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研究解析

《随园诗话》研究

文古清

胡适引用《随园诗话》的几条信息作为某作者的证据是有价值的资料吗，其能成为有效证据吗？考证学的原则和方法是：无证不信，阙疑存异，孤证不举。然而作为证据的材料虽然不一定非取自信史不可，但也绝不能取舍良莠不分。何况阙疑存异，《随园诗话》何止阙疑，就其性质，原本属于一部诗事聊斋。完全不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证据。即使作诗人的行实记录都谎话连篇。因为袁枚作诗话并非出于考证诗人本事的目的，而且袁枚诗话很多所谓诗人根本就不会作诗。于小说更是毫不关渠，所以更不能用作小说及其作者相关联事物的证据。其为伪证的原因太多了！仅略陈数款要点如下。为简略计，以下暂称其为“随园”。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为求公允，本文愿以旁观者的视角全景检阅《随园诗话》，不加之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因此首先从古籍杂书的纵横角度相比较，其次考察众家各类评论，兼以证据的科学性略加检查胡适的取舍方法。最后再分析袁枚的三则涉红诗话原文。

以纵向的视角，与金匮石室，《六经》《语》《孟》之外的各类杂书比较，“随园”不属于有志于为正史拾遗补缺的稗官野史。

《齐东野语》自序：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纪，可信不诬。余侍膝下，已有叙次。老病日至，忽漫不省忆为大恨。追念一二于十百，乃参之史传诸书，务求事之实，不计言之野也。

可见《齐东野语》的作者周密周公谨是何等周密谨慎！袁简斋何存半点周公谨之慎！

“随园”不属于小说野史：《三言》序：野史尽真乎，不必也，尽赝乎，不必也。《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良友，为义父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

从此意义上看“随园”又著何理？述何事？其揆与三言一类的小说远非一也。冯犹龙，撰书为寓理；袁犹猿！诗话为游戏。行止相去甚远。

“随园”不属于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有闻即录，只为猎奇，没有偏见，不需为金钱而奉承世人的笔记文学。也不属于有意于辩证典故真相正理的闲话随笔：《容斋随笔》原序：文敏公洪景卢，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

“随园”不过诗俗事为，且仅寓诗才灵性之理耳。袁枚寸步之履无法洪迈。

横向检阅，即使与历代诗话者相比较，随园最低俗不雅！

《后村诗话》作者刘克庄，如《诗史通鉴》之司马温公，采撷正史，摘取典故，议论根据都来自史实记载并加以解读。

《沧浪诗话》作者严羽，如理学家朱元晦，议论富于禅宗哲理，条陈罗列清楚，言简意赅，没有闲话，废话。

《姜斋诗话》作者王夫之，如诗衙断案的酷吏判官，议论苛刻，裁决无情，甚至语言刻薄，诗坛之谏议御史。以姜自况，可谓老辣。

与以上三家诗话对比，《随园诗话》是一部什么书，其实就是关于诗人和诗文创作灵性

的《诗话聊斋》，贱收贵卖的诗瓷当铺玩赏家，（袁枚不通长短句，有诗无词，因而脆弱，故称诗瓷，一笑。）收费附庸风雅真假诗人广告公司。是一部诗坛《子不语》。膏腴在于“话”，脊骨在于“诗”。

随袁与《后村诗话》相比，没有刘克庄广引历代人物典故的深邃史家博学。袁枚所引掌故大都取自坊间传闻，来自严肃史书甚少。子才不克。

随袁与《沧浪诗话》相比，没有严沧浪清晰讲述诗词创作的通用要领法则，总揽全局的清晰思路。袁枚不讲作诗的基本通常要领，只是强调灵性，说到底就是作诗的小聪明，但为初学者忌之：（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袁枚推介的恰恰就是这类小灵性。简斋不严。

随袁与《姜斋诗话》相比，没有王船山义正词严辩驳真理，敢于得罪人的倔强态度，以及一己真知灼见。袁枚为了名利目的，绝不不敢得罪人，特别不敢得罪是当时权贵，对要路公卿甚至推及其子女亲属只有不着边际的奉承。袁枚的诗话对时人没有批评，都是揄扬，好好先生。随园无辣。

或者正因如此，恰如红楼梦作者自云：“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一般读者更喜读袁简斋的《随园诗话》。因为《后村》《沧浪》《姜斋》更似诗词研究的理治之书。而《随园诗话》就是关于诗词的适趣闲文！

吾人喜读后村，沧浪，姜斋诗话，也喜读随园诗话。概因《沧浪诗话》是诗话主食，诗体生长必不可少。《后村诗话》是副食大菜，汲取营养也不可或缺。《姜斋诗话》则是蒜酪芥姜，不其用则不知甘酸苦辣。而《随园诗话》则是茶语饭后的口香糖，咀嚼不缀，香

甜溢于物表，久之则残余胶体沾粘皓齿朱唇，不甚雅观。化学物质也不可吞咽入腹，否则病之。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50年代小说《晚晴》：“意外的，姚亚德竟失眠起来。他躺下去，一时觉得不困，便从床头随手拿了一本书，是《随园诗话》”。这里姚亚德是台府机关住集体宿舍的中年职员，《随园诗话》是民国及至台湾中小文员人手一册的消遣书，卧闲不寐的口香糖，养心安神丸。

《诗话补遗》卷五第三八条：“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

袁枚采撷闲话更重于诗，就难免没话找话，道听途说（蒲松龄剪径邀单聊，袁简斋侃山录诗话），豆棚闲话，姑妄言之。恰如“苏子瞻在黄州及岭外，每旦起，若不招客与语，必出访客。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者，则曰：姑妄言之”。

历代各家诗话已将作诗法则反复阐明。留待袁枚的只有灵性说，即知识以外的灵性，灵感，小聪明。袁枚在到处搜寻灵性警句，灵性诗人，以及诗人的灵性。一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夸大其词。找不到就牵强附会。因此大话谎话连篇累牍，臆断梦呓，信口编造，浪漫美化了无数诗仙，诗翁，诗兄，诗弟；诗太，诗姐，诗妹。在袁简斋脑海中形成了诗人优伶剧场效应。能诌出一两句合辙押韵，甚至打油之诗，只要略有巧思，不是通篇抄袭，即为灵性。袁子才大肆收罗扫货不遗余力，然后乱点鸳鸯谱，随意封神榜，令乐于玩赏诗话佚趣之人读之皆大欢喜，安神养心，不亦乐乎？！袁简斋自问，何罪之有。后人胡引滥用，胡假虎威。而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适找不到强如猛虎的证据，就以失眠者床头随手可得的猿猴游戏般的证据充数。）故又曰“胡假猿威”，与我猿何干！

况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说谎纵然有罪，何由起诉？只好参阅其他与袁枚不论亲疏之旁观者的评价批语。

《三国演义》作为本事有籍可查的历史小说，众目睽睽之下尚且胡编乱造肆无忌惮，孙坚斩华雄安在关羽身上，刘备阵杀蔡阳安在关羽身上，张辽袭杀文丑安在关羽身上，孙权草船借箭安在孔明身上，蒋琬耒阳县理事安在庞统身上etc, etc。历来编造故事，张冠李戴并没有人深究。对于诗话当铺袁捡摘，转卖“二手”诗事闲话之所在，必欲去除董家假子吕布（“二口”传闻散布），只能关张！即使刘关张于虎牢关也未能竟全功，“白门”楼生擒吕布还待其自家之人。

老袁至好诤友赵观察云松尝草就控袁讼词，却投告无门：《两般秋雨庵随笔*瓯北控词》：“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苍山忽漫脱逃；年老成精，阎罗殿失于查点。早入清华之选，遂膺民社之司，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斯传。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为此列颖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镜定无逃影，斩邪剑切勿留情。重则付之轮回，化蜂蝶以偿夙孽；轻则递回巢穴，逐猕猴仍复原身。”

赵翼云松是与袁枚蒋士铨齐名的当时诗坛三大领军之一，进士出身，任观察使。

此“控词”虽为诙谐戏笔，但都是写实。没有一句虚话。戏笔时露批判的锋芒，据袁祖光《说元室述闻》记；“简斋读之笑曰：‘我未患头风，瓯北乃欲效陈孔璋耶?”’意谓赵

翼仿陈琳檄文骂曹。其实袁枚面对“瓯北控词”很尴尬，无法否认赵翼所“控”，只能自我和稀泥，厚着脸皮哼哼哈哈敷衍了事。从而确切证明《随园》之话极不严肃，揭露其“轶事斯传，百金榆扬，虎将诗伯”的本质。（所以即使关张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还得“赵云”。）

更有伍拉纳之子舒敦舒仲山《批本随园诗话》摘录部分批语如下：

1）“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抄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诗话卷二第23条。

2）“傅文忠本不识字，何由知诗？子才《诗话》中之与鄂文端、傅文忠论交，皆借以吓骗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声气耳。郑板桥、赵云松作文贱之。不足取也”。诗话卷九第40条。

3）“此等诗话，直是富贵人家作犬马耳。毕秋帆家本棉花巨商，以乾隆年中通榜，中举，由中书值军机处，继至大魁，皆于敏中等之力。毕太夫人诗既不佳，事无可记，选之何为？所以郑板桥、赵云松斥袁子才为斯文走狗，作记骂之，不谬也”。诗话卷一一第1条.

4）“毕秋帆高身长面，类山东人。其先世以棉花卖买起家，。子才称其诗比梅村，奉承太过，秋帆亦必不敢当”。诗话卷一一第3条.

5）“余十二岁随家母到随园三次。饭后见其太夫人，并其妾四人，皆不美。同声报怨“此处不好，四面无墙，闹鬼闹贼，人家又远。买食物皆不方便。鸱鹗豺狼彻夜叫唤，不能安睡”云云。亦可笑电”。诗话卷一一第30条。

6）“随园之先，故属吴姓”。诗话补遗卷一第56条。

7）“一部《诗话》助刻资者岂但毕秋帆、孙稆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择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诗话补遗卷四第56条。

8）“高丽书贾来京，凡遇厂肆新出诗文小说不论美恶，无不购归，本无名动外国之足言。即琉球，安南国人来购书者无不如是。随园之诗或尚指名购取，至云以重价购刘霞裳诗不得，怏怏而去，则真臆说也”。诗话补遗卷四第68条。

9）“福康安则膏梁纨挎，一无所用之童呆。所作诗文皆孙士毅代笔，福康安并不多识字也”。诗话补遗卷六第47条。

10）“李晓园名亨特即李翰之子，与余为至戚。字且不多识，何有于诗？此亦由贿嘱而来者。可笑！”诗话补遗卷七第23条。

11）“高丽贡使一岁两次到京，新旧书画捆载回国，并不问为谁何之作也。余在厂肆，曾开字画店，故知之甚深。若谓指名购袁、刘之诗，则欺世语”。（见《诗话补遗，卷七第三四条）

12）“鄂公留子才饭断无之事。乾隆二年以后，上令鄂公专在御园静养，日赐人参三钱，除计划大事外，从不与外人交结。虽内外大臣且不能一面，子才一外用知县何从留饭？更何从有此深谈？造言欺人一何可笑”。诗话补遗，卷八第35条。

舒敦是与袁枚生前多有来往，逝后尤存关心的晚辈世交之人，与袁枚绝无仇隙。然而

批语所揭露的部分事实正是赵云松控词以外的确切确凿证据。或曰孤证不举，赵观察，舒公子则是多证共举，试图抵赖，胡搅蛮缠，都无法掩耳盗铃。

所以从《随园诗话》的内容本质特点，到袁枚行为的盈利目的，再到袁枚最亲近交往的知情人的批语控词，无不证明《随园》是一部谎话连篇，极不严肃的闲话随笔，诗话当铺老伙计唱收唱付的油嘴说词合集汇编。作为不登大雅的闲书，其谎言之多，为至亲好友都实在无法忍受。胡准博士却如获至宝，用作信史，采为证据。胡准博士的学术文章糊弄人到了熟可容忍的地步。

胡适两万字所谓考证，没有提供任何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科学证据，何曾有自正史，信史，哪怕齐东野语的类型。在全篇皇皇两万言的文章中，胡适如获至宝作为作者考证的核心材料，不过就是世人不屑评论的《随园诗话》中关于红楼梦的几句闲话而已。胡适自鸣得意。

考证学的原则和方法是：无证不信，阙疑存异，孤证不举。作为学术论文论点的基本证据必须具有科学性，严肃性，以及应用实践性。

科学性至少要求在文史资料的题材选择上要有所区别和判断。《随园诗话》是娱乐性书籍。为的是寻找推介诗人及其诗作中的灵性和趣味。而绝不是寻找记录史实的趣闻！

严肃性即材料的性质，材料作者的态度要严谨认真。袁枚作诗话初衷原本不与金匮石室稗官野史半点相干，完全出于娱乐，赚钱，赚名声的目的。胡适欲强扭历史博物馆里古“猿”黑猩猩的僵硬标本，按照胡某人的假设内容安排表演耍猴游戏。古猿也受委屈，猿本无辜。

应用实践性，科学的原理，结论之所以正确，根本在于当其脱离最初产生的特殊条件的情况下，转移活动地点，仍可以重复实验验证。

胡适的证据不单在当时知情之人赵翼，舒敦等人处无法验证，甚至验为反证！在周春，裕瑞也有不同说法。甚至袁枚亲孙袁祖志都认为“吾祖谰言”。俞樾，以及胡适的门生顾颉刚，俞平伯都存疑议。

舒敦和赵翰林观察以及俞樾，倘或他们在探究文史真相时会引用袁枚的《随园诗话》作为证据吗？！否！嗤之以鼻，毫无疑问诸位谁都绝对不会沾《随园》一点边。他们中间舒敦是袁枚的晚辈兼往来朋友，赵翼也是清代屈指可数的大文学家兼史学家；俞樾是清代经学大家。都从不同方面认为袁枚诗话毫无可信之处。周春，裕瑞何尝不是如此。唯独胡适掩耳盗铃，固执己见，埋头鸵鸟，昂首呆鹅！

周春：“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

裕瑞枣窗闲笔：“闻旧有风月宝鉴，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雪芹得之，以书所传述与其家之事略同，因借题发挥，删改五次，愈出愈奇”。

所以以科学研究的法则堪察胡适的证据，当其脱离特殊条件时，重复实验验证全部显示是错误的。

再从有关红楼梦及作者的三条诗话原文本身的具体内容细节上看，袁枚的“滥言”本身不仅自相矛盾，也与事实与史实无法相验。

涉《梦》诗话第一条《随园诗话》卷二第二十三：“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

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极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袁枚通篇诗话在明义呈诗之前之后都没有涉及红楼梦，也没有涉及红楼梦小说中的诗作，更没有提到江宁织造府之类的话题。那么热衷扫罗前人遗诗，此前此后却从未提及同在江宁府的前辈曹寅的《楝亭诗钞》，足以证明袁枚对“练亭诗杪”翻白眼，不垂青，或者根本不屑一顾！可见袁枚对红楼梦及其作者，乃至织造府，曹练亭及其练亭诗都丝毫不感兴趣！本条目就是为敷衍明我斋的没话找话。

康熙36年4月29日：江宁织造.郎中曹寅进送腌鲥鱼二百尾，便蛋二千个，腌蛋四千个，两种玫瑰露八罐，连同汉文单一并送至。

康熙43年5月20日：江宁织造.郎中臣曹寅谨奏：臣寅访得，江南全省今年大麦已经全收。臣寅身往苏州会议，自常州以南，地洼下水已平岸，麦只割得一半，其余因雨淖不得割。臣寅取麦看视，麦尚无恙。

倘或“田中取麦看视”动辄八驺？如此踏青，麦田恐要遭殃。所以，所谓每出拥八驺，应是八辆装货马车之讹，系去织户作坊发放定金，验收织物，盐商发放周转资金，贩卖皇家东北特产，收购腌鲥鱼二百尾，采购便蛋二千个，腌蛋四千个，两种玫瑰露八罐，等等杂役！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袁枚一语带过，他根本不知道曹寅其子详略（康熙48年

2月8日曹寅谨奏：。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康熙52年10月15日奴才曹颙谨奏：窃奴才包衣下贱，年幼无知，继承父职。二月初二日巳莅任）。（康熙54年1月18日奴才李煦跪奏：曹颙病故，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特命将曹頫承继袭职，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

曹颙1709年上京当差，1713年因曹寅死回转到任，1715年曹颙死。颙为曹练亭子者，何时“撰红楼梦一部”？

有人考证曹寅继子曹頫生于1709年，1715年6岁过继寅孀暨任织造，1728年戴枷，18年经历的织造亏空，曹家男主连续死殁，过继螟蛉，继任织造，连年亏空，抄家赔付，戴枷监管，全部是曹包衣家族鸡零狗碎的乱象。如此继子又何能“撰红楼梦一部，备极风月繁华之盛”？

曹练亭二子颙，頫之中，袁意谁是雪芹？明义奉上拙作诗20首之多，应该附带说明谁是红楼作者，谁是雪芹，雪某是曹寅哪个儿子，哪个孙子？及至歪诗入闱，看到关于“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条幅，明义同意这种说法，之后默认还是否认，没有话语！所以“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的说法必然原本就来自明义的20首诗的附带序言按语。袁枚照抄敷衍了事而已。可见明义与曹某雪芹不相往来！否则大可抄一两首曹某的诗作寄给袁枚，翻成诗话。明义没见过曹某，也没见过曹某一首诗，也可证明二敦之曹某诗作俗不可耐，恶不足读。所以袁枚，明义都不知道红楼梦作者到底是谁，雪芹到底是寅子还是寅孙，或者就是曹寅本人！大家都随意猜测，然后以讹传讹。疑似这里的曹练亭是指曹玺，其子雪芹指的是曹寅。

拿明义的诗，前序和袁枚的文字来比较，会发现袁枚基本上是照着明义的说法改写的，什么“备记岁月繁华之胜”、“大观园即随园”。不同的是，袁枚把曹雪芹的“先人”落实在

了曹玺身上。曹寅亲子早死，继子不久被抄家带回北京治罪，袁枚对他们不熟悉，而且，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把曹寅的号“楝亭”全都误写成“练（繁体做練）亭”，《随园诗话》第十六卷又记：雪芹者，曹練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证明他对曹寅也根本不熟悉。

涉《梦》诗话第二条《随园诗话》卷十六第一七“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别院笙歌转玉绳。为待夜凉新月上，曲栏深处撤银灯。”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崖所作，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袁枚试图归结一个有趣现象，即织造公子往往有诗才，但是真正练亭织造公子是谁，其到底诗才如何，不过是个朦胧的概念。袁枚购园憩居江宁，搜集诗话近五十年之久，却从没有摘录曹包衣家族任何一位所谓公子一句诗。相反，某面筋，某裁缝，甚至就其织造府本身而论，计吏刘芳，后来的公子啸涯都有摘句：唯独几代超天才的曹包衣家学渊源摘不来一句？！

《诗话补遗》卷八第三二，有汉西门袁某卖面筋为业，《咏雪和东坡》云；“怪底六花难绣出，美人何处着针尖。”又，杭州缝人郑某有句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旧绵花。”二人皆贱工也，而诗颇有生趣。

《随园诗话》卷一三 第二，金陵刘春池名芳，织造府计吏也。不戒于火，将龙衣贡物，俱付焚如。赔累后，既贫且老，而诗兴不衰。如：“贫难好客如当日，老觉逢人羡少年。”“三间屋仅栖儿女，一领裘还共祖孙。”“从古诗惟天籁好，万般事让少年为。”皆佳句也。刘以欠帑入狱，予（袁枚）向尹文端公诵其诗。尹惊其才，即命宽限，一时传为佳话。

可见曹包衣织造府的文学才能完全是胡适的徒子徒孙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

袁枚收罗当时灵性诗句可谓巧取豪夺，一旦听说有哪位老诗头去世，明为吊丧，实则收集遗稿。然而通部《随园诗话》包括《补遗》对曹寅的《楝亭诗钞》只字不提，一句有灵性的七个字，甚至五个字都没有摘出来。袁枚当初不能确定是楝亭还是练亭，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曹包衣织造不能称楝亭，应是绞丝旁捣练子的练，就与织造联系上了。可见曹包衣蹩脚诗人在袁枚心目中的地位，就一纺织督办监工头。练亭就是纺织品周转驿站（长亭更短亭）的亭放仓库！同时也证明曹寅包衣《楝亭诗钞》根本就是狗肉不上席，不忍卒读！所以袁太史也没兴趣深究。

乾隆丁未是1787年，百年前是1687年，此时曹寅的亲子嗣君曹颙和继子曹頫都没有出生，曹颙生于1695年，曹頫生于1709年，二者都还游离于其父母的组织细胞核里，就别说有才辉映，更别说其孙辈了！而且随园诗话通篇只谈诗话以及诗人的才能灵性，从不谈小说的话题；本条诗话毫无例外也只是谈诗以及织造公子的诗才。“有才如此”的“如此”二字意思是指诗才。只有先入为主愚蠢的胡适之徒才会歪曲理解成自家主观的小说之才！诗与小说特别不对称！“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当然指的是诗才，与小说不相干，平白无故不付予小说的广告费用，袁枚凭什么为小说揄扬！况且小说才能与诗才不属同类，只有灵性诗句才是袁枚的兴奋剂，袁枚从不对小说之才有兴奋感。更主要的是织造子啸涯几句题壁诗怎能与上百万字的鸿篇巨著的小说红楼梦前后辉映？！无法辉映，不是胡适徒子徒孙说辉映就能辉映。

俞樾在《小浮梅闲话》里曾引此条的一小部份，又加一注，：“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即雪芹也。”可见清代传闻的曹楝亭应是构建楝亭的曹玺。曹楝亭织造之嗣君雪芹是指百年前1687年28岁的曹玺楝亭织造的公子曹寅，曹家唯一曹寅年轻时作过织造公子及有公子诗。袁枚所谓“曹练亭”其实是曹玺父子

混淆了，父不父子不子。所以唯独1687年曹寅雪芹公子有才如此而已，与1787年成织造啸涯公子兼以能诗前后辉映！

在此袁枚似在有意订正了前面“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的错误。百年前的1687曹寅28岁，袁枚所说相距百年矣的雪芹公子只能是曹寅本人（曹寅本身就是织造曹玺的嗣君）。是唯一曹姓包衣织造公子中有诗集刻印而流传的人。28岁正是诗文刚开始走向稍微成熟的年纪。袁枚诗话最喜欢从诗家亲属搜检文学基因，雪芹公子能诗，倘或其父或其祖有《楝亭诗钞》为何只字不提，咄咄怪事。

事实真相是袁枚不可能不知道曹寅的滥作“练亭诗杪”，但是根本不待见，为其封面上的“楝”与“練”（练字繁体）字模糊分不清的一本烂书，所以翻两下就扔一边了，曹寅的附庸风雅诗本来就不值一读。此番因为提及织造公子诗才，百年前有《練亭詩鈔》的雪芹曹（寅）公子也礼貌性的随嘴浮夸两句，增加一点有机话料。

曹包衣家族只有曹寅才可以称织造公子。其他曹颙十五岁之前就上京为觉罗家族扛长活当差，曹頫当曹寅死后三年才过继，年幼就作了织造郎中，曹沾芹儿4岁抄家。他们三位根本都没作过什么公子，没有作公子诗的机会，更没有公子诗流传。在他们身上更不会有织造公子作诗的传闻。所以相隔百年是袁枚的清晰概念。况且1787年，所有关于曹包衣织造府公子们的传闻应该尘埃落定了，袁枚此时的说法就是基于曹玺织造的公子曹寅，唯一可称公子而有诗集的曹嗣君。

涉《梦》诗话第三条《诗话补遗》卷一第五六：“余买小仓山废园，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故仍其姓，易“隋”为“随”，取随之时义大矣哉之意。”

令人想起唐朝刘禹锡的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早哉！康熙间？！

所谓隋公隋赫德，任江宁织造始于雍正六年（1728年），彼时康熙已经驾崩六年，雍正皇龄有六，頫郎刚刚查抄免职，隋郎新到莅位，几时有康熙间的隋公郎中？！隋赫得是雍正六年赫然得到的查办隋郎中。

此条后面更有舒仲山注疏：“随园之先，故属吴姓”。“余十二岁随家母到随园。饭后见其太夫人，并其妾四人，同声报怨“此处不好，四面无墙，闹鬼闹贼，人家又远。买食物皆不方便。鸱鹗豺狼彻夜叫唤，不能安睡”云云”。诗话卷一一第30条。所以随园只是一片山丘绵延，不适合耕种的半坡荒地，位于远离市区闹鬼闹贼，鸱鹗豺狼彻夜叫唤的小仓山。与织造府无关，与大观园更无瓜葛。否则，元妃歇息的正殿遗址何处，怡红院在哪里？倘或林黛玉居住，鸱鹗豺狼彻夜叫唤不得把人吓死。更何谈用以迎接康熙圣驾！袁简斋惯于“呢喃燕子语梁间”。随嘴胡说，信口开合！

据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家人之财产，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绥赫德到彼之後办理。！钦此。

隋赫德跪奏，。奴才荷蒙皇上洪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固。及奴才到后，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余则桌椅、床几、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

连桌椅、床几、旧衣零星都要登记造册，偌大花园岂能忽略？！确认曹包衣家根本没有花园！更没有什么大观园。

袁枚之孙袁祖志也不相信其祖之说，认为大观园之说乃“吾祖谰言”，主张将这句话

从《随园诗话》中删去。与袁枚同时代的周春也明确表示反对随园说，他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声言：“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

1921年顾颉刚与俞平伯通信讨论《红楼梦》，对于大观园即随园说，袁枚生年（1716）与雪芹生年（1715？）“相隔已百余年矣”，《江南通志》、《江宁府志》及《上元县志》，“都没有说小仓山是曹家旧业”，“府志书不载，反证曹家并无此园”。《续同人集》张坚赠袁枚诗之序有“白门有随园，创自吴氏”和诗句“瞬息四十年，园林数主易”，可知随园的主人有“吴隋袁”数家了。.袁枚《随园记》作于乾隆十四年，则买园当然在乾隆十四年以前”，而乾隆十三年袁枚修《江宁府志》并未将随园入志，“只等看见了《红楼梦》之后方说大观园即随园，教人不能相信”。

纵观袁枚三条与红楼梦有关的诗话内容，几乎每则诗话都有致命的错误，甚至一句一个漏洞，全部是道听途说，口吐莲花，姑妄言之。

第一则既说不清曹练亭何人，也不知道其子雪芹是谁。

第二则相隔百年的雪芹者明显又指向曹寅，曹练亭织造应指寅父曹玺。

第三则雍正六年开始任织造的隋赫德说是康熙间随公织造。一百两银子就买大观园。

袁枚从始至终对织造府的所有人，以及其有关的所有事项都是一笔糊涂账，既不知道雪芹是谁之子，练亭是谁之子，年代如何，谁有诗才，谁是传闻的红楼梦作者，诗才警句有没有流传。大观园在哪里，隋赫德何时任织造，等等全部都是人云亦云的模糊概念。袁枚绝不想搞清楚，对袁枚来说也根本犯不上搞清楚，一文不值的包衣族群搞清楚干什么？！曹包衣家族在整个朝野的低微社会地位以及子虚乌有，至多鹦鹉学舌的文学活动，决定了

他家只能赢得一星半点的糊涂账传闻。包衣家族，谁会用心打听，进而谈论。

有那闲功夫打听文端公（张英）之子张廷玉的表妹张宛玉家族好喔，至少还可以观赏“五湖深处素馨花。”且入得儒林外史。

或者聊聊：“西泠诗会，有女弟子某，国色也。香岩（秀才）必欲见之，着家奴衣，随余轿步往。值其病，废然而返。后信来，招我谈诗，香岩喜，仍易服跟轿，冒大雨走五里许，值其家座上有识香岩者，香岩望见大惊奔还，衣服尽湿，身陷坎宫。乃赋诗自嘲云：‘听说凌波有洛神，思量觌面唤真真。谁知两次成虚往，始信三王少夙因。红粉得知应笑我，青衣着尽不如人。襄王那有阳台梦，空惹巫山雨一身。’”有诗有话岂不更好。曹包衣马弁无诗无话，屁也没有，袁太史当然翻白眼敷衍了事！儒林也没人青睐。

曹包衣能有须些传闻就是拜袁枚偶然的吐沫星子，袁枚如果不作《随园诗话》连这点零星传闻也早就扫进历史垃圾堆，归为粪土。

胡适完全没有取证的严谨态度，对于袁枚这样视织造府曹家如草芥的态度一点不察觉。其实也难怪，袁枚本是进士出身，当世第一才子，凭什么重视屁诗不传的包衣织造。织造曹只是自胡适之后才从垃圾堆里挖出来，重视的不得了。但是除去查出曹包衣世代作包衣，几代包衣所谓超天才，却连一首可诵之诗都摘不出。胡适绝没有事后核查，乃至承认错误补正的胸襟，胡适死不认错。胡适在其他领域的贡献倒还好说，唯独在此问题上实在没法让人尊敬。

如今考察《随园诗话》能否作为证据的资格已尽量作到全面细致：一从外围纵向以书籍的类别比较，例如《齐东野语》《三言二拍》《容斋随笔》，《随园》不是认真求实，寓理的书籍。二以同类各家诗话横向比较，如《后村》《沧浪》《姜斋》诗话，《随园》不重典故，

不严诗法，不究诗理，只赞灵性的卿卿我我之话。三是袁枚亲朋好友，古今学人的视角得到公允的评价，如赵云松，舒敦，俞樾，袁孙，顾颉刚，无不阙疑存异。四是详细研究三条红楼梦有关诗话，其具体内容更加荒谬！兼以科学研究原理的基本准则略作检验，无不得到同样结论即：《随园诗话》完全不能用作学术研究工作的证据。

到此为止，无论当时，近代，还是现代大师，学者，文人，凡涉及袁枚诗话的言词都与袁枚乖忤，说法大相径庭。而所有这些人的品行，治学态度都较袁枚严肃认真。凡袁枚自己所涉及红楼梦的说法都自相矛盾，疑窦丛生。凡此种种，按照胡适的证据取舍原则就必须是大家都错了，反倒是唯一信口雌黄，编造闲话的袁简斋子才是正根。如此说来，谁是讹赖！谁似歪批三国的相声逗哏苏文茂？胡适之也。袁枚《随园》本来是猿，胡适必欲耍之，子不语，随猿失话。

袁枚是诗瓷当铺，诗化名人收费广告公司，随缘适化，挣点外快。至多为淘货点诗瓷上品。若没有名利相连，无缘无故为包衣织造作什么不关渠的证词？！所以从始至终都是胡适本人翻着筋斗，卷着舌头说话，终究自己耍弄自己。确实也无需责怪袁枚撒谎精的liar品行。猿子才说话，猢狲即搭讪。恰如《红楼梦》村聊聊信口开合，痴公子寻根究底；这里是“袁捡摘随缘拾话，胡视之如朕亲临”。胡公子比贾公子还痴！猿姥姥就那么随便解闷一说，猢外狲就把包衣炒雪芹烤蒸来烤蒸去，终于作成了一盆烂糨糊，而且继续发霉发酵。在胡适看来，历史尚且“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随园，包衣，更许随意包装打扮为其所用，如之奈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胡适身为亚东图书馆股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受汪孟邹老板之托，只能作汪老板的“托”。在此山中，无法抽身横看纵览，无法再从更高视角俯视Overview《随园诗话》所

处的地位和内容本质，终不识随园真面目。猿枚诗话本是买卖，猢适考证也为托市，钱者忽悠，金人蒙事，学术腐败继往开来。

当然，平心而论，袁枚不是史官，作诗话不是作史记，的确没有严肃认真核实事实的必要，意义何在？！那样不单袁枚忙不过来，姚亚德的失眠症也会加重。袁枚严肃的官话早就说腻了，所以才辞官购园作闲适诗话，否则不如续任溧水、上元、江浦、沭阳县令。袁简斋为姚亚德们制造的安眠药，胡适之自己非要用作清醒剂，兴奋剂。吃下去以后当然即刻发作，撒呓挣，他不胡言乱语，痴人说梦才怪！

总之，胡适在选择证据材料时就完全没有了解考察《随园诗话》本身的不严肃性。根本背离考证学的原则和方法：无证不信，孤证不取，阙疑存异。更加忽视证据必须具有科学性，严肃性，以及应用实践性这三点原则性的问题。从《随园诗话》摘引的信息完全是无效证据。随园诗话是无效证据，胡适考证的基础就完全落空，胡适所作的所谓考证工作全部是包装打扮糊弄人的骗人把戏，地头吆喝卖狗皮膏药，害人匪浅，误人子弟！

一百年前蔡锷，蔡元培，菜饥民举国讨袁，为的是驱除袁是铠，故云：“杀了鼋袁蛋，我们好吃饭”。今天众家讨袁批猴，芟曹刈芹，拔稻稗，去荒草，都不是为了吃饭，而都是为的正本清源，梦醒红楼，迷途知返。都不是为稻粱谋。则说：“识破大曹包，揭开狗皮膏，皇帝新衣下，太子是狸猫”。“曹学偏执狂，胡说鬼伎俩，戳穿猢猿谎，文本论短长。否定胡假设，真理见老阳；打假曹家庄，伪劣织造厂；关闭包衣店，才得好衣裳”。胡徒曹奴们都是图实惠之人，欲保住其“鸱得腐署”“惠子相梁”的饭碗，以其枭耗粮饷嚇我庄子梧桐醴泉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