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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多阅读一些出自名家的散文,不仅可以拓宽视野,好可以提高写作能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出自名家的励志散文,希望你会喜欢。
励志散文文章篇一:我们要学会适应黑暗
害怕黑暗,是因为看不见周围的环境。惊慌地呼天抢地,恐惧地乱闯乱撞,只会让自己更加害怕。
在光还没来的时候,你要做的是适应黑暗,平静心情,再慢慢地寻找出路,寻找光明。
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路是昏天暗地的,明明上一秒还是阳光灿烂,可是下一秒就成了一片漆黑。惊慌失措的人是不会找到出路的,只有能够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冷静下来的人,才有更多的机会走出这段可怕的人生路。
你要相信,上天给予你的所有考验都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至死,而是让你学会面对绝望。陷入困境的时候,眼泪和恐惧都是多余的,能够救你的就只有你自己。擦掉眼泪,深吸一口气,稳住狂乱的心跳,冷静地看看自己的处境。看久了,你就会发现某一个角落有一束微光,小心地朝着这束光前进。也许你会被绊倒,但是只要这束光还在,就不要放弃希望,爬起来继续走。
当你走出黑暗的时候,也许你已经一身狼狈了,但是不要紧,因为你已经从绝望的深渊走了出来,通过了上天对你的考验,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其实,无论你身处的环境有多黑暗,有多险恶,上天总会在某个隐蔽的角落给你留一个希望,等着你去发现,等着你去获取,前提是你能够克服心中的恐惧,让你的眼睛和你的心适应黑暗。否则,你将
永远在黑暗中徘徊,在黑暗中绝望。
励志散文文章篇二:张爱玲:年轻时的弯路非走不可
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小路若隐若现,召唤着我。 母亲拦住我:“那条路走不得。” 我不信。
“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 “既然你能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让你走弯路。” “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
母亲心疼地看了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
上路后,我发现母亲没有骗我,那的确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
坐下来喘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朋友,自然很年轻,正站在我当年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条路走不得。”
她不信。
“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也是。” “既然你们都可以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 “但是我喜欢。”
我看了看她,看了看自己,然后笑了:“一路小心。”
我很感激她,她让我发现自己不再年轻,已经开始扮演“过来人”的角色,同时患有“过来人”常患的“拦路癖”。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炼出钢筋铁骨,怎能长大呢?
励志散文文章篇三:吴晓波:自由与理想
我进大学听的第一次大型讲座,是在复旦四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的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19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
入激变中的中国。
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 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复旦秋夜,我不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组织或机构,甚至国家。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这段诗句也是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十四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二十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做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
大学毕业是1990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 1992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通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 300 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树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目睹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十年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 5000 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
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础于财富的自由。
19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需寻租、无需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和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十三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4A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 1% 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 1% 就是自由的边疆。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 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 十年以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就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强差人意。不过,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们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
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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