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群体差异性分析
2023-04-01
来源:步旅网
社会保障研究2011年第5期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No.5 201 1 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群体差异性分析 冯 华崔政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摘要: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水平是该阶层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综合反 映,本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非常低下。而在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诸 多因素中,除了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的因素以外,农民工自身的性别、受教 育水平、职业差异性也是造成其总体生活质量低下及内部非均衡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消 除因农民工的个体因素给其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可以通过加大非学历教育力度及提 高低端行业薪资水平等方法来实现。 关键词:生活质量;群体特征差异;农民工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行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跨区移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农民工群 体,这种现象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必然趋势”¨1 是一致的。依据社会阶层理论的相关内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可以作为一个介于农民阶层 及城市阶层之间的全新的独立阶层而存在。但长期以来,农民工阶层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化境地,生活质量 较为低下,并滋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成为阻碍和谐社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解决这个新阶层所 蕴含问题除了要从总体上把握症结所在之外,尚需要从该阶层内部差异性着手分析,以便进一步为应对之策 的提出做出铺垫。在影响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的群体内部因素中,个体的特征差异无疑是关键。 一、文献回顾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Calbrith)于1958年首次提出“生活质量”的概念。其后的众多研究者 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A.H.Maslow),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主观和客观生活质量满足的最 高境界;而衡量发展中国家人口生活质量指数主要是通过美国社会卫生组织的ASHA指数(American Social Health Association);[2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及戴维・莫里 斯的人El质量指数PQLI(rnl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三个指标来实现;l4 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 (Herman,E.Daly)和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J.埃斯特则认为物质、精神及制度等方面的客观满足和主观体 验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水平的杠杆,进而分别提出了ISEW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P 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等。[ ] 国内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为周长城,他认为衡量人1:3生活质量应该从物质、精神及健康等方面做起;_6] 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报告从纯粹的客观物质的角度建立起了“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等。[7] 二、研究方法 (一)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衡量指标体系及群体差异因子的确立 现有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大多偏重于从主观精神体验的角度进行定性的研究,而主观精神体验则 +本项目获西南财经大学“21 1”工程三期基金资助。 1O1 是在客观物质需求满足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生存状态。但依据农民工实际生存状况而言,尚处在客观物 质需求满足的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精神享受的层次。因此,本次研究借鉴国家统计局的做法,以客观物质 需求作为生活质量测量指标设立的基础。 具体而言,我们将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细化为基本收入、劳动时间、基本住房、失业保障、司法救济、技能 培训、医疗保障及社会保险等八个二级指标;八个二级指标再通过14个三级考评指标来实施测量,其整体结 构框架如表1所示: 表1 评判内容(一级指标1个) 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考评指标体系分布 评判要素(二级指标10个) 基本收入 劳动时间 评判标度(三级指标14个) 工资收入 劳动时间长短 基本住房 失业保障 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 住房面积、住房花销 失业生活依靠 解决方式 生产、服务 司法救济 技能培训 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 医疗花费、医疗费用报销 工伤、失业、养老、医疗 (二)样本概况 确定了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后,2009年3—4月间,我们对成都市及周边地区的农民工进行 了配额抽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196个。样本基本情况如下:男性95人,占48.5%,女性101人,占51.5%; 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高中以上各占4.1%、20.4%、46.4%、20.9%、8.2%;建筑行业、生产行业、服 务行业及自己经商各占18.9%、28.6%、36.2%、16.3%;工资在500元以下、500元一899元、900元~1000 元、1000元以上的分占1%、19.4%、29.1%、50.5%。 三、研究发现 (一)农民工总体城市生活质量概况 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去量纲(城市普通居民在这些方面的生活质量指数均默认为1,据此而将农民工在 这些方面的生活质量通过模糊隶属函数归结为0—1之间某个数值,以便于二者之间的有效对比),最终得 到的关于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总体描述性统计指数(见表2)。 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总指数为0.333;在我们所设置的八个考核方面中, 以基本收人指数为最高,达到0.772,以技能培训指数为最低,仅为0.107。 这意味着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只达到了普通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33.3%,因而在当前时期,农民工 城市的生活质量仅处在城市普通生存水平的1/3处,生活质量非常低下。 (二)群体特征因素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水平 我们将群体中的个体特征差异视为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内部水平波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本 次研究主要引入了性别、教育水平及职业分布这三个独立变量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个体特征。通过这三个独 立变量的单因、多因及交互作用来探析其造成的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内部差异性。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102 表2 指数及指标 均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数 值 标准方差 指数及指标 均值 标准方差 基本收入指数 工资收入 劳动时间指数 0.772 0.772 0.524 技能培训指数 0.269 生产 服务 O.1o7 0.092 0.122 0.290 0.329 劳动时间长短 基本住房指数 住房面积 0.524 0.383 0.353 0.303 医疗保障指数 医疗花费 0.203 O.331 0.074 0.245 0.182 0.187 费用报销 住房花销 0.4l2 0.173 社会保险指数 0.175 失业保障指数 失业生活依靠 司法救济指数 解决方式选择 0.16l 0.16l 0.337 0.337 0.139 工伤保险 O.24|D 失业保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0.470 0.046 0.082 0.102 0.226 0.210 0.275 0.303 生活质量总指数均值 0.333 假设1:性别、教育水平及职业分布差异影响农民工的单项及总体生活质量水平。 假设2: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分布差异交互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水平。 1.假设1的验证 性别差异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对于性别差异,即男性和女性;对应的差异性表现在表3: 在生活质量所包含的八个方面中,性别差异而引起的生活质量差异都是非常显著的;其中女性农民工生 活质量仅有基本收入和基本住房两项是高于男性农民工,其余均低于男性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对各方面的 生活质量进行代数加减运算后,得到的结果为女性农民工生活质量要比男性农民工低0.034;因此,性别的 差异在农民工群体内部造成了其生活质量水平的不均衡,但是这种差异性是较为微弱的。 教育水平差异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在教育水平差异中,依据农民工的具体学历状况,我们设置了文盲、 小学、初中、中专或高中、高中以上等五个维度,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对比状况如表4所示: 表3 性别差异对于生活质量单项的影响 生活质量均值 差异性检验 男基本收入 性 女性 均值差 —0.099 方 差 0.477 显著性水平 0.011 0.722 0.821 劳动时间 基本住房 失业保障 司法救济 技能培训 0.534 0.453 0.197 0.420 0.145 0.455 0.5l2 O.112 0.362 0.075 0.079 —0.059 0.085 0.058 O.O70 0.415 0.324 0.483 0.3l1 0.409 0.035 O.O42 0.026 O.O45 0.035 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 均 值 0.235 0.206 0.364 O.163 0.144 0.331 0.072 0.062 0.034 0.412 0.375 0.032 O.O4l 103 表4 教育水平差异对于生活质量单项的影响 生活质量均值 差异性检验 文 盲 基本收入 o.583 小 学 0.608 初 中 o.774 中专或高中 0.911 高中以上 0.9l7 均值差 o.084 方 差 2.498 显著性水平 O.O00 劳动时间 基本住房 失业保障 司法救济 技能培训 0.375 0.188 0.O00 0.125 0.O0o 0.469 0.206 0.159 o.625 0.125 O.492 O.3l9 0.172 o.659 0.220 0.683 0.439 0 212 o.829 0.244 0.701 0.443 0.223 0.938 0.321 0.082 o.064 0.056 0.203 0.080 1.431 1.514 5.387 2.566 1.427 0.003 0.O00 0.O0o 0.01l 0.038 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 均 值 0.O94 0.0o0 0.171 0.143 0.0o0 o.292 0.189 0.033 0。357 0.235 0.244 0.475 0.364 0.264 0.52l 0.068 0.066 0.088 5.951 1.794 0.0ol O.O00 教育水平的差异对于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表现为阶梯状的上升趋势,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所对应 的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各个层次教育水平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异的均值为0.088;但是各个层次教育水平之 间的生活质量的差异值并非表现出一种线性的增加或者减少。在我们所设置的五个维度的层次中,小学和 文盲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异值最大,差异值为0.121;其次为中专或者高中与初中的差异,差异值为0.118。故 此,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内部差异性。 职业分布差异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在职业分布差异的维度设置中,本次共区分了建筑业、生产制造业、 服务业及自主经商等四个方面。其对应的差异性对比信息见表5: 表5 职业分布差异对于生活质量单项的影响 生活质量均值 差异性检验 建筑施工 基本收入 0.847 生产制造 0.816 餐饮服务 0.709 自主经商 0.750 均值差 0.080 方 差 6.180 显著性水平 o.035 劳动时间 基本住房 0.628 0.1l5 0.558 0.397 o.525 o.327 0.344 0.453 0.158 0.181 1.508 2.559 0.001 0.Oo0 失业保障 司法救济 技能培训 0.324 0.351 O.06l o.607 o.875 o.161 o.423 o.746 0.127 o.656 O.844 O.o94 o.197 0.278 0.05O 2.987 6.9lO 5.765 0.007 0.00o 0.043 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 均 值 0.028 0.514 0.359 0.066 0.482 0.495 0.099 o.577 0.442 O.126 0.156 0.428 0.055 0.216 0.152 5.838 4.048 0.047 0.0ol l04 职业分布的不同对于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表现出了显著性的差异,不同职业之间的生活质量相 差的平均值为0.152;其中建筑施工行业与生产制造行业、餐饮服务行业的差异值较大,分别达到了0.136 和0.083;这也就证明了职业的不同造成了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内部非均衡的假设。 通过把性别、教育水平及职业分布对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内部差异性的影响的逐一验证,可以证明农民 工的群体特征差异因素分别独立地推动着其生活质量内部差异性的形成。其中,职业分布的不同引起的生 活质量单项变异值最大,其次为教育水平的高低,最小的为性别造成的波动。在进行完单项生活质量的影响 验证后,为更好的探索农民工总体生活质量水平与群体特征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关系,我们建立了相应的回归 分析线性模型: Y=c+/3 +/z,(i=1,2,3) 其中,Y为农民工总体生活质量, 为群体特征因素( 。为性别、 为教育水平、 为职业分布)。通过 多重共线性、异方差以及自相关的检验,剔除了性别及职业分布两个因子的影响,最终获得的线性回归模 型为: Y=0.323+0.245x2 可见,在三个群体特征因素当中,对于农民工总体生活质量起显著性影响作用的为受教育水平的高低。 依据线性回归模型所归结的数据,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1单位,其对应的总体生活质量将上升 0.245。 2.假设2的验证 在对群体特征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进行探索前,我们有必要将各个特征变量对总体生活质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群体特征因子对总体生活质量单因素方差分析 特征变量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性别 4.469 1 4.469 2.607 .108 组间 受教育水平 70.159 4 17.540 12.556 .0o0 职业分布 20.810 3 6.937 4.213 .0o7 性别 332.501 194 1.714 组内 受教育水平 266.81l 191 1.397 职业分布 316.159 192 1.647 性别 336.970 195 总和 受教育水平 336.970 195 职业分布 336.970 195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我们发现在农民工三个群体特征变量中,除性别对于总体生活质量影响不显著以 外,其余两个特征变量,即受教育水平及职业分布对于总体生活质量的影响都显著。因此,我们分析农民工 群体特征变量对于其总体生活质量的交互作用时只需考虑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分布这两个因子。它们的交互 作用情况为见表7: 105 表7 观测变量方差来源 解释变差 群体特征变量对总体生活质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离差平方和 104.080 自由度 17 均方差 6.122 F统计量 4.679 显著性水平 .O00 交互变差 职业分布 1246.200 11.324 l 3 1246.2o0 3.775 952.481 2.885 .O0o .037 受教育水平 职业分布 受教育水平 随机误差 总 和 31.481 28.674 232.890 2884.551 336.970 4 10 178 196 195 7.870 2.867 1.308 6.O15 2.192 .O00 .020 总变差 通过观察职业分布和受教育水平的P值,可以看出这两个因子的P值均小于0.05,而两者的交互作用 的P值也小于0.05,这说明职业分布和受教育水平这两个因素不仅各自独立地影响着农民工的总体生活质 量水平,尚存在一个共同的交集,这个交集对于农民工生活质量总体水平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 (三)结论 在经过对现有数据进行实证验证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为: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生活质量非常低下;农民 工的群体特征因素的差异不仅造成了其生活质量内部非均衡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其总体生活 质量水平的重要因子。群体特征因素在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内部非均衡性的形成过程中,因职业分布不同 而造成的差异水平最大,其次为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引起的差异,引起差异量最小的为性别特征变量。而在对 总体生活质量影响的单因素验证中,性别特征变量对于总体生活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余变量均显著。而在 综合线性影响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子为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其原因在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在某种范围内 促使着职业分布差异的形成,同时又和职业分布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效应。 四、对策建议 为有效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政府各职能部门除从工资待遇、基本住房、失业保障、司法维护、 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外,尚需从农民工群体的群体特征因素的角度出发来寻找解 决当前这一问题的办法,因为造成农民工生活质量低下不仅有政府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政策制度原因,还 有农民工自身层面的原因。农民工自身层面的原因起决定作用是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并由此而造成了其技 能缺失、从事低端行业等局面的形成。所以,解决因农民工自身特征因素而造成其生活质量低下的问题,可 以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指导思想,其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两点: (一)建立针对农民工的非学历教育机构,提高其技能及文化素质 鉴于农民工的具体情况的复杂性及多样性,对其进行正规的学历教育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采 取辅助教育方式来间接提高其受教育水平的层次。而各种技能培训机构无疑可以满足当前过渡性救助的需 要。这要求政府出台相关的指导与激励措施,除政府投资建立相关的教育培训机构之外,还要鼓励广大的私 营单位兴办类似的机构,为减少私营机构资金压力,可以采取公私合资建立的方式。同时为保证尽可能多的 农民工能够被惠及和确保教育的质量,政府各职能负责部门还要制定对应的跟进措施,如限制公私合营教育 培训机构的入学价格、定期对其教育培训质量进行绩效考核等,通过这些办法来增加农民工受教育的机会和 教育效果的持续性等,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教育层面来拉动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 106 (二)提高低端行业基本薪资水平,提高其物质收入水平 农民工一般集中在城市的建筑、餐饮、服务、制造等薪酬较低的行业,这种较低的薪酬水平既与固有的行 业竞争环境、劳动复杂程度有关,又与政府监管制度的缺失相连,而后者又起到关键作用。因而,这就给了众 多企业以缝隙,使得他们刻意压低农民工的薪资水平,较低的薪酬水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因 此,从行业的角度来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行业薪资水平监管机制, 对于不同行业的基本薪资水平进行规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物质收入水平,维护其权利。 参考文献: [1]新华网党的十六大专题报道:《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所作的报告》,http://www.xinhuanet.com/reports/16da/。 [2]刘渝琳、刘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现状及成因分析》,载《人口学刊》,2009(1)。 [3]United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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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长城:《中国生活质量:现状与评价》,181—20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评价研究》,载《统计研究》,2007(2)。 The Analysis of Group Variance About Rural Migrant Workers’Quality of Life FENG Hua CUI Zheng Abstract: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quality of life is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on the migrant workers class’life in cities and from our research we call find that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 is very low.These factors,besides the externalities such as political,economical,social and cultural,there are other internal factors that can bring about poverty and imbalance of quality of life,these hctors include the urarl migrant workers’gender,the level of education experience,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and SO on.Therefore,we should develop the non—・formal education and raise the wage level in the low—-end sector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resulting from individual ̄ctors. Key words:quality of life,group variance,rural mirant workers g(责任编辑:x)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