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年来，“市民社会”无疑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哈贝马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对市民社会思想作出了突出的阐释。在追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基础上，通过对哈贝马斯两个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的阐释，彰显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独特视角——文化视阈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并进而揭示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标签：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生活世界

一、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来源

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都是建筑在前人思想基础之上的，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不例外。因此，梳理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是十分必要的，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市民社会理念的认识变化过程以及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来源。

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最早对市民社会概念作出界定，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Politike Koinonia”，英文译为“Civil Society”，原意指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在他那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它们共同代表了古希腊人对城邦的理解，从而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体系，代表私人利益，而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主要负责市场秩序、福利。他指出，市民社会虽是独立的领域，但却是个不自足的领域，缺乏伦理规范，因此，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厘清构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

马克思也从代表私人利益的经济领域的角度理解市民社会，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代表普遍利益是虚幻的，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1]。这一思想的革命性在于确立起社会本位观，同时到现实人的物质生活世界中去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国家开始大规模控制经济、文化活动，为其统治阶级服务。葛兰西较早认识到这一变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由实施强权的政治社会和实施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组成，这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将人们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探讨带到文化层面。

直到哈贝马斯，将前人的思想进一步融合及完善并形成自己系统化的理论，不仅将“公共领域”概念引入市民社会，还将“公共领域”范畴发展至“生活世界”范畴，使得市民社会理论拥有了更为崭新和丰富的内容。

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涵

（一）关于公共领域的解读

在早期著作中，哈贝马斯通过对“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功能的分析而探讨市民社会问题。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组成的私人有机体，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为人们提供了讨论和争论有关公众利益事务的场所，为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主要通过约束国家法律的制定、民主的建制以及议会和政党的活动，将政治权力转化成理性权力。

上述市民社会概念是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得出的，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为克服经济危机，国家重新进入再生产过程。人们日益远离政治讨论和政治事务，公共领域日益走向崩溃，原来由财产私有者构成的市民社会，逐渐被大众构成的文化交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取代。为此，哈贝马斯的后期著作转向了研究“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问题，提出了“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概念。

（二）对于生活世界的解读

哈贝马斯通过普遍语用学的改造和交往范式的引入，将公共领域概念与生活世界概念联系在一起。按照普遍语用学的规则，公共领域中的主体是在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参与交往，只要承担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即可，那就是实现主体之间平等的、不受强制的交往，直至达成一致。普遍语用学使公共领域理论开始置身于人类日常语言中，从而完成了向生活世界交往范式转向的第一步，然而，这一新范式的最终确立有待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过渡。

工具理性是指以技术的规范作为导向，立基于经验知识，以工具为媒介的行为。交往理性是不同利益主体通过交往、对话、协商达成合作、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倾向、认识框架和行为取向。哈贝马斯通过对抗工具理性，植根于交往理性中主体的交往规范，使得公共领域直接过渡到生活世界范畴。至此，市民社会被理解为维护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并由此产生系统——生活世界的市民社会分析架构。

其一，生活世界是指由“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它包括三大结构要素：文化、社会和个人。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动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动同属于生活世界”[2]。人与人的沟通在“生活世界”中发生，以“生活世界”的在先存在为根本前提。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交往行为者本身凭借语言行为属于生活世界。由此看来，“生活世界”是人们在沟通中达成相互理解所必须的共同的背景知识，这种知识借助语言的符号化、客观

化而成为人们的共同财富，也就为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提供了可能。

其二，“系统”是指社会运行的系统过程，包括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其运行分别遵循权力和金钱的逻辑。在现代社会中，系统的合理性不以生活在其中的成员之感受来衡量，而是以系统驾驭自身问题的能力来衡量。实际上，不是所有行为都是交往行为，这就给以语言为媒介并基于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之合理化带来风险，当相互理解的对话取代了传统来协调行动时，就会带有理解和理论论证的压力。如果没办法减轻这种压力，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为此，系统的存在获得了合理的意义。

如果单从生活世界或系统视角理解社会均会造成不可避免的缺陷。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如果我们把社会系统理解为生活世界，就会忽略控制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就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现实性在于虽然得到公认，但往往是虚拟的有效性要求是实际存在的”[3]。以基于交往共同体的生活世界视角解释社会，这种分析视角过滤了社会的物质再生产问题，因为物质再生产是基于目的行为而非基于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如以系统视角解释社会，它要解释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如何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解释视角的理论基础是生物功能主义。因此，生活世界和系统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依存。

随着经济系统交换范围的扩大，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越来越差，经济系统对劳动者生活的影响日益造成物化和生活世界的异化，经济利益冲突成为主要矛盾。同时，政治权力也逐渐渗透于经济生活和生活世界的各要素之中。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系统日益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行为取代了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其结果是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形式出现的危机，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为了恢复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平衡，他提倡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生活世界”，使社会文化系统摆脱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影响而获得独立发展。不仅如此，他还主张使交往行为及其所遵循的原则扩展到系统世界的领域中，使人们重新发现生活的价值。他对危机的整治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拯救。

三、哈贝马斯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语言和语言行为的发展水平，不仅对社会交往活动，而且对社会本身的发展水平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哈贝马斯把“对话伦理”作为通向生活世界“合理化”的中介，强调语言交往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有一定的见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负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不合理的、走向异化的交往，其关于扬弃交往异化、建构合理社会关系的设计，为我们及时纠正现代化进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弊端提供了某种借鉴。哈贝马斯在建构“交往行为理论”时，通过对以往市民社会论者的思想进行剖析和扬弃，寻求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路径。其理论使我们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出现了物质经济的繁荣局面。同时，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也逐渐渗透到“生活世界”之中，成为支配“生活世界”

的异己力量。“生活世界”日益技术化、金钱化、权力化、官僚化和法制化。基于技术理性之上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日益加剧了人的异化和生存困境，人成为物，成为工具，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一种历史的被动的客体，丧失了主体性、本真性和革命性，丧失了否定的、超越的向度，人们日益认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越来越趋于非合理化，主体间缺乏理解和信任，矛盾和冲突不断产生，交往被扭曲，成为伪交往或无效交往，这个社会陷于合法性危机与动因危机之中。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今时代两大主题，即“和平与发展”的解读也有着有益的启示。他强调交往行为是主体间以语言为主要媒介，通过对话沟通达到主体间相互理解和一致的互动。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倡导对“对话”双方主体地位的尊重，倡导对话双方要有真诚性，倡导遵守“共同规范”，倡导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凸现了“语言”在对话过程中的地位与功能。这就期求国际交往主体求同存异，通过“对话”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加强合作，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1．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二卷本）[M].洪佩郁，蔺青，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