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蒋重跃发言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蒋重跃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感谢学校领导和学报编辑部同仁！

昨天我到得晚了一些，我知道，下课后再赶火车在交通上会费点小小的周折，但我一定要赶过来，因为我心里想的是来向衡水学院的领导、魏老师和学报编辑部各位同事们表达我的敬意。所以，这点小困难就不算什么了。更何况，现在交通发达，与从前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严格说来也不算是什么困难。我说这些并不是客套，一方面是对你们的工作精神，另一方面是对我们的“董学”事业心存敬意。刚才田处长说我们从事的研究不是“显学”而是“绝学”，“继往圣之绝学”。说得太好了！“董学”就是“继往圣之绝学”，它是一件关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大事。所以从诸多方面考虑，我都要来表示敬意。

《衡水学院学报》创刊二十年，出版一百期了，为了表示祝贺，我写了四句话。下面我就来谈谈这四句话的内容，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感想。

刚才刘建生局长讲“民族有幸”，我非常认同。的确，中国人选择儒家作为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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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精神，确实是民族之幸！

我所说的四句话中的第一句是“尊天道明经权要在民本”。关于董仲舒，过去的片面之词实在是很多，现在我们有责任把事实说清楚，所以研究这个问题的责任更加重大。董仲舒曾被戴上许多顶帽子，例如他本人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卫道士”；他的天命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论“是神学理论”，甚至是“巫师的骗术”，连神学理论都“够不上”！这类说法太多了。当然，关于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讲阴阳五行，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但是仅凭这些就全面否定董仲舒，这是不可取的。记得前年我参加一个单位创办新刊的座谈会，我转述了一位朋友的话：“我们的学术界，缺少一位像董仲舒那样的思想家，能把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来，而且能影响一千年。”我的话音未落，一位治中国古代史的著名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你是想让我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弄得我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我想了一想，一位中国古代史的教授居然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这说明我们的确有责任把事情讲清楚。

我是在研究另一个问题的时候涉及董仲舒思想的。中华民族为什么选择儒家，而不是其他家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中国人讲天道不假，可它的根基在人，不在天。中国人讲民本思想，现在也很提倡，在古代，它形式上的根基是天，如果没有天的话，民的根基也是不牢靠的。从周公开始，就把天命跟民心联系起来。经过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凡讲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讲民心。最典型的是孟子。孟子讲天命，更讲经权，他把天道和经权联系在一起。董仲舒也是既讲天命又讲经权的。讲经权是最厉害的，它的核心就是“民本”，这是社会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基本动力，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力。

为什么要改革创新？孟子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礼是不变的，礼就是经，经就是常。可是遇到特殊情况，“嫂溺援之以手”，这叫作权。按照礼经的规定，男女授受不亲，手是不可以碰的。但是嫂子掉到水里要淹死了，这个时候就要突破经的规定，拉她一把，救人要紧啊，这是以人为本。权与经看起来是相反的，可是在精神实质上却是相通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有些常规的礼文，在特殊情况下要变通，变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服务，为人的生存、为人的发展服务。比如，安徽小岗村，改革开放前按规定是集体生产，结果生产效率不高，生活极为困顿。为了能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村民们私下里搞起了分田到户。后来在全国推行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小岗村的做法基本一致。可见，最初的改革就是权，就是以民为本，就是突破原有的经的规定，它符合人的发展的基本原则。这样看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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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在中国固有思想上的理论根基就是经权论。

董仲舒表扬《公羊传》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解释。楚国大军围困宋国都城，城中“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实在是太惨了。怎么办？宋国统帅华元私下会见楚国司马子反，情急之下，顾不得犯泄露军情之罪，以城中惨状相告。司马子反大为感动。两人擅自决定罢兵。当然，这违反了国家制度，犯了大错。可是这个做法，却保护了人民。《公羊传》对两人违反制度，擅自做主提出批评；但对两人哀悯人民的仁爱之举则给予表扬。《公羊传》把按制度规定应该批评、按人道原则应该表扬的写作方法叫作“实与而文不与”，董仲舒对此大加肯定和赞赏。

还有，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故事，即用《春秋》的先例来断案，说的也是保护人生命的故事。例如，一位妇女丈夫出海遇难，没有找到尸首，无法下葬；后来妈妈把她嫁给了别人。官府认为这是夫死不葬，又擅自嫁人，按律当斩。董仲舒说夫死未葬，是因为找不到尸首。夫死再嫁，《春秋》有类似情况，是给予保护的：夫死无子，有更嫁之理。而且嫁与他人，乃父母之命，非自己本意。据此，这位妇女不应定罪。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故事还有若干条，说的都是对人、对人性、对人的生命要给予保护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有情感、讲人道的思想家。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讲天命、讲经权的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人、对人的生存、对人的发展有着深切的关怀，董仲舒就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我的第一句话“尊天道明经权要在民本”是想说，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幸，中国文化之所以能自我开拓、自我进步，靠的就是权对于经的不断突破和回归（螺旋式发展）。在突破和回归之中，儒家的精神不断地得到自我的否定、自我的突破、自我的完善、自我的发展。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董仲舒就是这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我的第二句话是“慕远古崇圣贤实为而今”。追慕远古，崇拜圣贤，目的是为我们今天，这叫古为今用。这个“用”，是合理的用、科学的用。我们所做的，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办刊，都在这个范畴之内。

在办刊工作中，咱们《衡水学院学报》“创名栏带全刊有功学界”，这是我的第三句话。教育部在评过第三批名栏之后没有继续再评，虽然目前还没有“名栏”的头衔，但在我心中，《衡水学院学报》的“董仲舒与儒学研究”栏目比有些入选名栏建设工程的栏目还要有名，这是事实。而且不光是“栏”,比起有的入选名刊工程的学报来，《衡水学院学报》在社会反响上也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衡水学院”这四个字，随着《衡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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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报》这个刊的声名远播而名扬天下。中央电视台能播出十五分钟的专题节目，介绍《衡水学院学报》和衡水学院，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了得。教育部没有继续评名刊名栏，这没有关系，咱们的学报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有功学校，还有功社会，有功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我的第四句话，“讲奉献感同侪无愧士林”，这主要是说魏老师以及编辑部的同事们，还有咱们衡水学院的领导、老师、同学们。学术事业跟挣钱的事情在经济效益上当然无法相比，但是对于文化、对于教育的发展却是有大贡献的，在这方面，作为知识分子，你们是毫无愧色的。这一点早就深深地感动了我，也令我非常羡慕。在我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动机，要再一次来衡水，别说一点小小的困难，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来向你们表达我的敬意。更何况衡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江山代有人才出。唐代孔颖达也是衡水人，他作《五经正义》，非常了不起，其功不在董仲舒之下啊！此外，还有很有名的周亚夫、冯太后、高适、孙犁等，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呀！

说起个人，我早就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把历史上真实的董仲舒告诉世人。去年暑期，商务印书馆和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在西安举办了中学语文教师大会，全国各地上千名老师参会。主办单位让我从历史学的角度给语文教师讲一讲。我选的题目是《秦汉思想与中华文明》，重点讲的就是董仲舒。我希望听众能够了解真实的董仲舒，了解真实的汉代历史。讲座中，我专门提到过去关于董仲舒有许多不合适的评价，我们不要以讹传讹，而要认真读书，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这个讲座引起现场听众极大的兴趣。后来这个题目又拿到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上讲了一遍，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我觉得自己有所行动，内心的压力和紧迫感才会有所舒缓。咱们是做研究的，实事求是是根本，要把文化发展本身的道理讲清楚才能让它在今天真正地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我借今天的机会，把以上的感受跟各位汇报一下，主要目的是要向咱们衡水学院的领导、编辑部同仁和魏彦红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校：曹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