分别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于2004年11月5日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意味着《京都议定书》可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不过，《京都议定书》只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第一步。《京都议定书》生效并不意味着国际气候进程的终结，防范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的长期挑战。公约缔约方会议已决定不迟于2005年讨论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的气候政策问题，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进程将是谈判的重点。

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

建立国际气候制度的基础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既要考虑历史责任，也要考虑现实排放与未来需求。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南北关系问题。发展中国家以\"公平\"来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发达国家以\"效率\"来强化自身的经济利益。但南北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防范全球变暖。这种矛盾统一的必然结果，是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双赢的机制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平和效率有冲突的地方，追求经济效率可能牺牲公平，而追求公平又可能达不到效率。这一问

题的解决有赖于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做出适当的权衡取舍，目标是寻求解决公平和效率均衡的实现途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未来气候制度的设计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公约不仅包括了公平、责任、能力、成本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的指导原则，也建立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差别承诺的概念。《京都议定书》的温室气体监测、通报和评审制度及灵活机制为未来气候制度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未来的气候制度设计必须考虑承诺的法律性质、地理范围、市场机制的使用以及气候保护等重要因素。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提出了不少特别针对后续承诺期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行动的方案。各国家（集团）对后京都政策框架存在明显的利害分歧，错综复杂。欧盟（25国）主张沿用《京都议定书》模式，制定绝对排放上限，而美国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和一些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减缓气候变化不能限制经济增长空间。而欧盟和小岛国以及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则主张，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全球减排温室气体。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最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主张将\"适应问题\"纳入后京都谈判进程。而欧盟和美国的关注点还在温室气体的减排方面。最近南北对话项目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共同完成）认为，国际制度框架必须公平地反映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需要通过如责任、能力和减排潜力等一系列标准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

发展中的中国：战略与选择

作为经济充满活力、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生态方面，中国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的煤炭消费国。当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国际上的流行观点认为，要实现公约\"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要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大，增长潜力大，是一个事实。人们对中国反对做出减排承诺给予了的理解，因为目前中国许多地区还处于贫困之中，因此中国将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如果中国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将有能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通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已形成一种日趋完善的国际制度构架。那么，中国应该在国际气候进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决策者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工作者正在积极研究的问题。应该明确的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公约的谈判进程，不断增强参与的程度，提高参与的能力，力争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活动及履约谈判的首要任务，是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而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即为未来发展争取必需的排放空间。中国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战略和政策，都必须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理念，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斗争中和国内实施的对策中均以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

我国目前正处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近年来，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0年超过了50％，到2003年达到63.5％，增长势头迅猛。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新的重化工特征意味着我国工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

源。1990～2001年，我国CO2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CO2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已经成为限制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面对巨大的国际减排压力和国内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三方面的三难困境，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化压力为动力，寻求低碳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