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战卡米尔号飓风 2 第二课 4
马拉喀什见闻 4 第三课 7
酒肆闲聊与标准英语 7 第四课 10
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 10 第五课 12
爱情就是谬误 12 第六课 18
从天窗中消失 18 第七课 20 爱丑之欲 20 第八课 22
工人是创造者还是机器 22 第九课 25
从奥米勒斯城出走的人 25 第十课 29
悲哀的青年一代 29 第十一课 32 英国人的未来 32 第十二课 37
一个发现：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37 第十三课 40 为死刑辩护 40 第十四课 45 亦爱亦恨话纽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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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迎战卡米尔号飓风
小约翰。柯夏克已料到，卡米尔号飓风来势定然凶猛。就在去年8月17日那个星期天，当卡米尔号飓风越过墨西哥湾向西北进袭之时，收音机和电视里整天不断地播放着飓风警报。柯夏克一家居住的地方一—密西西比州的高尔夫港——肯定会遭到这场飓风的猛烈袭击。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三州沿海一带的居民已有将近15万人逃往内陆安全地带。但约翰就像沿海村落中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不愿舍弃家园，要他下决心弃家外逃，除非等到他的一家人一—妻子詹妮丝以及他们那七个年龄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一一眼看着就要灾祸临头。
为了找出应付这场风灾的最佳对策，他与父母商量过。两位老人是早在一个月前就从加利福尼亚迁到这里来，住进柯夏克一家所住的那幢十个房间的屋子里。他还就此征求过从拉斯韦加斯开车来访的老朋友查理?希尔的意见。
约翰的全部产业就在自己家里(他开办的玛格纳制造公司是设计、研制各种教育玩具和教育用品的。公司的一切往来函件、设计图纸和工艺模具全都放在一楼)。37岁的他对飓风的威力是深有体会的。四年前，他原先拥有的位于高尔夫港以西几英里外的那个家就曾毁于贝翠号飓风(那场风灾前夕柯夏克已将全家搬到一家汽车旅馆过夜)。不过，当时那幢房子所处的地势偏低，高出海平面仅几英尺。“我们现在住的这幢房子高了23英尺，，’他对父亲说，“而且距离海边足有250码远。这幢房子是1915年建造的。至今还从未受到过飓风的袭击。我们呆在这儿恐怕是再安全不过了。”
老柯夏克67岁．是个语粗心慈的熟练机械师。他对儿子的意见表示赞同。“我们是可以严加防卫。度过难关的，”他说?“一但发现危险信号，我们还可以赶在天黑之前撤出去。” 为了对付这场飓风，几个男子汉有条不紊地做起准备工作来。自米水管道可能遭到破坏，他们把浴盆和提俑都盛满水。飓风也可能造成断电，所以他们检查r手提式收音机和手电筒里的电池以及提灯里的燃料油。约翰的父亲将一台小发电机搬到楼下门厅里．接上几个灯泡。并做好把发电机与电冰箱接通的准备。
那天下午，雨一直下个不停．乌云随着越来越猛的暴风从海湾上空席卷而来。全家早早地用r晚餐。邻居中一个丈夫去了越南的妇女跑过来。问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是否能搬进柯夏克家躲避风灾：另一个准备向内陆带转移的邻居也跑来问柯夏克家能否替他照看一下他的狗。 不到七点钟，天就黑了．，狂风暴雨拍打着屋子。约翰让大儿子和大女儿上楼去取来被褥和枕头给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他想把全家人都集中在同一层楼上。“不要靠近窗户!”他警告说，担心在飓风中震破的玻璃碎片会飞来伤人。风凶猛地咆哮起来?屋子开始漏雨了„„那雨水好像能穿墙透壁，往屋里直灌。一家人都操起拖把、毛巾、盆罐和水桶，展l开了一场排水战。到八点半钟，电没有了。柯夏克老爹便启动了小发电机。
飓风的咆哮声压倒了一切。房子摇晃着，起居室的天花板一块块掉下来。楼上一个房问的法兰西式两用门砰地一声被风吹开了。楼下的人还听到楼上其他玻璃窗破碎时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积水已经漫到脚踝上了。
随后，前门开始从门框上脱落。约翰和查理用肩膀抵住¨，但一股水浪冲击过来。撞开了大门，把两人都掀倒在地板上。发电机泡在水里，电灯熄灭了。查理舔了舔嘴唇，对着约翰大喊道：“这回可真是大难临头了。这水是咸的。”海水已经漫到屋子跟前?积水仍不断上涨。 “都从后门到汽车上去!”约翰提高嗓门大叫道。“我们把孩子们一个个递过去，数一数!一共九个!”
孩子们从大人手上像救火队的水桶一样被递了过去。可是汽车不能发动了?它的点火系统被水泡坏了。水深风急。又不可能靠两只脚逃命。“回屋里去!．'约翰高声喊道。“数一数孩子们。一共九个!”
等他们爬着回到屋里后。约翰又命令道：“都到楼梯上去!，，于是大家都跑到靠两堵内墙保护的楼梯上歇着。个个吓得要命，气喘吁吁，浑身湿透。孩子们把取名为斯普琪的一只猫和一个装着四只小猫仔的盒子放在楼梯平台上。斯普琪心神不定地打量着自己的幼仔，邻人的那条狗已蜷起身子睡着了。
狂风就像在身边呼啸而过的列车一样发出震耳的响声，房屋在地基上晃动移位。一楼的外墙坍塌了，海水渐渐地漫上了楼梯。大家沉默无语?谁都明白现在已是无路可逃．死活都只好留在崖子里了。
查理。希尔对邻家的妇女和她那两个孩子多少尽了一点责任。那妇女简直吓昏了头。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连声叫道：“我不会游泳，我可不会游泳啊r “不会游泳也不要紧?”他强作镇定地安慰她道，．．一会儿便什么都过去了。” 柯夏克老奶奶伸出胳臂挽住丈夫的肩膀。把嘴凑到他的耳边说，“老爷子，我爱你。”柯老爹扭过头来也回了一句“我爱你，，一一„说话声已不像平日那样粗声粗气的厂。
约翰望着海水漫过一级一级的台阶，心里感到一阵强烈的内疚。都怪他低估了卡米尔号飓风的危险性，一直认为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决不会发生。他两手抱着头，默默地祈祷着：“啊．上帝，保佑我们度过这～难关吧!”
不一会儿，?阵强风掠过，将整个屋顶卷入空中，抛向40英尺以外。楼梯底层的几级台阶断裂开来。有一堵墙眼看着就要倒向这群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的男女老少。 设在弗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主任罗伯特．H．辛普森博士将卡米尔号飓风列为“有过记载的袭击西半球有人居住地区的最猛烈的一场飓风”。在飓风中心纵横约70英里的范围内，其风速接近每小时200英里，掀起的浪头高达30英尺。海湾沿岸风过之处，所有东西都被一扫而光。19 467户人家和709家小商号不是完全被毁，便是遭到严重破坏。高尔夫港一个60万加仑的油罐被狂风刮起，摔到3．5英里以外。三艘大型货轮被刮离泊位，推上岸滩。电线杆和20英寸粗的松树一遇狂风袭击便像连珠炮似的根根断裂。
位于高尔夫港以西的帕斯克里斯琴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住在该镇那座豪华的黎赛留公寓度假的几位旅客组织了一次聚会，从他们所居的有利地位观赏飓风的壮观景象，结果像是有一个其大无比的拳头把公寓打得粉碎，26人因此丧生。 柯夏克家的屋顶一被掀走，约翰就高喊道：“快上楼一一到卧室里去!数数孩子。”在倾盆大雨中，大人们围成一圈，让孩子们紧紧地挤在中间。柯夏克老奶奶哀声切切地说道：“孩子们，咱们大家来唱支歌吧!”孩子们都吓呆了，根本没一点反应。老奶奶独个儿唱了几句，然后她的声音就完全消失了。
客厅的壁炉和烟囱崩塌了下来。弄得瓦砾横飞。眼看他们栖身的那间卧室电有两面墙壁行将崩塌，约翰立即命令大伙：“进电视室去!”这是离开风头最远的一个房间。
约翰用手将妻子搂了一下。詹妮丝心里明白了他的意思。由于风雨和恐惧，她不住地发抖。她一面拉过两个孩子紧贴在自己身边，一面默祷着：亲爱的上帝啊，赐给我力量，让我经受住必须经受的一切吧。她心里怨恨这场飓风。我们一定不会让它得胜。
柯夏克老爹心中窝着一团火，深为自己在飓风面前无能为力而感到懊丧。也说不清为什么，他跑到一问卧室里去将一只杉木箱和一个双人床垫拖进了电视室。就在这里，一面墙壁被风刮倒了，提灯也被吹灭。另外又有一面墙壁在移动，在摇晃。查理.希尔试图以身子撑住它，但结果墙还是朝他这边塌了下来，把他的背部也给砸伤了。房子在颤动摇晃，已从地基上挪开了25英尺。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分崩离析了。 “我们来把床垫竖起来!”约翰对父亲大声叫道。“把它斜靠着挡挡风。让孩子们躲到垫子下面去，我们可以用头和肩膀把垫子 大一点的孩子趴在地板上，小一点的一层层地压在大的身上，大人们都弯下身子罩住他们。地板倾斜了。装着那一窝四只小猫的盒子从架上滑下来，一下子就在风中消失了。斯普琪被从一个嵌板书柜顶上刮走而不见踪影了。那只狗紧闭着双眼，缩成一团。又一面墙壁倒塌了。水拍打着倾斜的地板。约翰抓住一扇还连在壁柜墙上的门，对他父亲大声叫道：“假若地板塌了，咱们就把孩子放到这块门板上面。”
就在这一刹那间，风势稍缓了一些，水也不再上涨了。随后水开始退落。卡米尔号飓风的中心过去了。柯夏克一家和他们的朋友都幸存下来了。
天刚破晓，高尔夫港的居民便开始陆续返回家园。他们看到了遇难者的尸体一一密西西比沿海一带就有130多名男女和儿童丧生一海滩和公路上有些地方布满了死狗死猫和死牲畜。尚未被风刮倒的树上结彩似地挂满被撕成布条的衣服，吹断的电线像黑色的实心面一样盘成一圈一圈地散在路面上。
那些从外面返回家乡的人们个个都是慢慢地走动着，也没有谁高声大叫。他们怔住了，呆立当地，不知该怎么才能接受眼前这幅使人惊骇的惨景。他们问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上哪儿去呢?”
这时，该地区的一些团体，实际上还有全美国的人民，都向沿海受灾地区伸出了援助之
手。天还没亮，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和一些民防队便开进灾区，管理交通，保护财物，建立通讯联络中心，帮助清理废墟并将无家可归的人送往难民收容中心。上午十时许，救世军的流动快餐车和红十字会志愿队及工作人员已开往所有能够到达的地方去分发热饮料、食品、衣服和卧具了。
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城镇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送往灾区。各种家用和医疗用品通过飞机、火车、卡车和轿车源源不断地运进灾区。联邦政府运来了440万磅食品，还运来了活动房屋，造起了活动教室，并开设了发放低息长期商业贷款的办事机构。
在此期间，卡米尔号飓风横扫密西西比州后继续北进，给弗吉尼亚州西部和南部带来了28英寸以上的暴雨，致使洪水泛滥，地塌山崩，又造成111人丧生，最后才在大西洋上空慢慢消散。 第二课
马拉喀什见闻
一具尸体抬过，成群的苍蝇从饭馆的餐桌上瓮嗡嗡而起追逐过去，但几分钟过后又非了回来。
一支人数不多的送葬队伍——其中老少尽皆男性，没有一个女的——沿着集贸市场，从一堆堆石榴摊子以及出租汽车和骆驼中间挤道而行，一边走着一边悲痛地重复着一支短促的哀歌。苍蝇之所以群起追逐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死人的尸首从不装进棺木，只是用一块破布裹着放在一个草草做成的木头架子上，有四个朋友抬着送葬。朋友们到了安葬场后，便在地上挖出一个一二英尺深的长方形坑，将尸首往坑里一倒。再扔一些像碎砖头一样的日、干土块。不立墓碑，不留姓名，什么识别标志都没有。坟场只不过是一片土丘林立的荒野，恰似一片已废弃不用的建筑场地。一两个月过后，就谁也说不准自己的亲人葬于何处了。
当你穿行也这样的城镇——其居民20万中至少有2万是除开一身聊以蔽体的破衣烂衫之外完全一无所有——当你看到那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动辄死亡时，你永远难以相信自己是行走在人类之中。实际上，这是所有的殖民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这里的人都有一张褐色的脸，而且，人数书如此之多！他们真的和你意义同属人类吗？难道他们也会有名有姓吗？也许他们只是像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的蜜蜂或珊瑚虫一样的东西。他们从泥土里长出来，受哭受累，忍饥挨饿过上几年，然后有被埋在那一个个无名的小坟丘里。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离去。就是那些小坟丘本身也过不了很久便会变成平地。有时当你外出散步，穿过仙人掌丛时，你会感觉到地上有些绊脚的东西，只是在经过多次以后，摸清了其一般规律时，你才会知道你脚下踩的是死人的骷髅。 我正在公园里给一只瞪羚喂食。
动物中也恐怕只有瞪羚还活着时就让人觉得是美味佳肴。事实上，人们只要看到它们那两条后腿就会联想到薄荷酱。我现在喂着的这只瞪羚好象已经看透了我的心思。它虽然叼走了拿在手上的一块面包，但显然不喜欢我这个人。它一面啃食着面包，一面头一低向我顶过来，再啃一下面包又顶过来一次。它大概还因为把我赶开之后那块面包仍会悬在空中。 一个正在附近小道上干活的阿拉伯挖土工放下笨重的锄头，羞怯地侧着身子慢慢朝我们走过来。他把目光从瞪羚身上移向面包，又从面包转回到瞪羚身上，带着一点惊讶的神色，似乎以前从未建国这种情景。终于，他怯生生的用法语说道：“那面包让我吃一点吧。” 我撕下一块面包，他感激地把面包放进破衣裳贴身的地方。这人是市政当局的雇工。 当你走过这儿的犹太人聚居区时，你就会知道中世纪犹太人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在摩尔人的统治下，犹太人只能在划定的一些地区内保有土地。受这样的待遇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后，他们已经不再为拥挤不堪而烦扰了。这儿很多街道的宽度远远不足六英尺，房屋根本没有窗户，眼睛红肿的孩子随处可见，多的像一群群苍蝇，数也数不清。街上往往是尿流成河。 在集市上，一大家一大家的犹太人，全都身着黑色长袍，头戴黑色便帽，在看起来像洞
窟一般阴暗无光，苍蝇麋集的摊篷里干活。一个木匠两脚交叉坐在一架老掉牙的车床旁，正以飞快的速度旋制椅子腿。他右手握弓开动车床，左脚引动旋刀。由于长期保持着种姿势，左脚已经弯翘变形了。他的一个年仅六岁的小孙子竟也在一旁开始帮着干一些简单的活计了。 我正要走过一个铜匠铺子时，突然有人发现我点着一支香烟。这一下子那些犹太人从四面八方的一个个黑洞窟里发疯四地围上来，其中有很多白胡子老汉，都吵着要讨支烟抽。甚至连一个盲人听到这讨烟的吵嚷声也从一个摊篷后面爬出来。伸手在空中乱摸。一分钟光景，我那一包香烟全分完了。我想这些人一天的工时谁都不回少于十二小时，可是他们个个都把一支香烟看成是一见十分难得的奢侈品。 犹太人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他们从事阿拉伯人所从事的行业，只是没有农业。他们中有买水果的，有陶工、银匠、铁匠、屠夫、皮匠、裁缝、运水工，还有乞丐、脚夫——放眼四顾，到处是犹太人。事实上，在这不过几英亩的空间内居住着的犹太人就足足有一万三千之多。也算这些犹太人好运气，希特勒未曾光顾这里。不过，他也许曾经准备来的。你常听到的有关犹太人的风言风语，不仅可以从阿拉伯人那里听到，而且还可以从较穷的欧洲人那里听到。
“我的老兄啊，他们把我的饭碗夺走给了犹太人。想必你也知道这些犹太人吧，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宰。我们的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银行、财政——一切都被他们控制住了。”
“可是，”我说道，“到多数普通犹太人不也是为了一点微薄的工钱而辛勤劳作的苦力吗？”
“噢！那不过是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事实上他们都是些放债获利的富豪。这些犹太人就是鬼得很。”
与此恰恰相似的是，几百年前，常常也有些苦命的老太婆被当成巫婆给活活烧死，然而事实上她们就连为自己变出一顿象样饭菜的巫术都没有。
所有靠自己的双手干活的人一般都有点不太引人注目，他们所干的活儿越是重要，就越不为人所注目。不过，白皮肤总是比较显眼的。在北欧，若是发现田里有一个工人在耕地，你多半会再看他一眼。而在一个热带国家，直布罗陀以南或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就可能看不到田里耕作的人。这种情形我已经注意到多次了。在热带的景色总，万物皆可一目了然，惟独看不见人。那干巴巴的土壤、仙人掌、棕榈树和远方的山岭都可以尽收眼底，但那在地理耕作的农夫却往往每人看见。他们的肤色就和地里的土壤颜色一样，而且远不及土壤中看。
正因如此，贫穷至极的亚非国家反倒成了旅游观光的胜地。没有谁会有兴趣到本地的贫困地区去作依次毫无价值的旅行。但在那些居住着褐色皮肤的人的地方，他们的贫困却根本没有人能注意大批。摩洛哥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一个能买到橘子园或者谋取一份政府差使的地方。对于一个英国人呢？不过是骆驼、城堡、棕榈树、外籍兵团、黄铜盘子和匪徒等富于浪漫色彩的字眼而已。就算是在那儿呆过多年的人也未必会注意得到，对于当地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来说，现实生活只意味着永无休止、劳累至极的斗争，其目的是从贫瘠的土壤中费力地弄出点吃的来。
摩洛哥的土地大半是一片荒凉，赖以生存的走兽至大者莫如野兔。原先曾有的森林覆盖着的土地如今已成为光秃秃的荒漠，土壤跟碎砖头一般。尽管如此，仍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被人们开垦，劳动强度十分惊人。一切活儿全靠手工完成。排着长队的妇女们弯着腰像一个个倒过来的大写字母L一样，以便慢慢地在地里移动着身子往前走，一边用手去拔除带刺的野草。农民采集苜蓿喂牲口时，不是用刀去割而是用手将一棵棵苜蓿连根拔起，免得割剩下来的一两寸的根茬白白浪费掉。犁是用木头做的劣货，一点也不结实，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的扛在肩上。犁的底部安着一个粗劣的铁尖子，只能犁进地里4英寸来深。拉犁的牲口的力气
也只有这么大。通常是用一头牛和一头驴子套在一起拉犁。这是因为两头驴子拉不动，而如用两头牛，耗费的饲料有太多。农民们都没有耙地的耙，他们指示顺着不同的方向犁上几遍，弄出一道道垄沟来，然后再用锄头把整块田地做成一块块长条形的小畦，以利蓄水。除了较为罕见的暴雨之后紧接着的那一两天外，这地方总是缺水。农民们在地边上挖出一道道深达三十至四十英尺的沟渠以便把土层深处的涓涓细流汇集起来。
每天下午都有一对年迈的妇女背着柴草从我屋外的路上走过。由于上了年纪而又饱经日晒，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想木乃伊似的干瘪，而且身躯都是那么瘦小。在原始社会里，妇女超过了一定的年纪便萎缩得如孩子般大小，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天，一个身高不过四英尺的可怜人扛着老大的一捆柴草从我身边蹒跚而过。我叫住她，往她手上塞了一枚面值五个苏的钱币（略多于1/4个旧便士）。她的反应竟是一声近乎尖叫的哭喊，这喊叫含有感激的成分，主要还是出于惊讶。我想，在她看来，我虽然会注意她，似乎是违反了自然法则。对于自己作为一个老妇人，即作为一匹驮兽的地位，她是早已接受了的。每当一家人出门远行时，往往可以看到父亲和已经成年的儿子骑着驴子在前边走，而一个老太婆则背着包袱步行跟在后面。
然而这些人的真正奇特之处还在于他们的隐身的特性。一连几个星期，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候总有一队老妪扛着柴草从我房前蹒跚走过。虽然他们的身影以映入我的眼帘，但老实说，我并不曾看见她们。我所看见的是一捆捆的柴草从屋外掠过。直到有一天我碰巧走在她们身后时，堆柴草奇异的起伏动作才使我注意到原来下面有人。这才第一次看见那些与泥土同色的可怜老妪的躯体——枯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被沉重的负荷压得弯腰驼背的躯体。然而，我踏上摩洛哥国土还不到五分钟就已注意到驴子的负荷过重，并为此感到愤怒。驴子遭到荷虐，这是无疑的事实。摩洛哥的驴子不过如一只瑞士雪山救人犬一般大小，可它驮负的货物重量在英国军队里让一头五英尺高的大骡子来驮都嫌过重。而且，它还常常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卸驮鞍。尤其让人觉得可悲的是，它是世上最驯服听话的牲畜。不需要鞍辔会僵绳。它便会像狗一样跟随着自己的主人。为主人拼命干上十几年活后，它便猝然倒地死去，这时，主人就把它仍进沟里，尸体未寒，其五脏六腑便被村狗扒出来吃掉。
这种事情当然令人发指，可是，一般说来，人的苦难却没人理会。我并非在乱发议论，只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已。这种人简直就是一种无影无行之物。一头背上被磨得皮破肉烂的驴子人人见了都会同情，而那驮着大捆柴草的老妇人则往往要有某种偶然因素才会受到注意。
白鹳鼓翼被去时，黑人正行军南下——一列长长的满身征尘的队伍：步兵，炮队，接着又是更多的步兵，总共大约四五千人，正靴声橐橐，车声辚辚地蜿蜒前行。
他们是塞内加尔人，是非洲肤色最黑的人——黑得简直难以看清他们颈项上的头发从何处生起。他们健硕的身躯罩在旧的卡其布制服里面，脚上套着一双看上去像块木板似的靴子，每个人头上戴着的钢盔似乎都小了一两号。天气正热,队伍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士兵们都被沉重的包袱压得疲惫不堪，敏感得出奇的黑脸颊上汗水闪闪发光。
当他们走过时，一个身体欣长，年纪很轻的黑人回头后顾，和我的目光相遇。他的那种目光完全超出人们意料之外。既不带敌意，又不含轻蔑，也没有愠怒，甚至连好奇的成分都没有。那是一种羞怯的，瞪圆双眼的黑人的目光，实际上就是一种表示深厚敬意的目光。这种情况我是了解的。这可怜的小伙子，因为成了法国公民，所以被从森林里拉出来送到军队驻扎的城镇去擦洗地板，并染上了梅毒。他对于白种人的确是满怀敬意的。过去别人教导他说白种人是他的主人，对此他至今深信不疑。
然而，无论哪一个白人（哪怕是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也不例外），当他望着一支黑人军队从身边开过时，都会想到同一桩事：“我们还能愚弄他们多久？他们倒戈相向的日子离现在还有多远？”
真是怪有意思的。在场的每一个白人心里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思。我有，其他旁观者也有，骑在汗涔涔的战马上的军官们有，走在队伍中的白人军士也有。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而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有那些黑人对此尚茫然不知。看着这列一两英里长的队伍静静地向前开进，真好像看着一群牛羊一样，而那掠过它们头顶、朝着相反方向高翔的大白鹳恰似片片碎纸在空中泛着点点银光。
(摘自卡罗林?什罗茨等合编《修辞读物》) 第三课
酒肆闲聊与标准英语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入胜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于是，问题便解决了。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所存在的
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这个词表示，而没有换成由法语lapin转化而来的某个词。 当我们今天听着有关双语教育问题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把法语用来对抗撒克逊农民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周围筑起一道文化障碍。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领导下起来造反时，他们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屈辱。“标准英语”——如果那时候有这个名词的话——已经变成法语。而九百年后我们在美国这儿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那晚闲聊过后，第二天一早便有人去查阅了资料。这个名词在16世纪已有人使用过。纳什作于1593年的《截获信函奇闻》中就有过“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的提法。1602年德克写到某人时有句话说：“你把‘标准英语’(King’s Engligh)简化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是否也出现过这一提法呢?如出现过，那就证明这个词在当时即已通用。他用过一次，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快嘴桂嫂在讲到她家老爷回来后将会有的盛怒情形时说，“„„少不了一顿臭骂，骂得鬼哭神愁，伦敦的官话(即“标准英语”)不知要给他糟蹋成个什么样子啦。”(朱生豪译)后来的事实果然被她说中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词语就是那个时期产生的。经过前后五百年的发展和与诺曼底人、安茹王朝及金雀花王朝的法语的竞争，英语最终同化了法语。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英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
这样便有了一种值得引以自豪的“标准英语”。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没费吹灰之力，使其影响日盛，遍及全球。“标准英语”再也不带有今天所谓的种族歧视的性质了。
不过，那个澳大利亚人所作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下层阶级在用这一名词时总带着一点轻蔑或讥讽的味道。我们会发现，就连快嘴桂嫂这样一个婢女也会说她的主子凯厄斯大夫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而讲起平民百姓们所讲的那种粗话。如果说标准英语就是所谓“规范英语”，这种看法常常会受到下层人民的嘲笑讥讽，他们有时故意开玩笑地把它说成是“规反英语”。下层人民对文化上的专制仍是极为反感的。 正如卡莱尔所说，始终存在着的一种危险是，“对我们来说。词语会变成具体的事物”。词语本身并不是现实，它不过是用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而已。标准英语就像诺曼底人的盎格鲁法语一样，也是一个阶级用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让人们学着去讲也许不错，但既不应当把它作为法令，也不应当使它完全不接受来自下层的改变。
我一向对词典有着始终不渝的酷爱一奥登说过，一个作家的全部所需就是一支笔、够用的纸张和“他所能弄得到的最好的词典”——但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即把词典看成是一种常识的工具。标准英语是一种典范——一种丰富而有指导作用的典范——但并不是一种最高的典范。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我先前的话题上了。即便是那些学问再高、文学修养再好的人，他们所讲的标准英语在交谈中也常常会离谱走调。要是有谁闲聊时也像做文章一样句逗分明，或者像写一篇要发表的散文一样咬文嚼字的话，那他讲起话来就一定会极为倒人胃口。看到E?M?福斯特笔下写出“当今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其用语之生动及由其所产生的生动有力、甚至可怖的形象令我们拍案叫绝。但假若福斯特坐在我们的会客室里说“我们大家正一个接一个地步入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请他走开。 常常有一些愚人要求大文豪们谈话时也像写文章一样字字珠玑。也有些人对18世纪巴黎的文艺沙龙里那些文人雅士的高谈阔论极表称羡。可是，说不定那些文人雅士们在那里也不过是闲聊，谈论酒食的好坏哩。当时的巴黎大法院第一厅厅长亨奥尔特在德苏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作客时就曾大叫着说“调料糟透了”，接着还大发议论说侯爵夫人家的厨子和总厨师长
布兰维利耶之间的唯一差别只不过用心不一而已。
会客室里和餐桌上是无需摆上词典的。闲聊过程中若遇上弄不明白需待查实的问题可留待第二天再说，不要话说到一半却去一边查起字典来。否则，谈话便会受到妨碍，不能如流水般无拘无束地进行。那天晚上，如果我们当场弄清了“标准英语”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再有那一场交谈论辩，我们也就不可能一会儿跳到澳大利亚去，一会儿扯回到诺曼底征服者时代了。
而且，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到第二天去思考了。尤为重要的是，如果那个问题当场得到解决的话，人们就不会对于那位引出话题的“火枪手”那样发生兴趣，想多了解她的情况了。教黑猩猩说话之所以很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往往可能尽想着要讲出些正经八百的话来，因而使得谈话失去意趣。 摘自1979年5月6日《华盛顿邮报》
第四课
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
我们今天举行的不是一个政党的祝捷大会，而是一次自由的庆典。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因为刚才我已依照我们的先辈在将近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拟好的誓言在诸位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庄严宣誓。
当今的世界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人类手中已掌握的力量，既足以消除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也足以结束一切形式的人类生活。然而，我们的先辈曾为之奋斗的革命信念至今仍未能为举世所公认。这信念就是认定人权出自上帝所赐而非得自政府的恩典。
我们今天仍未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接班人。此时此地我谨向我们的朋友，同时也向我们的敌人宣告：火炬已传到我们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这一代人在本世纪成长起来，经受过战火的锻炼，经历过冷峻的和平的考验，以珍视古老的传统而自豪，又决不愿坐视或容许人权逐渐遭到践踏。美国对这些人权一向负有责任，今天我们也正在本国及全世界范围内为之奋斗。
必须让每一个友邦和敌国都知道：为维护自由，使其长存不灭，我们将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肩负任何重担，迎战一切困难，援助一切朋友，反击一切敌人。 以上这些是我们保证要做到的——但我们保证要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对于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精神渊源的传统盟邦，我们保证将报之以真诚不渝的友谊。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在许多合作性事业中就会无往而不胜；而一旦彼此分裂，我们就会无所作为。因为我们之间若起争端，彼此离异，便难以与我们面临的强大对手抗衡。 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国家行列的各新兴国家，浅们发誓，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绝不应仅是为了被另一种远为残酷的暴政所取代。我们并不期望这些国家总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希望他们始终能够坚决地卫护自己的自由，并时刻牢记，过去那些企图骑上虎背为自己壮声势的愚人结果都没能逃脱葬身虎腹的命运。
对于那些居住在遍布半个地球的茅舍荒村中，正奋力冲破集体贫困的桎梏的各民族，我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自救，不管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共产党会抢先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想获得那些国家的赞成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一个自由社会如若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国边界以南的各姊妹国家，我们要作一项特别的保证：把我们美妙的言辞付诸行动，为谋求进步而进行新的合作。帮助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政府挣脱贫困的锁链。但我们绝不能让这个充满希望的和平革命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要让所有的邻邦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反对外国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的侵略或颠覆。也要让所有别的国家知道，我们这个半球仍得由自己当家做主。
在一个战争因素远远超过和平因素的时代，对于我们唯一的最好的希望赖以寄托的世界主权国家的联盟组织一一联合国，我们重申对它给予支持的保证：阻止其成为一个仅供谩骂的讲坛，加强其对新兴国家及弱小国家的保护作用，并扩大其职能范围。
最后，对于那些不惜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要提出的不是保证而是呼吁：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努力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将整个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发生的自我毁灭之时。
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有了无可置疑的足够的武力时，我们才能有无可置疑的把握避免使用武力。
然而，目前的局势使两大国家集团都感到不安——双方都因现代军备的庞大开支而感到不堪重负，双方都为极端危险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慌不安，但双方又都在竞相谋求改变那种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导致全人类毁灭的最后决战的小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记住：礼让并不表示软弱，而诚意则永远需要验证。我们决不能因为惧怕而谈判，但我们也决不要惧怕谈判。
让双方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不要在引起分歧的问题上徒费精力。 让双方进行首次谈判，对监督和控制军备制订出严格可行的计划?并且把足以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世界各国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致力于揭开科学的奥秘，而不是科学的恐怖。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探测星空，征服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洋底，并促进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一起在世界各个角落听取以赛亚的指示，去“卸下沉重的负担„„(并)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
如果初次的合作能够减少彼此之间的疑虑的话，那就让我们双方进而开始新的合作吧，不是寻求新的力量均衡，而是建立一个有法制的新世界，使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得以维持。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第一个一百天内完成，也不会在第一个一千天内完成，不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完成。但我们要让它从我们手上开始。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不仅仅是握在我的手中，更大一部分是握在你们手中。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应召验证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应召服役的美国青年的坟墓已遍布全球。
如今那号角又在召唤我们了。它不是在号召我们扛起武器一一尽管我们也需要武器，不是在号召我们去参战——尽管我们也准备应战，而是在号召我们肩负起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忍受困苦，向往未来”，为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而斗争。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把东西南北联在一起的伟大的全球联盟来对付这些敌人，以确保人类享有更为富有成效的生活呢?你是否愿意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呢?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代人能在自由面临极大危险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任务。在这一重任面前，我不退缩，我欢迎这一重任。我认为我们中间不会有人愿意与别人或另一代人调换位置。我们从事这一事业的那种精力、信念和献身精神将照耀我们的国家和一切为此出力的人们。这一火焰所发出的光芒将真正照亮这个世界。
因此，美国同胞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你们自己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
和我处在同样地位的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美国会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一起能为人类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无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世界各国的公民，请以我们在此要求于你们的那种力量
和牺牲的高标准反过来要求我们。良心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历史是我们所作所为的最后裁判。让我们迈步向前，去领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吧，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摘自《世界著名演说集锦》，1965) 第五课
爱情就是谬误
查尔斯．兰姆是一个世所罕见的性情欢快、富有进取心的人，他那笔下的散文《古瓷器》和《梦中的孩子》无拘无束、自由奔放。实在令人难忘。下面这篇文章比兰姆的作品更加自由奔放。实际上，用“自由奔放”的字眼来形容这篇文章并不十分确切，或许用“柔软”、“轻松”或“轻软而富有弹性”更为恰如其分。 尽管很难说清这篇文章是属于哪一类，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散文小品文。它提出了论点。引用了许多例证，并得出了结论。卡菜尔能写得更好吗?罗斯金呢?
这篇文章意在论证逻辑学非但不枯燥乏味而且活泼、清新、富于关感和激情，并给人以启迪。诸位不妨一读。 ——作者注
我这个人头脑冷静，逻辑思维能力强。敏锐、慎重、聪慧、深刻、机智一一这些就是我的特点。我的大脑像发电机一样发达，孳化学家的天平一样精确，像手术刀一样锋利。一一你知道吗?我才十八岁呀。
年纪这么轻而智力又如此非凡的人并不常有。就拿在明尼苏达大学跟我同住一个房间的皮蒂?伯奇来说吧，他跟我年龄相哆’经历一样，可他笨得像头驴。小伙子长得年轻漂亮，可惜脑子里却空空如也。他易于激动，情绪反复无常，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最糟的是他爱赶时髦。我认为，赶时髦就是最缺乏理智的表现。见到一 q9种新鲜的东西就跟着学，以为别人都在那么干，自己也就卷进去傻干——这在我看来，简直愚蠢至极，但皮蒂却不以为然。 一天下午我看见皮蒂躺在床上，脸上显露出一种痛苦不堪的表情，我立刻断定他是得了阑尾炎。“别动，”我说，“别吃泻药，我就请医生来。” “浣熊，”他咕哝着说。 “浣熊?”我停下来问道。 “我要一件浣熊皮大衣，”他痛苦地哭叫着。
我明白了，他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精神上不太正常。“你为什么要浣熊皮大衣?” “我本早该知道，”他哭叫着，用拳头捶打着太阳穴，“我早该知道查尔斯登舞再度流行时，浣熊皮大衣也会时兴起来的。我真傻，钱都买了课本，可现在不能买浣熊皮大衣了。” 我带着怀疑的眼神问道：“你是说人们真的又要穿浣熊皮大衣吗?” “校园里有身分的人哪个不穿?你刚从哪儿来?” “图书馆，”我说了一个有身分的人不常去的地方。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一定要弄到一件浣熊皮大衣，”他激动地说，“非弄到不可!”
“皮蒂，你怎么啦?冷静地想一想吧，浣熊皮大衣不卫生，掉毛，味道难闻，既笨重又不好看，而且„„ “你不懂，”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这就叫时髦。难道你不想赶时髦吗?” “不想，”我坦率地回答。
“好啦，我可想着呢!”他肯定地说。“只要有浣熊皮大衣，要我什么我都给，什么都行!” 我的大脑一一这件精密的仪器一一即刻运转起来。我仔细地打量着他，问道：“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若有所思地抚着下巴。好极了，我知道哪儿能弄到浣熊皮大衣。我父亲在大学读书时就穿过一件，现在还放在家里顶楼的箱子里。恰好皮蒂也有我需要的东西。尽管他还没有弄到手，但至少他有优先权。我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波利.埃斯皮。
我早已钟情于波利埃斯皮了。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想得到这妙龄少女并不是由于感情的驱使。她确实是个易于使人动情的姑娘。可我不是那种让感情统治理智的人，我想得到波利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完全是出于理智上的原因。
我是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过不了几年就要挂牌当律师了。我很清楚，一个合适的妻子对一个律师的前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大凡有成就的律师几乎都是和美丽、文雅、聪明的女子结婚的。波利只差一条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了。
她漂亮。尽管她的身材还没有挂在墙上的美女照片那么苗条，但我相信时间会弥补这个不足。她已经大致不差了。
她温文尔雅——我这里是指她很有风度。她婷婷玉立，落落大方，泰然自若，一眼就看得出她很有教养。她进餐时，动作是那样的优美。我曾看见过她在“舒适的校园之角”吃名点——一块夹有几片带汁的炖肉和碎核桃仁的三明治，还有一小杯泡菜——手指儿一点儿也没有沾湿。
她不聪明，实际上恰好相反。但我相信有我的指导，她会变得聪明的。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使一个漂亮的笨姑娘变得聪明比使一个聪明的丑姑娘变得漂亮毕竟要容易些。 “皮蒂，”我说，“你在跟波利谈恋爱吧?” “我觉得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他回答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做爱情。你问这个干吗?”
“你和她有什么正式的安排吗?我是说你们是不是常有约会，或者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问。
“没有，我们常常见面。但我们俩各自有别的约会。你问这个干嘛?” “还有没有别人使她特别喜欢呢?”我问道。 “那我可不知道。你问这些干吗?”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这就是说。如果你不在，场地就是空着的。你说是吗?” “我想是这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我若无其事地说，接着把手提皮箱从壁橱里拿了出来。 “你去哪儿?”皮蒂问。 “回家过周末。”我把几件衣服扔进了提箱。 “听着，”他焦急的抓住我的胳膊说，“你回家后，从你父亲那儿弄点钱来借给我买一件浣熊皮大衣，好吗?”
“也许不仅只是这样呢。”我神秘地眨着眼睛说，随后关上皮箱就走了。 星期一上午我回到学校时对皮蒂说：“你瞧!”我猛地打开皮箱，那件肥大、毛茸茸、散发着怪味的东西露了出来，这就是我父亲1925年在施图茨比尔凯特汽车里穿过的那一件浣熊皮大衣。
“太好了!”皮蒂恭敬的说。他把两只手插进那件皮大衣，然后把头也埋了进去。“太好啦!”他不断地重复了一二十遍。 “你喜欢吗?”我问道。
“哦，喜欢!”他高声叫着，把那满是油腻的毛皮紧紧地搂在怀里。接着他眼里露出机警的神色，说着：“你要什么换呢?” “你的女朋友，”我毫不讳言地说。 “波利?”他吃惊了，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波利?” “是的。”
他把皮大衣往旁一扔，毫不妥协的说：“那可不行。” 我耸了耸肩膀说：“好吧，如果你不想赶时髦，那就随你的便好了。”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假装读书，暗暗地瞟着皮蒂。他神情不安，用面包店窗前的流浪儿那种馋涎欲滴的神情望着那件皮大衣，接着扭过头去，坚定地咬紧牙关。过了一会儿，他又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那件皮大衣，脸上露出更加渴望的神情。等他再扭过头去，已经不那么坚决了。他看了又看，越看越爱，慢慢地决心也就减弱了。最后他再也不扭过头去，只是站在那儿，贪婪地盯着那件皮大衣。 “我和波利好像不是在谈恋爱，”他含含糊糊地说。“也说不上经常约会或有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的，”我低声地说。
“波利对我算得了什么?我对波利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是一时高兴-----不过是说说笑笑罢了，如此而已。” “试试大衣吧。”我说
“他照办了。衣领蒙住了他的耳朵，下摆一直拖到脚跟。他看起 来活像一具浣熊尸体。他高兴地说：“挺合身的。”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成交了吗?”我说着，把手伸向他。 他轻易地接受了。“算数．”他说，并跟我握了握手。
第二天晚上，我与波利第一次约会了。这一次实际上是我对她的考察。我想弄清要作多大的努力才能使她的头脑达到我的要求。我首先请她去吃饭。“哈，这顿饭真够意思，”离开餐馆时她说。然后我请她去看电影。“嘿，这片子真好看，”走出影院时她说。最后我送她回家。和我道别时她说：“嘿，今晚玩得真痛快。” 我带着不大痛快的心情回到了房间。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得太低了。这姑娘的知识少得叫人吃惊。只是给她增加知识还不够，首先得教她学会思考。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我真想把她还给皮蒂算了。但我一想到她那充满魅力的身材，她那进屋时的模样，她那拿刀叉的姿式，我还是决定再作一番努力。
就像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我开始有计划地干了起来。我开始给她上辑课。幸好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我自己也正在学逻辑学，所以对要教的内容我都很熟悉。当我接她赴第二次约会时，我对她说：“今晚上咱们去‘小山’谈谈吧”。 “啊，好极了，”她回答道。对这姑娘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像她这么好商量的人是不多见的。
我们去了“小山”，这是校园里人们幽会的地方。我们坐在一棵老橡树下，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们谈些什么呢?”她问。 她想了一会儿，觉得不错，便说：“好极了。” “逻辑学，”我清了清嗓了，“就是思维的科学。在我们能正确地思维之前，首先必须学会判别逻辑方面的常见谬误。我们今晚就要来谈谈这些。” “哇!”她叫了起来，高兴地拍着手。 我打了个寒噤，但还是鼓足勇气讲下去：“首先我们来考究一下被称为绝对判断的谬误。” “好呀!”她眨了眨眼，催促着。
“绝对判断指的是根据一种无条件的前提推出的论断。譬如说，运动是有益的，因此人人都要运动。” “不错，”波利认真地说，“运动是非常有益的，它能增强体质，好处太多了!” “波利，”我温和地说，“这种论点是谬误。运动有益是一种无条件的前提。比方说，假设你得了心脏病，运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有不少人医生就不准他们运动。你必须给这种前提加以限制。你应该说，一般来说运动是有益的。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是有益的。否则就
是犯了绝对判断的错误，懂吗?” “不懂，”她坦率地说。“这可太有意思了，讲吧!往下讲吧!” “你最好别拉我袖子了，”我对她说。等她松了手，我继续讲：“下面我们讲一种被称为草率结论的谬误。你仔细听：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皮蒂也不会讲法语。因此我就会断定在明尼苏达大学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波利好奇的问道，“谁也不会吗?” 我压住火气。“波利，这是一种谬误，这是一种草率的结论。能使这种结论成立的例证太少了。”
“你还知道其他的谬误吗?”她气喘吁吁地说：“这真比跳舞还有意思啦!”
我极力地使自己不灰心。我真拿这姑娘没办法，的确是毫无办法。可是，如果我不坚持下去，我就太没有用了。因此，我继续讲下去。
“现在听我讲讲‘牵强附会’的谬误。听着：我们不要带比尔出去野餐。每次带他一起去，天就下雨。”
“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她感叹地说。“我们家乡有个女孩，名叫尤拉?蓓克尔。从没有例外，每次我们带她去野餐„„” “波利，”我严厉地说，“这是一种谬误。下雨并不是尤拉蓓克尔造成的，下雨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责怪尤拉?蓓克尔，你就是犯了牵强附会的错误。” “我再也不这样了，”她懊悔地保证说。“你生我的气了吗?”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波利，我没生气。” “那么，给我再讲些谬误吧!” “好，让我们来看看矛盾前提吧。” “行，行，”她叽叽喳喳地叫着，两眼闪现出快乐的光芒。 我皱了皱眉头，但还是接着讲下去。“这里有一个矛盾前提的例子：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他能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吗?” “当然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但是如果他是万能的，他就能搬动那块石头呀，”我提醒她。 “是嘛!”她若有所思地说，“嗯，我想他造不出那样的石头。” “但他是万能的啊，”我进一步提醒她。 她用手抓了抓她那漂亮而又空虚的脑袋。“我全搞糊涂了，”她承认说。
“你确实糊涂了。因为一种论点的各个前提相互问是矛盾的，这种论点就不能成立。如果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不可能有一种不可移动的物体；如果有一种不可移动的物体，就不可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懂吗?” “再给我讲些这类新奇的玩意儿吧，”她恳切地说。 我看了看表，说：“我想今晚就谈到这里。我现在该送你回去了。你把所学的东西复习一遍，我们明晚上再来上一课吧。”
我把她送到了女生宿舍，在那里她向我保证说这个晚上她过得非常痛快。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我的房间，皮蒂正鼾声如雷地睡在床上。那件浣熊皮大衣像一头多毛的野兽扒在他的脚边。我当时真想把他叫醒，告诉他可以把他的女朋友要回去。看来我的计划会要落空了。这姑娘对逻辑简直是一点儿都不开窍。
但是我回过头一想，既然已经浪费了一个晚上，不妨还是再花一个晚上看看。天晓得，说不定她头脑里的死火山口中的什么地方，还有些火星会喷射出来呢。也许我会有办法能把这些火星扇成熊熊烈焰。当然，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但我还是决定再试一次。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坐在那棵橡树下，我说：“今晚上我们要谈的第一种谬误叫做文不对题。”
她高兴得都发抖了。 “注意听，”我说。“有个人申请工作，当老板问他所具备的条件时，他回答说他家有妻子和六个孩子。妻子完全残废了，孩子们没吃的，没穿的，睡觉没有床，生火没有煤，眼看冬天就要到了。”
两滴眼泪顺着波利那粉红的面颊往下滚。“啊，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抽泣着说。 “是的，是太可怕了，”我同意地说。“但这可不成其为申请工作的理由。那人根本没有回答老板提出的关于他的条件的间题，反而祈求老板的同情。他犯了文不对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带手帕了没有?”她哭着说
我把手帕递给她。当她擦眼泪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火气。“下面，”我小心地压低声调说，“我们要讨论错误类比。这里有一个例子：应该允许学生考试时看课本。既然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可以看X光片，律师在审案时可以看案由，木匠在造房子时可以看蓝图，为什么学生在考试时不能看课本呢?” “这个，”她满怀激情地说，“可是我多少年来听到的最好的主意。” “波利，”我生气地说，“这种论点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以参加考试的方式去测验他们所学的东西。学生们才是这样。情况完全不同，你不能在不同的情况之间进行类比”。
“我还是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波利说。 “咳!”我嘀咕着，但我还是执意地往下讲，“接下去我们试试与事实相反的假设吧。” 波利的反应是：“倒挺好。”
“你听着：如果居里夫人不是碰巧把一张照相底片放在装有一块沥清铀矿石的抽屉里，那么世人今天就不会知道镭。” “对，对，”波利点头称是。“你看过那部影片吗?哦，真好看。沃尔特?皮金演得太好了．我是说他让我着迷了。”
“如果你能暂时忘记皮金先生，”我冷冰冰地说，“我会愿意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许居里夫人以后会发现镭的，也许由别人去发现，也许还会发生其他的事情。你不能从一个不实际的假设出发，从中得出任何可站得住脚的结论。” “人们真应该让沃尔特皮金多拍些照片，”波利说，“我几乎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决定再试一次，但只能一次。一个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我说：“下一个谬误叫做井下放毒。” “多聪明啊!”她咯咯笑了起来。
“有两个人在进行一场辩论。第一个人站起来说：‘我的论敌是个劣迹昭彰的骗子。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波利，现在你想想，好好想一想。这句话错在哪里?”
她紧锁着眉头，我凝神地看着她。突然，一道智慧的光芒——这是我从未看到过的一一闪现在她的眼中。“这不公平，”她气愤地说，“一点都不公平。如果第一个人不等第二个人开口就说他是骗子，那么第二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我高兴地叫了起来，“百分之百的对，是不公平。第一个人还不等别人喝到井水，就在井下放毒了。他还不等他的对手开口就已经 伤害了他。„„波利，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她轻轻地“哼”了一声，高兴得脸郡发红了。
“你看，亲爱的，这些问题并不深奥，只要精力集中，就能对付。思考——分析—一判断。来，让我们把所学过的东西再复习一遍吧。” “来吧，”她说着。把手往上一晃。 看到波利并不那么傻，我的劲头上来了。于是，我便开始把对她讲过的一切，长时间地、耐心地复习了一遍。我给她一个一个地举出例子，指出其中的错误，不停地讲下去。就好比挖掘一条隧道，开始只有劳累、汗水和黑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光亮，甚至还不知道能否见到光亮。但我坚持着，凿啊，挖啊，刮啊，终于
得到了报偿。我见到了一线光亮，这光亮越来越大，终于阳光洒进来了，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我辛辛苦苦地花了五个晚上，但总算还是没有白费，我使波利变成一个逻辑学家了，我教她学会了思考。我的任务完成了，她最终还是配得上我的。她会成为我贤慧的妻子，我那些豪华公馆里出色的女主人。我那些有良好教养的孩子们的合格的母亲。
不要以为我不爱这姑娘了，恰恰相反。正如皮格马利翁珍爱他自己塑造的完美的少女像一样，我也非常地爱我的波利。我决定下次会面时把自己的感情向她倾吐。该是把我们师生式的关系转化为爱情的时候了。 “波利，”当我们又坐在我们那棵橡树下时，我说。“今晚我们不再讨论谬误了。” “怎么啦?”她失望地问道。 “亲爱的，”我友好地对她笑了笑，“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五个晚上，我们相处得很好。显然我们俩是很相配的。” “草率结论，”波利伶俐地说。 “你是说„?”我问道。 “草率结论，”她重复了一遍。“你怎么能凭我们仅有的五次约会就说我们俩很相配呢?” 我咯咯一笑，觉得挺有意思。这可爱的小家伙功课学得可真不错。“亲爱的，”我耐心地拍打着她的手说，“五次约会就不少了，毕竟你不必把整个蛋糕吃下去才知道蛋糕的甜味。” “错误类比，”波利敏捷地说。“我可不是蛋糕，我是个女孩子。”我微微一笑，但这次不感到那么有意思了。这可爱的孩子功课或许是学得太好了。我决定改变策略。显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态度明朗，直接了当地向她表示爱。我沉默了一会儿，用我特别发达的脑袋挑选着合适的词句。然后我便开始说：
“波利，我爱你。对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是月亮，是星星，是整个宇宙。我亲爱的，请说你爱我吧。如果你不这样，我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了。我将会萎靡不振，茶不饮，饭不思，到处游荡，成为一个步履蹒跚、双眼凹下的躯壳。” 我交叉着双手站在那里，心想这下子可打动了她。 “文不对题，”波利说。
我咬咬牙。我不是皮格马利翁，我是弗兰肯斯坦，我的喉咙似乎一下子让魔鬼卡住了。我极力地控制涌上心头的阵阵痛楚。无论怎样，我电要保持冷静。 “好了，波利，”我强装着笑脸说，“这些谬误你的确已学到家了。” “这可说得很对，”她使劲地点了点头说道。 “可是波利，这一切是谁教给你的?” “你教的嘛。”
“是的，那你得感谢我呀。是吗，亲爱的?要是我不和你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学到这些谬误的”。
“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波利不加思索地说着。 我摔掉了额前的汗珠。“波利，”我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不要死板地接受这些东西。我是说那只是课堂上讲的东西。你知道学校学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 “绝对判断，”她说道，嬉戏地向我摇摇指头。
这一下可使我恼火了。我猛地跳了起来，像公牛似地吼叫着，“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相爱?” “我不想，”她答道。
“为什么不想?”我追问着。
“因为今天下午我答应了皮蒂伯奇，我愿意和他相爱。”
我被皮蒂这一无耻的行径气得一阵晕眩，情不自禁地向后退去。皮蒂答应了我，跟我成了交，还跟我握了手呢!“这个可耻的家伙!”我尖着嗓子大叫，把一块块草皮踢了起来。“你不能跟他在一起，波利。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可耻的家伙!”
“井下放毒，”波利说。“别叫嚷了，我认为大声叫嚷就是一种谬误。” 我以极大的意志力把语气缓和下来。“好吧，”我说，“你是一个逻辑学家。那就让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这件事吧。你怎么会看得中皮蒂，而看不起我呢?你瞧我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一个前途无量的人；而皮蒂——一个笨蛋，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个吃了上顿不知有没有下顿的家伙。你能给我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明你为什么要跟皮蒂好吗?” “当然能，”波利肯定地说。“他有一件浣熊皮大衣。”
(选自詹姆斯K贝尔与艾德里安A科恩 《明．代．修辞方式》) 第六课
从天窗中消失
科学是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有一个事实可用来说明这一点：一门科学发展程度越高，其基本概念就越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举例而言，世界上就只有一种热力学，并不存在什么分开独立的中国热力学、美国热力学或者苏联热力学。在二十世纪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遗传学曾分为两派；西方遗传学和苏联遗传学。后者源于李森科的理论，即环境的作用可能造成遗传基因的变异。今天，李森科的理论已经被推翻，因此，世界上就只有一种遗传学了。 作为科学的自然产物，工艺技术也显示出一种世界通用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工艺技术的发展传播使世界呈现出一体化特征的原因。原本各异的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服饰风格、音乐风格——甚至饮食风格——都越来越趋向于变成统一的世界流行风格了。世界呈现出同一性特征是因为它本来具有同一性。在这个世界上长大的儿童感受到的是一个千篇一律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他们的个性也受到这种同一性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感觉中，不同文化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了。由于世界各地的建筑越来越千篇一律，居住在这些建筑里的人也越来越千人一面了。这样带来的结果用一句人们已经听熟的话来描述再恰当不过：历史要消失了。
以汽车为例即可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诸如流线型或全焊接式车身结构一类的技术革新，一开始可能不被人接受，但假如 这种技术革新在提高汽车制造业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方面确有巨大作用，它便会一再地以各种变异的形式出现，直到最终它不仅会被接受，而且会被大家公认为是一种宝贵的成果。今天的汽车再也找不出某个汽车公司或某个民族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了。一般的汽车，不管产于何地，其基本特征都大同小异。
几年前，福特汽车公司制造出一种菲爱斯塔牌汽车，并将其称为“世界流行车”。这种车出现在广告上的形象是周围环绕着世界各国的国旗。福特公司解释说，这种汽车的汽缸活塞是英国产的，汽化器是爱尔兰造的，变速器是法国产的，车轮是比利时产的，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这种菲爱斯塔牌汽车现在似乎已完全销声匿迹了，但这种制造世界流行汽车的设想计划却是势在必行的。这表明汽车业也像建筑等行业一样在向国际流行风格的方向发展。菲爱斯塔牌汽车问世十年后，所有大型汽车制造公司都已国际化。美国人在欧洲、亚洲和南美洲都设了汽车厂。欧洲人和日本人也把他们的汽车厂设到了美国、南美洲以及苏联(菲亚特公司的工人在那儿可以喝到百事可乐来消乏解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些跨国型的汽车制造公司还会把他们的汽车厂设在埃及、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汽车制造业的情形也像建筑业的情形一样。在一定的成本范围内，相同的工艺技术就能产生相同的产品。证明这一点的直观证据在汽车方面和建筑方面一样，都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如果要你在同一价格档次的各型汽车中进行选择，从距离五百步的地方看是很难分辨出各种不同牌子型号的汽车的。换句话说，六十年代里美国汽车还保留着的美国特色——美国汽车中那种与美国历史相联系的特点——正在逐渐消失。甚至连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的大众甲壳虫型汽车也丧失了自身原有的特色，而通过自己车型的变化演示了从达西?汤普森到卡尔?
布里尔到费迪南德?波尔舍一代一代的流线型汽车设计发展史。
人创造了机器，而机器反过来也能塑造其创造者。由于汽车已普遍化，使用汽车的人也就司空见惯了。现代社会的人像他们驾驶的世界流行汽车一样正变得越来越彼此雷同。他们不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再不是某个特殊地理文化环境里孕育出来的特殊个人了。他们可以从一个装设空调的市场到另一个市场，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假日酒店到三百英里外的另一家酒店，不停地旅行运动，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却可能永远一个样。他们是世界人，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们不再拥有一个传统意义的家。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则是开始觉得传统意义上的家是牢笼的别称，而现代意义的家则无处不是，自己身边周围的人又无不是自己的邻友。
工艺技术的普遍应用是不可抗拒的。只要没有核战争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灾难，这种应用将继续影响现代文化以及创造这种文化的现代人的思想意识。 这又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艺术和历史方面来了。迦百列布菲?皮卡比阿夫人追忆弗朗西斯?皮卡比阿和马塞尔?杜尚的早期作品时对1949年机器美学的产生作了这样的描写：“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每一位艺术家表示对埃菲尔铁塔的蔑视，谴责这座污染天空，亵渎神明的建筑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机器„„的发明与发展很快就提出了一些传统思维完全无法解决的命题，一种全新的、灵活的、超出人的理解力的可塑性„„”
曾有人下定义说，艺术就是一种给现实世界命名的尝试。机器是“现实世界”本身还是仅仅是其表面呢?现实世界容易发现吗?科学已经证明，世界是虚无的。这就动摇了人们认为世界的物质是客观实在的信念。同时，科学又创造出了潜存于客观实在之中的各种不同种类和范畴的现实世界的形象。机器的形象与细胞、分子或是银河系这些物体形象相比较，哪一个更实在呢?科学还创造出了纯属人造物的形象。一个张牙舞爪的龙的形象比分子的形象是更接近现实还是更远离现实呢?
现代科学对世界万物的客观实在性的怀疑意味着对艺术的性质需重新评价，这与康定斯基在《论艺术中的精神因素》一书中对美的艺术所作的评价是十分吻合的。他说，美的艺术是“发自人的灵魂深处的需要”。现代艺术所描绘的并不是用眼睛看到的物质世界的客观现实，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所反映的现实。因为现代艺术所描绘的世界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丧失了历史的世界。
因此，历史的消失是一种解放——即布菲皮卡比阿夫人所谓的“一种全新的、灵活的、超出人的理解力的可塑性”的发现。像科学一样，现代艺术往往也是通过玩耍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思想解放的——在绘画艺术方面是通过毕加索和琼?米罗的玩耍性作品，在诗歌艺术方面是通过达达派的朦胧诗以及诸如华莱士?斯蒂文斯的《C字母一样的喜剧演员》一类的滑稽史诗。
现代美学的玩耍性说到底是其最突出的，也是最严肃的，而必然地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特征。这种玩耍性是模仿产生了博奕论、虚构粒子和黑洞的科学的荒诞性。这种科学的玩耍性还通过把人的生长基因植入牛体，迫使伦理学的研究者重新审定食人肉的习性的定义。玩耍在现代美学中的重要性不应引起惊讶。它在发达世界的每座城市里都通过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的奇形怪状和荒诞的建筑物，通过把各种建筑风格奇特地拼凑在一起得到反映，而这恰恰是拼贴画式的城市和无计划的大杂烩城市的典型表现。
今天，现代文化包括了国际风格的几何图形、传统门面与新型建筑相结合的奇特图案以及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村庄的游戏绝招。这种文化有时装成是静态的，但实际上却是生机勃勃的。体现这种文化的建筑移动、摇摆，就像做梦一样，反映了周围发生的一切。这种文化向其公民展示了体现几何图形的直线结构，如管道、州际公路和高压电线，也展示了富有艺术性的流线型克莱斯勒公司的气流汽车、波音747飞机以及硅片集成电路上的精细网织图案。现代文化也向其公民展示了无情地引人注目的庞然大物——油轮和推土机以及结构玩具的复
杂设计、短线拱顶和登月车辆。它充满了想象、声音和价值，完全不同于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我们周围世界的自然景物。
现代文化是一个显示人的特点的世界，但又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模样。它所表现的形象不是列奥纳多自画像上那种倦怠憔悴的面容，更不是每天早晨从浴室镜子里见到的模模糊糊、平平淡淡的面孔。这些都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了。现代文化是一种永远具有玩耍性而又朝气蓬勃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创造出某种秩序，不管这种秩序是否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且，在创造出一种秩序后，又完全有可能打破这种秩序，再创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秩 序，就像一个小孩玩积木时已经拼造出一种结构后又毫无恶意地以纯粹的玩耍态度拆散重拼一样。这就是它使人类显示其特点的形象。
十九世纪的银行一般都是以大理石或花岗石砌成的新古典式建筑，正面装饰着一排排粗重的廊柱。它们向世人宣告：“我们坚不可摧；我们永不衰朽；我们像历史一样令人信赖。您的钱储放在我们的地下保险库里可保绝对完全。”
今天的银行却是一些钢架玻璃结构的虚无飘渺的建筑，或是一些门前装有像自动售货机一样的计算机终端设备的商店门面，或是一些停放在城郊商业中心停车场上的挂车式活动房屋。
原先的地下保险库如今也换成了磁带来替代其职能。钱在电脑中变成了一系列数字信号，这些数字信号要不断地经过其他电脑一次次地录入、删除、处理、再处理并不断加以修改。现代银行向世人宣告的是：“我们像艺术般的抽象，几乎像水晶宫般的无形。假如我们还存在的话，我们也只是以一种虚无飘渺的媒介而存在，通过这种媒介您们的交易得以进行，您们的财富得以增值。”
也许这就可以成为现代美学发展的逻辑上的极限。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极限点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但其模糊的轮廓透过路上弥漫着的薄雾已依稀可辨。正如物质世界的客观现实逐渐消失于人们的头脑中一样，可以说，现代银行也正从自己的天窗中逐渐消失。 (摘自《从天窗中消失》) 第七课 爱丑之欲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我乘坐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班快车离开匹兹堡，向东行驶一小时，穿越了威斯特摩兰县的煤城和钢都。这是我熟悉的地方，无论是童年时期还是成年时期，我常常经过这一带。但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这地方荒凉得这么可怕。这儿正是工业化美国的心脏，是其最赚钱、最典型活动的中心，世界上最富裕、最伟大的国家的自豪和骄傲——然而这儿的景象却又丑陋得这样可怕，凄凉悲惨得这么令人无法忍受，以致人的抱负和壮志在这儿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令人沮丧的笑料。这儿的财富多得无法计算，简直都无法想象——也是在这儿，人们的居住条件又是如此之糟，连那些流浪街头的野猫也为之害羞。
我说的不仅仅是脏。钢铁城镇的脏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我指的是所看到的房子没有一幢不是丑陋得令人难受，畸形古怪得让人作呕的。从东自由镇到格林斯堡，在这全长25英里的路上，从火车上看去，没有一幢房子不让人看了感到眼睛不舒服和难受。有的房子糟得吓人，而这些房子竞还是一些最重要的建筑——教堂、商店、仓库等等。人们惊愕地看着这些房子，就像是看见一个脸给子弹崩掉的人一样。有的留在记忆里，甚至回忆起来也是可怕的：珍尼特西面的一所样子稀奇古怪的小教堂，就像一扇老虎窗贴在一面光秃秃的、似有麻风散鳞的山坡上；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退伍军人总部，设在珍尼特过去不远的另一个凄凉的小镇上。沿铁路线向东不远处的一座钢架，就像一个巨大的捕鼠器。但我回忆里出现的 三要还是一个总的印象——连绵不断的丑陋。从匹兹堡到格林斯 堡火车调车场，放眼望去，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子。没有一幢不是歪歪扭扭的，没有一幢不是破破烂烂的。
尽管到处是林立的工厂，遍地弥漫着烟尘，这一地区的自然 霉仟并不差。就地形而论，
这儿是一条狭窄的河谷，其中流淌着一道道发源自山间的深溪。这儿的人口虽然稠密，但并无过分拥挤的 迹象，即使在一些较大的城镇中，建筑方面也还大有发展的余地。 这儿很少见到有高密度排列的建筑楼群，几乎每一幢房屋，无论 大小，其四周都还有剩余的空地。显然，如果这一地区有几个稍有职业责任感或荣誉感的建筑师的话，他们准会紧依山坡建造一些美观雅致的瑞士式山地小木屋——一种有着便于冬季排除积雪的陡坡屋顶，宽度大于高度，依山而建的低矮的小木屋。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直立的砖块作为造房的模式，造出了一种用肮脏的护墙板围成的不伦不类的房屋，屋顶又窄又平，而且整个地安放在一些单薄的、奇形怪状的砖垛上。这种丑陋不堪的房屋成百上千地遍布于一个个光秃秃的山坡上，就像是一些墓碑竖立在广阔荒凉的坟场上。这些房屋高的一侧约有三四层，甚至五层楼高，而低的一侧看去却像一群埋在烂泥潭里的猪猡。垂直式的房屋不到五分之一，大部分房屋都是那样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地固定在地基上。每幢房屋上都积有一道道的尘垢印痕，而那一道道 垢痕的间隙中，还隐隐约约露出一些像湿疹痂一样的油漆斑痕。
偶尔也可以看到一幢砖房，可那叫什么砖啊!新建的时候，它的颜色像油煎鸡蛋，然而一经工厂排放出来的烟尘熏染，蒙上一层绿锈时，它的颜色便像那早已无人问津的臭蛋一样了。难道一定得采用这种糟糕的颜色吗?这就与把房屋都建成直立式一样没看攀要。若是用红砖造房，便可以越古老陈旧越气派，即使在钢铁城镇中也是如此。红砖就算被染得漆黑，看起来还是能够使人悦目，尤其是如果用白石镶边，经雨水一洗刷，凹处烟垢残存，凸处本色外露，红黑映衬，更觉美观。可是在威斯特摩兰县，人们却偏偏喜欢用那血尿般的黄色，因此便有了这种世界上最丑陋不堪、最令人恶心的城镇和乡村。
我是在经过一番苦心探究和不断祈祷后才将这顶丑陋之最的桂冠封赠于威斯特摩兰县的。我自信我已见到过世界上所有的丑陋之极的城镇，它们全都在美国。我目睹了日趋衰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城镇，也目睹了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荒漠城市。我熟悉纽瓦克、布鲁克林和芝加哥的偏街僻巷，并曾对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和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作过科学的考察。我曾安安稳稳地坐着普尔曼卧车，周游了衣阿华州和堪萨斯州那些昏暗凄凉的村镇以及佐治亚州那些乌烟瘴气的沿海渔村。我到过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港，还去过洛杉矶市。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国内国外，我从未见到过任何东西可以与那些拥挤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从匹兹堡调车场到格林斯堡路段沿线的村庄相比。它们无论在色彩上还是在样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仿佛有什么与人类不共戴天的、能力超常的鬼才，费尽心机，动员魔鬼王国里的鬼斧神工，才造出这些丑陋无比的房屋来。这些房屋不仅丑陋而且奇形怪状，使人回头一看，顿觉它们已变成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恶魔。人们无法想象单凭人的力量如何能造出如此可怕的东西来，也很难想象居然还有人类栖居其中并在那里生儿育女，繁殖人类。
这些房屋如此丑陋，难道是因为该河谷地区住满了一些愚蠢迟钝、麻木不仁、毫无爱美之心的外国蛮子吗?若果然如此，为什么那些外国蛮子却并没有在自己的故土上造出这样丑恶的东西来呢?事实上，在欧洲绝对找不到这种丑恶的东西——英国的某些破败的地区也许例外。整个欧洲大陆很难找到一个丑陋的村落。欧洲那儿的农民，不论怎么穷，都会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居室修造得美观雅致，即使在西班牙也是如此。而在美国的乡村和小城镇里，人们千方百计地追求的目标是丑陋，尤其在那个威斯特摩兰河谷地区，人们对丑的追求已达到狂热的程度。如果说单凭愚昧无知就能造就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杰作，那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美国某些阶层的人们当中似乎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种爱丑之欲，如同在另一些不那么虔信基督教的阶层当中存在着一种爱美之心一样。那些把一般美国中下层家庭的住宅打扮得像丑八怪的糊墙纸决不能归咎于选购者的疏忽大意，也不能归咎于制造商的鄙俗的幽默感。那些糊墙纸上的丑陋图案显然真正能使具有某种心理的人觉得赏心悦目。它们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满足了这种人的某种晦涩难解的心理需要。人们对这类丑陋图案的欣赏，就同某些人对
教条主义神学和埃德加?A格斯特的诗歌的迷恋一样，既不可思议，又让人习以为常。
因此，我相信(尽管坦白地说，我不敢绝对肯定)，威斯特摩兰县绝大多数正直诚实的人，尤其是其中的那些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确实很欣赏他们居住的房屋并为之感到自豪。虽然他们可以用同样多的建筑成本造出好得多的房屋，他们却宁愿要他们现有的那种丑陋不堪的房屋。可以肯定地说，海外战争退伍军人组织总部将自己的旗帜插在那样一幢丑陋的大楼上绝对不是出于无奈，因为铁路沿线多的是闲置未用的建筑，而且许多建筑都比他们那幢大楼要好得多。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完全可以自己建造一幢像样一些的大楼。然而，他们却眼睁睁地选择了那幢用护墙板造起来的丑陋的大楼，而且选定之后，还要让它发展演变成现在这副破烂相。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丑怪样子，如果有人在那附近竖起一座像希腊巴特农神殿那样的漂亮建筑，他们一定会感到恼火。前面提到的那个形如捕鼠器的钢架运动场的设计建造者们也是这样有意地作了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在费尽心血，辛辛苦苦地设计并建成那个运动场之后，又想进一步美化完善它，于是便在建筑平项上加造一间极不协调的小棚屋，并涂上鲜艳夺目的黄色油漆。这样造成的效果是使该建筑看起来就像一个肥胖的女人面上带着一只被打肿发青的眼圈，也可以说像一位长老会牧师面上突然露出勉强的笑容的模样。但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模样。
这里涉及到一个心理学家迄今未加重视的问题，即为了丑本身的价值而爱丑(非因其他利益驱动而爱丑)，急欲将世界打扮得丑不可耐的变态心理。这种心理的孳生地就是美国。从美国这个大熔炉中产生出了一个新的种族，他们像仇视真理一样地仇视美。这种变态心理的产生根源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原因，其产生和发展肯定受到某些生物学规律的制约，而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出于上帝的安排。那么，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们在美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盛行?这个问题还是让某位像德国大学的无薪教师那样正直的社会病理学 家去研究吧。
(摘自卡罗琳什罗迪斯，克里福德A约瑟夫逊，詹姆斯R威尔逊编《修辞读物》)
第八课
工人是创造者还是机器
人只要不剥削他人，就得靠劳动来求生存。不论其劳动方式是多么原始，多么简单，仅凭从事生产性劳动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超出动物界。把人定义为“从事生产的动物”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于人来说，劳动不仅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劳动还使他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不依附于自然界的社会的人。在劳动过程中，即在模铸和改造其自身以外的自然界的过程中，人也模铸和改造了他自己。人由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才最终达到超出自然的境界，并进而逐步增强了自己的协作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他将自己从自然界，从自己与自然结成的原始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同时又以主人翁和建设者的身分重新与自然相结合。人的劳动方式越进步，其个性特征也就发挥得越充分。在塑造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逐步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自己具有的各种能力，增进自己的技艺和创造性。无论是法国南部洞穴中的美丽绘画，原始人所用武器上的纹饰图案，希腊的雕像和神殿，还是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能工巧匠制作的桌椅，乃至农民培育出来的花木五谷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人利用自己的思维能力与技艺创造性地改造大自然的具体例证。
在西方历史上，手工技艺，尤其是十三、十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手工技艺构成了人类创造性劳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顶峰。那时的劳动不仅是一项有现实价值的活动，而且是一项给人以巨大的满足的活动。有关手工技艺的主要特征，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作过清楚的说明。他说，“除了劳动者对于被制造的产品和制造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的兴趣之外，劳动并无其他的深层动机。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在劳动者的心目中，它们与劳动的产品密不可分。劳动者不受任何约束地主宰自己的劳动行为。这样，工匠艺人便能通过劳动
过程来学习劳动技艺，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应用和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艺。工作和娱乐、工作和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工匠艺人的谋生手段决定并影响着其生活方式。”
随着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新教国家尤为显著。人们对于自己新近获得的自由感到害怕，而为了克服自己的疑惧，他就必须进行某种狂热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或成或败，就决定着他的命运和灵魂的归宿，标志着他死后是将进天堂还是入地狱。于是，劳动便成了一种义务，一种烦恼，而不再是一种能使人满足和愉快的活动。靠劳动发财致富的可能性越大，劳动就越发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升官发财的手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劳动已成为“内心世界禁欲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人们内心的寂寞和孤独感的一种办法。
不过，这种意义的劳动也只是对于那些能够积累一些资本并雇用他人劳动的中、上层阶级而言才存在的，而对于那仅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只不过是一种强迫劳役。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人，若是不想饿死，便得一天劳动十六个小时。他这样做，并不是要以此侍奉上帝，也不是为以工作上的成功来证明他属于“上帝的选民”之列，而是因为他迫于无奈，不得不向那些拥有剥削手段的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代史开初的几个世纪中，劳动的意义划分为两种：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义务，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则是强迫劳役。 视劳动为一项义务的宗教观念在十九世纪还十分流行，但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宗教观念正经历着重大的演变。现代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只是为了逃避无所事事所造成的寂寞无聊，才被迫去参加劳动。但劳动已不再被人们以十八、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的那种态度看作是一种道德和宗教上的义务。新的观念产生了。不断地提高生产，追求更大更、好地东西，这些本身已成了劳动的目的，成了新的理想。劳动与劳动者的关系开始异化了。
产业工人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一天要花七八个小时把自己最旺盛的精力用于生产“某种东西”。他需要劳动以求生计，但他在劳动过程中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在一个复杂的、组织程度很高的生产过程中起一点很小的、孤立的作用，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产品的全貌，至少不能以生产者的身分，而只能以消费者的身分接触到“他的”产品的全貌，即使这样也还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得有足够的钱从商店里购买“他所生产出的，，产品。无论对生产出来的完全的成品本身还是其更深远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他都不用关心。他被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去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而对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则概不参与。对于为什么要生产这一种产品而不生产另一种产品——该种产品与整个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如何，他是既不知晓，也无兴趣知晓。鞋子、汽车、电灯泡等等都是由“工厂”用机器制造出来的。工人只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作为主动操纵者而成为机器的主人。机器不是在为他服务，替他去干过去要完全依靠体力去完成的工作，而是反过来成了他的主人。不是机器替代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替代物。人的工作被解释为执行目前尚不能由机器完成的动作。
劳动只是一种挣钱的手段，它本身再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了。彼得?德鲁克在考察了汽车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后，用简洁的文字表述了这一观点：“对绝大多数汽车工人来说，劳动的唯一的意义就在那张工资支票上，而不在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或产品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劳动似乎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活动，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毫无意义的、愚蠢可笑的获取工资支票的条件，既无任何尊严，也无任何重要性。无怪乎工人们要千方百计地偷懒、怠工，并用其他投机取巧的办法，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来换取同样的工资支票；无怪乎这样的劳动既不能给工人带来愉快，也不能让工人感到满足——因为人的自尊不只是建筑在一张工资支票的基础之上。”
工人与劳动的关系乃是工人所属的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于工人是“被雇用的”，所以他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除了按规定完成他自己的那部分孤立的工作任务外，
他再无任何其他职责；除了想挣得足够的钱拿回去养家糊口外，他对其他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社会对他也没有更高的指望或要求。他只是资本家所雇用的机器设备的一部分，这种作为设备的一部分的性质就决定了其作用和职能。近几十年来，人们已开始越来越关注工人的心理及其对待工作的态度，探讨“工业中人的问题”，但这种提法本身反映了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既然是人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那么，应该探讨的就不是什么“工业中人的问题”，而是“人的工业问题”。
在工业心理学方面的大多数调查都是关于如何使工人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如何能使他少带一些抵触情绪去工作。心理学已用来服务于“人类工程”，即试图把工人和雇员当作机器来对待，认为他们也像机器一样，只要加好油，就能运转得好一些。泰勒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工业生产上更好地组织使用工人的体力，而大多数工业心理学家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左右工人的心灵。可以这样来表达其基本思想：如果他高兴就能工作得好一些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使他高兴、安心、满意或别的什么的，只要这样能提高他的产量，减少抵触情绪就行。在“人际关系”的名义下，他们用对一个完全冷漠的人的一切手段去对待一个工人；就是幸福和人们的价值观也是从与公众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例如，据《时代》周刊报导，美国一位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对一批1 500名超级市场经理人员说：“如果我们是高高兴兴的，我们的顾客就会感到更满意„„如果我们真的能把某些有关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总的原则付诸实践，那么对资方来说，换来的将是实实在在的金钱。”他们讲的是“人际关系”，指的却是最最非人的关系，冷漠的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讲的是幸福，指的却是完全机械的重复活动，这种活动使人完全失去了独立的思考和任何的主动性。
劳动的这种冷漠无情，丝毫不能令人满足的性质势必引起两种结果：其一，使人们产生十足的懒惰思想；其二，使人们对劳动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尽管往往是潜意识的)敌对心理。
不难看出，向往极端的懒散和消极怠工是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我们的广告对这一点的渲染甚至比对性的渲染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确实有许多实用而省力的小玩意，但这种实用性往往只起着使追求十足的消极懒散和坐享其成成为合理化的作用。一包早餐食品在广告中被宣传为“新产品——食用更方便。”一种电烤箱所用的广告词竟是这样的：“„„最新烤箱，设计独特，举世无匹!有了这种烤箱，一切工作都会自动完成，连放面包也无需您亲自动手，只要一通电，通过一种功能独特的电动机的电力作用就能将面包从您手上轻轻取下!”有多少语言或其他科目的教科书用着这样的宣传口号：“学习起来真轻松，完全不必下苦功。”有一家人寿保险公司还作了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广告画：画上是一对六十岁退休的年老夫妇除旅行度假外，长年无所事事，优哉游哉享清福的欢乐景象。
广播和电视反映着这种追求懒散思想的另一方面，即“键钮万能”的思想。只需按一下按键，或拧一下旋钮，就可以播放出音乐、讲话、球赛实况，或是在电视机上将世界大事收之于眼前。驾驶汽车使人感到愉快，其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键钮万能的理想的实现所带来的满足感。只需轻轻一按按钮，便能发动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驾车人无需掌握什么技艺，付出任何努力，便能体会到当空间的主宰的滋味。
然而，劳动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令人厌烦之后所带来的另一种结果却还要严重而根深蒂固得多。这就是对劳动的敌对心理。这种心理远不如追求懒散无为那样容易被人们意识到。许多商人觉得自己变成了自己所经营的企业及其所出售的商品的俘虏；他感觉到自己所售商品有骗人的味道，并从内心里蔑视它们。他憎恨顾客，因为是他们迫使他弄虚作假来促销商品；他憎恨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对他构成威胁；他憎恨自己的顾员和上司，因为他与他们永远处于一种互相倾轧的明争暗斗状况。但他最为痛恨的还是他自己，因为他眼见着自己的有生之年，除了赢利而带来一时陶醉之外，都在毫无意义地白白流逝。当然，这种对他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产品所怀有的憎恨和轻蔑，多半是无意识的，只是偶尔上升到意识中来，但也
因憎怒过甚而一闪而过。
(摘自福里斯特D伯特和E克利夫万特 《修辞读物发明与设计》)
第九课
从奥米勒斯城出走的人
随着一阵响彻云霄的钟声的敲响，一群燕子惊得展翅高翔，白塔映日的海滨城市奥米勒斯迎来了她的夏庆节。港湾里停泊的船只的缆索上都飘扬着鲜艳夺目的彩旗。市区的大街小巷上，一支支游行队伍穿过街道两旁那一排排红顶彩漆墙面的房屋，穿过一座座长满青苔的古老庭园，走过一条条林荫大道，一座座公园和公共建筑，迤逦而行。游行队伍有的显得十分文雅庄重，其参加者或是一些身着紫衣灰袍的老者，或是一些沉郁肃穆的工人师傅，或是一些文文静静、欢欢喜喜的妇女，她们抱着孩子，边走边聊天。另外一些游行队伍的情形却迥然不同：那儿奏着欢快的音乐，锣鼓喧天，游行的人们一路上载歌载舞。成群的小孩在队伍中兴高采烈地穿来穿去，他们的欢叫声像高翔于空中的燕子的呜叫声一样，盖过游行队伍的鼓乐声和歌唱声。所有游行队伍都沿着蜿蜒曲折的街道迤逦向北行进，来到一个称作绿野的大草坪上。草坪上早有一些光着身子、脚踝沾满泥巴、手臂长大而灵活的青年男女在那儿对他们的劣马进行赛前训练。那些马都没有上鞍具，只套了一根不带嚼子的缰绳。马的鬃毛上扎着一些银色、金色和绿色饰带。那些马都扬着鼻子，欢腾跳跃相互炫耀；它们都兴奋异常，因为马是唯一将人的喜庆活动看作自己的喜庆活动的动物。城外较远处，环绕奥米勒斯西面和北面的是一道半圆形的山脉。早晨的天空晴明如镜，湛蓝的天幕下积雪未化的十八座峰顶上，白雪映着阳光，犹如燃烧的火焰，发出冲天的金光。赛马跑道上插着的彩旗在微风吹拂下呼啦啦地飘摆。置身于一片寂静的大草坪上，人们就可以听到城区街道上的鼓乐声由远及近，犹如阵阵醉人的香风迎面扑来。鼓乐声时而微弱下去，时而响亮起来，直至最后融入一片欢乐喧闹的钟声之中。
欢乐!究竟怎样才叫欢乐?该怎样描述奥米勒斯城的市民的欢乐情形呢?
说起来，他们并不是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尽管他们过得很快活。人们不再把快乐一类的字眼挂在嘴边上了，因为快乐的欢笑也已变成了过时的时尚。听到这样的描述，人们可能会作出一些想当然的推断；听到这样的描述，人们也许就会意想到那君临天下的国王，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身边簇拥着一群威武的骑士，或是踞坐在一乘由一队健壮如牛的奴隶抬着的金轿上。然而，奥米勒斯城并没有国王。奥米勒斯人不用剑，也不养奴隶。他们并不是化外的野蛮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社会有些什么条令和法规，但我猜想他们的条规一定很少。他们的社会既不存在君主制和奴隶制，同样也没有股票交易，没有商业广告，没有秘密警察，没有原子弹。不过，我再次说明，这些人并不是头脑简单的原始人，不是温厚善良的牧羊人，不是出身高贵的野蛮人，也不是温文有礼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比我们的简单。我们的社会的弊病在于，由于一些卖弄学问的人和深谙世故的人的推波助澜，我们养成了一种恶习，认为欢乐是一种无聊乏味的东西，只有痛苦才能启迪人的智慧，只有邪恶才能激发人的兴趣。拒绝承认邪恶的平淡无奇和痛苦的枯燥无味性是艺术家的负义失职。倘若你无法战胜这些，不如干脆与之同流合污；倘若你受到打击觉得痛苦，不如重施一次打击，以减轻痛苦。可是，赞美绝望即等于消灭欢乐，拥抱暴力即意味着丧失一切。我们已几乎失去一切，再也不知如何去描述一个快乐的人了，也无法举行什么快乐的活动。我怎样才能对你们讲清奥米勒斯人的快乐情形呢?他们并不是一群天真快乐的孩子——尽管他们的孩子也的确是天真快乐的。他们是成熟的、智慧的、充满激情的成年人，而且过着不错的生活。啊，真是奇迹!不过，我真希望把这一切描写得更好!我真希望你们人人都能信服{叫我说来，奥米勒斯城就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存在于童话世界的某个遥远地方的一座城市。倘若读者有足够的想象力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去想象奥米勒斯城的情形吧。因为让我一个人来描述，肯定是难合所
有读者的口味。比如，奥米勒斯城的科技发展状况如何?我认为那儿的街道上不会有汽车奔驰，空中不会有飞机盘旋。其依据是这样的事实：奥米勒斯人民是快乐幸福的人民。快乐幸福的基础是能分辨什么是生活必需之物，什么是既不必需又无危害之物，以及什么是有害之物。奥米勒斯人自然不会要汽车、飞机等有害之物。不过，在第二类物品中——那些虽不必需但却无害的物品，即那些给人带来舒适享受的奢侈品中——他们却完全可能拥有中央空调、地铁火车、洗衣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尚未发明出来的东西，如流动光源、无燃料动力、治疗伤风感冒的秘方等等。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这些玩意，那也无关紧要。就由你自己去想象吧。有一样东西我确知是奥米勒斯城所没有的，那就是罪恶。除此以外还有些什么呢?我想，首先是他们没有毒品，但那样他们的生活又显得太像苦行僧了。如果人们喜欢的话，城区的街道上也可以闻到一种称作“德鲁斯”的麻醉药品散发出的清淡而沁人心脾的香味。服了这种麻醉品后最初的反应是四肢变得十分轻灵，头脑变得十分灵活；过几个小时以后，便昏昏沉沉地进入一种梦境，并产生各种各样奇妙的幻觉，使人得以窥视宇宙间最玄妙、隐藏最深的奥秘；另外，它还能极大的增强性交的快感。这不是一种会使人上瘾的麻醉毒品。对于那些认为其烈性太强的人，我想应该为他们提供啤酒。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属于这座快乐的城市所有呢?胜利的荣誉感，当然还有尚武精神。但既然我们已经排除了教士，我们也理应排除武士。建筑在争斗拼杀的成功之上的欢乐不是正当的欢乐。那种欢乐是要不得的，是可怕的，也是不值得的。使奥米勒斯人心中充满欢乐和自豪的是一种巨大无边的满足感，是一种巨大的胜利的喜悦，但这胜利不是指击败外敌的胜利，而是指自己心灵上与一切美好的心灵以及光辉灿烂的自然世界产生共鸣的胜利。他们所庆祝的胜利是人生的胜利。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多少奥米勒斯人有服食“德鲁斯”的必要。
大多数游行队伍此时都已到达绿野大草坪。炊事队的红蓝双色帐篷里散发出美妙的食品香味。一些小孩子的天真可爱的脸蛋上都因吃甜食弄得粘糊糊的，还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的灰白胡子上也粘着几片奶油蛋糕碎屑。参加赛马的青年男女骑手都已骑马来到起跑线上等候着。一位胖胖的小个子老妪提着一篮子鲜花微笑着向他们发花，高高大大的青年男子都接过她的花插在自己油光发亮的头发上。一个大约九到十岁的小孩独自坐在边上吹奏一支木笛。人们都停下其他的活动，微笑着听他吹奏，但都不同他说话，因为他一直不停地吹，从不抬头望他们一眼，他的一双乌黑的眼睛全神贯注于那美妙而动人的乐曲上。 吹奏完毕，他徐徐地放下握笛子的双手。
笛声一停，场上紧接着出现一阵寂静，这似乎成了一个信号，片刻寂静之后，立刻便听到起跑线附近的一个亭子里响起了一阵威严、低沉、尖锐的号声。那些在等候的马一听号声，便人立而起，有的还发出嘶叫声。那些青年骑手们此时一本正经地抚摸着马颈，轻声细语地安慰道：“安静点，安静点，我的美人儿，我的希望„„”他们开始在起跑线上列队。聚集在赛马跑道沿线的人群东倒西歪，宛如原野上的一片花草迎风起伏着。夏庆节正式开始了。 你相信了吗?上面描述的这种节庆，这个城市以及欢乐景象，你都觉得可信了吗?不可信?那么，请让我再讲述一件事情吧。
在奥米勒斯城某幢漂亮的公共建筑下面的地下室里，也许是在一所宽敞的私宅的地窖里，有一个房间。这房间有个上了锁的门，但没有窗户。一丝充满尘埃的光线从有隙缝的板墙里透过来。这光线间接来自地窖某处一个结满蛛网的窗户。小房间的一个墙角，靠近一个生锈的水桶立着几把拖把，拖把头发硬，结成一团，散发着臭气。地是泥土地，碰上去有点潮湿，地窖的泥土地都这样。房间大约三步长，两步宽，只是一个放扫帚的小问，或是久已不用的工具问。小间里坐着一个小孩，可能是个男孩．也可能是个女孩。他(她)看上去六岁左右，但实际上已近十岁。他(她)是低能儿。也许他(她)生来就是低能，也许是由于恐惧，营养不良和无人照管才变成低能。他(她)弓着背，坐在离水桶和两把拖把最远的一个角落里，抠抠鼻子，偶尔漫不经心的摸摸自己的脚趾或者生殖器。他(她)怕这拖把。他(她)觉得这些拖把
很可怕。他(她)闭上眼睛，但他(她)知道拖把还立在那儿，门还是锁着，而且没有人会来。门总是锁着的；从来没有人来过。除了有时候一一这孩子没有时间概念，也不知时间间隔是什么——有时候门嘎嘎直响。然后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人或几个人。他们中有一个可能进屋，踢踢这孩子让他(她)站起来。其他的人从来不走近，只是用恐惧、厌恶的眼睛往里瞧，看着他(她)。盛食物的碗和盛水的钵被匆匆填满，然后门给锁上，眼睛消失了。站在门口的人从来不说话，但这小孩并不是生来就住在这工具间的，他(她)还能记得阳光和母亲的声音，有时候张口说话。“我一定不淘气，”他(她)说道。“请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的，不淘气!’’他们从不回答。孩子过去晚上总是尖声呼救，大声地哭，而且哭很久。但现在只发出一种“哎——啊，哎——啊”的哀鸣声，话也说得越来越少了。他(她)瘦极了，瘦到腿肚子都没有，肚子却鼓着，一天就靠半碗玉米粉和一点动物油维持生命。他(她)赤身裸体，臀部和股部是一大串化脓的疮，因为他(她)老坐在自己的屎尿里。
所有的奥米勒斯人都知道他(她)在那儿。有些人还去看过他(她)还有些人则觉得没必要亲自去看，知道他(她)在那儿就够了。大家都明白他(她)必须呆在那儿。至于他(她)为什么必须呆在那儿，这原因就只有一部分才明白，有些人并不知晓。但所有的人都清楚一个道理：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们城市的美景，他们之间的亲爱和睦的关系，他们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们的学者们的智慧，他们的工人的技艺，甚至连他们那片天地里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这一切全都有赖于那孩子所受的苦难。 奥米勒斯人等他们的孩子长到八至十二岁，能懂事明理的时候便把这一道理讲给他们听。去地窖里看那孩子的多半是青年人，不过还有一个成年人更经常去看那孩子。不管大人们把这事对那些青年人怎么解释，这些青年看到那孩子的悲惨情状都不禁大为震惊并感到恶心。他们感到厌恶，这是他们原来所没有料到的。尽管他们听了许多的解释，他们还是感到气愤、愤怒但又无能为力。他们本想为那孩子做点什么的，但却什么也不能做。假若能把那孩子弄出那个悲惨的地方，让他(她)重见天日，假若能把他(她)洗得干干净净，将他(她)喂得饱饱的，并让他(她)有个舒舒服服的睡觉的地方，那无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只要那样做了，奥米勒斯的一切，包括她的繁荣气象、美丽景色和欢乐生活等都会立刻化为乌有。这是条约上有明文规定的。为了做那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而牺牲善良的奥米勒斯全体众生，为了给一个人创造幸福的机会而破坏千万人的幸福，那无疑是将罪恶引进奥米勒斯城。
条约上的规定极其严格，没有半点变通的余地。就连对那孩子讲一句仁慈友善的话都在被禁止之列。
当那些青年去看了那个孩子，面对那种痛苦的矛盾处境后再回到家里时，他们往往会痛哭流涕，或是悲愤难抑。他们可能要为此悲伤若干个星期，甚至若干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认识到，即使那孩子获得释放，他(她)也不会感受到自由的好处。当然，他(她)可能因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感受到一点模模糊糊的愉悦，再不会有多少别的好处了。他(她)太低能了，他(她)太愚笨了。甚至真正的欢乐也不能体味到。他(她)担惊受怕的时日太久，再也不可能摆脱恐惧了。他(她)缺乏教养，性情也很朴拙，即使再对他(她)施以人道的待遇，他(她)也会无动于衷。说实在的，他(她)对那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若是将他(她)放出来，失去了牢笼的保护，失去了他(她)的眼睛所习惯的黑暗，再也不能坐在自己的屎尿上，他(她)倒可能觉得难受。当那些青年人开始认识到现实的这种悲哀的公正性后，他们因看到那孩子的悲惨遭遇而悲伤的泪水便自动地干了。然而，正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仁义之心经受考验时悲伤流泪，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时悲愤难抑，他们的生活才如此光辉灿烂。他们的幸福并不是一种平淡无奇的、不带义务和条件的幸福。他们完全明白，他们自己其实也像那孩子一样没有自由。他们懂得怜悯。正是因为有了那孩子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他们的建筑才有可能如此的雄伟壮观，他们的音乐才有可能如此的震撼人心，他们的科学才有可能如此的高明玄妙。他们对一般儿童也那样温和，也正是因为那孩子的关系。他们懂得，假如没
有那个可怜的孩子在黑暗的地窖中悲泣，那另一个孩子，即那个吹木笛的孩子，就不可能在那些青年骑手骑着美丽的骏马迎着第一个夏日列队等候赛马开始时吹奏出那样欢快的乐曲来。
现在你相信我描述的这一切了吗?它们的可信度是否增加了一些?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讲，这件事情却是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有的时候，某个青年男女去看了那孩子之后并不回家痛苦流涕或是震怒发狂，事实上，他或她根本就不回家。也有的时候，某个年纪大得多的成年男女去看了那孩子之后会沉默一两天，然后便离家出走。这些人走到街上，独个儿一路走去。他们一直往前走，穿过漂亮的城门径直走出奥米勒斯城。出城之后，他们穿越奥米勒斯的田野继续向前走。每个人，无论是男青年还是女青年，无论是成年男子还是成年女子，都是一人独行。夜幕降临了，他们还得沿着村镇的街道，穿过街道两边窗户亮着萤光的房屋，继续往前走，走进一片黑暗的旷野之中。每个人都是单独地向西或向北，朝深山里走去。他们一直向前走。他们离开奥米勒斯城，头也不回地向黑暗中走去。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比奥米勒斯城更难想象的地方。我根本无法描述那个地方。也许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个地方。但那些离开奥米勒斯城的人似乎知道他们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摘自《诺顿短篇小说集》)
第十课
悲哀的青年一代
二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被人们评论得最多、渲染得最厉害的，莫过于青年一代的叛逆之行了。只要有只言片语提到那个时期，就会勾起中年人怀旧的回忆和青年人好奇的提问。中年人会回忆起第一次光顾非法酒店时的那种既高兴又不安的违法犯罪的刺激感，回忆起对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的勇猛抨击，回忆起停在乡间小路上的小轿车里颠鸾倒凤的时髦爱情试验方式；青年人则会问起有关那时的一些纵情狂欢的爵士舞会，问起那成天背着酒葫芦、勾引得女人团团转的“美男子”，问起那些“时髦少女”和“闲荡牛仔”的奇装异服和古怪行为等等的情况。“那时的青年果真这样狂放不羁吗?”今天的青年学生们不禁好奇地向他们的师长问起这样的问题。“那时真的有过青年一代的问题吗?”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必然只能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人的成长过程中一贯就存在着所谓青年一代的问题；说“不对”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似乎是那么狂野。那么不负责任，那么不讲道德的行为，若是用今天的正确眼光去看的话，却远远没有今天的一些迷恋爵士乐的狂荡青年的堕落行为那么耸人听闻。
实际上，青年一代的叛逆行为是当时的时代条件的必然结果。首先，值得记住的是，这种叛逆行为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作为百年之中第一次惨烈的战争的后遗症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其次，在美国，有一些人已经很不情愿地认识到——如果不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至少是下意识地认识到——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传统方面，我们的国家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了；我们所取得的国际地位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再退缩到狭隘道德规范的人造围墙之后，或是躲在相邻的两大洋的地理保护之中了。
在当时的美国，摒弃维多利亚式的温文尔雅无论如何都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庞大的、机器轰鸣的工厂的出现，社会化大生产的非人格性，以及争强好胜意识的空前高涨，使得在较为平静而少竞争的年代里所形成的温文尔雅的礼貌行为和谦谦忍让的道德风范完全没有半点栖身之地。不论是否发生战争，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我们的年轻一代接受与他们必须在其中拼搏求胜的这个喧嚣的商业化社会格格不入的行为准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战争只不过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加速了维多利亚式社会结构的崩溃。战争把年轻一代一下子推向一种大规模的屠杀战场，从而使他们体内潜藏的压抑已久的
狂暴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待到战争一结束，这些被释放出来的狂暴力量便在欧洲和美国掉转矛头，去摧毁那日渐衰朽的十九世纪的社会了。
这样一来，在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青年一代便面临着使我们的道德习惯与时代合拍这一挑战。而与此同时，青年人。——至少美国的青年人——又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他们试图逃避自己的责任。沉溺于一种老于世故、以酒自娱的生活作风之中，装出一副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的样子。追求时尚，为了短暂的快乐和一时的新奇而大肆挥霍，纵情地狂欢，寻求各种各样的感官刺激——性行为，吸毒，酗酒以及各种各样的堕落行为——这些都是他们逃避责任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由社会的普遍繁荣及战后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限制和国际义务所产生的厌烦情绪所造成的逃避方式。禁酒法令使青年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寻求违禁取乐的刺激。文人墨客纷纷涌入格林威治村，他们那些被大肆渲染的放纵行为和挑战性言论也为青年人的逃避主义提供了一种表现形式和一套哲学辩护辞。这种逃避主义者的纵情狂欢，像大多数逃避主义者的纵情狂欢一样，一直要持续到狂欢者囊空如洗为止。到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结构总崩溃之时，这种狂欢宴会便告停歇，那些寻欢作乐者也只得从酣醉中清醒过来，去面对新时代的各种难题了。
青年人的叛逆行为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开始的。1915—1916年间那旷日持久的僵持局面。德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越来越傲慢无礼的态度，以及我国政府迟迟不愿宣布参战的作法，都使我们理想主义的公民觉得无法忍受。我们的青年，本身已怀着典型的美国式冒险精神，又多少受到西奥多?罗斯福的狂热沙文主义思想的怂恿，于是便开始在外国旗帜下入伍参战。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人物乔?威廉斯的话说，他们“是想趁着战争还没结束就参加到这场游戏中去”。因为在1916—1917年间，入伍当兵还是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职业。在1917年正处于上大学年龄的年轻人对于现代战争还一无所知。1861—1865年间的那场战争早已通俗地在电影和小说中成了一部散发出木兰花香的连续剧。而1898年同西班牙之间的百日战争在影剧故事中总是被描写成美军在马尼拉大获全胜或是冲上圣胡安山顶的电影镜头式场面。此外，更有许多演说家们在中学生集会上大肆渲染战场上的紧张生活在培养性格方面的力量，使得那些本来还算有头脑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信以为真，以为到欧洲战场上去服役不仅是一件令人兴奋的理想化的美事，而且具有巨大的人生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便开始加入各兵种，“知识分子型的人”加入救护兵团．其余的人则分别加入步兵部队、商船队．或到其他任何有其用武之地的单位去服役。那些不愿到外国军队里去服役的人则慷慨陈辞，表示自己随时“待命出征”；间或也有考虑参加国民自卫队的，待到我国最终决定参战时．他们便踊跃地报名参军。各征兵站的报名者都是人如潮涌，弄得主管征兵事务的军曹们焦头烂额，实在无法应付，以至于恳求志愿报名者“且先归家，静待征召”．然而，有自尊心的人谁也不愿蒙受“被征召入伍”的耻辱，因此，青年人的参军热潮持久不衰。 一旦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饱尝了二十世纪战争的滋味以后，那种纵情狂欢的兴致和要从事轰轰烈烈的军事冒险的热情自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可以永远感到光荣，因为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919年从战场上回来的却是一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士兵。大学兵团的士兵们更是如此。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很早就到军中服役，可渭是屡经沙场。对他们来说，回到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影响的故乡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在那里，人们仍在像庆祝独立日时那样天真地大唱爱国的高调，而这是他们自己两三年前也曾犯过的错误。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原来的工作已被留在家里的人夺占了。而当时又正值经济萧条时期，新的工作无法找到，现有的工作机会本就为数不多，而且人们又宁愿聘用非退伍军人，而把退伍军人看作难对付的孩子，不愿聘用。就连他们自己的家对他们来说也常常是不舒服的；他们再也不能适应家乡和家庭了，并且萌生出一种突如其来的、迷惘的厌世之感。这种感觉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亲友都不能理解。战争激起了他们的劲头，打掉了他们的天真幼稚。而现在，在遍布全国的沉睡的、落后的地方，到处都要求他们抑制他们的劲头，
并恢复那种自欺欺人的、维多利亚式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但是他们现在觉得这种态度同那种说什么他们的战斗已“使民主在这个世界有了保障”的论调一样，都是陈旧过时的。再者，似乎家乡的情况还不够受的，退伍军人还得面对凡尔赛和约那种愚蠢的、拿破仑式的犬儒主义、禁酒法令那种虚伪的行善主义，以及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们的洋洋自得的爱国主义。那些气鼓鼓的美国青年的不满迟早要爆发出来。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强烈的怨忿之后，它终于以一种彻底推翻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的形式而爆发出来了。 格林威治村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自七十年代因其生活消费低廉而成为艺术家和作家聚居地以来，格林威治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享有波希米亚式生活和怪僻行为的说不清是好还是坏的名声。过去，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中，这地方还曾栖居过许多大作家，因而使它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美国文人雅士中心。战后，那些脑子里和笔杆子里都充满着对战争、市侩气和“清教徒式的”道德修养的仇恨的怒火的年轻有为的作家们便自然而然地云集到这个传统的艺术中心(那儿的生活消费在1919年仍很低廉)，去倾泻他们那新近获得的创造力，去摧毁旧世界，嘲弄前辈们所信守的道德规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艺术、爱情和感官享受。 很快，知识分子阶层以外的人便也开始仿效他们了。在全国各地，青年人蔑视法律和一切传统习惯，为“燃烧着的青年”的大火添柴加油越来越成为时髦之举，而煽起这场大火的正是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每个城镇都有一群“生活放荡者”，他们为自己的反传统行为感到自豪。可实际上，这种有意识的反传统行为正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乡村俱乐部的富人们以及一些不那么富有的效仿者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特征。没过多久，这场运动便得到了教会、电影杂志以及广告商们的正式承认：教会方面是通过谴责的方式对它予以承认；电影杂志则是一方面假意对它进行谴责，一方面又将它描写得放荡胡闹而又引人人胜；广告商们更是间接地对这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他们不论是推销香烟还是推销汽车一类的商品时都在暗示说，这种商品将使买主具有不可抗拒的性感。在贝洛森林战役和蒂耶里堡战役正在进行之时，参战青年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还在家里玩着弹子游戏和洋娃娃，他们并没有体验到真正的幻想破灭或失落感，可现在竞也学起兄长们的样子，玩起群众性的反传统游戏来了。他们的父母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便发现自己以及自己的朋友们也都正在接受这种时兴的快乐的生活方式了。及至二十年代中期，这种“放荡的狂欢会”便像摩登少女、T型汽车或弗拉洛花园的荷兰式房屋一样，成为美国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了。
其时，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此现象远远谈不上满意。他们原本所希望的是使美国成为一个对艺术和文化更为敏感，对物质利益不那么贪求，对标准化观念不那么轻易接受的国家。然而，他们的这种思想完全没有受到人们注意，而他们的行为却由于提供了一种已变得如同“扶轮国际午餐会”一样常规化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模式，反倒助长了这种标准化观念。结果，他们从战场上归来时本已十分强烈地对自己国家不满的情绪，现在就变得更加忍无可忍了。于是，他们的笔尖下便喷射出愤怒的火花，猛烈抨击着美国社会中的唯物质主义以及他们所称的文化市侩习气。由“三十位知识分子”合撰、哈罗德?斯特恩斯编辑出版的一部颇为庄重地题名为《美国的文明》的重要著作，汇集的便是一些憎恶美国的敏感人士的抨击性言论。这部著作的中心主题是：在美国，杰出人才得不到重视，艺术事业无人理解，大企业腐蚀败坏了整个社会。新闻事业沦为发财赚钱的工具，政治腐败，官场上充斥着庸才和骗子，而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也由于人们一心想着挣钱和与邻里斗富而变得索然无味，刻板单调，充满虚情假意。夫妻生活也缺乏鱼水之乐。本来只需让创造性艺术来指明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以上这些缺憾就会自动消失的。可是，美国举国上下除了亮晶晶响当当的美金之外，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此，对那些敏感的才俊之士来说，唯一的出路便只有移居欧洲，“那儿的情形要好一些”。《美国的文明》正式出版(1921)之时该书的撰稿人大多数已经接受自己的忠告寄居在国外了，还有许多别的艺术家和预备艺术家也纷纷步其后尘。
正是在他们那抗争性的，而总的说来又是短暂的侨居欧洲期间，二十年代我国的那些主要作家开始认识到自己一一用格特鲁德．斯坦的话说一一就是所谓“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本身虽不是一场什么文学运动，但那些“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的态度却是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战争以及凡尔赛和约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的强权政治使这些青年男女们确信?精神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就像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中的那个受挫的唯美主义者约翰?安德鲁斯一样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又像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流浪醉汉一样感到漂泊无依。除斯坦、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外，还有刘易斯?芒福德、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马修?约瑟夫森、J哈罗德斯特恩斯、TS‘艾略特、E．E．卡明斯、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许多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评论家，都曾在法国的昂蒂布和塞纳河左岸地区探索过自己的灵魂，都怀着满腔孤愤对自己的祖国进行过猛烈辛辣的抨击?而目．在几年之后，纯粹出于思乡情切，几乎无一例外地又都漂洋过海，回到祖国，定居于沿海小岛上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农庄上，来创作他们由于在一个更古老、更复杂的社会里经受磨炼而变得成熟了的作品。
实际上，所谓“迷惘的一代”根本不曾迷惘过。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曾有过惊愕、孤独无依的感觉，因而变得痛苦、尖刻，以致于反社会、反权威、好标新立异，其行为往往有些荒唐，更常常近于胡闹——但却从来“迷恫过”除上述那些作家外二十年代还产生出了诸如尤金?奥尼尔、埃德娜?St．文森特。米莱、F．司各特．菲沃杰拉德、威廉福克纳、辛苑莱刘易斯、斯蒂分’文森特?贝尼特、哈特?克莱恩、托马斯?沃尔夫等以及一大批其他人才。因此，即便这十年充满怨艾自怜之声，也绝不能将其看作是荒芜的年代而一笔抹煞。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称的“悲哀的青年一代”，诅咒过自己的命运，但并没有消亡；他们曾试图逃避现实，但又自动回到现实中来；他们痛责美国社会的市侩，但对自己的祖国却又充满热爱。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创作出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气、最令人耳目一新、最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 (选自《英国人》) 第十一课
英国人的未来
若想用世界上流行的标准政治术语，即左、中、右三派这种毫无意义的陈腔老调来描述英国人的话，那多半是白费时间，徒耗精力。英国人可是与众不同。他们甚至比自己想象中的英国人还要不同，倒是同他们自己感觉中的英国人差不多。而他们所感觉到的„这一点再次反映出英国人的特性——比他们想象到的更为重要。在英国，决定一切事物形式和色彩的不是人的理性思维，而是人的本能感觉。
举例来说，尽管英国人表面上似乎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彼此之间进行政治上的攻击谩骂也是常有的事，但英国却不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有那么多的共产主义者以及新的或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再如，虽然英国人举行的群众集会、示威游行、与当局对抗的事件似乎比一般国家多，但有些在法国或美国有可能发展成生死搏斗，在日本有可能演变成街头血战的恶性事件，而在英国至多也不过以一阵扭打或几个人被拘捕的结局了事。这是因为在英国人当中狂热的盲从分子较少，同时，在他们那一片乱哄哄的争论、谩骂和吵闹的背后，还蕴藏着一股河海般深厚、纯真的同胞之情。这种情谊虽然还不到充溢的程度，却还没有枯竭。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利用这种蕴藏的同胞之情。在英国，毫无疑问，还存在着那么一些喜欢大声咆哮的工会代表，他们口口声声嚷着要为工人们争自由，而事实上，其真正目的是想破坏现行的社会制度及一切保障自由的措施。毫无疑问，也有那么一些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他们面对着电视摄像机，笑容可掬地宣称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同自己的劳动队伍建立起最亲密友好的关系，而实际上他们心里只想拿起鞭子狠狠抽打那群专爱惹事生非的懒虫。不过，像这样的人，无论在管理者中间还是在劳动者中间，都不是很多，而且他们无疑也不是典型
的英国人。他们性格上的肿瘤已经吞噬了他们身上的英国人特性。
那些“与众不同的”真正地道的英国人，由于继承了英国人的特性而又尚未抛弃这一祖传特性，因而对于这个代表了整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的现代世界感到不很习惯。现代世界事事求“大”，而英国人却对此不以为然。(现在不仅工业上存在着大规模。科学上也存在着大规模，需要的投资越来越多，而研究出的成果越来越小。)显然，不是一切工作都能由规模较小而又较富人情味的企业来完成的。一座能令人感受到温情的小船厂就不可能造出一艘十五万吨级的轮船，假如我们硬要造这样的轮船，那或许就会造成我们的决策失误。然而，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英国人也有可能勉勉强强地接受大规模的东西，但英国所出现的庞然大物却决不会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那些庞然大物在美国看来好像倒没什么不对，因为美国本身就有那么大，但在英国就显得完全不相称了。伴随着对大规模的要求而出现的是对严格的高效率的要求，这种要求虽然常常是合乎理性的，但却是不合情理的，因而与英国人特性格格不入。为了给那些庞然大物提供越来越高的投资，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就是需要有声势浩大的广告运动和大批精明强干的推销员。最后，从这些庞然大物及其所有代言人那里不断重复地传来这样的信息，其大意为：“你本该快乐；但你并不快乐。不过，你仍有可能得到快乐，只要你购买我们为你制造的产品。”这里也许应该加上一句伊阿古的名言：“把钱都装进你的口袋吧。” 我想将这种现象称作“商业广告推销”，此后将一直采用这一名称。我还要预告一下英国人的未来取决于什么，而同时又几乎与所有的人背道而驰地避免谈及经济问题。英国人的未来取决于一场已进行多年的战斗的最终结局。这场战斗说明了英国人不仅在外国人眼中，而且在国内某些人眼中显得如此稀奇古怪、不令人满意的原因。这是一场发生在英国人思想领域的战斗，它在商 业广告推销和英国人特性之间展开。商业广告推销业已征服了大 半个西方世界，而英国人特性则是贫病交加，无法取得大量美元、法郎、德国马克之类的官方津贴来进行公关和广告宣传活动。商 业广告推销的胜局已很明显，它的活动在可见的外部世界进行，向 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东西一一当然索取的钱也越来越多——从而 创造了所谓的“美好生活”。相形之下，至少从表面上看，英国人特性似乎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影子戏——就像是五彩缤纷的广告 画旁边贴着的一幅淡色的铅笔素描——它实际上属于不可见的内 心世界，不能为人们提供那品类繁多的物质用品，而只能提供精 神上的境界。不过，物质用品固然重要，精神境界则更加重要。
商业广告推销同英国人特性之间会发生这样一场冲突，其原 因也容易理解。商业广告推销的核心内容是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如 果这方面的条件充分具备——当然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商业广 告推销本身就含着永不满足的成分——人们就会有足够的钱去换 取它所宣传的“美好生活”。然而，值得顺便提一下的是，在多年 来一直是商业广告推销的主要倡导者的美国，我们看到有太多太 多的伤透了脑筋的经理人员过早地跌进了坟墓；有太多太多的筋疲力竭的推销员躲进酒吧借酒浇愁，弄得家庭破裂；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人成天忍受着单调乏味的时间一动作研究的苦楚，心中在 纳闷：不知自己究竟是怎样陷入这些坑人的陷井的。足以令美国 自豪的是，我们发现美国也有一些对这一切进行抨击并从中摆脱 出来的有识之士。不过，本书所要描写的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 再说英国人特性，因与潜意识相关联，又依赖于本能和直觉而存 在，故不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英国人 特性本身是一种精神境界，因而它不能不注意其他的精神境界。也 就不能不觉得商业广告推销，由于其残酷的竞争性，其将人仅仅 看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思想观念，其对不知足心理、贪婪和妒忌 心理的依存性而必然会导致坏的而不是好的精神境界。而且，尽 管英国人并不反对变革，但对于为变革而变革的做法却深怀疑虑， 对那种认为我们现在必须无条件地欢迎机械化的进步的观点也拒 不接受。在此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英国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人们对于更多更好的住房的刻不容缓的需求。如果没有足够的安身之处，没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像样的房子，人们会感到凄惨。但在英国这样一个不太大的国家里，人们并不一定需要拥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轿车以及供这些轿车使用的越来越长、越来越宽的高速公路，因为这样会破坏乡村自然景色。假如他们认为需要这些，那便是商业广告推销在作祟。人们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屋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而渴望拥有自己的汽车才只是很短时期的事。就英国人特性而言，把汽车和公路摆到住房之上的做法似乎是一种社会性的愚蠢之举。 决定英国人的未来的战斗正在我们周围进行着。就在本人撰写本文的时候，我们英国人正处于激战之中。本人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英国人特性目前尚能在战斗中坚持下去，但最终取胜的可能还是商业广告推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并不是每一个英国人都牢固地保持着英国人特性。一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正处心积虑地设法使自己摆脱它——这些人中有政客、有文人、有官僚、有野心勃勃的金融家和企业家一一而另外还有一大群浅薄愚鲁的人也丢掉了它．随随便便地抛弃了自己的传统。英国人特性的影响力连三十年前也比不上了。它需要用人们对于人类的尊严和命运的认识来培育和加强。它必须拥有一些可以支取的道德资本，而且不久以后就有可能要求透支。“时代精神”似乎在为商业广告推销推波助澜，我们所读到和听到的东西，一多半都是如此。甚至连那使得大家为求多赚钱而你争我夺的通货膨胀，也往往不被视为一种危险的讯号，不被视为真正的美好生活的敌人，而往往倒是被视为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商业广告推销的证明。 一支迟到战场的大部队的指挥官在差不多最后一刻决定倒戈，从而决定了某些战役的胜败。我觉得英国工人中很有势力的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工会头头们跟那个指挥官在下决心前的处境相同。这些人相信，如果“美好的生活”已经到来，那么现在就是他们分享的时候了。但是他们身上残存的一些英国人特性却暗示了“这里面怕是有鬼”。仅仅因为老板们在搞“人时”生产力的把戏而把你们累得半死不活，这就算是什么“美好的生活”吗?不论怎么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如果我们不像老一辈们过去那样工作，就生产不出过去要求他们生产的那种货真价实的东西来。现在要紧的是利润，而不是产品。有一半的时候我们在骗工头，工头在骗经理，经理在骗顾客。好吧，假如我们要的是工作时间短、假期长、工资高——那么我们所要的就是广告里宣传的“美好生活”。抑或我们是在自己骗自己?
我现在并不是在故弄玄虚地说，在英国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这种议论。可以肯定地说，在对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有一种真正的自豪一即使是如今已不时兴的那种自豪～的部门，这种议论是没有的。但恰恰就是在那种最赚钱、最单调乏味、麻烦最多、“工业行动”最多，老实说．即商业广告推销最厉害的地方，人们有类似这样的议论、想法或感触。在无休止的争吵，突然的罢工，让许多外国评论家迷惑不解的咄咄逼人的固执背后是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商业广告推销，向你提供众多的东西；一方面是英国人特性，本能地对这种商业广告推销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感到反感。当然，在经理人员中也有人可能意识到这种矛盾在自己身上也存在，但大概不会那么尖锐，因为通过商业广告推销，他们得利较大，而他们的本能感觉又不那么强烈。除了这种矛盾外，还有别的东西在使比较有势力的工会里的不少官员和会员感到不安。由于这种东西几乎从来不公开讨论，因此更令人担心。这就是这些庞大组织的异常地位。这些组织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他们说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谈判工资额、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一会儿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似乎预示着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工联主义，而他们就是先锋。过一个星期他们又会倒回去扮演他们那种纯粹是谈判的角色。他们使我们其余的人觉得要么他们应该起更重要的作用，可能的话更有创新精神。要么起不那么重要的作用，只管他们自己的事。而现在，他们就像只河马闯进闯出玩赏动物的茶会。不仅如此，他们迟早要解决这种商业广告推销和他们残存的一些英国人特性之间的矛盾，下决心站到这一边或那一边，因为他们不能同时享有二者。英国人的未来也许要取决于这个决定。
当然，各个阶层之中也还有一些不甘心被商业广告推销所迷惑然后任其摆布的人。如有必要的话，这些人还愿意做出一些牺牲，主要是物质方面的牺牲，以求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
精神境界。他们也许像我一样地相信，商业广告推销所宣传的“美好生活”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就连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多半是一些破烂货，只要你有钱经常购买就应当不断地予以替换。)这样的人在那些规模较小、经营有方、不搞欺诈的企业的工人中可以找到，因为在这样的企业里，人们仍然把心思用在产品上，而不是把顾客都当成傻瓜。在那些不愿走进伦敦市商业区，不愿接受董事经理的高薪厚俸的、顽固的高层保守党成员中也可以找到此种人——尽管为数不会很多，因为这种人本就在日益减少。但是，这些人的力量最大，而且，据我看，在职业阶层中他们的人数也在增长。这些男男女女也许相信我所说的英国人特性，也许不信，但他们拒绝接受商业广告推销。他们一般都是能言善辩的；在本职业领域内外都有许多相识，而且都对他们言听计从；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有机会在电视或广播中发表演讲。假如这场战斗能胜利，很可能就是要靠这些男男女女去起推动作用。
那么，年轻一代又如何呢?说到这儿，我们不能忘记，只要我们考虑到未来，哪怕是不远的未来，我们所说的年轻一代到那时也再不是年轻一代了，那时会出现又一个年轻一代。这是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当他们还正在颂扬那些敢于反潮流的年轻人的时候，那些被颂扬的年轻男女中恐怕有一半已丧失青春，而且可能正在忙着适应麦迪逊大街的生活，正如他们过去忙着适应加利福尼亚嬉皮士生活或加德满都之路的神秘生活一样。谈到英国的年轻人，我对那爱闹的类型，无论是在街头狂呼乱叫，还是在流行音乐会上跟着起哄凑热闹的，都有些怀疑。他们之中有太多的人缺乏抵挡商业广告推销的个性，因为商业广告推销使他们可以加入更多更大的欢闹的群伙。我对那些比较文静的年轻人的信心要大得多，这类年轻人从不吵吵嚷嚷，高谈阔论；他们可能受到一两位职业男女的影响：他们也许曾思索过四十或四十五岁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也有可能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下面所说的情况不适用于上了年纪的退休人员，不适用于那些仍然在多劳少得的人，也不适用于所有那些具有正直的品格、独立的判断力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英国人。其余的英国人中有许多——虽不能说是大多数一一都是一些马大哈式的人物。他们容易相处，通常都是和和气气的，但就是不可信赖。他们平庸无能，懒懒散散，办事草率，拖泥带水。这也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和自己的父辈或祖辈们不一样，他们没有经受过严峻环境的锻炼。他们不再会因为干活马虎或参加罢工而面临挨饿的威胁，不再会因为对上司不恭或无礼顶撞而被撵出去，不再发现自己成为许多严酷事实的牺牲品了。在我看来，这正是文明社会中应有的现象。但人们从严酷的环境约束中解放出来之后就应该努力学会一些自我约束的方法。一个人没有自我约束，便不能在文明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而只能无所事事地混日子，什么责任也不承担，工作起来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不但欺骗老板、资本家，甚至连自己的左邻右舍也一样欺骗。除非他属于某种不一般的类型，他甚至对自己这种有损于人的自尊的不劳而获的混帐生活都不会感到太大的满足。(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指的男性，妇女的问题一般来说更带个性，更直接，感情上更急切，所以，除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典型，她一般都会去正视并解决自己所遇到的部分问题。)这就是许多内心纯洁的英国人今天所处的状况。他们感到困惑、彷徨，开始四处摸索，虚耗光阴，因为他们两头都落了空：旧有的苛刻束缚已不复存在，而新的必要的自我约束要么不被人理解，要么被看作是不可企及的。 烦闷情绪是一种威胁，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所有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都在制造烦闷情绪。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业化社会所提供的工作大多让人厌烦，而且也是因为工业化社会打破了过去生活的慢节奏，消灭了各种传统的劳动技艺，瓦解了农村社会严密的群体结构之后，又让人们群集在一起，用一些言过其实而又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来诱惑他们，因而使得他们产生厌烦情绪。现在的英国人——至少那些生活经历与我相同的当代英国人——很容易感到厌烦，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酗酒赌博，爱看社会上的一切热闹场面，爱听任何能激起热烈议论的奇闻怪事。居住在都市中的英国人在我看来都是一些爱大惊小怪
的人物。只要厌烦情绪不消除，危险便始终存在于我们面前。青少年在白天没能用完自己的精力(本应该让他们多干点活儿)，到了晚上便就胡作非为，四处捣乱。日子一长，一旦厌烦发展成绝望，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很多人)便会走上犯罪道路，从到商店里小偷小摸到穷凶极恶的暴力抢劫，种种罪恶无所不为。
在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其实比现在艰难困苦得多，表面上的安全感也少得多，但人们似乎比现在的人诚实，尔虞我诈、鼠窃狗偷的现象很少见，严重犯罪的现象自然就更是少得多了。看来?除了厌烦情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伊阿古那句“把钱装入你的腰包”的名言，以及那种认为社会有愧于你而你却无愧于社会的错误观念，还有一种思想认为做坏事只要不被人发现便一切都好——再没有什么最后的审判来威胁你，也不会有人理解我行我素者也有可能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不管人们是陷入彻底的麻木状态，还是由于苦闷而发出暴力的呼喊，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种感觉，认为一切事物都已今非昔比了，生活被“发现”为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对全人类或祖国都没有什么积极作用。自然，我并不是说所有英国人都已堕落到这种地步。我们依然保留着一些英国人特性，使我们对过去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未来也还保持着一些信心，排斥那些通过诡辩式逻辑得出的理性结论，而宁愿接受那些虽然不被完全理解但却完全合乎情理的东西，拒绝抛弃自己原有的本能与直觉。
不错，英国人特性依然与我们同在，但它急需增强活力，补充养分，在当今我们的公共生活看来正准备令其自生自灭的形势下尤其如此。有些英国人似乎将政治看成一场比赛，而又不是他们自己所喜爱的比赛——比如说打马球之类。这种人在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中都有，但三十岁以下的比六十岁以上的要多得多。对这些人来说，下议院只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一个吵架斗嘴的场所。那些得势掌权的政党犹如一些定期换演剧目的剧团在上演一出出魔幻政治闹剧，其中唯一真实的事情便是轮到一帮人担任部长职务，而另一帮人则装出一副惊骇不已的样子，大发一通国家要从此遭殃的议论。所有这一切，在这些人眼中看来，不过是一场既费钱而又无聊的闹剧。我认为，他们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危险的错误。我只希望一切天才的青年煽动家及其朋友都不要听信这种论调。否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而且是很痛苦地发现，严厉无情的铁腕有可能压到他们那一直想甩掉政治的肩膀上。你可以不问政治，对一切听之任之，但结果你会发现你的亲人们突然失踪，你自己也会在凌晨三点钟被秘密警察敲门叫醒。独裁统治在先是漠不关心、继而惊恐万状的多数人和四分五裂、酷爱争吵而又愚昧无知的少数人中间盛行起来。
在我撰写本文之时，英国既存在着那种自以为是超出于政治之外的、愤世嫉俗或举止轻狂的多数派，又存在着那种各执己见、四分五裂，只在目光短浅、自私自利两方面有共同语言的少数派。但我相信，这里也必然存在着英国人特有的社会群体感、高尚的同胞之情和正义之感，尽管隐藏得很深。(孩子们仍喊叫着“这不公平”。)尽管到处弥漫着商业广告气氛，存在着通货膨胀和猖狂的剥削行为，这些东西即使是今日也一定依然存在，因为它们深深植根于英国。但那些根一定正急需营养。要给英国人特性提供营养，却不能靠狭隘的理性思维的东风，最近的盈亏数字或对私利的不断呼唤。政客们总是发出这样的呼唤，而政治家——如果还能找到政治家的话——则宁愿将自己和听众带出股票交易所、股东会议及帐房之类的场所。他们提供机会，使人们努力向上，而不是保持原样。他们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得贪婪、嫉妒和怨恨这些常见的行为显得渺小、可鄙。他们使人们恢复原有的那种彼此亲如一家的观念。这种现象在英国曾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过。但近来情形却不一样，那种以深情唤起深情，以想象激发想象的情况已经很罕见，或者说根本没有了。近年来“我们身上所有不朽的东西已被洗劫一空”。但我们没必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没必要去加入一个具有民族特征的共同市场。许多年前，我就曾首次公开表示过我的一个观点：英国人。尽管表面上给人以许多相反的印象，但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富于想象的民族，他们对生活中任何激动人心的
事物能迅速作出反应。这一点如果被剥夺了，他们便会变得烦闷、愠怒，与人发生愚蠢的、目光短浅的争吵。不论是戴着圆顶礼帽的老成持重的生意人，还是那些头发蓬乱的毛头小伙子，全都是这样。要正确地面对未来，他们需要有人来指明方向并给以精神上的巨大鼓舞。再贫困、再冷酷一些的生活也不能让英国人低头——只要他们在精神上不是更冷酷、更贫困，只要他们依然拒绝抛弃英国人特性——这就是千百年来这些岛国居民的奇特气质和非理性特点以及他们的许多弱点和创造力的奥秘所在。 (选自《英国人》)
第十二课
一个发现：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亨利詹姆斯曾经说过，“身为一个美国人是一种复杂玄妙的命运。”而一位作家在欧洲作出的最重大的发现就是这种命运究竟复杂到何种程度。美国的历史，其远大志向，其不同凡响的辉煌成就，还有她那更加不同凡响的挫折失败。以及她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那么深不可测而又无可更改地独一无二，以至于“美国”这个词至今仍是一个陌生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明确定义的、且具有极大争议性的专有名词。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就连我们这些五颜六色、千千万万自称为美国人的人也不例外。
我当初离开美国是因为我曾怀疑自己能否经受住这儿的有色人种问题的狂风暴雨的冲击。(现在我仍然时不时地这样怀疑。)我想使自己不至于仅仅成为一个黑人，或是仅仅只成为一个黑人作家。我想寻求一种什么途径。来使自己的生活经历的特殊性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而不是分离开来。(我同黑人之间也产生了隔阂，就像我同白人之间的隔阂一样严重，当一个黑人开始真正地相信白人对黑人的评价时，常常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在我认为有必要去寻求一种能把我的生活经历同别的人一一黑人和白人，作家和非作家——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的途径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来也同任何得克萨斯州士兵一样，是非常爱国的美国人。而且我发现，我在巴黎所认识的每一位美国作家都有我这种感受。他们都同我一样脱离了自己的本源，而且事实证明，这些美国白人的欧洲本源同我的非洲本源竞没有多少差别——他们在欧洲也像我一样感到不自在。
我是奴隶的后代，而他们是自由人的子孙，这种差异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欧洲大地上相遇时，都在努力探求着各自的自我价值。当我们终于发现各自的自我价值之后，我们似乎都在感慨：这下可好啦，多少年来造成我们之间的隔阂的遗憾和痛苦之情，我们可再也不用死抱住不放了。
我们美国人彼此间的相互了解超过任何欧洲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一点在本国不曾有人认识到，但一到欧洲，我们便认识得很清楚了。还有一点也显得很清楚：不论我们的祖先源于何处，也不管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我们美国黑人和白人都是欧洲造就出来的。这一事实就是我们的身分以及我们的遗传特征的组成部分。
在我认清这些之前，我在巴黎呆了两三年的时间。待到认清这些之后，我就像许多前辈作家发现他的生活支柱全部被人拆掉了一样，遭受了一种精神崩溃的痛苦，不得不到瑞士的高山上去疗养。在那一片晶莹的雪山景色中。我以两张贝西?史密斯的唱片和一台打字机为工具，开始试图把自己孩提时代最初体验到的，多年来又一直想尽力忘却的生活经历再现出来。 是贝西?史密斯用她的音调和节拍帮我发掘出了当我还是个黑人小孩时本就使用过的说话口吻，使我重新忆起了小时候的所闻、所见和所感。我已将这些深深藏在了心底。在美国。我从来不听贝西?史密斯的歌(这与我多年不碰西瓜是同一道理)，但在欧洲，她却使我体会到身为“黑鬼”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自己在美国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一旦我能够接受自己在美国这出不同寻常的戏
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指出，这里说的角色是就我的“地位”而言——我便从仇恨美国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了。
一个美国黑人作家在欧洲所可能遇到的一切只是比较鲜明地显示了任何一位美国作家在欧洲所可能遇到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遇上同样的情况，因为欧洲也很有可能阻碍人的发展。不管怎么说，当一个作家完成自己的第一次突破时，他只不过是在一次险象环生、旷日持久、胜负难料的战役中打赢了一场有决定意义的小规模战斗。虽则如此，第一次突破仍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美国作家要实现这一次突破，往往就必得离开自己的国家。
在欧洲，美国作家首先是不必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只有等到他摆脱了要靠屈伸肌肉亮出本领来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的习惯之后，他才会认识到这一习惯是多么的有害。在欧洲，他不必装模作样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艺术家在那里不会像在美国一样遭到怀疑。不论欧洲人对待艺术家的实际态度如何，他们所毁掉的艺术家已经够多的了，而现在他们终于认识到艺术家就像雨、雪、税收和商人一样是真实存在，并且永远会存在的。
当然，欧洲人之所以对于人们在社会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有比较明确的概念，是因为欧洲社会历来就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而美国社会则从未这样划分过。欧洲作家把自己看作一种古老而光荣的传统——文化活动或文学创作传统——的一部分。在选择这一职业时，他不用去顾虑自己是否会因此而失去所有的朋友。然而，美国却没有这样一种传统。 恰恰相反，我们美国人对于真正的文化活动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这大概是因为人们担心文化活动会粉碎一一我倒希望如此一一我们死死抓住不放的美国神话)。一个美国作家必须凭着一股十足的牛劲拼命奋斗，并从事一系列难以形容的零工杂活才能勉强爬上美国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也许在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要他从这个温水浴池中跨出来，可实在有点不容易。
不过，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相当严重的怪现象：尽管美国社会提供给人们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比欧洲多，但在欧洲人们却比在美国更容易跨越社会和职业界线。我认为，这同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不无关系。在一个人人都有地位的地方，也完全可能没有一个人真正有地位。因此，一个人会因为不知自己地位如何而忧心忡忡，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逃避的事实。
而欧洲人早已正确接受了地位观念。一个人不论是当个好堂倌还是好演员，都会同样地为自己的地位而感到自豪，而且彼此之间也不会感到有任何威胁。这就意味着，在欧洲，一个演员和一个堂倌之间可以建立起比在美国更自由、更真诚的友谊。堂倌不会因演员的“成名得利”而感到丝毫的怨愤，演员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重新当起堂倌。 由于消除了那种可以不那么准确地称之为社会偏执狂的心理，在欧洲的美国作家开始觉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平生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一一他可以接近任何人，也欢迎任何人来接近他，而且也愿意同任何人谈论任何事。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感觉。可以说，他感觉出了自身的分量和价值。
这就好比是他突然问从一条黑暗的隧道中走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辽阔的天空之下。确确实实，我就是在巴黎才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了天空。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但这并没有使我忧伤„那天空在我出生前就已存在，而在我去世之后仍将存在。因此，如何尽可能地充分利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就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了。
我出生于纽约，但生活范围只限于纽约的一些小角落，而在巴黎，我的生活足迹却遍及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右岸区和左岸区，在有钱的资产阶级中间和“悲惨世界”里的穷人中间。我还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从皮加叶区的老鸨和妓女到纳伊区的埃及银行家都接触过。这听起来可能很不正经，甚至有点不道德，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我喜欢与人交谈，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而几乎每一个人——正如我所希望人们仍然明白的——都是喜欢爱听人
讲话的人。
与这些跟我自己大不相同的人的不断交往，破除了我思想上原先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偏见。作者在欧洲遇见的一些人并不是美国人，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同他本人的感受完全两样。对于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或是热爱，或是憎恨，或是敬佩，或是畏惧，或是妒忌——反正他们是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这就迫使作者对许多他原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重新加以考虑。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也是很有价值的。 这种自由(指美国作家到欧洲后摆脱了原先的种种束缚和传统观念，等于获得了某种自由一一译者注)，像任何一种自由一样，也带来一些危险和责任。总有一天，在欧洲的美国作家会意识到，而且是强烈地意识到，他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居住在欧洲的。倘若他是作为一个欧洲人居住在欧洲，那么，他所居住的这块大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不一样，其对他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可能就是当一个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对他讲起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生活在巴黎有何种感受的那一天，也可能是他路过某一家露天小吃店的平台，一眼瞥见艾伯特?加缪那张紧张、睿智而又苦闷的面孔的那一天，还有可能是有人请他讲述一下小石城的事情的那一天。这时，他就会感觉到，与其拿着美国护照坐在欧洲向人们讲述小石城的事情，倒不如亲身投入到小石城的民主斗争中去来得干脆——或者说光荣，尽管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不新鲜。
这是他个人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是可怕的一天，也是他的整个羁旅生涯目标所向的一天。就是在这一天，他终于认识到，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太平乐土；如果说他一直在欧洲训练自己准备承担什么重任的话，他实际是在为美国而训练自己。总而言之，美国作家在欧洲找到的自由，带着他绕了整整一圈后，又回到了自己身边。用其自身发展的责任把自己又带回到了自由原本所在之处——他自己手中。
即使是一头最不可救药的迷途小牛也必有其降生地点。他也许会脱离那曾生养他的群体——或许是被迫如此一一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身上总会带着他的出身标志，这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我认为了解这一点，甚至像那些最坚强的人那样，不论地位如何，能视之为乐事，是很重要的。说实在的，一个作家的命运便取决于他对这一点能否接受。
人们常常指责美国作家们．说他们不描写社会，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只喜欢描写与社会对立的个人，或是与社会相脱离的个人。诚然，美国作家所描写的是他个人的情况，但《安娜?卡列宁娜》中所描写的，如果说不是那个与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立个人的悲惨命运，那又到底是什么呢?
真正的区别在于：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是一个古老而结构严密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事物——在该社会的成员看来，不过不包括托尔斯泰一一似乎都是一成不变的。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作品是因为托尔斯泰能够探索出，并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潜在的规律，这些规律对那个社会起着实际的支配作用并使安娜的悲惨结局成为必然之事。
美国作家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可供他们描写。他们所了解的社会只是一个万事皆变、人人为出人头地而奋斗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五彩缤纷、错综复杂的社会，它为美国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机会。
美国生活的极度紧张和它提供的无限的发展机会已经是尽人皆知、毫无疑问的事实了。但当代文学作品中对这些问题的描写却很带勉强性。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不是对我们社会中的紧张生活的深入分析，倒更像是这种紧张生活的直接反映。天晓得，现在该我们对自己进行一番检查的时候了。但如果我们要将自己从美国神话中解放出来，并设法弄清楚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做。
每个社会其实都是由一些潜在的规律，由一些人们没有说出来但却深深感觉到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所支配的，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要弄清这些规律和事物，就要由美国作家
来努力。在一个非常喜爱冲破禁忌却又不能由此从中解脱出来的社会，要弄清这些，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怪在此期间美国作家不断跑到欧洲去。他的人生历程需要精神食粮，他也需要可能找到的最好的模式。欧洲有着我们还没有的东西，一种生活的神秘而又不可抗拒的极限感，一句话，一种悲剧感。而我们也有着他们十分需要的东西——一种认为生活大有可为的新认识。 在努力把旧世界的看法和新世界的看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是政治家，而是作家，是我们最强的一支力量。虽然我们迄今还未全信，可是内心的生活确是真正的生活，而人们那种海市蜃楼般的梦幻却对世界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选自《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第十三课 为死刑辩护
《中世纪》杂志上刊载了我随便讲的一番话后，许多反对死刑的信件和小册子向我飞来。这些信件，有的是对我的观点表示遗憾，有的是对我的观点给予斥责。他们要我承认自己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麻木不仁，责问我是否知道面临着一场世界性的废除死刑的运动，而且这场运动已经得到了包括法学家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支持；他们说将人处死既无人道又违背科学。因为无论是强奸犯还是杀人犯，其实都是病人，对他们应当给予医治而不应该处死。他们要我认真地思考并认识到将人处死的任何形式所引起的恐惧都是不堪容忍的。 的确，这场废除死刑的运动已遍及世界，而且已宣传得深入人心，尤其在英国更是如此。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我的老友兼出版商维克托?高兰兹先生，还有阿瑟?凯斯特勒、CH罗尔夫、詹姆斯?艾弗里?乔伊斯、约翰?巴里爵士等一批享有盛名的作家。国内外精神病学界的人士都倾向于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许多自由派报纸，譬如《观察家报》就极力地主张彻底废除死刑。在美国，至少有25个州级协会、一家全国性协会以及一系列教派在为此目的而努力，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教友派和主教派。
如此之多的英才贤士群起支持一项善意的提议，当然会使任何敌对的一方望而却步。为了阐明我的观点(尽管我的观点目前几乎不得人心)，我得申明我的结论是可以争辩的，也就是说，我仍愿意服从真理，但条件是首先必须澄清废除派论点中的某些谬误和强词夺理之言；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不能置之不理。若能做到这些，我当然非常高兴。这不仅是因为看到无懈可击的事实乃一件乐事，而且是因为我并不比别人更好杀戳；我很希望能看到有既能维护社会又能保护罪犯(而不是将罪犯处死)的好办法，但我要重申，这些办法必须能切实解决我将要谈到的一些问题，而不能对此回避或拖延。在开始之前我还要补充说明一句：我或许再不会答复有关这个使人们反应强烈的问题的任何来信。如果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还不能证明我的论点的话，那么，匆匆往复的私人信函也不可能起什么作用。
首先我愿意承认，置人于死的现有方式是令人震惊的，就象凯斯特勒先生在《绞刑》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惨不忍睹。与我国许多监狱的情况一样，我们的行刑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反对野蛮并不意味着死刑——确切地说是按法律处死——应该废除。在开始探究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发现这种一下子就得出荒谬结论的做法是废除派的一个特征。这种做法必须全面予以禁止。我们应该记住，有可能设计一种无痛苦、迅速而又威严的处死方式，并检验一下对这种方式的执行是否合理得当。
提出反对死刑的四个主要论点是：(1)对犯罪的惩罚是在基于报复的一种原始观念；(2)死刑并不起威慑作用；(3)审判上的失误可能导致滥杀无辜之危险；(4)文明国家应名符其实，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只能是维护而不容许亵渎。
我完全赞同前两个论点，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用“按法律处死”来代替“死刑”这个字眼的缘故。我认为剔除无法无天的恶棍，既不是为了惩罚其罪行，也不是为了杀鸡吓猴，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才将其处死，就象前不久在康涅狄格州郊区杀死逃出的那只恶狼一样。
靠愤怒的情绪、复仇的心理或道德观念来处决这类祸害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个人既不能控制他的暴力冲动，又不能顾及他的行动所导致的致人于死的恶果，那么就有充分理由将他从社会中淘汰。这种暴力冲动一般包括在公路上酗酒开车，青少年在公路上驾车追逐以及其他不可救药的疯狂的暴力行为，而且还可以扩大到(下文我将要提出的)一些的确毁灭人类文明道德基础的其他行为。 但是，为什么要把人杀掉呢?我很相信那些证明杀人犯并没有因自己可能被处死而罢手的统计数字。首先是因为杀人犯往往是一些鲁莽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想不到自己也可能被杀。其次是侦察必须完全可靠，才能对那些尽管提心吊胆但仍以为能逃出法网的狡猾的罪犯起到威慑作用。第三，正如肖伯纳早就指出过的，杀一个不该杀的人和杀一个该杀的人具有同样的威慑效果。这样，人们不禁又要问：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呢?既然我认为道德上的进步就意味着越来越尊重人的生命，我又怎能反对废除死刑呢?
我之所以反对废除死刑是因为我认为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有关人的生命的问题，我觉得废除派的论点是矛盾的、狭隘的，是不堪一击的。废除派用一种温文尔雅的口吻宣传着所谓人生的神圣，好像只要把它说成是一种绝对的东西就能使一切还有点道德意识的反对者缄默不语。可是大多数的废除派都是那些把年收入的一半用于制造战争武器以及以研究完备的杀人手段为荣的一些国家。对于那些十分明显地将国家武装到牙齿的一些政党，一些善良的人们竞也毫不犹豫地赞成。在今日西方，祈祷人的生命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似乎既非其时，亦非其地。至于这场运动中的教士，根据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可以确信，一经召唤，他们便会为军队祝福，为胜利祈祷，管他什么第六条圣诫。 “哦，我们意指的生命不可侵犯是就国内而言的。”好极了，那么你们这场运动还要反对自卫的原则吗?所谓人的生命绝对不可侵犯，就是听任杀手对你为所欲为，你即使手边有个火钳也不可用来还击，因为这样你可就是杀人。再者，我们何曾听说过这样的抗议：警察在街头向罪犯——通常不过是一些抢劫银行的匪徒——开火时，一些子弹击中行路人，而不是那神通广大的匪徒。废除派所谓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后的主张，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
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之说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另外一些诸如无痛苦致死术和适当的自杀之类的极文明的办法也决定于我们对这种观念是否接受。追根寻底的人还想知道：为什么反复讲人生不可侵犯呢?我对家庭玩赏动物则毫无兴趣，同时我认为把动物置于动物园、实验室及空间仪器中的做法也并不值得赞美，除非以“要么吞食，要么被吞食”的古老法则作为借口。
而且应该知道，关于神圣不可侵犯之说的这场论争在英国每年只适用于或可能适用于10个人左右，在美国每年也只适用于50—70人而已，这就是近年来被处死者的平均数字。当然这个数字本身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这一原则的裁决。因为在道义上来讲，对一个人的生杀予夺与对千百万人的生杀予夺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应从这个数字中得出一个比较性判断：在我们考虑死刑造成的恐怖时，我们却忘记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但我们一方面忽视了那些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忽视了监狱里的那些囚犯。
受害者往往容易被忽视。社会科学总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罪犯精神有毛病、不正常或有问题的案件给予优先考虑，无论是贫困，是精神失常，是过失，还是罪恶，这种“病情资料”始终是一批批越来越多的最宽宏大量和最有学问的人的兴趣所在。精神病学和道德自由主义密切配合，于是我们所熟悉的执法问题开始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一种历史序曲，而社会工作终究会将它完全取而代之。现代文学作品也充分地表明了这种观点。这些作品只关心所谓精神上的混乱，而把那些从不贪占他人钱财、不捅朋友一刀的人斥之为中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始终强调犯罪行为是由社会本身造成的说法。例如，一位法国法律学家说：为了了解犯罪，我们必须首先去掉一切责任观念。他所指的是要免除罪犯的责任，而把责任推向社会；
杀人犯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破裂的家庭，或反之，是因为他正当小小年纪便目睹了父母的性行为。那些在现代犯罪文学作品中令人产生恻隐之心的案件，造成了废除派这样一种心理：我们可不能将那些正在开始为我们真正理解的人杀掉。
此外，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不幸者的犯罪记录，就会知道谁是受害者„还不是那些忙于事务，反应迟钝的普通人吗?当然我是为他们感到难过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能引起日益发展的科学的研究兴趣。比较一下：在美国一年有六七十名罪犯被处死，仅乔治?科威克一人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在几个月内就抢劫和强奸了七八十名妇女，并常常将她们杀死。“这太残忍了!”“至于他所犯下的罪行破坏了多少人的家庭关系、有多少妇女对那从未向别人透露的遭遇仍旧心有余悸，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就只能付诸毫无结果的推测了。”即使一位协助追捕科威克的司法官这样温和地评论着，但似乎只有科威克才能对人有所启发。 这些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有时间，推究一下每天各大报末版所刊登的因暴力致死的人们的情况是值得的：一位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被四个恶棍活活打死，几个小孩受欺负后被勒死，几个路上行走的中年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死，一家老小被放出或逃出的精神病人骚扰得不能安宁，六七个正在于活的人被突如其来的杀人狂屠戳殆尽，整船的船员被船长全部杀死，一些大城市里的教师和店员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杀人惯犯的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人生的神圣又何从谈起呢? 诚然，这些杀人犯中不少是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无疑，这些人头脑简单，身躯庞大，有一身无法自控的力气。为辩论起见，我们姑且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社会的过错”，提出家庭破裂和贫困环境所迫之理由。那么问题在于，不是在未来的“乌托邦”城市里，而是此时此地我们该怎么办。所谓“科学的”医治手段是很不可靠的，拘留机构和设施只能助长杀人犯反社会的气焰。教养院和精神病院均已满员，所以它们想让它们的“住客”离开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住客中有些人是真正“治愈”了——因为对他们加强了管制。如果强调社会可以自由行事，就会使他们旧恶复发，照旧用暴力来表现自己。这样，我可以说社会又一次失败了，它至少又一次对不起受害者，不管它对杀人者应负什么责任。
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德育家必须作出抉择，而且这抉择需要付出代价。我恰恰认为，如果一个成年人对自己没有适当的控制力，而是毫无理性地毁夺他人的生命，那么对这个没有理智的人，在他重复其机械性的恐怖行动之前，就必须通过法律迫不得已地将他无痛苦地处死。 我之所以说“毫无理性地”毁夺人命，是因为杀人犯往往可能得到一些人的怜悯，某些激怒之下的犯罪行为虽然不会免于追究，但可能得到宽大处理。敲诈者会受到直接的惩罚。长期的挑衅可以作为杀人的借口，就像几年前一桩引人注目的案件中，一个70多岁、受人尊重的木匠对其妻子无休止的唠叨忍无可忍时那样。妻子坐在厨房的宝座上责骂他——50年来每天都是这样——丈夫走到他的工作台前，双手各拿一把锤子回来跟她算帐。对木匠的证词以及从两把锤子中所得出的他的忠诚足以将他送入安静的隔离室少住些时日。
然而，对于我们联邦的某所监狱所出版的一家刊物的一篇文章所披露的另一种犯罪动机，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银行抢劫犯，他在供词中声称抢钱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
“我对于社会地位、性生活及其他事物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我觉得只有当我能使我的受害者的身心都因极度的恐惧而完全被征服时，我的这些欲望才能得到满足。„„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拿着枪对准别人，看到她浑身发抖、面上冷汗直冒的样子时，我总会感到自己身上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文明社会的种种虚饰倾刻间荡然无存，只有两个人面对面站在那里，道德上的伪装全被撕去，是非曲直完全取决于持枪者的裁判。”
这种现代文学和现代科学混乱不清的反响决定了我们面临的选择。要真正算得上是治愈了这样一个人，必须有这样的先决条件：社会上和经济上有能力进行和坚持长期艰苦的个人
精神分析，并对其思想进行重新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了使这个权力追求者及类似的人对从我们时代的文化和特征中得来的、被歪曲了的弗洛伊德和尼采、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思想是很顽强的，并使感情得以延续。如果心理上和思想上没有一次再生，我们就要问：还要多久，这个患者就会为了使文明不那么虚伪而又牺牲一个银行职员?我们当然要对再给他一次机会是否明智提出疑问。主张废除死刑者宣传的无条件的“让别人活”，实际上是激励杀人者的那种文化倾向的一个部分。西方人民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对权力的厌恶，已使国家成为银行抢劫犯的某种相对称的东西。二者都有权，又都不知如何使用。二者糟踏生命都在于对混杂的思想着了迷和陷于矛盾的感情而不能自拔。如果精神病学家在诊断这种病例时，对自己的诊断确有把握，那么哲学家也许应考虑一下，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的着迷，是否应在枪杀开始前，就由法院将此人处死。
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用意决不是主张要对那些可能成为杀人犯的人还在他们没有机会作案之前就预先实行处决。我的目的只是要由此引出最后两个复杂的问题。这两个复杂问题曾由于废除派一心只想到要改变孤立的惩罚方式而被忽略或混淆了。其一是社会所需的对应予以惩罚的犯法行为的量刑标准。比方说，我就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任何在法庭或审议会上滋事捣乱的行为都会被定为叛逆罪，处以死刑。制订了这种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意识到会议秩序的神圣性。在裁定是非、评估得失及解释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辩论有秩序地进行。有了这样的法律，那些不是尽力以理服人而是动辄就脱鞋子拍桌子的人就会被自然淘汰掉，永远没有机会再占席位了。同样，在国会、议会或其他最高立法机关中若出现少数以拳代口、认力不认理的强横不法分子的话，他们也会因叛逆罪而被起诉。只要一提出这样的法律就会使人们觉得荒唐可笑。这种情形恰好说明，我们的社会距离真正的文明还很遥远，因此，也就只能朝着摆脱严刑峻法的目标逐步前进。
我说的逐步前进并不意味着停步不前。我认为在目前的刑罚方式中确实有一种是极其残酷的，必须优先予以缓解。我这里提的是监禁。那些反对实行死刑的人——他们多半为自由主义鼓吹者——似乎以为只要他们能逃避流血的罪责，任何其他法律上的后果都尽可不计。他们只顾痴谈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根本不管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从王尔德的《惨痛的呼声》到最近由一个同性恋者所作的对狱中生活的描述，他们似乎都没有读过，尽管事实上他们也可能都读过。尽管集中营的声名已人人皆知，尽管有查尔斯?伯尔尼先生写的《单独监禁》这样一部影响突出的大作，尽管我们知道监狱中常常发生犯人暴动、越狱逃跑、再度被捕并重新入狱这样的事实，废除派却丝毫想象不出被关在牢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对于报刊上出现的“杀人犯免受死刑”这种触目惊心的特具讽刺意味的语句，他们读来不仅毫无不安的感觉，反而为之欢呼雀跃；不仅不感到恐怖，反而会如释重负般地长吁一口气。对于牢房中的囚室、整训、囚服、臭气以及饭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亲眼看到，更没有亲身体验过；对于老少囚犯因长期缺乏性生活而受到痛苦折磨，对于发生在监狱里的令人憎恶的乱交行为，对于单调的引人发疯的狱中生活，对于监狱中存在的群体堕落行为和无力发泄的仇恨心理等等，他们都毫无感觉。他们不记得西尔维奥?佩利科曾经说过的话：只有坚强的政治信仰和对最后胜利的美好希望才能使人的意志坚强得足以忍受长期的监禁。他们也忘记了当圣女贞德被给予“求生”的选择时，她宁愿烧死在火刑柱上。废除派的想法也不知怎么的会那样与众不同。他们竟然会骄傲地称赞那些杀人犯往往都可以变成的“模范囚犯”。似乎这既不是一种用词上的矛盾，也不是自由社会里不该出现的一种典型。
我刚才说过，那些热衷于提倡终身监禁的人们似乎未能领会我们相信他们读过的东西。甚至连他们自己所写的东西他们似乎也未认真读过。身为英国议会议员的莱斯利?黑尔先生在他的那部案例集《误杀》的前言中曾提到过一件为有关方面承认的轻微的误判——一年的监禁：“该犯出狱时，发现自己妻子已经作古，几个儿女及年迈的双亲都被送到了济贫院，及至一小笔“补偿金”发到手时，这位遭误判的可怜人已经神智失常，无可挽救了。”在这一点上，
我们完全同意黑尔先生的看法，同他一样对法律感到愤慨。但接下来他就举出了著名的伊文思案件，在这一案中很可能杀错了人，于是他惊呼：“既然会发生这种错判，难道社会还应当强制推行无可挽回的刑罚吗?”难道黑尔先生真的要我们相信对其妻子身死、本人被逼疯的那个人作出判决在任何意义上是可以挽回的吗?难道人们不是宁愿像伊文思那样一死了之而不愿自己成为那位拿着一点补偿金“出狱”，但却完全失去继续生活愿望的不幸者吗?
下面提到的所有案例都是无法挽回的，尤以监禁为最。受审的折磨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即使审讯后无罪释放也丝毫不能抵消受害者所受的痛苦。请读一读威廉?瓦雷斯那令人肠断的日记吧。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曾被控谋杀了自己妻子，后来经刑事案件上诉法庭才“得救”——但得救了又怎样呢?还不是遭受众人冷眼，在孤独绝望中苟活几年而已!阿道夫贝克案件、奥斯卡斯莱特案件，还有涉及那位以莫须有罪名被当成伪造犯，在星星监狱中呆了八年，出狱后变成一个身体伤残、无亲无故、领到“补偿”的废人的布鲁克林银行出纳员的案件——如果说个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所有这些案件中的受害人还不如在入狱之前就一死了之。在法庭审讯杀人犯时，辩护律师往往会对陪审团这样说：与其这样“饶他一死”，还不如干脆赐他一死。这话的确不错。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死而不愿去坐牢。倘若这种选择权被废除的话，终有一天会有人以人的尊严的名义来要求享有这种特权。要我相信废除派目前的观点，除非等到他们自己能有机会在囚室里呆上一年出狱之后。
持公正态度的旁人可能会在这儿打断我的话，指出我的论点已由说理变成感情用事了。反对死刑的人认为死是最大的罪孽，而我则觉得坐牢比死更可怕。只要稍稍动点脑筋想一想，我们就会意识到，感情正是最合适的仲裁者。一切关于对与错、文明与野蛮、是与非的说理、推论都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就像数学一样。不过，在试图说服别人时，重要的是应该拣选出最本质的感情，最重要的直觉，由此进行公平合理的推论。依我看来，一个人既主张尊重人的生命又愿意容许人的生命被消耗在牢狱中，那简直是在轻率地玩弄自由主义感情。如果反对死刑是因为它有异于一般的监禁，是不可挽回的，这纯属一种荒唐的推理。
废除派在宣传废除死刑的主张时列举了大量错判案件。他们列举这些案件时犯了判案时同样的错误，并表现出同样的冷漠态度：现行法律制度的弊病并不在刑罚方面而在于易出现差错的司法程序方面。在所有案件中该判死刑的案件所占比率不过千分之一，甚至更少。有谁会一想到这些案件可能是“可以挽回的”错案就感到欣慰呢?案件的错判只能说明现行的陪审制度、有关获取犯罪证据、提出起诉及进行上诉等一系列程序的具体规定和办法有必要加以修改，这才是我们面临的重任。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就是我前面曾提到的那种主要由对反常事物的特别敏感而引起的感情作用的反映。一个记者在报道死刑和最高法院的情况时总是极力指出，每当法庭复审死刑案件时法官们就会特别不安而谨慎小心。这对我们国家最高司法当局的法律道德是一种多么言不由衷的赞颂之辞!幸而在那些为遭错判的人辩护的人们之中有些人对这一点看得更明白。许多被认为遭错判的人现在之所以能蹲在监狱里受活罪，不是因为陪审团持有异议就是因为州长感觉有可疑之处而将死刑减轻为监禁。塞缪尔?H谢泼德医生杀妻一案就是这样被定为二级谋杀罪(即误杀——译者注)，被判终身徒刑的。据保罗．霍姆斯先生记述的有关他那一案件的多次庭审经过告诉人们：是警方的无能、报纸的煽动、公众对于富豪的妒忌及法律程序中的一些纰漏等因素的作用导致了最后的结局。但谢泼德医生的辩护人对于这位免受电椅之苦的“幸运儿”，如果能在十年之后获得假释后所要面临的情况并不抱任何幻想。“那样也并不能给他恢复从医生涯的权利。他的行医资格早已随着他的判刑定罪而被取消了。他必将终生蒙受假释犯的恶名，只要再小有过失，便可随时不经审讯被送回监狱。更糟的是，他得带着杀人犯的罪名终其_生。”
今天的道德观念究竟在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假如一个人是个很可能重犯其暴力行为的危险分子，国家有什么权利在十年后将他释放出来呢?如果“终身监禁”在其生前就早已结束，那“终身监禁”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假释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表现了社会对身受囹圄之苦
者的同情，同时又反映了当局想避免因公然释放嫌疑犯而引起“公众的不满”的愿望。所以，一旦众议平息下来，人犯也就放掉了。这样，他也就根本没有受到为了公众的安全而设置的枷锁的束缚。他确实受过惩罚，但只是一点点的惩罚——因为在废除派、陪审团及检察官们的反常观点看来，监狱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所谓“二级谋杀”似乎是说罪犯虽杀了人，但只是杀了“一点点”。
从另一方面来讲，既然死刑和无期徒刑被认为过分残酷，而又可预期被告人在今后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惩罚作为一种狭隘意识的反映已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破坏他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对社会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现在人们所接受的、而废除派一旦得势必将更加坚决地强加于我们的是一堆逻辑上的纷乱，这种纷乱决不会因下述信念而得以消除：既然有二级谋杀，就应当有二级死罪；如果对凶手不能完全确定而存有疑问的话，只要将死刑减轻为难以忍受的活罪，存疑便解决了；倘若我们无法预料一个杀人狂是否会再度伤人，那也只需衡量一下他在监狱里的“良好表现”，然后以真正的实验主义精神将他释放出来。
以上就是当我看到有关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并对它进行思考时所感到的不可避免的想法。依我看来，如果这些想法同任何基于对客观存在的直接、具体的感受而进行的关于变革和改良的讨论不是毫不相干的话，那些认为废除了死刑世界就会变得纯洁的天真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们就真是自欺欺人了。这个问题本应由社会全体来公断，但我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对目前的社会现实很感不安，因为我知道，在英国、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通常总有百数以上的人被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苟延残喘，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而另外一些人一～他们可能是头脑更糊涂，但无疑是更无力自控的人——则得到提前获释的便宜，这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自己都只会带来危险。总而言之，我决不赞赏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只要取消一种对守法的良民显然起着保护作用的法律措施，我们这些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囚徒或不受约束的杀人凶手的人就算是为维护人的生命的尊严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摘自James K．Bell，Adrian A．Cohn： 《现代修辞》) 第十四课
亦爱亦恨话纽约
那些赞美“大苹果”的广告活动，还有那些印着带有“我爱纽约”字样的心形图案的T恤衫，只不过是它们在绝望中发出悲哀的迹象，只不过是纽约这个非凡的城市日趋衰落的象征。纽约过去从不自我炫耀，而只让别的城市去这样做，因为自我炫耀显得“小家子气”。纽约既然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而且是最好的城市，也就没有必要宣称自己是如何与众不同了。 然而，今日的纽约再不是头号城市了。至少，在开创时尚、领导潮流方面，纽约是再也配不_卜这个称号了。今日的纽约非但常常跟不上美国政治前进的步伐，而且往往也合不上美国人生活情趣变化的节拍。过去有一个时期，它曾是全国流行服装款式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但由于长期抵制越来越流行的休闲服装款式而丧失了，其垄断地位。纽约已不再是众望所归、纷起仿效的对象了，如今它甚至以成为风行美国的时装潮流的抵制者，以成为摆脱全国清一色的单调局面的一隅逃遁之地而自鸣得意。
纽约无力保持排头兵的地位这一点已是越来越明显了。有十多座其他城市都已经有了一些在建筑艺术上很富有创造性的建筑物，而纽约最近二十年来所造的任何一幢建筑物都不能与之相比。曾是托斯卡尼尼全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场所的巨人般的曼哈顿电视演播厅，现在经常是空无一人，而好莱坞大量生产出的情景喜剧和约翰尼?卡森节目的实况转播却占满了加利福尼亚的广播电视发送频道。美国流行歌曲创作发行中心从纽约的廷潘胡同转移到了纳什维尔和好莱坞。拉斯韦加斯的赌场经常出高薪聘请曼哈顿没有哪一家夜总会请得起的歌手和艺员。而体育运动方面，那些规模较大的体育馆、比较激动人心的球队以及热情最高的球迷们，往往都出现在纽约以外的地方。
纽约从来都不是召集会议的好场所——因为那儿少友情．不安全，人口拥挤，消费高昂——但现在它似乎正在一定程度上争回其作为旅游胜地的地位。即便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对新奥尔良、旧金山、华盛顿或迪斯尼乐园等地的评价可能还是高于纽约。人们普遍认为，还有十几座其他城市，包括我的家乡西雅图，都比纽约更适于居住。 那么，为什么有许多欧洲人称纽约是他们最喜爱的城市呢?他们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欣赏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五彩缤纷的生活，它那残存的、独此一家的欧洲社会准则以及它那众多外来民族混杂而居的社会。这些欧洲人中有些人也许是因为在麦迪逊大街和第五大街这两条双胞胎似的繁华大街上看到那些熟悉的国际名牌商号——那些专为迎合并蒙骗那些轻浮浅薄的有钱人而存在的珠宝店、鞋店和服装设计店„而感到心头踏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令欧洲人激动不已的是这个城市的那种精神饱满的紧张气氛和它那种野性的活力。
纽约充满着活力、竞争和奋斗。同时，由于存在着一批能说会道的失意者，它也充满着嘲笑、轻侮和失意者的心灰意冷(“你说该咋办?”)。它充满着无休无止的斗争一一为了地铁上的座位，为了引起一个的士司机、一个办事员或一个侍者的注意，为了有一个立足之地，为了一次成功的机会。为了一个较好的居住地方，为了让自己名字出现在一张大一点的海报上。在纽约，一个人若成功了，他会感到惶惶不安；如果失败了，他就得和那灰心丧气的大多数人一起苦熬岁月。
纽约从来都不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尽管我在那儿生活了大半辈子，你却休想看到我穿上一件印着“我爱纽约”的文化衫。但总的说来，我倒还想不出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地方我更愿意去居住。至于为什么，就很难说得清。
在纽约所能欣赏到的自然美景非常有限。你从来看不到一片繁星点点的夜空，城里的万家灯火交相辉映使得天空黯然失色。唯有日落时分的景色尚可谓壮观：泽西市草地上的天空染上了一块块深浅不一的橙红色，在曼哈顿那些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建筑物上的万千扇玻璃窗的反射下，更显得绚丽多彩。大自然对纽约人总是低头服输。只须看看人行道上那些脆弱的树木迎着四面进逼的水泥路面和阵阵袭来的石油烟气拚命挣扎的样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本应是城市贫民休养身体、呼吸新鲜空气的场所，但如今园内有些地方已寸草不生，垃圾遍地，无复当年的清新质朴之气，然而依旧人声嘈杂，生意盎然，许多人一一多数为年轻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仍在其间自得其乐。公园中的长条椅上则坐着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其中以白人居多，看样子都是一些流离失所的人。这里已经不是什么静造的公园了，倒更像是一个乱哄哄的狂欢场所。
吸引着我来到纽约的不是这个城市的魅力——它从没有在远方向我遥遥招手呼唤，而是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从事我梦寐以求的新闻事业的机会。我当时甚至拿不准自己的能力如何能比得上那些在东北部一些名牌大学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又怎能竞争得过纽约那些意志坚强的本地人，那些才华横溢的移民子弟．他们是那样的目标明确，用心专一，比如那个艾尔弗雷德?卡津，他作为业余消遣(真是不可思议j)竞能用小提琴演奏巴赫的无伴奏组曲。
今天仍有许多青年被吸引到纽约来，因为他们想考验一下自己，怕让自己的才能沦为极其平庸而易于上市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为逃避家乡某种束缚的年轻同伴，也总是被吸引到纽约来。这些青年们在一起共享自由，同处于一个消费低廉的娱乐区，一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共同度过了一些艰难时刻。吸引他们的不可能是纽约的生活条件，因为只有不合实际的乐观回忆才会忘记他们在那儿的生活中所遇到的不便、危险和贫困。商业性的百老汇剧院可能不会向他们开门，但还有那些外百老汇剧院和外外百老汇剧院。倘若画家们对麦迪逊大街上那些奢侈豪华的画廊不屑一顾，那些画廊老板们便会在索荷区陋巷之内开设小分店。可是?也许是波希米亚式艺术献身的纯洁性被人渲染过甚，这些年轻艺术家们也住进了格林威治村及其外围地区。那是大萧条时期由于面对一个敌对的世界而团结在一起的一批艺术实验主义者住过的地方。但今天的这一代青年艺术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亚文化群，
以至于他们成了一些精品时装和咖啡馆的赚钱对象。他们已不再是那么与世隔绝了。
曼哈顿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大陆隔绝的孤岛，但在两个领域内它仍处于支配地位。它是美国金融和通讯的中枢。在这两个方面，它所起的审批作用大于其创造作用。华尔街只有在确信某种畅销书或是某位影星的大名准保一部影片的成功时才会为制作一部好莱坞影片投放百万巨资。美国广播电视网的新闻中心、最大的图书出版商和最大的期刊杂志都在这里，因而最庞大的一支评论家队伍也在这里，他们可以对别人创作出的电影、戏剧、音乐、图书和其他作品评头论足。纽约是一个裁判城市，经常炮制出一些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不是为之感到遗憾就是完全不予理睬的规范标准。在纽约这地方真正的知识学问没有市场，狡黠伶俐却颇有市场。
商业广告公司也全集中在这里。这些广告公司窥测着市场动向，挖空心思地炮制出一些琅琅上口、易于记诵的广告词，把千千万万的顾客从“麦克唐纳”拉到“伯格?金”，因而广告公司的“创作主任”便可以坐在曼哈顿那些记帐报销的高级法国餐馆里吃午餐了。实际上，就是那些银行家、广告商、市场营销专家以及那数以千计的为他们工作的高薪雇员们为纽约这个城市定下了尖锐生硬的调子——对广大的美国公众要投其所好，对他们人数的多寡必须予以重视，但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却不必加以认同。从摩天大楼的五十层楼上屈尊俯就地光顾楼下的芸芸众生。这些富人们就会感觉到他们与这些芸芸众生仿佛不是同类；还有他们那种就像他们的办公高楼下面地铁入口处卡嗒作响的转门一样，丝毫不带任何感情地视广大人民群众如一大堆可以任意排列组合的数字的态度，也同样使他们产生不属于人类的感觉。 我对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其中较为年轻的一些人那种缺乏愤世嫉俗情绪的态度感到惊讶。电视的一代是在强烈的广告刺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也很欣赏这种广告刺激，并且毫不犹豫地去亲身实践。许多男男女女都以职业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就像那些从高空向河内投掷炸弹的飞行员一样，对于其工作本身的意义似乎毫不在意。他们真正的生活寄托在别的地方。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间里，他们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与那些预备艺术家、演员和作家毫无二致。“为艺术而艺术”的界限已不再那么难以突破了，艺术本身的定义也不像以前那样明晰了。艺术家的画作卖不出去便转而画插图；演员找不到拍戏的机会就去拍广告；作家在创作鸿篇巨著的同时还得为通俗杂志撰文以维持生计。此外，这些年来严肃艺术往往要靠通俗艺术来提供养料，这倒使通俗艺术发生了一些可喜的讽刺性变化。 那些初来纽约的人早晚有一天会找到或形成他们自己的小圈子。曼哈顿有许多这类小圈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却极少往来。我想正是这种情况给纽约一种自由感。不管你属于哪类人，与你同样的人都多的是。对于同住一座公寓的邻居，你不必去了解他的任何情况，也不必在意他对你的看法如何，只有住在乡下的屋院相连的邻居才有此必要。在纽约，人以群分，人们对于自己圈子以外的人一律视同路人，以免浪费精力。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这种保持距离、冷漠无情的态度还有一种影响：那些有孤独感的人在纽约比在其他任何美国城市都更觉孤独。
要说的情况还有很多。总之，纽约是一个受了创伤的城市，它重税压身，不堪负担，好景不再，江河日下。但纽约并不是一个就要死的城市；与五年前相比较，如今纽约的街道更安全了，曾一度似乎是在繁华旖旎的环境包围之下一蹶不振的百老汇大街如今又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街道上布满垃圾，学校里毫无秩序，市民们个个惶惶不安，到处噪声不绝于耳，人人讲话粗声大气——这一切都会使局外人更加坚定决心：就算把纽约送给他们，他们也不愿意在这里居住。然而，你如果让一个纽约人去看达拉斯市的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或是贝弗利希尔斯市的一个带小屋的游泳池，他一定会表示赞赏，但却不会眼红。现在有许多美国有钱人在安静、豪华、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过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纽约人会说，这太沉闷了。可是，你如果对他讲起户外游山玩水的劲头，他又会说他更欣赏都市生活那种虽有害于健康但
却热热闹闹的活泼气氛。他有着无可改变的乡土观念。对他来说，纽约——就算连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有一些缺点(“还有什么新的吗?”)——使他对所有其他美国城市都不屑一顾。 人们有可能在二十个其他的美国城市里参观到第一流的艺术博物馆，听到美妙的音乐，看到生动活泼的实验戏剧，遇到懂得怎样生活、吃饭和谈话，而且是在舒适宽敞的环境中去享受这一切聪明而又世故的人物。然而，纽约人还是不愿意居住在那里。 他所恋恋不舍的正是纽约的那些在许多外地人看来难以忍受、令人讨厌的地方„它的粗俗、紧张、急迫感，它那剑拔弩张的竞争，它那严厉苛刻的评判，以及那么多封闭在各自的小圈子里、不分尊卑贵贱地挤作一团的纽约人。那些在竞争中吃了败仗的人并非躲在城里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在地铁里，在公共汽车上，在大街上，到处都会不可避免地遇见一些生活过得比你艰难的人。对于那些悲观绝望、疾病缠身、精疲力竭、不知所措的人，最好不要与之交谈(他们并不希望交谈)．只需用同情的目光稍稍接触一下，表示把他们视同人类就行了。这虽没什么了不起，但对于最忌在大庭广众之中暴露隐私的纽约人来说，这就是他们那种一闪即逝的友好表示。即使是一种帮助，纽约人往往也要用嘲骂来表示：一个人闯红灯，冲到一辆开过来的汽车前，他身后的那个人便会大声喊叫：“当心点，老弟，你难道想让一辆带着泽西牌照的汽车撞倒吗?”——“泽西”一词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指的是所有的外地司机的家乡。
按照阿道夫希特勒的定义，纽约是一个杂种城市。事实上，它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没有别的大城市——无论是伦敦、巴黎、罗马还是东京——能接纳(或是收容)这么多的民族。现在比当时各种各样的欧洲人吵吵嚷嚷登上埃利斯岛的时候更为混杂一一又有了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系人。新来者永远不会被完全同化。只是不稳定地加入到未被消化的多数中去。
纽约太大了，无法为任何一个集团所控制，不论是盎格鲁撤克逊新教的白人还是犹太人、黑人或来源不同的天主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血统的人。所有这些集团都有他们小小的天地，人数相当多，不容忽视；在维护他们的要求方面都很坚韧，但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制服其他集团。这个城市很典型地把联合国加以吞没，不把它当一回事，把它看作一个空想、不切实际、虚伪、无法运转的混合体。但是纽约人却在训练自己如何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里共同生活——这是迈向未来必要的开端。
多样化使这个城市色彩无穷。漫步此城，可以不断受到情景与风味方面的教育。有众多的各有特色的地方可以去吃饭或购买物品。虽然其中最成功的似乎是那些为招引游客而把各种：民族特色混在一起的地方，但是他们也都有真正的根基。在其他的美国城市，不同的民族各有自己的地盘，并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但是我认为那里没有这种不和谐地把不同的集团搁在一起的大杂烩。f司样地，在纽约拥有多层高楼的豪华大街与它近邻的穷街陋巷相映成趣。对纽约的忧伤和刚毅要与其艺术和音乐的财富一起加以赞美。这种结合是不稳定的，它产生摩擦或是一种不稳定的克制。这种克制有时变成一种真正的容忍。
对纽约的爱与恨成了一个不断交替变化着的情绪问题。这种情绪的变化常常发生在同一天。这个地方经常使人恼怒，有时也让人振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取得不可或缺的经验的城市。住在这儿，人们可以放心，一定能持续地面向生活。 (选自《大西洋》，197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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