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2022-11-23 来源：步旅网

第22卷　第4期

2009年8月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Edition)

Vol.22　No.4August2009

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但海剑,石义彬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总结了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主体性发展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组成要素,指出由于同一和差异力量的不均衡,在东西方跨文化传播中,其二元对立思维带来了传播实践中的霸权和认同危机。数字技术虽然带给个体更多的自由,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利益集团的控制。文化身份认同的建设须建立在文化间性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跨文化传播;数字时代;文化间性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26477.2009.04.030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认同决定了传播主体的立足点并影响其传播实际,对之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数字技术不仅改变着传播实践,也影响着传播理论建设。对于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要认清文化身份认同作为元问题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还需进一步认识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

一、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主体性发展及

其组成要素

文化身份认同形成和演变的历程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巫术信仰和仪式的孕育阶段。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伴随着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影响力的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首要单元。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剧,民族国家和家庭的地位式微,文化遗产、传统伦理价值、社会理想、人生观和世界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弱化,种族、性别、族群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单元得以强调,大众媒介开始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

在哲学意义上,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追溯到一

个“我是谁”的元问题,这个恒久问题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现代都有着追问的意义。进一步说,讨论自我和主体性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的核心,尽管问题的答案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多种维度。启蒙时代,既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念,将思想和身份视为同样实体性的存在,认为自主的主体能在其一生中都对自我的身份确定不移;也有洛克否定身份是与先验自我同样的实体性的存在的思想,认为个人的身份有赖于记忆而得以延续[1]。现代哲学中,主体是固有的实体,自我是其内核。在自主的、先验的、普适的自我基础上形成的个体身份是抽象和固定的。在社会学意义上,主体性是个体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确立的。“他者”成为认识自我的重要参照。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主体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的主体由于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后现代哲学中,主体性则被完全消解,身份认同变得混乱。

理清身份认同问题,可从其组成要素或来源着手讨论。这包括:自然条件、生理心理机制和社会文化机制。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汤因比的“挑战—回应说”大致可以说明自然条件对文明的影

收稿日期:2009204218

作者简介:但海剑(1972-),男,湖北省鄂州市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跨文

化传播研究;

石义彬(1955-)男,湖北省随州市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理论以及跨文化传播研究。

(2006JDXM184)　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全球媒介传播与文化身份认同”

第4期　

但海剑等: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149・

响,它对于塑造身份认同有着明显作用。例如我们在讨论固定印象时,以地域特征来区分的身份认同,如“南方人”之类的固定印象。生理机制如身体特征、血缘等,性别指向可以归于此类。心理机制则指个体的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人格的形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历吸收成长和调整变化后而趋于稳定。社会文化机制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最主要来源,包含了诸多宏观层面上的因素,如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媒介等。这些来源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勾连,相互影响。

由此,上述身份认同的变化发展可归宥于这三大来源的讨论范围之中。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社会文化机制层面。

实是文化间的差异广泛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还由于现时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

利益在影响着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活动,从而造成利益诉求带来的分割和相互排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总是有着存在的空间。

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的百年,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方占优势和引领地位,在文化认同中起着范本的作用。文化本无优劣,西方文化的强势与其强调“科学”与“理性”的内核分不开,而这又与其时的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影响至今。从时空的角度来看,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为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提供一个必需的结果,就是用时间的手段来打破空间。当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时,这一时代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成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这种时空关系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2]。这成就了大众媒介在当今时代的核心地位,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格局,出现了新的“文化帝国主义”。如媒介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偏狭的传播机制:跨国传媒公司的高度垄断和集中造成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以及文化同质性构成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3]。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就把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要求改变国际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均衡和不对称现象,但收效甚微。这样的抗争可以理解成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身份认同之时,发现其社会基础已被动摇,难以建立可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价值诉求。

究其原因,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由于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盛行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带来了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地区,同样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以20世纪后期欧洲对日本(技术东方主义)的恐慌为例,日本的崛起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内核,如效率等基础上,辅之以日本文化中的“忍者”精神。但它成为潜藏在西方潜意识中的危险形象,因为它破坏了西方和东方、现代和前现代单一的稳定关系[4]。《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也分析过铭刻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和制度中,将“东方”展示为认识客体和权利客体的过程。

在现代性的建设中,技术一直是西方现代性

二、同一与差异力量作用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的不均衡发展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性和差异作为两种基本力量,对文化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始终的推动作用。同一保证了文化特质的“共享性”,形成可以与他文化相互区别的文化身份认同。差异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原动力。在差异性的前提下,文化间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义。辩证来看,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对于具体的文化实体,这两种力量有着侧重点,从长期来看则存在着起伏和消长。文化身份问题在文化实体内部的建构如果说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最后的目的是要在与异文化交流中保持一个存在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对内强调的多是文化的同一,对外则强调差异性。

尽管文化精神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核心对跨文化传播活动有着引领作用,我们无法将跨文化传播活动从社会实践中剥离出来,单纯讨论其在精神层面中的同异和融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由于前现代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相对低下,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无法同现代相比。各文化间传播活动的深入很容易让人推理出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同一力量要超过差异力量,产生“天下大同”的梦想。但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历史不会“终结”,文化冲突接连不断,文化身份问题凸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文化实体来说,推广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是经常的诉求,因此造成的客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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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技术被看作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西方担心失去自己的文化主导而极力维护自己的技术霸权。尽管存在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在客观上提供了“去中心”的更大可能性,这势必会挑战所有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威,从而带来文化身份认同的新变化。

过程中的增值。消费主义变得更加流行,在其遮蔽下,利益集团最终还是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控制

权。数字时代,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和多元传播渠道造成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传播局面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领唱”转换成由下而上的“合奏”。从思想上来看,普适性的价值观虽不再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至于被颠覆。自由、平等、个人尊严等精神呈个体化“,理性”作为基本精神不会被湮灭。强调和包容个体发出声音的权利,是凸显主体精神的前提之一。从传播实践来看,从个人电脑到手提电脑、手机的广泛使用,移动技术打乱了很多交流模式。激化的、去中心化过程改变了交流的些许本质。例如所谓的“读图时代”中,语言表现形式可能不再首先是文字上的,而是偏向视觉。

这些变化同样体现在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中。如前所述,西方是现代文化交流中的标杆。但是,如果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性,那么也是现代性创造了那个叫作“西方”的想象空间和认同。在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时,西方也就成了想象中的范本。一旦西方自身失去作为范本的号召力,或是其内部出现认同的危机,势必会造成其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调整。

反观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坦荡无崎的。在遭遇资源破坏、信仰危机等问题后,西方开始反思自身。这种文化反思推动人们更多地探索和研究非西方文化,出现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型,将东方作为“他者”来参照认识自身。从思想上而言,是要重新确定或修正文化身份认同,而为在实践上促进了当代的跨文化传播。这一趋势首先关联于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过去“,认知”所描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已有的认识论框架之中。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不确定的“互动原则”,即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对主体和客体的深入认识都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5]。在这种间性理论原则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不难发现东西方只有在互动认知之中,才能保证发展的空间和动态以维护文化身份认同的现实基础。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的功能是整合、巩固权力和维护现实秩序;而后者具有颠覆性,超越

三、数字技术的特点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如果说大众媒介时代已经给西方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危机,那么数字时代中,这些危机是将得以消除还是会被加深,对之讨论还需结合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本文认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个体对群体的挑战,导致群体主义的瓦解和威权控制的变形。数字技术的重要特征是改变了人们使用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在储存、提取、复制等方面与传统“原子时代”已很不相同,时空的偏向不再是传播的主要限制。理论上,个体在传播权上获得了较之以往要大得多的传播空间。可以经过判断获得更的多信息,并重组成自己的信息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群体的依附。但同时必须看到,数字时代的控制不会消失。数字技术在个体使用层面上可以迅速推广并广泛使用。但对于核心技术的管理、维护、升级等方面却大多依赖于集团的力量。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个体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可以形成市场,从而促使利益集团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但这势必又会加重个体对利益集团的依赖和被利益集团控制的存在。利益集团的控制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直接和粗暴,而转向制造个体的部分“需求”,迎合受众,使其获得“满足感”。威权控制变得间接而温情。

其次,个体原子化的混乱造成经济利益纠结下的社会联合,重现资本的控制。个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对群体依附“消失”后产生的“自由快感”,会造成身份认同的混乱。但同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身份认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自由和依附的张力之下,利益为主导的市场成为广泛被接受的主导力量。大众媒介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模式使得个体无需直接付出资源,就能参与到媒介生产流程之中。形成新的媒介逻辑,即信息的实质常常服从于展示方法,服从于它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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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否定现实秩序。前者在建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道德权力,使其在西方扩张事业中相互渗透,协调运作;后者却在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表现出西方文化传统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6]。人类面对异己文化有五种态度:排外论、包容论、平行论、互相渗透论和多元论。前三种虽客观存在,但不具有理论上的可追求性,相互渗透论与多元论接近理想状态。但相互渗透论难以实现,因为不同文化间本质上具有不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多元论的本质是一元论的宽容态度。当今世界具有统治性的文化是西方现代科技文化,它表面上具有理性的宽容的多元化态度,但事实是西方现代科技文化在主导全球化浪潮,溶解其它文化。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跨文化的间性智慧,即将他种文化当作是另一个自我,相互沟通、理解、渗透、建构,激发各自的创造力。研究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方法,本文赞同一种“反思性”研究方法,即借助文本或表征的分析,了解社会本相和情境的存在特质,或追寻他们的形成过程[7]。虽然在数字时代,复制技术使信息的获取和散发变得容易,文本呈“碎片”状,为追寻本相增加了难度,但不断地“反思”自我,以及对过程的剖析,有可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真我和他者,这对个体而言是颇具操作性的可行方法。

大的发展空间,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重要性。从技术上说,后结构主义和数字技术存在相关关系。差异的崇拜开始出现,我们共同的东西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差异性哲学导致文化身份认同的加强。但同时,数字技术也能造成霸权而削弱文化身份认同中的个体性。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社会发展变化具有持续的讨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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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从文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演进来

看,在数字时代,文化身份认同走向个体化,给主体带来更大的自由。宏观上,文化间性获得了更

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55267.

(责任编辑　文　格)

CultureIdentityi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ttheAgeofDigital

DANHai2jian,SHIYi2bin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Hubei,China)

Abstract:Afterconcludingtheelementsofculturalidentityandthedevelopmentofsubjectivityiniden2tityresearch,thisarticlepresentsthehegemonyandidentitycrisisexistingininterculturalcommunica2tionpracticesfortheunbalanceddevelopmentofthesameanddifferentforces.Digitaltechnologiesprovideindividualsmorefreedom,butstillcannotbeindependentofthecontrolsofinterestgroups.In2terculturalitycanberegardedasthebaseofculturalidentityconstruction.

Keywords:culturalidentity;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geofdigital;inter2cultu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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