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的叙事策略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萧红的作品重新发掘以后，学界开始对她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萧红主要作品的散文化倾向谈起，介绍她小说中的一种叙事策略。介绍了总体反讽、语言反讽和结构反讽等策略在其散文化小说中的运用，为人们认识萧红的作品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萧红；叙事策略；反讽；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74-02

萧红在同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这里萧红谈到的另一种小说就是一种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鲁迅先生也曾用“越轨”笔致来概括这种风格，五四以来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并不鲜见，郁达夫、废名、沈从文都曾有过这种创作，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与他们相比，除了抒情因素外，她的反讽叙事策略是需要我们格外予以关注的。

“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onia”原指希腊戏剧中一个佯装无知的角色，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假想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自身无所知，即一种“无知”与“对无知的过分自信”和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之间的矛盾。萧红的小说可以说对传统的小说是一种颠覆，萧红小说传达的那种氛围和人们的阅读期待形成了一种巨

大的矛盾，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一、总体反讽的叙事策略的运用

萧红的作品阅读需要一种整体性的领悟力，因为它是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没有整体感就不会对她作品形成深入的领悟，而“总体反讽”在形成这种整体深入领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的“总体反讽”既是说反讽不同于讽刺，不一定非要出现一个具体的嘲弄对象，反讽也可以具有“形而上”和概括的性质，换句话说整个人类即是人类存在状况所固有的那种反讽的受嘲弄者。正如法国批评家乔治·帕朗特所说“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的天性所含的矛盾里，也存在于宇宙或上帝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一种基本难以避免的荒谬。”从总体反讽的角度来看，同被列为“奴隶丛书”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叶紫的《丰收》相比，萧红的作品蕴含更多的现代性审美因素。

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在萧红的《生死场》中，一共分为17章，基本上每篇都可以拿出来独自成篇，文中没有中心的人物，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呈现一种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但小说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人类困惑点的基础上，它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聚合，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中，人们像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妇女的生产与动物的繁殖没有任何的区别。五姑姑的姐姐赤着身子在尘土飞扬的火炕上翻滚，金枝在怀孕期间还要忍受丈夫的性欲，李二婶的小产。妇女的尊严，生的尊严在生死场中是没有的。就连

死在这里同样也是波澜不惊的，小金枝活活被亲生父亲摔死，因传染病而增加的乱坟岗上的死尸，日本人侵入时村子里的座座坟头，在《生死场》中，萧红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生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死。生与死这个长久困惑人类的问题，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中似乎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对这里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一切都按着生物的本能在“轮回”，萧红通过这种蒙太奇式的片段组合形成了对生死的哲学性反讽，在这种动物性生死的背后，暗藏着萧红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主题的重大揭示。这也表达了萧红对生死一种现代性的忧虑，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意识。

总体反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它和受嘲弄者同属一个类别，因此它是倾向于受嘲弄者角度的，但它又站在超然的角度几经观察，这种所谓的超然和存在的张力通过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产生了作用。《呼兰河传》中，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搭野戏台子，庙会等等这些呼兰河的盛举都是为鬼而做并非为人而作，活人是借了死人的光。作者在超然的层面冷静的观察“呼兰河”事物的同时，表达了对呼兰河城人的一种同情，也透露了自己身为其中一员的深深的悲凉感。人们为小团圆媳妇“治病”而出的种种荒唐的主意，最终使小团圆在人们的热心“关爱”下，悲凉离世，胡家家破人亡，有二伯怪异的种种行为和冯歪嘴的爱情悲剧，在呼兰河“正常”的社会秩序下上演种种离奇荒唐的事情，作者通过对这些情况的描写表达了她作为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人的深切而又无奈的思考。透

过《呼兰河传》这部作品，我看到了萧红对生命的哲思远多于她的抒情意味。呼兰河城整体成为了一个反讽的对象，承担了作者关于善恶美丑的丰富思考。通过总体的反讽，萧红散文化的小说的整体意蕴得到了一种多层次的呈现。 二、语言反讽的叙事策略运用

萧红散文化小说的语言与同样倾向的郁达夫语言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郁达夫更多是受到传统诗词文化的影响，语言呈现清丽典雅委婉含蓄的特色。萧红的语言更具有了一种野性，多了一份原始特色和原始情调，萧红直白自然而略带野气的语言也构成了萧红一种特色的语言反讽。语言反讽是一种常见的反讽，语言反讽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对照”即语言与文本呈现之间的对照，这种对照可以呈现多种表现方式，既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隐晦的。胡风在谈到《生死场》的语言时曾说到“语法句法太特别”，“特别”是隐晦的说法，其实是说萧红这时的语言比较生硬的。不可否认与《呼兰河传》相比，《生死场》的语言的确略欠火候，显得粗粝得多，但萧红散文小说语言的反讽在《生死场》中已经初现端倪，她在对《生死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语言描写时，读者可以从中隐约体会到她对言语者的态度和情感，生死场中的二里半、赵三、王婆、麻面婆的语言与读者期待的语言存在某种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使人们对生死场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产生怀疑。

这种言语反讽在《呼兰河传》中体现得更加鲜明。不得不又一次谈到小团圆媳妇所在的胡家，在胡家婆婆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过程

中，婆婆与道士关于抽贴的对话，和婆婆对抽贴钱与鸡、鸡蛋、小猪、豆腐等一系列事物之间的等价联想，通过小团圆媳妇婆婆这种直白的令人发笑的独白中，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那种对生命的漠视震撼，心也在那一刻被狠狠地刺痛了。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间语言的外表下，包裹着的是对国民性深深地思考。言语的反讽即在言语表象与言语实指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引导读者通过字面上的含义领会作者的深层意味，萧红以她非凡的才华和敏锐的直觉在她的散文化小说中为言语反讽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言语越是天真无邪，越是幽默可笑作品的悲凉意味就越是深广，文本的审美意蕴就越是耐人寻味。

三、结构反讽策略的运用

萧红小说的结构也是值得玩味的，有人说她的结构非常散乱。这一点我是无法认同的，萧红小说的结构并不是一盘散沙的，事实上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有它的结构，区别仅在于组织结构的模式，有的是显得，有的是隐地，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传统的以人物故事的因果联系组织结构的模式，在她的小说中你看不到明显的中心人物和明显的事件因果有联系，传统的组织结构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你，但生活不都是尽如人意的。萧红的结构组织模式更多具有一种现代性的意味，表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状态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心理动态的展示，揭示生活的复杂，这是现代作家追求的一种境界，萧红尊重生活的原始性，从自己敏锐的对生活的感受出发，以她非凡的才华展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度和生活的非理性，这种非

理性展示构成了萧红小说散文化倾向的最大动因，而反讽在拓展非理性的情绪时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萧红本能性的现代意识决定了她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而这种散文化倾向反过来又影响了她的反讽结构模式。

萧红的结构反讽体现了这种反讽模式的美学形式和文化特质与其散文化的内在联系。在这种结构性反讽的情绪中潜伏着作家的历史反思和文化内省的独特感受方式，并以此为内在线索来连贯和衔接其跳跃性的艺术画面。正像赵元所说：“萧红的那些作品的各部分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个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在一起的。”即是说萧红的散文小说呈现的不是纵向的因果的复杂关系，而采取的是一种“横向”的聚合式氛围观察。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虽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但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场景搭建起的完整结构，每一个场景中作者都如实地记录了生活的本真状态。“菜圃”“麦场”“荒山”“羊群”都是生死场的典型场景，每个场景都写出了村庄极其零散琐屑的事，如找羊、生产、传染病、丧事，每个场景单独看都品不出审美意蕴但如果将每一个场景放置于“横切面”的结构气氛中，就会发现每个场景都是整体气氛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场景的隐喻性内涵构成了对整体氛围的一种反讽。 由场景搭建的结构反讽之所以有效是来自于场景与读者之间的心理期待的巨大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将结构性反讽的审美意蕴展现出来。《呼兰河传》的结构反讽体现得更加完整，以大量的场景支撑呼兰河松散的结构，艾晓明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将《呼兰河传》

的场景结构称为“野台子戏”，这个概括既有趣又十分生动，《在呼兰河传》的第一二章中描写了大量呼兰河的寻常事物，如十字街的牙医，西二道的火磨，神奇的大泥坑，吃瘟猪肉的种种借口，买麻花的揩油，磨坊伙计的争风吃醋，以及呼兰河的种种精神盛举。各种场景在呼兰河轮番上演，生与死轮流交替，形成强烈的对照，在小团圆媳妇示众治病的场景里，场内人的虔诚和场外的读者感到的荒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萧红以她卓越的才华和真挚的性情来创作小说，她的个性为她散文化的小说注入了灵魂，使之历久弥新，反讽策略的运用为她的作品增加了一种哲思，使她的作品有了一种现代性的意味，也使人们阅读她的作品能够形成一种共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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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矛盾.呼兰河传序[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