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模到价值: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模式分析

麦志英; 韩国栋

【期刊名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9(041)005 【总页数】4页(P14-17)

【关键词】商业银行;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 【作 者】麦志英; 韩国栋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16; 青海银行总行 规划发展部 青海 西宁 810008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830.33

“十三五”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结束“高歌猛进”发展势头，进入以发展降速、风险释放、模式转型为特征的新阶段。在过去的黄金十年里，追求规模既是战略也是目标：扩张网点吸储，围绕大客户放贷，资产负债表快速增长。银行业发展模式的同质化并非是因为从业者缺乏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而是在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里顺势而为的理性选择。时过境迁，规模可以是结果，但不再是手段，新时代商业银行将更加侧重于价值创造、创新驱动。 一、商业银行以规模驱动增长的弊端代价

理论界通过DEA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要素投入和盈

利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银行经营效能的改善主要源于规模驱动，而非创新驱动；商业银行产出中的规模效率因素远大于技术效率因素，仍表现出粗放式增长特征。尽管国内各商业银行近年来宣称走“特色化发展、差异化竞争”的发展道路，但分析发现，各行仍然较多依靠规模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依然不足。传统的粗放式增长路径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已然不可持续。 一是局部金融风险加速集聚，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下滑，不良双升。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2018年“陀螺”体系评价，国内商业银行不良率1.48%,虽小幅优于国际平均，但不良率绝对值同比上升0.32%；不良余额1 498亿元，同比增加285亿元；拨备覆盖率219.9%，同比下降1.4%。

面对不断聚集的风险，央行强化了指标约束和行为监管，将过去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调整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借助广义信贷指标强化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管控约束。同时，国家银保监会开展了“三三四十”专项治理，力促表外资产回归本源，遏制金融资本空转套利。各级监管部门累计开具2 500余张处罚决定书，罚没金额近13亿元，处罚力度较上年明显加强，对银行规模驱动的发展方式起到了纠偏作用[1]。

二是人均产出效能出现拐点，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人均效能开始下降，出现“增员不增效”的现象。按照经济理论，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虽然能在企业发展初期带来产出的增加，但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却无法持续，终将趋于平缓甚至下降，即生产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以62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分析了2008-2016年八年间人均利润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以2013年为分水岭，之前商业银行人均利润从30万元持续攀升至63万元，之后则转而下降至59万元；并且技术进步指数持续低于阈值，商业银行运用现代金融科技的能力明显羸弱。尽管四万亿投资刺激期间，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过短暂上升，但规模扩张带来的红利难以冲抵技术水平的退步，导致盈利动能出现增长乏力的情

况。

同时，无法跨区域经营的商业银行普遍把物理网点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抓手，在十二五期间建设了大量网点。但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脱媒的冲击下，物理网点经营开始出现投入与收益无法匹配的难题，集中体现在：单一服务性网点占比高、高产高效网点数量少、网点平均存款少等方面[2]。2016年以来，国内多家银行不断缩减网点布局，实行以智能机具设备替代人工的策略：工行网点总数13 098家，较上年减少322家；中行网点总数，较上年减少36家；建行网点总数12 761家，较上年减少470家；农行对1 800余家低效网点实施了“瘦身计划”；招行缩减网点租赁面积近4万平米，节约营业场所租金近六千万元。2017年，国内十余家商业银行继续收缩网点，近百家基层支行、小微支行、社区支行选择退出市场。 三是资本补充压力有增无减，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内外部融资渠道受限，资本充足率逐年下降。持续的规模扩张虽然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规模红利，但也造成了资本补充方面的压力。据银监会统计，2008-2016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从14.25%下降至12.4%；按照新的MPA广义信贷规模要求，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明显加大。受此影响，银行一方面要从本就增长乏力的经营利润中增加计提，另一方面还要从其他外部渠道弥补资本金不足。大量机构的一致行动必然导致融资难度加大，资本稀缺也折射出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二、新时代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逻辑动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由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亟需提高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效率，需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商业银行规模扩张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亟需加快弥补发展短板，探索由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战略路径。

一方面，银行业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承担着支柱角色，是经济转型执行体系中资源配置的关键抓手。金融资源的投放对象和方式选择、数量和节奏的掌控都会对实

体经济的发展形成实质性影响。这就要求商业银行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颗粒度，融入生产与生活，对实体经济中各行各业的发展逻辑与转型需求有更深刻的洞察和更专业的把握，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

另一方面，内生增长经济理论指出，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是企业在长期中以等量要素可持续地增加产出的唯一途径。该理论不仅适用于生产型企业，同样也能指导服务型企业推进战略转型。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金融风险集聚、监管政策趋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亟需加强金融科技创新，释放技术内在动能和价值，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径。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应当更多聚焦在运用金融科技、加快产品迭代、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推动自身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全面提升[3]。 三、商业银行推进科技创新的优势与机遇 (一)商业银行具有先天优势

相比较于近年来新兴的各类科技公司，商业银行在推进科技创新方面仍然有先天优势，这是商业银行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转型的基础。

一是银行信用。银行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和支柱，同时也是整个金融系统及现代商业的核心。银行信用是商业银行资金优势、风险管理、稳健经营管理能力的综合体现，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信用甚至具有国家信用的性质。信用仍然是当今众多金融服务的基础，也是商业银行仍然在大额支付、大额消费信贷、房屋贷款、企业金融、投资银行等业务上占据优势的原因。良好的信用使商业银行仍然是较多客户选择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优先选择，使银行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维持长久的客户关系、发挥产品、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二是金融牌照。商业银行是持牌经营的机构，受监管机构监督，以满足相关的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标准。经历长期经验积累，商业银行往往能够很好地利用金融牌照所带来的竞争门槛，及全金融产业链的优势，提供更综合、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融合线上线下服务的复合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金融需求。

三是客户优势。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已积累了大量的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大型的商业银行如工行和建行，拥有达数亿量级的个人客户，和近千万量级的企业客户；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如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亦在其总部所在城市的客户上占据优势。商业银行通常能够善用客户优势，挖掘客户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各方面所需，转变定位和角色，“从满足客户金融需求到满足客户成长需求，从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到客户成长路上的好伙伴。”

四是数据优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信息化建设以来，银行一直依赖信息系统和数据来运行。银行拥有大量的客户、金融交易、市场数据。银行拥有的这些数据，既有宏观的广度，又有历史的深度，可以在微观层面反映出特定客户的行为和需求，也能反映出宏观层面的趋势和变化。因此，银行被认为是待在“数据金矿”上的“数据公司”。

五是科技优势。虽然在金融科技的浪潮下，商业银行科技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但银行仍然具有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银行开发和运行着行业中最大、最复杂的信息系统，并拥有一个过硬的技术开发团队和业界最大的科技开发团队；商业银行在金融技术的应用领域，如大额支付、风险模式、信用评分、金融市场交易处理、清算处理、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仍然占据技术和知识的优势；并且商业银行技术架构一直在演变，有创造出各种业务创新的可能。 (二)金融科技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当前互联网金融的日趋成熟为银行创新转型创造了一个更规范的市场环境。金融科技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

一是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从整体看，传统行业也正在接受着互联网以及新兴业态的侵蚀，面临新时代下数字化转型问题。如何利用新兴科技手段进行商业模式、管理、生产、营销等方面的变更创新。商业银行可以利用与传统企业的多年客户关系，运用信息、技术、资金上的优势，满足传统企业的转型发展需求，共同构成新

的合作生态。事实上，国内不少银行已经通过加强线上和移动金融服务，满足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新的金融服务需求，如在电商平台将上下游贸易、物流和最终购买支付的信息打通，提供线上供应链融资产品；借助信息科技，为外汇交易、跨境支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等。

二是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巨大。从我国已经实施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来看，普惠金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移动互联、移动支付、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的科技进步降低了投融资成本、提高了效率、拓宽金融服务的渠道，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与科技发展的成果。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以及客户结构的特性，依托新的金融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持续改进效率，借助移动互联的高可得性扩大服务范围，形成盈利和成本与风险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型与变革。目前，已有众多商业银行把普惠金融作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三是互联网金融逐渐规范。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事件频发，以E租宝为代表的网络借贷平台风险事件暴露了互联网金融的重大风险。对于银行业来说，《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发布，是其利用金融科技来强化互联网金融业，实现转型的法制性基础和政策性利好。同时，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认知日趋理性，不再随意追逐高回报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这使得银行业可以在一个公平、法治和有序的市场环境中，转变服务理念，拓展服务渠道，更好地运用金融科技，以互联网和移动端为载体，为个人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更加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就为商业银行发挥资金、客户、数据上的优势，推进业务创新和科技转型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四、创新驱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选择

一是成为“行业”的银行。这样的银行会在某个或某些行业中形成特别的专长，以行业中不同价值链环节企业的“主办行”身份配置金融资源，将交易银行业务(现

金管理、供应链金融等)、投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作为核心业务。个人业务将主要通过服务行业中的企业来完成(2B、2C)，使金融服务成为企业为其员工和客户提供的增值服务。“行业”银行不是要提供企业所需的全部服务，而是在核心服务领域形成精专优势，同时作为主办行成为自己客户的金融经纪人，以客户为中心整合其他金融机构的服务。此外，“行业”银行还需要积极发挥行业资源的整合作用，推动整个行业的升级与创新，从中获得可持续的价值。

二是成为“平台”的银行。很多中小银行机构，包括城商行、村镇银行、农信社等，在自身规模和能力的限制下缺乏建设全部中后台的能力。非银行持牌机构和尚未持牌的金融服务机构也在经历成长的烦恼：客户获取、低成本资金获取、风险控制、治理合规等能力需要随着业务的拓展迅速提升，而这样的能力既难以一蹴而就，又无法轻易外包。于是，一些具备综合实力的大中型银行开始输出资金、技术、产品等，对接中小银行的地方客户资源，对接新创金融机构的流量优势。这种商业模式逐渐成为大中型银行的重要发展策略之一。近期，已经有持牌银行、非持牌金融机构和技术类公司在这个方向上积极布局，而持牌银行进入这个领域的普遍优势在于牌照赋予了它们利用银行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和获取低成本资金的可能性。 三是成为“场景”的银行。发展零售银行业务在当下已经成为很多银行的纠结——零售业务的战略重要性非常明显，应该重点发力，但如果尚无规模，发展是异常艰难的。个人金融服务正在日趋线上化、场景化、碎片化，传统银行的展业模式不再有效，而线上流量也变得日益昂贵。“客户是谁的”这个问题开始模糊，金融服务提供商和场景提供商开始嵌套，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既分工也分享。而这样的“嵌套”需要链接者，“场景”的银行将是应对日益场景化、碎片化金融服务的回应[4]。将支付、借贷等金融服务所需要的功能打包、封装，为众多拥有场景但自身没有金融服务能力的“场景”提供接口，丰富其服务能力、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其对于自己的C端客户的黏性和价值挖掘深度。对于“场景”的银行而言，这是

规模化拓展个人业务的良好途径。这样的模式也正在诞生，如上海华瑞银行的“APP中的银行”、“金融SDK”模式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 五、结 语

新时代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模式无非是在区分“做平台”还是“做细分”。实际上，事情不是非此即彼的，“有能”才能“赋能”，输出形成某个领域的核心能力往往是起点，进而通过输出打造平台，但并不是每个核心能力都能够规模化。最终形成平台还是细分，是商业策略的选择，也是动态竞争与发展的结果。未来的金融服务一定程度的“云”化、“平台”化，是金融服务不断精细发展的必然需求[5]。在这样的发展之下，成就“一统天下”式的平台将越来越困难，专业领域的选择，无论是行业、地域、业务种类，都会是必然步骤，无论是想成为“平台霸主”还是“细分冠军”。可以预见，现有的传统商业银行将趋于分化和多样化。同时，银行业也会有新的持牌者进入。未来银行将沿着产业价值链的参与深度与产品及服务的丰富程度这两个维度演化出不同的商业模式，银行业将呈现出新的产业态势。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能够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企业一定是那些在时代的变化中敢于否定自己，不断调整、重塑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期待中国的商业银行能在涅槃中重生，跃上新的增长曲线。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曾刚.商业银行加快转型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银行业,2016,(2):44-45. [2]罗恩东.浅议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对策[J].区域金融研究,2016,(1):53-60. [3]杨涛.正视金融科技的变革与挑战[J].清华金融评论,2016,(10):30-33. [4]孙国峰.共建金融科技新生态[J].中国金融,2017,(13):24-26. [5]王广宇,何俊妮.金融科技的未来与责任[J].南方金融,2017,(3):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