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是一个诗歌腾飞的年代。在那场文化的血雨腥风过后，一种不可抵挡的文学热潮在此时掀起。这是年轻人在沉寂后的爆发，也是诗歌的一次集体释放。
有人说这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诗人，新的主题，新的诗歌······这一个无处不透露出新气息的年代被称为“新诗潮”时期。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新诗潮盛行的时期，另一种力量在喧闹中缓缓崛起，他们以生活化为旗帜，迅速的占领了诗歌市场，使其后来居上形成另一种热潮。而这股热潮很显然是建立在新诗潮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以反朦胧的为起点，开辟了诗歌的另一时代，史学家习惯把这个由第三代诗人创造的年代称之为“后新诗潮”时期。很显然，这两个诗歌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使得这二者也更具可比性。依个人之间，无论是从表面上的写作内容还是深沉次的思想情感。这二者都是知道比较分析的。
一、 产生的背景
了解一个问题的本质必须就其根据，寻找其产生的背景是最具说服力的根据。
“新诗潮”产生于70年代末，在历经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化浩劫后，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的诗歌的觉醒。是以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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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以罕见的规模。力度表现了广大群众的情感和意愿，诗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政治、文化价值，它宣布了充斥诗坛的矫揉造作、陈词滥调的“诗”的死刑。
70年代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喜大悲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在此期间，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大批归来诗人。他们摈弃昔日那中类似于呐喊的写作手法，开始以一种朦胧的状态去感悟生活，关心社会。用意向化的语言去描摹生活的姿态。“新诗潮”产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之后，那么它注定了就具有那个时代的残留，同时因为对那个年代心有余悸，害怕再次迷失在文学的暗沟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大都带有寻求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恢复的呼唤。
相比而言，产生于“新诗潮”兴盛时期的“后新诗潮”在寻求超越朦胧诗的路途中，就必须寻找到朦胧诗所不具备的特性。新生代诗人在这一路途上显然是清醒的，他们抓住了朦胧诗歌的“朦胧”二字即是美也是残的特性，以平面、简单的口语化叙述语调被人所接受。也在朦胧诗笼罩的大环境中找到了自我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
产生于浩劫后的“新诗潮”理所当然的具有一种历史复检的特性，而产生于“朦胧”笼罩岁月的“后新诗潮”自然而然便有一种反朦胧的生活气质。这是二者所产生的背景不同而决定的。也是二者诸多分异的源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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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现手法
新时期诗歌具有新时期所独特的写作风格。
白洋淀派是“地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诗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诗人北岛便是白洋淀诗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北岛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代表了“新诗潮”白洋淀派的写作风格。北岛的诗作大多以醒目的意向，精辟的语言和冷峻的色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诗作中常用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的关系，打破时空的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新的前景。在7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北岛通过简洁、直率的叙述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怀疑态度。后来大多数作品中困惑中携带着对荒唐时代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洋淀诗派的诗人有一部分逐步走向朦胧诗的协作的道路。而朦胧诗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审美特征朦胧诗对传统诗歌艺术规范的反叛和变革，为诗歌创造提供了新鲜的审美和经验。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是朦胧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朦胧诗高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现实而摒弃客观再现，意象的瞬间撞击和组合、语言的变形和隐喻构成整体象征，使诗的内涵具有多义性。捕捉直觉与印象，用情感逻辑取代物理逻辑，以时空的转换和蒙太奇造成诗歌情绪结构的跳跃性和立体感，使诗歌情绪内涵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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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弹性张力的空间。朦胧诗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再出发，意味着诗坛恢复了与世界现代诗坛的某些联系。舒婷是朦胧诗人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我们从她的诗作能轻松的找到朦胧诗的写作特点。舒婷最具影响力的诗篇，爱情诗歌经典之作——《致橡树》以橡树和木棉两个意象作为抒情的媒体，既隽永柔美又刚劲挺拔。从那深蕴于意象间的真挚情感，表达了女性独立的爱情观。《落叶》一诗中用落叶对大地的深深依恋表现出作者自己对祖国，对生活在祖国土地上的人民的深爱之情。这种意象化的抒情方式在舒婷的诗作里面随处可见。而且在舒婷的诗作里面也时常能见到象征、隐喻和时空交错跳跃的手法，以造就含蓄和朦胧。在她的《往事二三》，诗人从“一只打翻的酒盅”“月光下浮动”的石路，“压倒的青草”和“遗落的一枝映山红”。到醉后的感受：绚烂、夺目也使人眩晕。到最后写不如让“竖起的书本”挡住怀恋的“烛光”。努力忘却那段令人眩晕的往事而又不能，这就是诗人想要表达的微妙感情。至于那令人眩晕的往事到底是什么，只能留给不同经历的读者自己去想象了。朦胧诗的味道也就在这揣摩和咀嚼之中。
朦胧诗这种以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的表现手法进行诗歌创作一度引起文学界的一场争论。但是无论如何的褒贬不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朦胧诗潮开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新时代。是传统的诗歌创造焕发出了不一般的色彩。
而在其后盛行的“新生代诗歌”则又是另一番文学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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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三代诗人是一批较朦胧诗人更为年轻的诗人。他们在全国各地以民间群落的形式各自办诗刊诗报，以各种五花八门的名称来标示自我概括的艺术主张，造就了一次新的断裂和“美丽的混乱”。
就写作手法而言，“新生代诗人”一开始就标榜放朦胧。所以在写作手法上并然会选取与新诗潮诗人截然不同的做法。
反意象化、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生态口语化倾向构成了对新诗潮经典的意象语言的规范的颠覆：诗到语言为止、让诗回到语言本身。而以“非非主义”为代表的超语义的偏离和丧失，从而还原到前文化的状态。如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头像》、杨黎的《冷风景》都颇具代表性。这种激进的语言还原显然包含着对文化的质疑、破坏和解构。新生代诗歌群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的表现手段就是用最质朴的语言写最平凡最简单的生活，不讲究文词的雕刻，不习惯含蓄的情感抒发。正如新生代诗人韩东强调的诗人本身的感觉和体验，常以质朴明净的语言表达细腻淳厚的感觉。如写明月“飞过来的时候有一种声音/有一种光线”（《明月降临》）。如写秋天“黑暗中的田野/有庄稼在成熟/风同样吹过/好像经过我的手指。”(《一个真理》)韩东以恬淡简约的语言和冷静淡漠的叙事来唤起读者回味。这种表面上平淡如水，语言质朴无华，绝无铺排渲染之笔，用有限的语句造就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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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写作手法上，新诗潮和后新诗潮诗人无疑是站在天平的两端的。他们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丰富着新时期诗歌。
三、 思想情感
在十年浩劫过后兴起的新诗潮理所当然的具有与时代相照应的思想特色。从“归来”诗人开始诗人就在不断地对个人和历史进行着反思，从而带有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艾青色《鱼化石》、梁南的《归来时刻》、白桦的《春节晚会的即兴诗》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等作品，都有沉思历史的主题表现。“归来”诗人又特别关心社会问题在，重视诗歌的社会干预作用。在时和现实关系的调整上，在对时代情绪和社会矛盾的感受思考上。诗人们以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理性思辨精神，作深刻的社会探索。艾青的《在浪尖上》、光的《不满》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而朦胧诗进一步将这种思辨探索的基础上对人的自我价值进行了重新确认，对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舒婷以搁浅的船概括一代人的悲剧命运，面对神女峰这千年的流传的神话“煽动新的背叛”；梁小斌以一把钥匙的丢失来象征理想的失落；杨炼在大雁塔自我历史中观照人民的命运；江河把自己垒进“纪念碑”感受民族的苦难。诗人在觉醒和叛逆、迷惘与清醒、痛苦与庄严、失落与寻找、追悔与重建的感伤诗情中试图构建一个新的诗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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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站在生活上空审视生活的朦胧诗派，第三代诗人试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英雄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人道主义的感伤，而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因而“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于是，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是最早的对英雄主义别出心裁的嘲弄：“关于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这种局外人式的冷漠叙述姿态显然解构了杨炼《大雁塔》中悲剧英雄的崇高。于坚的、《尚义街6号》、王小龙的《外科医生》、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等都是呈现出一种平民日常生存状态的琐屑和尴尬。
新诗潮和后新诗潮不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他们在诗歌写作艺术和思想内容上虽然截然不同。但是它们都为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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