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_历史_现实_未来和理想图景

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历史、现实、未来和理想图景

门小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俄罗斯的民主化历史表明，急进的民主化并非社会顺利转型的充分条件，只能是必要条件；民主的改进只能采取渐进而非急进路径。俄罗斯的当下的“主权民主”引发西方社会专政复兴主义理论的鹊起，该理论认为俄罗斯的专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与西方社会的认识不同，民主激情过后的俄罗斯国内社会对秩序和稳定的渴求远胜于对民主的热情。基于民意支持而成型的“主权民主论”虽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却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普京体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俄罗斯国内自由主义复兴的机会微乎其微清楚表明，“没有目的地的政治转轨”仍将主导俄罗斯政坛很长一段时间，但“主权民主”也有可能成为导向未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中转站”。

关键词：俄罗斯 民主化 主权民主

一、民主历程：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经验总结

民主的实质是制约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各项权利，并为国家决策提供民意和科学化基础。对于苏联数十年的制度弊端的危害，从根本上讲，就是压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因为民意来源渠道被扭曲，国家决策也常常失误。政治民主化在苏联后期可谓是势在必行，但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民主实践而愈加突出：在转型社会中，民主化是顺利转型的充分条件，抑或必要条件？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使得民主化的路径即渐进抑或急进的选择问题至关重要。

俄罗斯的民主化变革进行到现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俄罗斯虽然建立了民主机制，但其集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民主初建时期国家建设陷于停滞，社会陷于混乱，集权化的政治架构却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初步稳定；苏联时期的个人崇拜随着解体而烟消云散之后又产生了新的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对国家政治正常化的消极影响是勿庸置疑的；权力腐败和民族矛盾并没有随着民主化的实施而有

409

事实的改观，反而有所加强；物质主义盛行和道德衰退使得国家权力需要寻求宗教的力量来促进精神改善；与民主化并行的私有化造成了分配不公和俄罗斯展现大国实力背景下的基础产业尤其是能源产业重新国有化运动。

俄罗斯的民主化历史表明，急进的民主化并非社会顺利转型的充分条件，只能是必要条件；民主的改进只能采取渐进而非急进路径。民主不可谓不重要，但民主绝不等同于繁荣和稳定，希望通过急进的民主化来彻底变革社会弊病的认识总归是另外一种乌托邦理想状况（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说法，“乌托邦”就是不惜代价按既定的理想蓝图施工，可能导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求某个人或部分人为一个整体的方案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一种迷思。通过集权甚至是极权来解决社会弊端和矛盾会使国家走入极端主义，但没有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支撑的民主政治却也会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民主和自由市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自由市场不可能包治百病，民主也不可能包治百病。民主和自由市场思想一样都可使人产生幻想和迷思，在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转型社会中，这种迷思最易产生，对社会的危害也最大，国家政策的反弹也最大。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比较政治学教授奥勒·诺格德教授曾指出，“转型国家的民众常常带有一种幻想，认为只要坚持和支持民主原则与民主制度，就能自动地享受发达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好处。”其实，在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初期，民主派和普通民众都抱有这种民众迷思和幻想。

从经验层面看待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其实涉及到三个问题：一个是民主的成功是否需要合适的土壤，即一国民众对民主的需求与现实条件所能达到的供给水平是否具有一致性？二是民主化、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三是外国推行民主的动力是解放人民还是更多处于地缘政治的考量？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作以下解读。苏联后期之所以进行经济改革，并将改革迅速推进到政治领域，说明苏联已经积重难返，政治民主化势在必行，已然产生对民主的需求。另一方面，民主不被扭曲却也需要经济的发展、发达的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施行民主的代价无疑很大。但是，这些支撑条件的落实又必然是在社会开放化尤其是政治开放之后才会取得进展，民主素质的培养也必须是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才会具备。

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对民主的需求是无限的，而制度对民主化提供实施条件的供给能力却是有限的，既然国家在转型的特定阶段的供给能力有限，那么只能对需求进行分类筛选和引导，哪些是当下最需要的？哪些不是最需要的？哪些需求一旦满足就可能使既有的进步成果付诸东流，民

①

①

[丹]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 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14页。

410

主巩固陷于困境？哪些需求经过有效的引导可以达到民主进步的结果？而且，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之于顺利转型的重要性也提供了区分需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这需要民众的“谅解”，即要求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契约：繁荣而拥有权威的国家以保障民众的自由和各项权利，国家与个人发生冲突时双方以建设性的姿态处理分歧，国家和强势执政党的自控和民众的宽容心态可以使转型时期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得以转化为“技术问题”，而在处理这些“技术问题”的过程，民主理念会更加理性，民主实践也会更成熟。

对于第二个问题，相关理论表明，民主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也表明，民主化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而在政治不稳定状态下，也不能设想经济能够健康增长。与其说民主化是国家内部冲突和外部战争的原因，不如说民主化是内部冲突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化的作用不在于使既有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而在于使这些矛盾更加复杂化，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考量使得通过集权作为解决矛盾的一种手段合法化和合理化。俄罗斯的民主派坚信，民主政治与经济增长互为条件，市场化转型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给民主制度注入和发自能够，而民主制度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俄罗斯失序的民主化和市场化经历乃是对这种信念的极大背离。

对于第三个问题，观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俄罗斯推行民主的实践来看，它们在国际上推行民主的努力更多是为其国内政治和超级帝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服务的。

戈尔巴乔夫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不仅基于长期制度弊端的积重难返产生的内部需求，而且在于他肯定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会给予经济和制度援助，援助对改革成功的意义自不待言。遗憾的是，戈氏高估了西方国家的“援助”，援助捆绑不切实际的政治条件远远超过苏联社会当时的承受力，而且，援助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寻求西方国家在苏联改革中的影响力最大化。援助伴随着要挟，援助得不到兑现，民主化和自由化之后的对于混乱的冷嘲热讽和置身事外的态度，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可谓体味良深。究其实质，美国希望看到一个衰退而非强大的苏联以后是俄罗斯的心态使然。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毫不含糊地指出，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搞垮俄罗斯是必要的，在美国的地缘战略中，未来的俄罗斯应是由欧洲俄罗斯、西伯利亚共和国以及远东共和国组成的“自由联合式的俄罗斯”。①

①

刘淑春：《俄罗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教训》，《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11期。

411

二、民主现实：专政复兴主义与民主激情的理性回归

1．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西方映像——专政复兴主义

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并未朝着单一的自由民主政治走向“历史之终结”，许多西方观察家和思想家在俄罗斯身上看到了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专政政治体系也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以色列历史学家阿泽尔·盖特（Azar Gat）在其2007年发表的《独裁大国的回归》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崛起标志着“获得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专政大国的回归”，并“代表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制度选择”。①专政复兴主义就是近些年来西方社会某些学者对俄罗斯政治现状的一种最新解读。

美国共和党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大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其《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一书中也认为，世界面临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西方民主阵营和专政阵营之间的激烈对抗将再次笼罩全球，而俄罗斯乃是专政复兴主义思潮盛行的典型例证：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不仅抛弃了业已取得的民主成果，还实行铁腕政治变得愈加专政，“俄罗斯毅然决然地从尚未完成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专制主义”。

然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和约翰·伊肯贝里（John Ikenberry）在《外交事务》杂志2009年1/2月号撰文指出，如今的专政复兴主义浪潮同冷战结束时西方媒体大肆鼓吹“历史之终结”一样，仅仅是学术界的夸大其词而已：它的许多理论观点都很模糊，比如认为专制制度已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并逐步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另一种可行的政治选择；再如认为同过去相比，如今的专政国家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且更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两位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些专政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这也并不能成为批驳自由民主派观点的例证：它们的经济成功并非基于统治阶层的聪明才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行国际秩序，并严重依赖国际经济的投资与贸易往来。最为重要的是，专政复兴主义国家并非试图放弃或退出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重新定义和巩固它。

专政复兴主义理论认为，冷战的骤然结束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剧烈变革使人难免对未来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随后而至的失望心理让专政复兴主义思想乘虚而入；目前专政在俄罗斯的盛行也有其特定原因，其在历史上曾遭受外敌入侵，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实际上，专政复兴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承认民主政治与自由

①②

②

[美]丹尼尔·杜德尼，约翰·伊肯贝里：《专政复兴主义理论评析》，载《外交》杂志2009年1/2月号。 [美]罗伯特·卡根：《世界分裂，民主遭围攻》，载《泰晤士报》2007年9月2日。

412

市场在特定条件下的不同步性，集权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结合的社会模式并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社会模式的一种有效替代，世界民主发展的前景黯淡。与专政复兴主义的此种论调相左，丹尼尔·杜德尼和约翰·伊肯贝里认为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经济已与专政政权达成某种稳定平衡，并成为一种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新型社会模式；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固然会因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专政并不是一条现实的现代化之路，它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俄罗斯虽称不上是民主国家，但与从前相比已经民主很多了，并且许多实现民主政治所需的必备条件业已逐步形成。①

2．俄罗斯国内民主激情的理性回归——主权民主论

逝去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前总统照搬西式民主，进行脱离国情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动荡、信念丧失、民族失去凝聚力、国家失去前进方向、民族分裂主义和地方分离主义猖獗。一言以蔽之，失序的民主和失控的市场乃是叶利钦执政时期的真实写照，用普京的话说就是苏联解体后的头十年是“俄罗斯三百年来最黑暗的时期”。②失望情绪弥漫的俄罗斯在普京的铁腕治理下，终于走向了秩序和稳定。而与此同时，普京的铁腕治理也被西方贴上“专政”的标签。

为何国内国外反差是如此巨大呢？在发展中国家享有盛誉的已逝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强大政府论可谓是见解独到。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引起动乱和不稳定（即“现代化导致不稳定”）；要消除这种

③

俄罗斯虽不是严格意义上不稳定,必须首先建立起强大政府,必须强化制度化建构。

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现代化尚未完成且存在动乱和不稳定隐患，因而亨廷顿的理论对俄罗斯来说也具有很大的解释力：苏联解体后前十年和后十年的发展对比乃是亨廷顿强大政府论的最好注脚。然而，亨廷顿同时又认为，强大政府若想存续下去，就必须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三重支撑，其中尤以政绩合法性最为重要，一旦政绩出现问题，民众就会质疑这个政权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即意识形态合法性）和这个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依据的程序（即程序合法性）。

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社会的成熟发展作为根基，更需要财富的积累和秩序的维持。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说，“不公平”还比不上“脱序”糟糕，因为即使出现不公正，影响的只是某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而“脱序”会导致全盘崩溃，正所谓“国将不国”，民主何存？

[美]丹尼尔·杜德尼，约翰·伊肯贝里：《专政复兴主义理论评析》，载《外交》杂志2009年1/2月号。

宋鲁郑：《西式民主得了什么病》，《北京日报》2009年4月20日。 ③

张桂琳：《民主与权威的平衡》，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413

①②

针对俄罗斯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失序，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都承认，“俄罗斯要在相当程度上恢复法律和秩序,就必须对在摧毁苏维埃体制过程“人类可中确立起来的典型自由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亨廷顿也曾说过，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却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对于俄罗斯来说，秩序和稳定是俄罗斯当前政治体系的最大政绩。

亨廷顿在其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大胆断言：“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地位。与其看它是民主还是专制，不如看它是否体现了共识、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②若以此视角来观察俄罗斯的国内现实，普京的铁腕治理已然实现了稳定和共识（秩序优先于民主），政治架构（组织）也在选举政治（合法性）的磨砺下逐步成熟起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效率）也使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大增。

与西方社会关于俄罗斯专政复兴主义论辩的热闹气氛相比，俄罗斯人民对西方民主已不再狂热和盲目迷信，普京上台执政以后的历次民调都清楚显示，西式民主在俄罗斯已“名誉扫地”；重评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事实也一再表明了民主激情过后的理性回归。为回应西方国家对目前政治体系的指责，基于“民众对普京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国内的“主权民主论”开始成型。该种理论认为，民主和主权同等重要，民主原则和民主标准不应导致国家解体和人民受穷，而应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达成民主政治属于一国内部的自决事务，要根据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由本国人民自主决定民主的模式和实施路径。③究其实质，普京统治集团之所以将“主权民主论”作为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其目的也在于为其铁腕治理披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

当然，“主权民主论”的成型也并非“一日之功”，是由“可控民主论”发展而来。普京第一任期内强化国家政权、加强总统权威、对民主施加约束的种种举措被俄罗斯学者解读为“可控民主”，而俄罗斯官方则不置可否；第二任期前后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频现、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咄咄逼人促使普京政府认识到掌握“民主话语权”的重要性，遂主动在“民间”“可控民主论”的基础上进行官方解读，是为“主权民主论”。其实，二者并无本质差别，皆强调总统权力的集中和独大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更强调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这是因为，普京第一任期的主要精力在于整饬国内社会秩序，而第二任期则把主要精力向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rivac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1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 ③

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及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

414

①②

①

国际层面延伸，旨在重塑俄罗斯的国家尊严。

三、民主未来——没有目的地的政治转轨

普京虽将主权民主论作为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也面对外界“极权民主”的诟病。为此，普京不得不再三澄清立场说其并不打算追求所谓“俄国式的民主”，俄罗斯接受所有文明世界都接受的民主原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培植与巩固民主不会使民主概念本身遭到玷污”。①可见，普京通过不否认民主具有普适性小心谨慎地给民主在俄罗斯的“独立”发展留下了空间（对民主抽象的肯定），而素有普京“接班人”之称的现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也表示，21世纪俄罗斯的现代化将以民

②

主权民主论固然符合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且适应转轨时主的价值观和体制为基础。

期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普京奉行主权民主论的目的很明显主要不在于巩固个人权力，而在于对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造创造有利条件，而其背后则体现了俄罗斯当局深刻的忧患意识：在国际竞争中俄罗斯已经落伍并面临严重危机，唯有放弃不切实际的民主幻想，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并使之成为“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成为“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这也就是说，普京的主权民主论在理论和实践当中都带有过渡性质，而最终的发展目标仍不可知。

其实，即使是俄罗斯当前的政治秩序能够持久存续下去至少也面临两大挑战。其一，一旦上文提到的大规模社会改造付诸实施，普京执政团体面临的风险将随之增大：社会改造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会质疑政权的合法性并起而反对。2005年1月，俄罗斯福利货币化改革方案正式付诸实施，一股新的抗议浪潮波及全国，警察和军人也参与其间，政府被迫给警察和军人分别加薪30%和20%。这一情况实际上是普京执政团体所面临风险的一个征兆。其二，俄罗斯当前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极度依赖普京的个人威信，在许多俄罗斯人的眼中，普京代表了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有资力和能力重新维护长期处在西方阴影之下的俄罗斯国家利益。这种信任是维持一个脆弱国家并使社会团结凝聚在一起的关键因素，一旦失去这种信任，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一个危险的问题，可能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苏联问题专家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还注意到，普京的一些“治国方略”也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其实也缺乏可持续性。

普京体制的存续依赖民意的支持，俄罗斯执政集团向民众提供一定水平的“丰

①

冯绍雷：《俄国式民主》，《东方早报》2005年2月28日。

梅德韦杰夫：俄罗斯现代化基础是民主价值，http://gjgy.1949w.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6.

415

②

衣足食”来换取他们的忠诚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普京社会契约的瓦解固然现在还看不到任何迹象，但即使此种社会契约瓦解了，自由主义复兴的机会也非常渺茫。正如在押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所说，令人不安的真相是：普京“比70%的人更自由化、更民主化”。②他在被称为“悔过书”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危机》一文中还承认，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它忽视了俄罗斯发展最重要的民族和历史特点，也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③俄罗斯民意测验机构“列瓦达中心”2008-2009年的调查显示，认为国家处在正确轨道上的人一年来从59%下降到41%，而认为俄罗斯方向错误的人则从27%上升到39%，④但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利昂·奥隆（Leon Aron）看来，可持续的自由主义化的前提条件在俄罗斯可能更难铸造，打破普京体制创建自由主义化的基础条件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复杂而冒险的工作”，单纯的经济改革远远不够，必须要有一个突出市民社会培育、注重保障个人政治自由的新社会契约的创建。利昂·奥隆虽认为这不可能是俄罗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的确也“忽视”了此种选项的过低民意支持现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驻莫斯科办公室主编阿卡迪·奥斯特洛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更是指出，一旦普京体制瓦解，俄罗斯面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

总之，当前的普京体制面临执政风险加大和普京个人威信下降的双重挑战，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主权民主论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而俄罗斯国内自由主义复兴的机会也非常渺茫，“没有目的地的政治转轨”可谓是俄罗斯未来一段时间民主化发展前景的唯一可能路径。

四、理想图景：真正民主意义上的“俄式民主”

在转型国家，民主化进程通常漫长而艰辛，政体转换、社会动荡、内部冲突和外部战争往往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因此政治制度设计在民主化转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对于俄罗斯来讲，普京的“主权民主”论在理论和实践当中都带有过渡性质，其实质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主权民主”既强调总统权力外的最广泛的权力”。⑤由这种过渡性质出发可以看出，的集中和独大，又保留了民主的一些普遍性原则与机制，如民主选举、多党制和新

[美]利昂·奥隆：《俄罗斯21世纪的违禁言论》，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7/8月号。 阿卡迪·奥斯特洛夫斯基：《财富的逆转：俄罗斯何去何从》，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3/4月号。 ③

吴恩远：《关于“苏联解体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④

[美]利昂·奥隆：《俄罗斯21世纪的违禁言论》，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7/8月号。 ⑤

[俄]维·特列季雅科夫：《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载《俄罗斯报》2004年9月16日。

416

①②

①

闻自由，可谓是既有集权的成分，又有民主的成分。而且，“主权民主”对集权的强调毕竟也与传统集权政治不同，前者的权力集中只能称作有限的集权，且在法制条件下运行，而传统集权政治则不然，是“一种人格权威在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权力运行轨道,在这里,法的权威和机构的权威都处于绝对的附属地位”。①此外，在“主权民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分离，政治精英并不试图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传统集团政治则大多是全能主义政府，社会活动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限定。

由于“主权民主”具有这种过渡特性，因而也就有可能成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有效的分权和制衡）的“中转站”，这里涉及到“主权民主”的现实合理性和导向未来真正民主的可能性以及民主政治生长和城村的前提条件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早在2004年，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维·特列季雅科夫就撰文《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指出，普京的政治改革虽然是走向理想民主模式道路上的倒退，但这种政治改革又是绝对必要的，可避免出现比丧失民主更为严重的情况即俄罗斯自身的崩溃；首先只有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其次才谈得上发展有希望的民主；由于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俄罗斯民主的发展应该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特点。②

对于“主权民主”导向未来真正民主的可能性问题，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尤·克拉辛对“可控民主”可能成为向民主进化的通道的分析颇引人深思。尤·克拉辛认为，第一，“可控民主”自身就具有民主的因素，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初步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二，虽然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但仍存在市民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第三，尽管俄罗斯当下的民主体制面临集权主义障碍，但已经出现公开化的社会环境，国家的政治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第四，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已丧失对信息渠道和文化交流的全面管控能力，已丧失了对“真理的垄断”；第五，国家有意愿向革新式发展的方向转变，其社会成员见多识广，向“主权民主论”乃是由“可控民主论”发展而来，因此，往民主秩序。③上文提及，

笔者认为，尤·克拉辛对“可控民主”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主权民主”。

对于民主政治生长和生存的前提条件问题，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政治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吉列尔莫·奥唐奈尔(Guillermo O’Donnell)在各自的著作中就分别探讨了民主政治成功和失败的经济条件、文化环境、历史机遇等客观条件

①②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

[俄]维·特列季雅科夫：《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载《俄罗斯报》2004年9月16日。 ③

[俄]尤·克拉辛：《俄罗斯民主:可能的发展通道》，载(俄)《政治研究》，2004(6)。

417

问题，试图从中概括出转型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策略模式。其实，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丝·福山也在其2006年出版的《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也承认，民主政治并非一蹴而就，也需要自由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培育作为前提条件。

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成功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应具备的前提条件至少有两个：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培育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亨廷顿指出：“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①其实，普京也认为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他说：“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民主概念。当然，一些民主的基本原则也不能不遵从，但如果经济没有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要想切实保障这些民主原则也是不可能的。”②因此，保持经济增长无疑会成为俄罗斯政府的长期任务，即使从政绩合法性的角度看，俄罗斯政府也舍此无他。

问题在于，俄罗斯市民社民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俄罗斯旧时的村社意识和高度集权体制固然使得俄罗斯的市民社会建设步履维艰，但它却拥有议会、民选的总统、言论自由、一定数量的NGO等等市民社会外在的形式③，这些“形式”在当下的俄罗斯已无法取消，随着经济的增长，市民社会必会茁壮成长起来。

当然，上述的路径分析分析只是一种理想图景，是由“主权民主”达成未来真正意义上民主的一种理想化路径，若成功转型，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实的“俄式民主”之路必会引起世人瞩目。

①②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第70页。 《答<法国竞赛画报>记者问》，载《共青团真理报》2004年3月13日。 ③

张海东，董经政：《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使命社会发展的困境》，载《东北亚论坛》2009年3月。

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