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民俗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于占卜，视为吉兆；二是视为凶兆；三是视为孝乌。
用于占卜是对古代战争中侦察经验作扩大化，移花接木宣传迷信。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６６５年）秋天，楚国以六百辆战车攻打郑国。楚军攻到郑国内城门时，城上的闸门仍然高悬而不放下阻敌。楚国统帅认为郑国乃是设计诱敌深入，于是便后退了，并且在当天夜里全部撤军。其实是郑国军力不足，只好冒险设空城计。楚军退后，郑国入并不知道，也准备弃城而逃，间谍人员却报告说：“楚幕有乌。”原来楚军撤退仓促。连帐篷都没有拆，上面停有乌鸦；这证明其中无入，所以乌鸦敢来寻食。郑郭就没有逃跑。《左传·襄公十八年》也有类似记载；这是古代利鸟的活动来判断敌情的例子。较多的人聚集在某处，一切鸟都会受惊扰而不来，不仅限于乌鸦。
只是乌鸦形体较大，鸣声响亮，易被人发现罢了。军事侦察中通过观察乌的活动以捕捉信息，是方便而有效的。《孙子兵法·军行》中就总结了这个经验，并形成了理论。
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乌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来车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
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
这里泛说“鸟”，是比较周全的。《左传》言“乌”，可能是偶然情况，但如果这里专说“乌”，就会导致片面化、神秘化。以鸟判断敌情有相对的科学性，但占卜职业者说鸟有神异的预知天能，可用以占卜未来吉凶，就成为谬误了。
古代鸟占中最早是用乌鸦占断，而且认为是吉祥的预兆。这比喜鹊报喜的民俗还要早。
周武王准备伐纣时，曾暗渡黄河侦察商朝的军事情况。《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约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白色洁亮，古人视为吉样之色。鱼有鳞甲，与兵士的甲衣相应，古人以为是军战的象征。所谓“有火自上复下”，可能是周武王站着聚神观察，欲见隐微之处，过于疲劳，头晕目眩，眼前发黑冒火星。史官也是巫者，为迎合武王，反向说成吉兆。赤火、赤鸦，与眼前冒火星相承，乌鸦之乌又与眼前发黑一致。但谨慎的周武王并不相信巫者的迎。也许他估计到自己实力还不足，又从头发晕预感到不是吉兆，所以明白地说随从者并不知天命，时机未到。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乌鸦的吉兆是骗人的。上古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三足乌，叫阳乌。阳乌之名是誉称，犹言光明之鸟。这一说法与军事上的从鸟来判断敌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乌鸦是吉兆的迷信说法。
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隐去了火团变为乌鸦的情节，因为不易使人相信。又加上口含谷种一层，寓含一个新的朝代将诞生之意。分明是武王说天命未到，大大扫了诸侯们的兴，却被篡改成皆大欢喜。
《诗经·小雅·正月》：“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毛传：“富人之屋，乌所集也。”乌落富人之屋，即乌知谁家富，是吉兆。但仔细想来，大约是富人家抛撤的饭食多，乌鸦及许多乌都因可饱腹而光顾的。
汉代应助《风俗通义》佚文：“《明帝起居注》：‘上东巡泰山，到荣阳，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中之。作辞曰：“乌鸟哑哑，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寿万岁，臣为二千石。”帝赐二百万，令亭壁悉画为乌也。’”（《文选·赭白马赋》注）这位勇武的卫士射中乌鸦左翅下，得乌鸦就是得吉。于是他不放过机会，在称颂汉明帝万寿后讨当俸禄二干石的郡守宫。不过，皇帝却只赏了钱而不封官。 乌鸦报喜，不像喜鹊叫客人到，传说与事实有一定的联系，再加上乌鸦黑色，鸣声也刺耳难听，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乌鸦曾是周朝兴起之兆的历史“常识”，绝大多数无文化的人并不知道。乌鸦报喜的说法便渐次衰落，从而异向增生了它是坏事先兆的俗说。这种说法仍然是基于古代从鸟的活动中判断敌军虚实这一背景。这一转变汉代已有文献记载。《汉书·五行志》：“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
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汉焦延寿《易林》中已把乌鸦作为凶兆的象征。其卷1《坤之蒙》：“城上有乌，自名破家。招呼鸩毒，为国患灾。”卷7《大过之涣》：“乌鸣庭中，以戒凶灾。重门击拆，备忧暴客。前一说城上乌鸦的鸣声像“破家”，可能缘于《左传》的记载，而后一说，乌鸦已经在院中鸣叫，而使人要戒备凶灾了。
所谓乌鸦主凶兆，是抽去了从鸟的活动判断敌情这一合理思考中的特定条件，进而扩大化、片面化、绝对化的结果。古代有托名东方朔著的《阴阳局鸦经》一书，专讲用乌鸦占卜，已不存。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笔·乌鹊占》言此书：“大略吉凡占鸟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干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乌鸣地上无好音。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
敦煌藏经洞出世伯１０４５号藏文写卷，是唐代吐蕃族用乌鸦占卜的吉凶事项及办法。序言中说：“乌鸦系人的怙主，传递仙人神旨。藏北系牦牛之乡，于该地之中央，它传递神旨，翱翔飞忙。八面上方共九方，喔咚婉鸣三声，速将多玛供上。乌鸦若全部吃光，即为神仙将供品用享。乌鸦所鸣叫均是前兆。……咙咙（按，此及以下叠音词都是鸦的鸣声）表吉祥，嗒嗒表无恙，咂咂表事急，啅啅表财旺，依
乌依乌危难降。”
藏族实行天葬，死尸让鸟吃完表示灵魂升天。乌鸦是吃尸肉的鸟类之一，藏族人对它更多了一层敬祀的习俗。所供词的“多玛”，是面粉、牛奶、酒、糖、酥油等制作的祭品。
古代四川巴陵一带，仅从鸦的飞行方向来占卜。《潜居录》介绍说：巴陵乌鸦不伯入，每年除夕时，妇女捉一只，喂饱，元旦早晨，把五色线系在鸦颈上，放它飞行。占卜的口诀是：“鸦子东，兴女红。鸦子西，喜事临。鸦子南，利桑蚕。鸦子北，织作息。”四项全都是 妇女的事，又是公开占卜，没有巫者参与，显然带有一种游戏性质。它是从女儿七夕乞巧演化来的，只是把民俗的载体由喜鹊换成乌鸦，这与鸦是吉鸟的古俗相承。
明代周履靖《占验录》说：“乌鸦早鸣，主火光之灾。中时（鸣）；有小喜，暮（鸣），官非。一云，鸦鸣大概主喜少，忧多。”所谓“火光之灾”，是对周文王时火团变为乌鸦作反向变说，故作玄妙神异。可见全是巫师依附某一因子而信口开河。
早在汉代已有乌鸦是孝乌的说法。《说文》：“乌：孝鸟也。”所谓孝，是说当老乌鸦不能捕食时，儿女们会结父母喂食，以报答父母哺食幼鸟之恩。晋代成公绥《乌赋序》：“夫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鸟。是以周书神其流变，诗人寻其所集。国有道则见，国无道则隐。斯凤凰之德何以加焉。
所谓“周书神其流变”，指周武王时火团变为赤乌，停在屋上。所谓“诗人寻其所集”，指《诗经》说的乌鸦落在富人屋上。成公绥
解释这两件事的原因在于乌鸦是孝乌，因而是吉乌，这完全是臆猜民俗。说是吉鸟，在于日中三足乌神话而有阳乌之名。此事在前，孝鸟之说从汉代才有，后来的事怎会成为前面发生的事的原因呢？所言“国有道则见”，仍是周武王事，而国无道乌鸦则隐，便是无据的说虚弄玄。
其实，一切鸟兽长大有了生存能力后，都会离开父母，并无反哺之事。南朝梁代刘孝威《乌生八九子》一开头说：“城上乌，一年生九维。枝轻巢本狭，风多叶早枯。甬毛毛不自暇，张翼强相呼。”详写幼乌受父母护养的情况。后文又说：“羽成融备各西东，丁年赋命有穷通。”即幼乌成长后各奔前程，谁也不顾谁，谁也不知谁，并未写反哺一层，当是合乎实际的。
据四川大学张永言教授研究：乌鸦因羽毛黑，最早本叫“兹乌”。“兹”是黑色义，由两个“玄”字合成，“玄”便是黑色。《左传·哀公八年》：“何故使吾水兹？”后来“兹”的黑色之义渐渐不用，人们不知道了。儒家学说要宣传子女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便把口语中的“兹乌”写成“慈乌”，又把“慈”解释成“孝”义，于是产生了所谓“反哺”的说法，因为这一说法投合了古人重孝的心理，便很快流行推广开了。
《本草纲目·禽·慈乌》：“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只反哺６０天。而且只反哺母乌，这应是一种修改的说法。又说乌有四种。“小而纯黑，小嘴反哺者，慈乌也；似慈乌而大嘴，腹下白，不反哺者，鸦乌也。”另两种是燕乌、山乌，
未言是否反哺。说仅一种乌鸦反哺，是修改掩饰说法，也是为了增加神异性。人们看不到乌鸦反哺的实际，便修改为不是所有乌鸦都反哺，又言只反哺母鸟60日，所以不易看到。
乌鸦无反哺之实，人们有如此之说，不妨将其看成是一种想像，借以表达孝亲的感情。明张居正《谢准假归葬疏》中说：“顾臣昔者急切求归，只欲遂乌鸟思亲之念。”“反哺”说是民俗孝德的一种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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