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
记者职业理念的表达场景、影响因素与重塑路径
胡沈明 张俊亚
摘要:媒介化社会中,记者职业理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分析近年来记者职业理念表达场景,发现离职、节日以及怀念等较为常见,其表达场景具有“非正常性”,建构的内容与国家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分析表明,技术和商业理念的侵袭、工作的不稳定等是导致媒体人在相关表达中重视个体意识、简单的职业意识而忽视国家意识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构建学习场景,摆脱个体意识,强化国家意识,增强职业稳定感是建构记者正确新闻使命观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记者职业理念;表达场景;新闻使命观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131-04当前,新闻舆论工作与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媒体全程化、全息化、全员化和全效化的现实表明,社会治理与媒介治理已经高度融合,国际国内问题以各种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展现出来,新闻工作者职业理念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关注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分析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展出来的价值观。因此,探讨记者职业理念的表达场景、理念的实质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记者职业理念的表达场景
记者职业理念表达可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间接表达主要通过新闻工作体现出来,普通公众往往较难感知理念的存在,其对大众的影响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需要专业人员运用框架理论进行分析阐释,人们方能明白其中的理念表达。直接表达主要是借助特定的时间节点、特定的事件或者新闻,据此展现职业理念。这种阐释更加直观,不需要用专业理论进行分析,大众便可得记者职业理念的直接表达场景主要有离职、怀念以及节庆三种场景。(一)离职场景
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媒体的格局,传统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受到挑战,职业收入大幅度降低。此时部分媒体人或选择离开某个媒体单位或离开媒体行业,无论离职的去向如何,多数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个说明,给社会公众一个理由,于是离职表达成为展现这种身份过渡的重要方式。一些人在离职书中往往“会从自己为何进入新
闻业开始追溯,对于选择新闻职业的回忆充满了怀旧的
[1]
情绪”,在怀旧中完成对现实的否定。从这个角度来看,
离职场景的塑造其实就是创造一种仪式,让记者们完成身份过渡,“通过这种仪式,媒体人实现从认知、情感和职业等方面的过渡。”[2]但媒体人的此种表达方式,往往展现着离职者的身份特征、离职方式与心理状态,一定程度上会颠覆媒体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印证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不高的偏见,对传统新闻工作者及行业造成一定的冲击。(二)怀念场景
怀念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价值观,通过怀念活动,新闻理念通过某些符号再次被呈现出来,同时由于符号脱离具体的社会情境,从而使得符号在当前社会中呈现出一定的新意来。怀念场景一般有三大类:一是关键人物离世,如杨伟光等;二是关键人物退休,如江艺平等;三是关键人物的纪念活动。近年来,新闻工作者的逝世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体事件,通过怀念人们重申新闻工原台长杨伟光的逝世就引发众多媒体从业者与传播学者的哀悼与纪念,有学者[3]对中国媒体人如何纪念央视原台长杨伟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些话语不仅体现着惦念者对逝者的怀念,也体现着当下媒体新闻工作者对“黄金时代”的怀旧与当前现状、职业角色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因此怀念场景式下的言语表达,关乎媒体人的职业集体记忆,包含着怀旧情绪,表达的是一种社会体验,也反映着当下新闻业现状。当然,上述怀念场景多将怀念内容置于时代场景之中,不过对过去的怀念也使得当前
出相应的结论,其对大众的影响更为直接。从目前来看,作者角色、强调职业责任感与建构新闻权威性。如央视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新闻使命研究”(编号:19XW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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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者的环境评价的降低。但如果将怀念场景置于个体层面,则目标就变成了学习与模仿,此时目标的差异仅与怀念的对象有关。总而言之,目标对象与现有新闻理念相符则具有正面意义,如若不符,则具有负面影响。(三)节庆场景
每年记者节前后,都会存在大量庆祝节日的报道和评论刊发,此时成为一个常规式的“热点时刻”。记者们会通过这一节日来重塑自己的形象,强化作为媒体工作者自身的主体性,以更好地与他人区隔开来。在记者节这种“热点时刻”,媒体人会借助“常识知识”将自己处境历史化,进而神话记者节的开端,更多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合理的理论背景之中,强调自己的独特优势。也有学者指出:“在记者节话语中,不少知名新闻人的言论与事迹被提及,进而树立为可供当代新闻从业者参照的角色模范。”[4]丁方舟和韦路[5]也发现,媒体工作者借助这种节庆时刻表达自己的存在价值,重申新闻人的职业规范,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形成自我价值认同。
二、记者职业理念表达的基本特征
总体而言,当前记者的职业理念多与个体身份转换有较大关联度:或为职业转换,从而形成离职场景;或者情感的转换,从而形成怀念场景;或为时间的转换,从而形成节庆场景。由于这些表达场景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与职业表达相关,又与职业表达不完全相关,其表达语言呈现出典型的情绪化特征,表达内容则呈现出个体化特征,而表达目标则带有仪式化特征,从而为自己的社会身份转换提供理由。(一)表达场景的特殊化
作为社会信息的提供者,记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一职业的专业性要求记者在进行新闻表达时必须遵守客观性原则,而当下记者借助热点时刻进行表达,以一种公开的形式展现私人领域的言语,属于非正常化的表达形式,反映着记者的个体意识。借助这样的特殊场景,记者往往容易借题发挥,利用特殊场景表达自己个人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弱化行业层面的要求。这种特殊形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受众对记者的角色认知,会使民众对记者专业性的认定降低。(二)表达语言的情绪化
作为媒体工作者,专业性要求他们强调客观事实,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理性表达,不可在信息中呈现自己的情绪以及过多的主观意识。然而,在自媒体时代,新媒介为个人情绪化传播创造了技术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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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主体意识被软化,传统媒体明显的传受关系被打破。当人们可以从任何平台方便地获得信息之时,媒体工作者特别是记者的角色容易被忽略。在无法改变整个时代特征的背景下,不少人通过情绪化的表达,引起公众对当前媒体工作者处境的同情与理解。在近几年关于记者辞职信话语研究中发现,记者从相关的身份中“抽离”出来,言辞出现两种极端,言辞激烈或者隐晦难懂。情绪化的语言更强调自身的主体意识,用煽情的话语赢得公众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工作者应有的国家意识观念与责任意识被区隔。(三)表达内容的个体化
新闻的专业主义特性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服务于全体人民,站在大众的视角提供相关信息,具有大局意识。然而当下媒体工作者多通过“热点时刻”展现主体意识,将私人话语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在广大受众面前,言语更加体现个体意识。如在话语中,
强调个人层面,记者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劳动成果得不到很好的保障。[6]有些表达则从以往重视对职业操守的认同、对团体和组织的认同转向一种自我生活关注。有人在微博写道:“我现在就是把重心放在家和孩子上。”这种内容的转变,体现着媒体工作者“反思自身的定位、对媒体功能的质疑、抱怨从业过程中面临的职业困境。”[2]这种表达内容的
个体化,以公开高调的形式发表不仅使媒体工作者引发强烈的共鸣,引发媒体工作者“出走”,也使大众对记者这一职业的专业性提出质疑,对记者进行重新认知与思考,有可能颠覆这一职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四)表达目标的仪式性
记者在“热点时刻”中表达展现出的是从一种身份向另一种身份的转变,“把自己从固有的社会角色中分离出来,在过渡其中打破结构与规则、调整自身。”[7]看似专业化的新闻语言,既表达了自己的专业地位,亦表达了专业理念,内容上的专业,体现出较强的排斥感,具有典型的仪式特征。从社会地位层面思考,公开发表辞职信的主体多为机关事业单位或大型国有企业员工,其身份转变更是强调辞职人已经归属“普通人员”,也在说明他以后的相关话语与行为将不代表国家或者某一隶属集体。反观记者表达,其非新闻表达方式并不少见,众多新闻工作者在离开媒体工作时公开发表辞职报告,力图通过这种形式从而实现身份的过渡。这种表达方式具有自发性,是一种个人身份的转变,更是职业归属的体现。但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媒体工作者在表达中展现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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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媒体追短期效益,忽视长远筹划。这点在记者的辞职表达中表达得相当明显:如强调或者揭露媒体管理不公及待遇不佳收入甚微,如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不成正比、报社绩效考评机制不健全、新闻沦为论字计价等。
四、重塑路径:构建新闻使命观
对记者职业理念的场景表达、特征进行分析,我们发转换多带有“被动性”,是职业、行业、社会发展所逼,通过展现宏观外在原因,记者们迅速将责任归咎于外因,而忽视对内因的分析和反思。
三、影响记者职业理念表达的因素
特殊的场景呈现出来的记者职业理念表达,展现出来的更是多个体生存和职业存在意识,而忽视国家意识。其内容虽与媒介快速发展变迁的现实有一定的关联,但与当前媒介化社会的发展现实和需求不相符。(一)技术更新,职业存在感降低
在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存在着明显的传播者与接收者,媒体工作者作为信息传播的主导者,拥有较大的权力,因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权利掌握在媒体工作者的手中。当“人人都是传播者”之时,传受双方的界限被打破,以往“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发生改变,“草根传播”与“公民传播”改变着媒体工作者已有的社会地位。内容生产主体的多元,新闻工作者与普通信息发布者差距减小,这就使得一些新闻工作者找不到自身定位,职业存在感降低,不少人甚至沦为新技术平台“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二)商业侵袭,身份认同遭遇困惑
1990年代之前,我国媒体是完全的事业单位,记者身份甚至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地位还高。1990年代以后,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广告需求大增,部分媒体开始实行市场化运营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记者在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之时,其经济地位大大提高,这个时代被人们称之为媒体发展的“黄金时代”。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平台经济逐步盛行,随着这种非中介经济的盛行,传统媒体借助“中介”获取的收益大不如前。大量纸媒休刊、停刊,部分电视媒体入不敷出。媒体营收的下降直接导致记者收入的降低,从相对收入来看,新闻记者有人自嘲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沦为“新闻民工”。同时,不少能力相对较强的记者选择转行,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两相对比,在职记者的身份认同遭遇危机。
(三)工作不稳,宏大理想难以树立
近年来,不少媒体或者停办,或者转型,或者无法支付记者工资,在经济层面,记者沦为弱者。此种情形使得一些在岗记者谋求转型,这不仅对媒体转型不利,而且还对记者职业理想的树立不利。同时,由于记者将主要精力置于经济层面,无形之中降低了职业的身份认同感,也影响
了职业的社会位置。此外,由于新媒体操作模式的影响,现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多以权力获取和构建个体社会存在为主要目标,缺乏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国家意识,因此改变职业理念的生成场景,建立新闻工作者使命观、国家意识成为改变现状的关键。(一)建构学习场景,培养职业理念
离职、怀念、节庆场景是一种信息的输出方式,是记者基于自身个体发展现状的一种本能表达。学习场景实际上是一种信息输入的过程,是国家和社会对记者职业发展的要求。
在媒介技术和社会发展加速变化的时代里,媒体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会迅速过时。这里与时代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宏观社会发展背景、社会发展趋势以及行业整体发展问题和发展思路等的认识不足上。一旦认知不足,多数人会根据自我的非理性判断来完成对行业和职业的判断,从而形成错误的认知。此时,培养记者良好的职业理念便需要构建学习场景,从国家和未来等全局的高度来认知行业和职业。**总书记近年来多次从全局、
整体和发展的角度对新闻舆论工作做出重要讲话和指示,不仅代表着国家对整个新闻舆论工作的认知,而且代表着国家对新闻舆论工作者的期盼,是将新闻舆论工作置于“两个一百年”重要工作目标的场景中做出的。加强对**新闻舆论思想的学习,对于记者及时输入信息,摆脱自我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二)摆脱个体意识,构建命运共同体
媒体工作者应该摆正自身的思维方式,调整好个体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利益平衡。任何人都是普通人,需要基本的生存条件与经济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新闻媒体工作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需要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与职业价值,这是要求也是职责所在。媒体工作者拥有其他“草根记者”与“公民记者”所没有的国家赋予的信息发布权利,相应的也要为自身这种权利承担关注民情、促进稳定”[8]方面的责任,树立正
确的职业理念,坚持为人民服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加强职业保障,树立职业自信
在相关辞职信中,多数记者表现出对任职媒体考评
制度的不满,写出“民工心态”“新闻商品利益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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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论质量”等言语,关注自身权益和经济利益。虽然媒体工作者身份特殊,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实现职位的价值,但职业保障的降低与职业尊严的忽视易使记者失去职业自信。为此,应加强保障制度建设,以工作质量论高低,以制度加强职业保障,强化新闻工作者的认知与归属感。
(四)强化国家意识,讲好中国故事
**同志指出:要“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9]因此,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树立高标准的职业理念,增强国家意识,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还需要认识到当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做时代的记录者与思考者。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还需增强媒介素养。这就需要媒体从业人员一方面加强与国内高校与科研队伍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鼓励主流媒体、政府部门等组织学习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和跨文化传播技巧,推动新形势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不断进步。
五、结语
记者正确新闻使命观的形成一方面需要他们充分了解、理解正确的新闻使命观,另一方面则需要改变已有扭曲的新闻价值理念形成的原因,改变形成此种理念的场景,从而实现正确新闻使命观的构建。在此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还要摆正自我价值、社会权力以及业务操作几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自我政治角色、社会角色、业务角色、自我价值四者的融合,从而形成较好的业务定位、社会价值定位、自我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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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沈明(1977—),男,汉族,江西九江人,江西
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闻业务研究。
张俊亚(1994—),女,汉族,河南洛阳人,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薛耀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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