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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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论著，呼吁“史界革命”，由此引发“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梁启超及其《新史学》等论著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史界革命”理念之形成

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清王朝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上下震动，王朝统治者、各阶层士大夫和朝野学人都深受刺激。痛定思痛，公认日本以募尔岛国能够走向富强，皆因明治维新收得实效。于是维新变法运动涌动全国，新闻界、舆论界一马当先，《中外纪闻》(1895，北京)、《时务报》(1896，上海)、国闻报(1897,天津)、《湘报》(1897，湖南)先后创刊出版，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纷纷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伴随着维新思潮高涨和变法运动的推进，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破旧立新的浪潮，史学界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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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指出:“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而今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梁启超在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

上述言论表明:对中国传统旧史学极为不满而要求变革，己经成为部分敏锐学者的公开诉求，其产生于国难的激发，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互为表里，紧密关联。20世纪第一年(1900)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重大事件，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超过中日《马关条约》的屈辱国耻，在思想文化上引发的激荡也更为巨大。作为政治改良派代表人物和舆论领袖的梁启超，在己有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提出较为全而和激进的新史学理念，乃是顺理成章的取向。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表述了“史之界说”。

众所周知，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对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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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求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反对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理念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改良派在文化思想上的作为，却相当激进，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在学术和历史观上都具有颠覆性，而前引康、梁1897年之前对中国史学的讥评，也己开《新史学》某些观点的先机。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成为清政府通缉的要犯，其愤感之心，可想而知。1898一1900年间，梁启超与孙中山有过频繁来往，部分地赞同了孙中山的主张，双方一度积极谋求合作。但二人在是否以武力颠覆清朝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加之康有为的干预，梁启超依然保持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二、“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及其意义

梁启超在批判旧传统史学弊端的同时，更阐明了“新史学”的标准，从而完成了新史学理论的奠基工作。1902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是 在一定时代背景激发下，以西方传来的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揉合西方多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并参考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等日本学者著述而撰成，因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新史学的理念。这在许多相关论著中都有详细的叙述，在这里仅就其要点简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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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历史者，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他论述说:“进化者，往而不反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此类者，谓之历史学。”也就是说，新史学的本质应当以进化论为指导，叙述考察种种进化现象。 其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梁启超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人群进化的结果，“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历史最应关注的事情是人群，“欲求进化之迹必以人群”，“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 其三，“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8](P7一10)。如前所言，这里的“公理公例”指的是历史哲学的范畴。梁启超强调:“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其四，关于史学之功用，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甚至指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其五，关于史学研究方法，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指出:“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这就要求史家放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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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能局促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度的研究，否则难以达到“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目标。梁启超还批评“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的弊病，认为各种“科学”如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提出“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学术主张。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不仅产生了“新史学”的理论，而且撰成多种依据新史学理念的通史著述，一个理论和实践皆获突出成果的新史学思潮汹涌澎湃，得到广泛的赞许和追随，使中国史界的而貌大为改观，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三、如何认识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思潮不是个别一二人的思想与活动，而是有识之士广泛参与其中形成的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文化潮流。在新史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梁启超无疑是这一思潮的先锋，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述，在中国史界首发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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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了历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号角，其中《新史学》涉及的史学理论最为清晰和全而，影响也最大。因此，对梁启超《新史学》如何评价，是认识新史学思潮的关键。 经过学术界多年的讨论，《新史学》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z}}，虽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但《新史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己经毋庸置疑。

(一)过度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给史学的改造赋予了整个社会赖此进步的功能，这是一个难以承受之重。夸饰史学的社会功能，必然强化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意识，这实际是沿袭和扩大了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宗旨，在这一点上没有完成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转型，没有将史学理论置于强化学术理性的基础之上。这在当时以救国舆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界，是很难避免的局限性。

(二)片而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效应，淡化了史学的求真准则。史学的求真准则是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第一要义。史学的致用诉求，也曾在史学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成为史家著史、治史、承担历史责任感的源泉之一，也因此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弘扬。但史学的致用宗旨与史学的求真准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史学发展的进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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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尽力将求真置于第一位，防比因为某种社会政治的需要而扭曲历史的真实。

(三)承袭了进化论学说原有的缺陷，片而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排斥与斗争。进化论学说原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科学学说，他揭示了动物、植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化的规律，认为“物竞天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这是科学史上的伟大成就，影响巨大而广泛，具备思想启蒙的意义。但是，达尔文学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主要强调了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忽视生物界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尔文学说的思路被推衍到西方社会学、历史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社会进化论的流派，有些流派在原有讹误上进一步误解，甚至走向极端化。

(四)信从源于西方的人种论。在梁启超所处时代，西方人种论思想在中国一度广为流传。五花八门的人种论思想，有些渗入历史进化论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既具有这种特征。梁启超信从人种论，由来己久，他宣扬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口号，就带有人种论的因素，《新史学》中更专题讲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以人之肤色为总纲对“人种”划分优劣等级，评述不同人种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这是其思想构成中芜杂荒诞的成分，是历史观上的大谬误。梁启超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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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论的观点也有所选择、有所改造，他在1902年同年撰写的《新民说》中，设想了通过“新民”的努力，使落后民族超过优等民族，“使黄人能自新以优胜于白人”这就与极端的种族主义划清了界限。

梁启超较多地强调民族竞争中的“优胜劣败”，这里的“优”和“劣”乃指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能力，并非善、恶判断，这从其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梁启超罗列了世界历史上的这种史实，并未赞许以强凌弱的侵略行为。问题是他叙述历史上残酷竞争的史实之际，很少对恃强欺弱的现象予以批判和谴责，这就容易造成颂扬强者的误解。毫无疑问，梁启超过于淡化了历史评论中的正义原则，应当给以批评。然而，在以警醒众、激发民众奋发自强的目的下，叙述某些历史上“弱肉强食”现象而未加谴责，也不能过度地指责为“漠视人性”。所谓的“善”、“恶”标准，也应当是历史性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进步和完善的。例如原始先民多有食人行为，以战争为业的上古亚述帝国往往将被征服部族全部屠杀，类似的暴行是否值得

谴责，应当依据时代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程度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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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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