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女性主体意识分析

摘 要：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曾获茅盾文学奖，引起当代文坛的广泛关注。作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体现。女主人公王琦瑶的生命经历、“生命的韧性”等使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女性主体意识

所谓女性主体意识，就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地说，是女性能够自觉的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的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女性主体意识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是女性解放的关键。

2 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已初步觉醒。鲁迅《伤逝》里子君的言说：“我是我自己的”，开始了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探寻。丁玲、萧红、张洁等女作家也力图找回缺失已久的女性主体意识。同样，作为有着独立思想的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其女性意识在文中的女性人物身上也自然有所体现。

与台湾作家李昂关于“妇女问题与妇女文学”的对话中，王安忆认为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忍受着体力和精神上更多的消耗和负担，“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操持家务。”[1]“‘让女人回家去’这句话孤立起来看，完全是男权思维方式下的男性话语，是对五四妇女运动的反动。但王安忆强调‘女人是女人’是在不否定已经取得的男女平等权利之下对‘男女都一样’这一新传统理论的挑战，解构了传统的平等观念，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显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2]长篇小说《长恨歌》正是王安忆以女性的视角对“女性主体意识”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与积极探索。 《长恨歌》采取了一种纯粹女性的叙事策略，讲述了一位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旧式女子王琦瑶的生命故事。故事以王琦瑶的一生为线索，她的一生是由无数生活琐事组成的，虽然其中也当过“上海三小姐”，做国民党要人的情人，经历过未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但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安稳的度过了。不管是战火纷飞的解放前夕，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五十年代，黑白颠倒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就在她举手投足间的日常生活琐事中流逝。作品呈现了不同于男性严肃政治生活的女性琐屑的人生轨迹，展示了女性远离政治生活的真实生命图景。《长恨歌》始终在大上海的背景下写了王琦瑶坎坷不平的一生，但她凭着女人生来具有的那么一股子生命的韧劲儿一次次走出生命的麦城。

作品的女性主体意识首先体现在王琦瑶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女人生来具有的生命的韧劲。生活让你一百次倒下，你能一百零一次地站起来，重拾生活的信心，继续你的人生，这就是生命的韧劲。王琦瑶坎坷的一生经历无不以这种生命的韧劲作支撑。她本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但“三小姐”的花冠，结束了她平凡的小户人家女儿的生活，被迎进了豪华的“爱丽丝”公寓。可是这种奢华没过多久，在王琦瑶刚被吸引得心里活络的时候，上海解放了，结束了她衣食无忧的“金丝雀”生活。她好比从天上掉到地下，梦被打破了，而她本来以为那梦是花好月好，长聚不散的。对王琦瑶来说梦破了，心却不会止，疼过了，痛过了，又会抬头。她在平安里弄堂做了一名护士，工作单调无趣，生活刻板清苦。可是，就在这种生活中，王琦瑶又有了做人的兴趣。从箱底翻出旧日的好衣服，她开始化妆，她一点一滴地收回自己的美丽，一针一线地拾掇生活。社会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王琦瑶却依旧有耐心地生活着、等待着。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她顽强地忍受住一次又一次来源于那些一次次走近她又远离她的男人的伤害。李主任、康明逊、莎沙、老克腊、程先生、阿二这些男人在她身上得到不同的满足后便决然地离去。她的心一次次被撩拨了起来，可事情刚起头就结束了，之后更长久的寂寞必须她一个人承受。“日子还是靠王琦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人都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的呢？”[3] 王琦瑶只有自己想法救自己。她冷静平和地生活着，咬牙忍受痛苦，她有

足够应付生活的聪明，这聪明让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会得到什么、将付出什么。她能够忍受委屈，懂得勇敢争取。这种女人也许会受命运捉弄，以及受岁月的侵蚀，但是她们真正懂得生活，是生存的强者。任何时候她们都不会折倒，因为她们的生命中有一股韧劲。这种韧劲说不上有多么伟大，却能使她们在最琐碎的生活中历经磨难而不折。对王琦瑶来说，不管命运将她逼到哪一步，她总是为自己留着后路，不仅是那一匣金条，每一个于她有恩的男人，都被她视为无路可退时的“底”，也可以视作一种以攻为守。按王安忆的话说就是“那就是一个女人极其温婉的争取，绵里藏针的”。关于王琦瑶式的“绵里藏针”，王安忆有这样的精彩分析“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有那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她们的硬不定是硬在‘攻’字上，也是在‘守’”。[4]

王琦瑶身上的这种生命的韧性，最主要体现在她直面人生、与命运抗争。鲁迅先生曾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王琦瑶这个女人也是敢于直面人生的勇者。她敢于面对坎坷的人生，首先体现她对爱情婚姻的温婉争取上。拜伦说得好：“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对女人而言，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的议论也几乎可以成为自信坚强的女性的宣言：“女人实际上有超过男人的力量和智慧，可是因为没有她们的战场，她们便寄于她们的爱情。她们意愿被他依赖，

他的依赖给她一种愉快的骄傲的重负，有了这重负，她的爱情和人生才充实。”[5]《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感情生活多有波折，她想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爱，但命运总不让她如意。“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6] 王琦瑶有过爱，但正是这爱将她一步步推向了不幸的深渊，使她不得不挣扎、抗争。

当上了“上海小姐”之后，王琦瑶就被有权有势的李主任看中，并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在李主任看来，“女人还是那么不重要，给人轻松的心情，与生死沉浮无关，是人生的风景。”在他的生命中，爱不是人生大业，王琦瑶只是他暂时求得精神安慰的栖息地。被李主任暂时依赖，也是王琦瑶选择他的爱情的充实。她明明知道李主任是不可能给她以真正爱情的，但她等待着他“将她的命运拿过去，一一给予不同的负责。王琦瑶要的就是这个负责。”她渴望在李主任的庇护下生活，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当选成“上海小姐”之后，她虽身处浮光掠影一片的繁华之中，沉浸在极致的风情和惊艳之中，但也敏感的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逝之痛的，是命运感的，良宵有尽的含义。”[7]她已清楚地感受到时间的成功，眼前的繁华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再者，在解放前夕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人的命运是没有定数的，她依附于李主任，并非仅仅贪慕荣华，而是她对无

常命运的女人式的无奈抗争，她只是想求得一个真实的落定，是像孩子对父母一样的全盘交付。

王琦瑶后来与老克腊的交往也是凭藉了在精神上的各取所需，无利亦无害的。一个向往旧式情调，一个却是真心怀旧，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中不由地假戏真做了。当无亲无故、内心极端寂寞的王琦瑶意识到这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快要弃她而去时，她的唯一反应是用守护了一辈子的金条乞换老可腊留驻身边，表面上是一次双方货真价实的利益交换，实际上是王琦瑶对爱情的最后争取，对以后几年生活希望的争取，也是与命运的抗争。王琦瑶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争取，体现了人的悲剧性精神，更体现了她不臣服于命运的生命的坚韧。

求生存的本能让王琦瑶以那种较温婉的方式争取爱情，抗争命运，追求实在的有内容的生活。虽然她没有争取到任何名义上美满的爱情婚姻，但她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因为她是芯子里做人的人，是自知的女人，是属于她自己的人。 王琦瑶敢于直面人生，抗争命运的生命韧性还体现在她对家庭的独立与依附上。从《长恨歌》的后半部我们看到，当社会灾难袭来时，轻易地改变现有秩序甚至颠倒秩序时，男性会受到重创，女性却凭着其生命的韧性浮出地表，成为呵护男人的温馨港湾和避难所。李主任死了以后，王琦瑶也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平静地接受了生活中的不幸。她很清楚，无论李

主任曾经给她带来过什么，但以后的日子还得自己过下去，没有谁能拯救她。

她信守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信条，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力吃饭。在平安里靠打针维持生计，并结识了康明逊。康明逊是王琦瑶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但是全无结婚的希望。他们都期盼两人能够走到一起，但两人都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都不甘于损伤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你猜我藏、你进我退地互相猜测试探，相持很久谁也不愿妥协。最后到底是王琦瑶先做了让步，“王琦瑶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甚至还怀上了他的孩子。然而，在解决孩子的问题时，王琦瑶用女人的柔韧和无助支撑了男人的“没办法”，王琦瑶“说她反正是逃不了的，何苦再赔上一个；她这一生也就是如此，康明逊却还有着未尽的责任”。于是她为了保护一个男人而和另一个男人莎沙周旋，莎沙的逃离最终使她一个人生下女儿薇薇，并抚养她长大成人。受了那么多委屈，遭了那么多罪，吃了那么多苦，她都无怨无恼。“王安忆让王琦瑶这样普通的女性经历了实际为生存而奋力斗争的平凡人生，曾养尊处优，曾轻松自在，曾欢愉兴奋，然而历史和命运又把她们推到生活中突然鲜明暴裂出的缺口前，女人们坦然地接受了变故，一改对丈夫、情人的依赖，独立地担负着由家庭（或事实上的家庭）带来的责任，饶有兴味地品尝人生五味，”[8]“比以往任何都更爱家庭，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很骄傲，很幸福。”[9] 王琦瑶就是用女性的坚忍、

宽容、柔韧保卫了自己所爱之人，保卫了自己所谓的家庭，坚强地独立于家的屋檐下。

与“生命的韧劲”相连的是孜孜于人生的安稳。这安稳是人生最朴素的底子，带些妇人性，是些小挣扎、小把戏。张爱玲也曾说过人生的安稳具有永恒的意味，虽然常要遭破坏，但仍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带有神性和妇人性。王琦瑶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是被选为“上海小姐”，可也只是“三小姐”，这“‘三小姐’是专为对内的，后方一般的，„„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马路上走着的是三小姐。„„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的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10] 王琦瑶的这种“三小姐”性就代表着人生安稳的一面。这和她生命中的那点韧劲有绝大关系。“文革”把稳重的程先生逼死，把诗人般的蒋丽莉变成革命女将。只有王琦瑶不变，她似乎没有年龄，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人们带回旧日的上海。对生活，她无比认真。这认真是一种力量，正是这力量使她那小房间成了吸引人的地方。康明逊、严家师母、莎沙每日在她的房间消磨时光，躲开生活中的失意。这样还不够，王安忆甚至在小说里直接对“安稳”作理念的阐述。“这安稳是漫长的朴素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要很仔细地过。上海屋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具体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

在这些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穿越急风暴雨的一种而是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的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正是这种人生的安稳，使王琦瑶在任何社会变迁中都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 作品的女性主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女性生命本真状态的描绘上。女性生命体验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的重要一方面。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着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11]女人总是与日子密不可分。大多数女性的生活淹没在日子之中。在当前“杀父”的语境中，王安忆对女性主体性也做着有意或无意的思考。她欣赏苏青“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话。”都市里的平常日子总会有乐趣：“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帖肤可感的。”并评价到：“这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死不屈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12]《长恨歌》本文写的就是“仔细”的日子，及这种仔细的表面下的“一股坚韧”。而这种日子与坚韧是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过这种日子靠的是女人的平常心，而王琦瑶的生活场景和生存方式，无不是这种女性生命体验的印证。 由于自然的安排，男人长于外界活动，环境发展了男人的理性；女人长于向内体验，因而女人的情感深刻性要远远超越于男人。男人热心于政治，雄心勃勃；女人只是日常琐屑生活的主人，有

一颗平常心。女人的聪敏、情趣在日常生活中才得以更充分的施展和发挥。因了她们的灵巧和精致，平庸、琐碎的生计也横生妙趣。日常生活与外界相比，是井底世界，是螺蛳壳里的人生，小归小，却是作为大世界的背景所不可缺少的，是那“大”的“底”。这是一片安全、宁静的港湾，从大世界里退下来的男人们在此得到休息。他们从来不去注意这个小世界的价值，也从没有发现女人经营这个小天地的苦心。女人因为有了平常心才能从虚荣回到现实，才能耐得住无聊、枯燥日月的磨蚀。人生该有几段精彩华丽，大部分是平淡无奇，有时还有一些避免不了的挫折和打击，没有平常心，这岁月难熬。平常心也是王琦瑶坦然面对生活的有力武器。李主任死后，一切荣华富贵都随着给予者的消逝而烟消云散，王琦瑶的人生再次错离轨道，心痛的如同“木头人”，但她凭着女人过日子的平常心，在邬桥那世外桃源又有了做人的兴趣，生活的信心，于是重新回到生于斯、长于斯，而后又死于斯的上海，重新汇入弄堂小市民阶层。中国有句古话，“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像王琦瑶这样经历过繁华的女人没有平常心是很难重回平淡生活的，但她做到了，她“到护士教习所学了三个月，得一张注射执照，便在平安里弄口挂了牌子”，开始了她以劳动养活自己的正常生活。她未婚先孕，“挺着肚子在弄堂里进出，也不怕别人笑话。”像她这样聪敏的女人当然知晓众人的流言蜚语，“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无处不在”，并且“这流言说到底是有一些痛的，尽管痛的不是地方，倒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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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心钻肺的”，尽管如此，她依然生养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儿，

做回真正的女人。正是这平常心帮她过去一个又一个“坎”，在无常的人生里把握一份“常”。在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的时候，王琦瑶他们却在围炉夜话，吃下午茶，在动乱世界的缝隙里偷得片刻欢愉和安稳，这就是女人的平常心。

平常心是入世的淡泊无为，有时还有些迫不得已、无奈加无助的可怜。但平常心作为女性的一种生活态度，生存形式，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日常性一面。

女性生命的本真状态还体现在女人关于时间的思考上。《长恨歌》中女人对时间的感觉是独特的，对付时间的方法也是独到的。时间真实地映照了女性生命的本真状态。因为时间是女性的一笔财富，但更是女性的一把杀手锏，而王琦瑶这个女性是个城市的励练中较好地超越了时间、超越了自我的人。一件沉积在箱底多年的旧衣服经她之手改裁后就可以领导一时的新潮流，一天天冗乏的日子，在她的手中就可能变成一盘盘精美的小点，一锅锅香飘四溢的锅仔，一幕幕“炉边小天地”的紧凑。在她手上时间不在成为一种烦恼，一个难以对付的问题。女性正是以这种精神支撑着生活，使生活依托在了这样一个个精美的底座上，女性将时间很好地转化成了物质，成了一个又一个可触可感可亲可知的存在。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情“和这炉边小天地无关”，与这炉边小天地有关的是如何将这种“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

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生活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一种最能把握时间本质的生活，是由一个个的细节组成的具有时间内在质感的生活，这种日常的主体意识也许是女性对付虚无、占有时间、超越时间最有力的精神之剑。

从以上可以看出，王琦瑶由琐琐屑屑的日常生活堆砌而出的生命是极其韧性的。正是这种韧性支持着她在生活的沙场上“屡败屡战”，顽强地抗争命运，实践着她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尽管最终死于非命，可那是阴错阳差的宿命，与她的坚韧的争取无关。她以生命的坚忍不拔，张弛有致在动荡不居、风雨飘摇的非常时代里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方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她的那种柴米油盐醋茶的生活场景和生存方式正是女性生命本真状态的生动写照。

总之，作品通过王琦瑶这一女性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生命本体的真实存在。女性以平常心对付那咬噬生命的水一般细长的琐屑日子；女人为人妻为人母，把日常生活拾掇的清丽鲜亮；同时，女性也凭着一股与生具有的生命的坚韧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坎坷，与命运作温婉的抗争、争取。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文学——这是一幅图画，即某种意义上的一幅图画和一面镜子。”文学作品具有社会教育的作用，我们从王琦瑶身上看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最强音，从字里行间中感受了女性灵魂的震撼和呐喊。也使更多的女性读者转而思考自己，并在现实生活达到质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