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进程中的独特贡献

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进程中的独特贡献

作者：李莹

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1年第11期

一、李汉俊早年的革命生涯

中国共产党至今已走过90个春秋，回首90年来的风风雨雨和中共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追根溯源，那些为中国早期革命奋斗的革命先烈们都有着无法磨灭的伟大贡献。然而，其中许多人或是默默无闻，或是英年早逝，渐渐的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位与李大钊齐名，却没有在党内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后来还不被党承认，却又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就是李汉俊。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的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之家。其父李金山在科举考试中屡次失败，直到38岁才中得秀才。他有三子四女，长子早丧，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次子李书城和三子李汉俊身上，希望他们在军事上和工商业上有所成就，但后来兄弟二人却都热衷于政治。李汉俊于14岁随其兄李书城赴日留学，先后在法国教会办的晓星小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习。李汉俊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在留学期间，他受到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熏陶，从此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终身。1918年大学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故乡湖北积极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并积极投身于湖北的工人运动。但不久，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不得不离开武汉。次年，李汉俊到上海借住在其兄李书城家。

早在中共创建之前，他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他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合，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后被中国共产党除名。尽管如此，他依然积极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后，未经审讯，4小时后即被枪决，牺牲时年仅37岁。全国解放后，李汉俊是最早被谥定为烈士的先烈之一，党中央于1952年8月15日以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对其家属颁发了光荣纪念证，并对他的历史作了公正的评价：“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二、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特殊的贡献。他曾被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誉为中共党内“最具理论修养的同志”。[1]从1919年至1922年，李汉俊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连后来与他有矛盾的张国焘都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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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这就极其有利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使他具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回国后，李汉俊积极传播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世界观，从而逐渐壮大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1919年10月6日，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了一封15 000余字的信，这封信后来以《改造要全部改造》为题，发表在1920年1月《建设》月刊第1卷第6号上。信中主要阐释了自己对改造中国的设想，并解答了董必武对中国现实的一些疑问。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的世界观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否定旧的自我，从一个寒素之士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0年4月，李汉俊又帮助陈望道校对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1年李达在翻译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时，遇到的许多翻译上的问题也是李汉俊帮助解决的。为此，李达在“翻译附言”里写道：“我有一句话要声明，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遗漏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 [3]此外，李汉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是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观。1920年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入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介绍给了中国的广大读者，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热烈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1年，仅在上海一地，李汉俊就以不同的笔名，分别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了90余篇译文和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热情的称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择方向时候的指南针。”“我们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 [4] 2．创办革命刊物重点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6月，上海《星期评论》创刊。同年8月10日，李汉俊以笔名“先进”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文章《怎么样进化》，其中心内容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李汉俊不仅为该刊多次撰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亲自参加了编辑工作，逐渐成为这个刊物的核心人物之一。1920年2月，《星期评论》社的编辑所搬进了李汉俊的寓所，他便成了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5]许多进步团体都把《星期评论》列为青少年必读的刊物之一，影响了许多后来人走向革命的道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曾经回忆，当时“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 [6]曾担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也将李汉俊主办的《星期评论》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细胞”之一。[7]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时，就是在与《星期评论》联络的过程中，开始商谈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的。

《星期评论》停刊后不久，1920年8月15日，李汉俊又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劳动界》。李汉俊还为其写了发刊词，指出：出版这份报纸的目的，就是要教会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他在《劳动界》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金钱和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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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词。后来《新青年》改组后移至上海，李汉俊又成为其编辑部的主要成员。1920年11月7日，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该刊由李达负责，李汉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时，由于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李汉俊就担任了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代理书记。因此，《共产党》实际上是在李汉俊的领导下创办的。李汉俊还在该刊上发表了长文《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对太平洋会议的内容和实质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太平洋会议只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要想得到永久完全的和平，一定要打破资本主义统治，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1921年6月24日，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李汉俊又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15人发起成立了新时代丛书社，其宗旨是普及新文化运动，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8]

3．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很快便招来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对。他们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尤以基尔特社会主义最具代表性。1919年9月，张东荪等人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介绍并肯定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其目的是以标榜“社会主义”为名鼓吹资本主义，挑战马克思主义。李汉俊率先回击，1920年5月，他先后在《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等文章，揭开了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序幕。

同年11月，陈独秀、李达、邵力子等人也投入了战斗，将这场论战推向了高潮。李汉俊在此时又发表了《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一文，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讨伐。他首先针对张东荪宣称基尔特社会主义仍是一个浑朴的趋向，从任何主义都含有确切的内容出发，逐条加以驳斥，指出了张东荪的社会主义到最后是走投无路的社会主义。其次，李汉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剖析了中国的近代社会，驳斥了张东荪反对劳工运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谬论，从而揭露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最后，针对张东荪散布的阶级调和的论调，他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号召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李汉俊还从历史的角度揭露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随风倒，摸风歪”的投机性，揭露了他们利用抽象的“浑朴的趋向”来掩盖欲发展资本主义的实质。

通过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李汉俊不仅坚决驳斥了张东荪社会主义的谬论，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同时还有力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帮助了那些正在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摒除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1．最早提出建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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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界普遍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认为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但实际上，早在1919年，李汉俊翻译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山川均的妻子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时，他就对中国当时的现状作出了分析，并明确的阐明了自己对于建党的政治主张，他说道：“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 [9]指出我国应该建立俄国式的“民党”、“革命党”。他写道：“译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 [10]可以看出，李汉俊在这时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建党思想。所以在次年春季，陈独秀到上海与他交谈时，“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1]就不是巧合了。

而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具体时间，最早最为明确的是在1920年2月，陈独秀为避免敌人迫害前往上海，李大钊决定亲自送他到天津时。“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在一辆不断摇晃的骡车上，“南陈”、“北李”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12]由此可见，从时间上看，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应该是李汉俊，时间是1919年9月初，而李大钊、陈独秀提出建党思想的时间是1920年2月，比李汉俊晚了约半年的时间。

2．参与筹建中国早期党组织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时，与李汉俊取得联系，经多次交谈后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3]同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见面，通过双方的交谈，陈独秀与李汉俊进一步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决心组建中国共产党。5月，陈独秀和李汉俊首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李汉俊表示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李汉俊和陈独秀邀请李达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早期党组织。上海早期党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党组织，担负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重任。陈独秀为该小组的书记，李汉俊是该小组的第二号人物。同年12月，因陈独秀赴广州，便由李汉俊代理上海早期党组织书记一职。在此期间，李汉俊全面担负起领导重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介绍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入党。多年后，茅盾回忆李汉俊时还说：“现在年轻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一个人。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 [14]

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后，李汉俊又积极投身于帮助湖北建立早期党组织的工作中，他先是写信给董必武，后来又亲自回到武汉和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武汉早期党组织。不久，他又介绍维经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夫妇到武汉，以教英文为掩护帮助湖北党组织开展工作。李汉俊与董必武在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37年美国友人斯诺的前妻尼姆·韦尔斯采访董必武，在谈到李汉俊时董必武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备建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 [15]1971年8月，85岁高龄的董必武在回忆到李汉俊的时候又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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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筹备、参加并保障中共一大顺利召开

根据包惠僧回忆：“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 [17]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极为关切，并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赴华来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马林与尼克尔斯基于1921年6月前后来到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取得联系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组织在七八个中心城市已经有了组织和活动，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党的条件，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汉俊和李达根据其建议和共同商议的意见，分别去信给陈独秀和李大钊商议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并由李汉俊、李达两人亲自去函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地区党组织和在东京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到沪参会。

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及军阀政府在上海严密禁止一切革命活动，因此中共一大只能在秘密的环境下召开。在此情况下，李汉俊决定在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中共一大：一是由于此地环境僻静，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二是其兄李书城曾在北洋政府当大官的身份也可以给会场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三是李汉俊回国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因此他在家里编辑丛书是合情合理的，不会引起反动当局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怀疑。

李汉俊把自己的寓所作为中共一大会址，对这次会议的召开确实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他的寓所总共召开了6次会议。当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召开第6次会议时，发生了一场意外：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李汉俊家，环视一周后，借口走错了地方匆匆离去。闯入者叫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探长。马林立即停止开会，代表们迅速撤退，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下来掩护。代表们走后，法租界巡捕房的人马上来了，包围了李汉俊的家，由于李汉俊临危不乱，泰然自若地用法语周旋，才化险为夷。当法国巡捕盘问李汉俊“你们开什么会”时，李汉俊早有防备地回答说：“并不是开什么会，是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巡捕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道：“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 [18]就这样，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利用自己和家里的社会身份，机智巧妙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使中共一大代表们的身份都没有暴露。但李汉俊的寓所已不能继续开会，7月31日上午，代表们先后坐火车前往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李汉俊没参加最后的会议，他仍在上海，为了保护其他的中共一大代表，把危险一个人承担了。

综上所述，李汉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最早提出建党思想并努力将其付诸于实践；他不仅自己一直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并运用多种方式将其传播和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学习；并且从中共一大的筹备、会议安排到中共一大召开时的组织、保卫等工作来看，均是由李汉俊一手操办的，是实际的组织者和召集者之一。李汉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人物，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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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醒：《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4页。 [3][4][9][10][16]田子渝：《李汉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1、58、59、12页。

[5] [11][13]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0、20、422页。

[6]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

[8] 《编辑缘起》，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1年6月24日。 [12]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1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15][美]尼姆·韦尔斯：《中国共产党人传记·红尘》，美国格润乌德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45页。

[17]《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