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当代文学》复习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复习资料

2013.01

一、名词解释

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岛、顾城、舒婷、梁晓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之一，民族文化主义思潮的主体。产生于“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之后，是创作在政治反思之后向更为深沉的文化反思的延续。其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其代表性作家有韩少功、汪曾祺、王安忆、贾平凹等。代表作如《棋王》、《爸爸爸》、《受戒》、《大淖记事》等。

革命历史小说：主要讲述革命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展示革命历史的时候，凸显出了一种相当突出的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过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这样，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历史事实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在那样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二者冲突的结果必然是对历史事实的更改或重写而迁就适应意思形态的要求。代表作品有：《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

样板戏：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它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百花文学： 1956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解冻”。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题材、主题上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表达方式。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如：小说宗璞《红豆》；诗歌：郭小川《一个和八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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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 复习资料 林罗添骥

先锋派：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二、作家作品 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柳青：《创业史》 赵树理：《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三里湾》、《催粮差》、《福贵》、《地板》、《邪不压正》 杜鹏程：《保卫延安》 梁斌：《红旗谱》 吴强：《红日》 杨沫：《青春之歌》 周立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那边人家》 曲波：《林海雪原》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浩然：《艳阳天》 王愿坚：《党费》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知侠：《铁道游击队》 孙犁：《荷花淀》、《芦花荡》 丛深：《祝你健康》（千万不要忘记） 刘心武：《班主任》 王蒙：《最宝贵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路遥：《人生》 莫言：《红高粱》 马原：《方法》、《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扎西达娃：《系在皮扣上的魂》 宗璞：《红豆》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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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 复习资料 林罗添骥

三、简答题&论述题 1、《武训传》遭到了批判，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不仅仅因为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和这部电影的评价问题。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武训和《武训传》在当时的广受欢迎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文化意识和毛泽东所欲建立的新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电影《武训传》以武训的“行乞兴学”反衬了太平军武装斗争的失败，这样一种政治意识，为刚刚通过农民造反式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所难以接受。电影《武训传》虽然是当时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制片公司所拍摄，但其剧本审读、资金投入、最终审查的获得通过和在领导层的内部放映，以及在全国公映后的社会反应，在毛泽东看来，都显示出很多共产党员甚至是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麻痹”，这使得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都极为敏感的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有着另外的目的，这就是接续了第一次文代会开始的对于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清理，周恩来便曾明确指出《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而电影《武训传》的主要创作者正是来自于1949年以前的国统区。

毛泽东所发动并且在全国所展开的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执政党领袖凭借其所特有的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充分运用高度组织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在文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动员。作为在1949年以后初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文化实验，它的基本“经验”与运作模式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都有明显的延续，所以说，它为后来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开了一个“先例”。

但《武训传》却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教育意义略） 2、《红岩》是怎样讲信仰的？以及你的看法。

“《红岩》首先给了人这种印象。可以设想，倘若《红岩》的作者像有的作者那样，把穷凶极恶的高级特务，写得笨头笨脑，不堪一击，或者把我们狱中斗争的志士写得呼风唤雨、刀枪不入，将这场勇与智的决斗渲染得光怪陆离，将胜利的取得夸张得轻而易举，那么，人物的命运、归宿，故事的发展、结局，岂不变成作者手中的傀儡和积木”

“但是《红岩》并不走这条轻便的道路，它并没有把最容易追求离奇的情节惊险化，没有把最特殊、最尖锐的斗争一般化，没有把人物神化或丑化。”

例如，江姐看到挂在城头上丈夫的头颅时，江姐面对敌人的酷刑的时候，江姐就义前向大家的深情告别。是信仰让江姐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拥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巨大勇气，让他们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正是对信仰的执着才有了对当的忠诚，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有了巨大的力量。

（看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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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 复习资料 林罗添骥

3、有人说赵树理的小说没有心理描写，不算现代小说。你的看法如何？

关于《李家庄的变迁》这一作品，冈本氏指出，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其典型的同时与背景溶为一体了。我认为这一看法抓住了赵树理的核心，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本质的问题，„„

一般说来，现代文学不采取上述那种描写人物的手法。通常，典型是从环境中选择出来，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的。这就是创造。创造就是从整体中将个体选择出来，按照作者的意图加以塑造这样一种具有单方面倾向的行为。„„现代文学本身绝不可能具有“还原”的可能性。这就是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性质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从性质上看，赵树理文学与人民文学也是不同的。如果要概括人民文学的特征，那就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个体并非不是从整体中选择出来的，但是，选择出来是为了服务于整体，因此，它只具有部分的意义。它不是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故它不是完成的个体，而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类型，没有达到典型的标准。这就是不重视人的文学。并非整个人民文学都如此，但是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占有相当的统治地位。

赵树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作品的世界并不固定，而是以作品情节的展开为转移的。这样的文学观、人生观，不就是新颖的吗？

现代文学的大前提，是作者和读者被隔开了。看上去小说似乎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而实际上，它为自己限定了一个框框，还自以为这个框子里的自由是无限的。可是，作为前提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如果改变的话，那这个框框也将和古典剧的创作法一样，成为不自由的桎梏了。

赵树理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与读者隔离的条件。因此，使他能够不断地加深对现代文学的怀疑。他有意识地试图从现代文学中超脱出来。这种方法就是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中世纪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由于这种未分化的状态是有意识地造成的，所以，他就能以此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现代文学。

从不怀疑现代文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来看，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浑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框子。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即这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例如对《李家庄的变迁》这一作品，有人就指责说，它在结构上有很大的破绽，头重脚轻。这是受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束缚而形成的看法。„„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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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 复习资料 林罗添骥

4、《人生》中高加林形象的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他那由社会和性格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命运际遇，折射了丰富斑驳的社会生活内容。借助这一人物形象，小说触及了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矛盾，实现了作者“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的目的。

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的感情，但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骚动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对他来说，这一开始就是一个甜蜜而痛苦的矛盾。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他对生活、对自己作了重新的估量。最后，他与刘巧珍的爱情终于被与黄亚萍的世俗爱情所替代。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土地和它象征着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合理和合情，特别是它对巧珍所带来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终他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含义终于被他误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的竞技场。

但高加林的选择也有其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剧同样给读者这样的启示：倘若古老而淳朴的乡村文化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刘巧珍诚挚又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说服他、束缚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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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 复习资料 林罗添骥

5、《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

在《千万不要忘记》中我们看到，每天工人在工厂里只有八个小时，遇上开会也顶多有十个小时，可是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呢，其余的时间他们是在家里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过的，家里对青工进行什么教育，亲戚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那就很难说了。啥人都有，啥思想都有。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有人在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再加上我们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经验不足，工作质量不高，这样白天青工在厂里接受的教育，晚上就有可能被他家里给一笔勾销。

《千万不要忘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看来需要从改进现有政治工作的方法着手，使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企业的各个方面去，深入到职工的具体生产活动中去，深入到职工的日常生活中去，深入到职工的家属中去。要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经常化，深入化，反对一阵风，反对形式主义。这样，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仅要由党的组织来做，而且要由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来做，不仅要由干部来做，更重要的是发动职工群众自己来做，发动职工家属中像丁爷爷和丁母那样的基本群众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人人有责，应当造成人人动口，人人监督，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样一种革命的新风尚。”

《千万不要忘记》中的时间和空间：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最终被后者所吸纳。时间：“八小时之外”， 公共—职业时间（工作）与私人—业余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

显然，姚母体认的是等价交换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承认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带来的人身自由和私人空间这样一些正面价值；而丁海宽抵制的正是劳动力商品化后的负面效果，即行为的职业化，人际关系的非伦理化，以及“意义”作为一个经验范畴的消失和由此引发的空虚无聊。他强调的是生活经验的整体性和有机感，实现价值不是通过交换而是认同，社会制约的途径也不是法律而是道德。„„丁海宽身体力行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反映的是前资本主义式、农业手工社会的伦理和价值标准；他所设想的现代工厂是传统社会的整合式组织方式和工业及其的组合，是对工业文明直至现代性的全面驯化甚至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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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 复习资料 林罗添骥

6、分析朱老忠的形象，并简论朱老忠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

朱老忠是一个跨跃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豪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的农民英雄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的觉悟，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的典型。①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②朱老忠有一句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其中除了蕴有韧性精神之外，还有一种必胜的信念。③小说在表现朱老忠韧性的同时，还表现了他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心肠：讲义气、重团结、救危扶困、舍己为人。为了支持好友严志和的儿子江涛去保定二师读书，他不惜卖掉自己家的一头耕牛；运涛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严志和家遭到灾难，朱老忠挺身而出，带领江涛千里迢迢去济南探监。

朱老忠的形象尤为醒目。他的性格集纳了中国农民英雄的传统要质。第一，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性。朱老忠生长在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地，少年时期亲睹了父辈与冯家的斗争，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使他直观地感受到沉痛的压抑，其父留下的“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的遗言，滋生了他出于阶级本能的反抗性。这种反抗性贯串其一生，铸成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主导性格。第二，20余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他对乡民穷人救危扶困，不惜用血汗钱给朱老明治眼病；卖掉心爱的牛犊资助江涛上学，以及替严家操办丧事，冒险探监等情节，都表现出朱老忠的粗犷豪爽、慷慨仗义。第三，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使他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养成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他经受了大贵被抓去当兵、运涛被捕、严家丧失“宝地”等一系列打击而坚韧不拔；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他没有硬拼蛮干，而是一切从长计议，抱定“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讲究斗争策略，显得深谋远虑、沉着镇定。总之，朱老忠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叶，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他的身上既保留了旧时代豪侠的特征，又融入了新时代英雄的精神。他所走过的道路，既是旧时代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的终结，又是新时代农民自觉革命的开始。自从找到共产党，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其反抗便增添了自觉性，并树立了革命理想。他的侠义性，从对少数穷人的患难救助，发展到谋求整个阶级的解放，心胸更为宽广。他的坚韧性，由仅仅依靠朱、严两家孤军奋斗，发展到盼望井冈山的烈火烧到冀中平原，从而最终成为一名农民革命斗争的英雄。其典型意义在于，朱老忠的生活道路、斗争经历和性格特征，集中概括了20世纪初期，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民，由草莽好汉成长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历史踪迹。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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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 复习资料 林罗添骥

7、对于革命英雄传奇类小说，有人认为读者很多，有人认为思想很差。请以《林海雪原》（或别的小说）为例，说明人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林海雪原》写的是40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围剿数十倍兵力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四次战斗一次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线索。

《林海雪原》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讲述，与这个时期写革命英雄的作品并无不同。它和其他作品一样都写出了“人民军队的共同特点和革命的军事斗争的总趋势”。但是由于它写的是“一支特殊的军队，在特殊的地区，负有特殊的任务，因而产生了一套特殊的作战方法”。它就又具有了一种一般作品所没有的独创性。

《林海雪原》的独创性大体上在于两个方面。 一、艺术方面的民族特色。

艺术方面的民族特色即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对于《林海雪原》一类“革命英雄传奇”存在的理由和目的，批评家多从“普及”革命知识、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角度加以承认，认为“它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这也是当时批评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些小说长期以来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批评家们认定其内容不好，因而希望《林海雪原》这类形式上倾向通俗、内容上又能反映“时代特色”的当代“传奇”取而代之。因为对“思想内容”的高度重视，小说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尤其是人物塑造方面的缺陷，就被看作是作者“思想方面”的缺点，以一个笼统的“不健康”来评价，不过总算并未用上“封建意识”一类的词语。 二、赋予了故事、人物的传奇性。

夸张、神奇化赋予了故事、人物的传奇性。这包括人物活动的环境的特征，故事情节上的偶然性，以及人物性格的浪漫色彩。《林海雪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并非作者致力于刻画的指挥员少剑波，而是侦查参谋杨子荣。特别是他打虎上山，假扮土匪进入座山雕匪巢的部分。这是因为《林海雪原》的叙事虽服从“当代”整体的历史哲学的框架，但小说在对既往的“绿林传奇”的“收编和征服”中，“绿林传奇”的那套话语仍产生某种魅力，“既暗示了另类生活的方式，也继承了文化传统中对越轨的江湖世界的想象与满足”

无论是对作品思想性、现实性、真实性的强调，对作品好坏的衡量标准与作品价值的认识，还是对小说“传奇性”、“独创性”、“民族风格”的阐发，以及具体阐述时“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评价标准等，都显示出文本背后极其相似的批评“理念”。尤其是对真实、现实主义、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批评眼光和注视的焦点。当然，写于1958年上半年的文章还带点“百花时代”的余韵，而1961年在“十七年”时期也是一个文学气氛相对宽松的年份，因而这两次讨论对作品的某些重要特征的描述和评价也有不少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只是尺度把握不时有些过严，尤其是在第二次讨论中更常见，说明由于“时代局限”，评论者对作品特质和发展路向的认识、把握尚无法达到恰如其分的水准。由于理论上缺乏支持引导，在当时的语境中，这类界乎“雅俗”之间的“革命英雄传奇”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无法形成气候，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以后，随着“文革”临近，作家表达空间日益缩小，中国当代文学中，《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便渐渐趋于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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