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以及选择逻辑

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以及选择逻辑

关键词：媒体独立,知情權,監督

我们现在讲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模式，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很多古代的事，古代虽然没有媒体，但是有类似于媒体的职位和人员。我想先讲古代，然后来看看现在的媒体，从理论上思考一下媒体和政府的关系。

中国古代没有媒体，但是有一些人、一些职位发挥了类似于现在媒体的一些功能，比如史官，还有明朝、宋朝中的言官。史官嘴巴不说，用笔把历史记下来。媒体一写，官员怕把自己什么事写进去，史官也有这个意思，史官一写，皇帝啊大臣啊，都有些害怕，把臭名远扬。古代没有媒体，但是跟现代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古代有一种谣言，就是童谣，是妈妈哄孩子的时候，孩子要睡觉或者是孩子要学习语言的时候父母教给孩子的，有的是顺口溜。其中一些也能起到媒体一样的作用。还有一些是舆论，皇上很在乎舆论的。舆论的口碑好和不好差别非常大，比如说纣王在喝酒，纣王喝酒肯定是酒肉之徒，但是文王喝酒了，我们一起喝就是与民同乐，这和文王口碑好、纣王口碑太差有关系。实际上现在也是一样，古代有些皇帝口碑好，干啥人们都信任，好色也是风流。有些官员口碑不好，好色那就是流氓成性了。政府在媒体当中的口碑好还是不好，实际上也与政府和媒体之间关系的有关。

具体来讲，古代史官有一个理想，君举必书，皇帝一做什么说什么，都秉笔直书，写下来，最早的史书皇帝国王都不能看，万一让他看你把我写得这么坏就要杀你了，后来皇上忍不住说我看看，说你不给我看，我杀了你，结果史官记下来说，皇上要看记录，不给他看就要杀我。皇上无可奈何。史官在古代是继承制的，经商的经商，种地的种地，当官的当官，史官也是继承的，爷爷当史官，儿子当史官，孙子也当史官，爷爷被杀掉了以后，

儿子也一定要向爷爷学习，秉笔直书。古代设史官，有点像现在的媒体记录真相。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有很多可信的地方。司马迁是其中的代表，为一个大将说好话受了宫刑，忍辱负重写了《史记》，里面的本纪写得都挺好的，有一个本记是写汉武帝的，那个皇帝很厉害，好像是文攻武卫都做得很好，但是汉武帝这个人有一个不好，喜欢装神弄鬼，到处去求菩萨之类的。司马迁把他好的地方都没写，把他装神弄鬼的都写了，这是古代的史官的一个代表。古代的史官分两种，一种是把起居都记下来，包括阎锡山都有起居记录，还有一种是专门整理前朝的历史。皇上后来慢慢觉得光是史官这么记下来，作用不大。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设言官，分两种，一种是监官，专门负责监督，监督文武百官。一种是谏官，专门劝告皇上。魏征是谏官的代表，有一次李世民说这个人太不给我面子了，要杀了他，长孙皇后说这个人你不能杀，杀了就显得你有问题。后来魏征一共谏了二百多回，李世民拿他没办法，自己也得了一个从谏入流的美名。监官主要是御史对文武百官进行监督。谏官，皇上的话说出去的时候要经过他审查，不可以发的发不出去。言官在明朝时候最多，有二百多人，但品位和级别很低，一般都不会很高，七品、五品顶多了，里面有几个官很厉害，像包公、海瑞，他们一说话很多官员就要遭殃了。

谏官在明朝的时候皇上是真杀的，一个谏官说皇上这个事不能干，皇上不高兴就被拖出去打、廷杖，有的人被打80棍，痛苦得很，但没死。有的人被打160棍，就被打死了。据说言官纷纷以此为荣，打得屁股烂掉了，走路都摇摇晃晃，这才是英雄，当时即使死了都没有遗憾，皇上你就成全我吧，把我打死算了，言官们前仆后继，搞得皇上一点办法没有。皇上如果不打，又不听谏官，谏官只好就自己撞死了，皇上你不打我，我就撞死在你面前，明朝基本上是这么过来的。这是古代的言官和皇帝，明朝的时候，集体跪谏二百多号人，皇上说凭什么管我的事，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啊，言官们说这样不行，皇帝要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万历皇帝老不上朝，所有的言官都在那跪着，皇上出来吧，你不能这么懒惰，万历不得已也只好出来一下。当时的言官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朝最著名的在野言官是东林党，他们议论朝政也形成了潮流，东林党就是考不上科举的那些人，又有点水平，又喜欢辩论，没事就议论半天，朝廷也没有当回事，在当时相当于口头媒体，只是没有现场直播，但是口口相传，也有作用。要是像有现在的电视媒体，这帮人的舆论作用应该更大。在古代，也可以看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是童谣来论证这个朝代为什么灭亡，看到一个妃子唱歌，梨花盛，桃花衰，谁唱的，满大街小孩都这么唱，皇帝说那及时行乐算了，本来想勤政，勤政看到二百多个奏折都是造反，看来天数已定。童谣对皇帝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朝代的命运。现代舆论也是一样的，像卢武铉的命运，实际上是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让他没有办法，无言以对，卢武铉上台是草根起家的，穷到乌鸦跑到他们家一停，饿死了，那么穷，根本没钱上大学，他就考司法考试，六回没有考上，第七回才通过。卢武铉没有上大学，是不是对我们上大学的人很有影响，韩国人认为卢武铉还是很有学问的，因为司法考试非常难考，只要考过了就相当于大学毕业了。卢武铉在韩国是平民总统形象，上台以后反对贪污腐败，反腐倡廉做得非常好。一直到现在晚节不保，检察院一问他问了九个小时，问他贪污多少钱，他承认我儿子500万，还有100万老婆的，总共有600万，卢武铉最后估计有点抑郁，问卫士要一根烟，卫士说我没有烟，要回家去拿吗？结果他就跳下去了。卢武铉原来口碑非常好，现在变成口碑非常差，而且路人都在说卢武铉这个人不行，他就跳楼了，这就是口碑和童谣的作用。

我们总结一下，古代虽然没有媒体，实际上它有很多东西，古代的政府表现为皇权，皇权越盛，越需要史官、言官和口碑，没有口碑就会很不舒服。皇帝会微服私访，皇上说我们与民同乐三天，首都人民免费喝酒三天，唱歌跳舞，载歌载舞，他是与民同乐的心态，他觉得这么一做老百姓都很高兴，但是发现老百姓一边跟他喝酒，好像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这就有问题。古代皇权越盛的时候，越需要史官把他的政绩记录下来，包括言官，有名的皇帝，亡国之君，谁去见他，把他杀了，赵高指鹿为马等等。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奉命直书，奉命直谏，奉命说真话，用血的代价捍卫皇权，而自己走向黄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和现代社会不一样，古代在皇权面前实际上是缺乏权利保护的，在古代实际上是

以生命的代价赢得史官言官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使得中国古代的史官、言官载入史册，也使得儿童的歌谣取得成年人为改朝换代获取合法性论证的逻辑，也是口碑的力量源泉。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也不同。有个小孩出生在美国，爸妈都是中国人，在美国长到三岁，英语说得非常好，中国话说得非常不好，父母要让他学中文就把他送到中国，结果上幼儿园骂人也只会用英文，中文一句话也不吭，说你让我学中文我都不会，小朋友说话我都听不懂，父母就让他看电视，我们的电视最字正腔圆的节目是新闻联播，播音员的样子也很好，还有我党的领导排着队出来，结果看了三天，爸爸妈妈问孩子，你看了三天最好的节目，有什么心得，他说那个人是谁，他老演电视剧，家长说他们是你爸爸的最高领导，小孩说他出事了吗，家长问他为什么说他出事了，小孩说我在美国看克林顿，如果连续三次上电视，就出事了。在西方媒体新闻节目上如果连上三回，而且都是头条，这个人肯定出事了，我们不一样，我们连上三个头条不是出事，而是有重要活动。这是一个比较，从比较的媒体角度来讲，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位置是不一样的。后来说我们的媒体也要搞改革，以后我们领导人没事不要出来，不按照排名来出，按照事情大小来出，迎来送往不要去了，接见外国领导不要上电视了，显得我们客人很多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样一搞我们就乱了，二号领导出来了，第一名，一号领导几天没有重要事情。过几天，三号领导出来了，经过一个月的改革以后，三十天下来了，最后谁没出来，一号二号三号都出来了，四号，五号，六号都没有出来，海外媒体就说中国领导分成两派了，还有猜测说某个领导跟某个领导关系不好，原来张三出访李四送，忽然发现他们俩一个出访不送了，另外一个回来的时候也不接了，因为媒体没有报道。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媒体即使要搞改革，你会发现我们现有的体制，包括排名制和新闻媒体的节目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改了，地方领导会觉得现在谁是一号领导，搞不清楚了，到底听谁的。但是在美国好像不需要通过新闻去看听谁的。

我们现代的媒体，从现实角度来讲，政府媒体应当是政府的喉舌，英国的BBC、议会

频道，美国一些公共媒体也是政府的媒体，代表政府立场。政府的媒体发布信息、宣传政策都没有问题，但是它是垄断的地位，缺乏深度宣传，缺乏言论。而市场中的宣传，服务对象是市场，需要吸引更多的读者和争取更多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通过广告来养，这种媒体我们国内还没有。美国它要放一个电影，至少要放三个小时，头半个小时不做广告，吸引你看，这个电影你看个半小时，看出味道来了，每隔十分钟就做一个广告，本来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最后放了三个小时，你不要广告就要花钱就要电影院去，不花钱就看电视，但是要看一个半小时的广告，这个我们肯定做不到，电视上天天是广告肯定不行。BBC是没有广告的，基本上是政府花钱，市场的钱很少。政府这时候是顾客之一，选择性的，有的时候尊重政府，为了生存空间，有的时候对政府穷追猛打。

另外一点，政府对媒体的利用与媒体业本身的发展。媒体作为一个政策的新的工具，作为一个政府组成部分有一个麻烦，媒体比较死板，不活泼，实际上影响它的利用价值。只是发布信息，你老是这样说，你特别听话，但是好像政府觉得也不好用。有的时候说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我更容易发挥积极作用。媒体业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需要多元化的发展，市场化了以后你会发现十几年前，正如张洁刚才所说的中央电视台走向受众，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改革，包括大型媒体，像环球时报头版头条说台海战争立即爆发，头条就说台海经济紧张，美军怎么样，战略发生重大转移，小报的标题它可以做上去。大报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但子报可以跟市场化有关系，多样化发展，跟受众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本身所做的边缘的娱乐节目，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很多规则的演变是靠问题提出来的，对于一些政治类的报道，媒体想改革但是后来又改回去，改不动。一号二号三号排名不出来会出现政治认知的混乱，但是在重大事故和媒体的充分自由报道的时候，这个观念完全变化了。非典的时候没法不报道，充分报道了以后，政府形象改善了，应对危机消息发得特别完善，如果没有媒体，不可能第一时间如在两小时之内把消息全部发出去，几分钟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奥运的报道也是一样，非

常全面，树立了世界对北京的信心，让全世界都跑到北京来做生意。以前基层政府看《人民日报》，现在看电视，看其他所有媒体的消息，以此获得自己的信息，非典的时候没有办法开会，以前要传达政令，布置工作，就把大家找来开个会，回去各自深刻领会，再开小会贯彻。非典的时候开会都开不了，所以必须通过媒体来搭建一个平台。在媒体面前人人平等，2003年的非典，政府自己不仅得有媒体，而且要主动公开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就提出来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我们自己的媒体充分报道了，媒体形象、国际形象都提升了，争取的各种各样的款项也多了。为什么国际捐款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汶川的地震，包括香港捐那么多钱，包括台湾人也捐钱，后来有人总结说中国的媒体做得好，一线记者拍了那么多照片，大家知道需要什么就捐什么。2008年奥运会也是充分报道了，记者到哪去都可以，一下子改变了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的形象，你去全世界看，没有人说你们国家的奥运会搞得不好，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如果是统一报道，由某个新闻机构报道，肯定是做不出来的。这几大事情，当然还有其他事情，重大的危机性事情，促使现有的政府和媒体之间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的变化就是越让媒体自身去发展，越能体现它的价值，越能够体现政府治理的价值，对解决问题越有用。

我们来看一下，假定它是一个理论上的关系，媒体和政府到底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看，媒体和政府有很好的合作，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别人会忽略，为什么媒体和政府关系特别好。出现互联网，用互联网给你补充很多信息，这个信息是这样，那个信息是那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媒体和政府有可能会出现对抗的关系，一般来说政府是强势的，媒体是弱势的，媒体赢得正义，赢得市场，或者被消灭。媒体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是政府的工作机构，发布信息，监督下属。政府利用媒体监督政府，把这个功能授权给媒体，媒体是监督政府的第四种力量，是政治力量、司法力量和行政之外的力量。媒体利用政府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如制造垄断。

值得关注的有两类关系，一类是政府和媒体相对来说是不平等的关系，政府处于一个

比较强势的位置，媒体被政府利用，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媒体特别强势的时候，实际上也影响媒体的发展，媒体到哪政府都害怕，强势媒体会出现这个情况，政府在媒体面前求爷爷告奶奶，尤其是地方政府，我们政府一旦碰上媒体监督的时候，或者就是跟你玩。“华南虎”就是跟媒体玩了半天，最后政府在媒体面前全面崩溃，“躲猫猫”刚开始是当地政府说这个录像坏了，后来上面说是看守所里面非正常死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关系，包括铁道部过去的价格问题也是一样，铁道部说我要涨价，媒体就追着反对，过一段时间他说降价是不可能的，肯定要涨的，过一段时间又不涨价了，媒体觉得很失落，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监督的原因你们不涨价了，铁道部说不是因为你们监督的原因，实际上是更高的领导批示今年别涨价了，但是他又不好说，媒体就觉得自己有功劳，监督半天，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样对媒体的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双方关系平等的时候，媒体和政府不是从属关系，这时候媒体可以更好的发挥信息传播、监督政府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可以很好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媒体自由化的结果，就是海啸讲的，标题全得是三纲五常之外的，违反三纲五常的标题才能真正吸引眼球，媒体如果能够比较自律，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消息专门会变成一些小报的八卦类节目，其他严肃类话题和更多话题可能质量会做得更加高，跟这个距离会比较远，这是平等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媒体的自由到底在哪里，来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公民的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媒体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从最根本意义上来源于公民的知情权，媒体报道别人的隐私就失去了正当性。第二是言论自由，对你自己有关的事情你有发表看法的权利，对其他私人事物只能以朋友的身份劝告。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当你把自己放在对立面的时候，建立不信任关系的时候，就像纣王那样，他做什么都不行，纣王笑的时候就说他嘻嘻哈哈，不笑的时候会说他没有人性。如果受到经济权的控制，就会天天追求市场，追求眼球，或者受到政府权力的控制，他就不会追求老百姓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有可能会去挖掘很多隐私和花边新闻。

媒体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何最大化。媒体和其他各个方面在权利上有平等关系的时候，媒体的价值实际上是最大化的。政府权力是来自于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媒体权利是源于公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企业权利源于公民的消费者主权。消费者有选择权，企业必须把自己的产品信息通过适当途径告诉公民，这是广告，广告的含义不是我为你宣传，而在于媒体要把公民的知情权和企业给予消费者知情权的信息告诉老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会发现政府、企业、媒体之间有更多的平等，就更多的互赢。最后有利于自由、幸福的个人生活。

言论这个东西，有平等、自由的时候才是可信的。最不可信的是小孩子对父母的话，小孩子欺骗父母的事情太多了，因为双方极度不平等。第二，我作为老师，学生的话我经常是半信半疑，因为我是老师，不平等，学生对我说我肯定会好好学习，我就有点不信，除非让我看到真的好好学习了。师生关系只有在平等的时候才是可信的，不平等的时候总是要撒谎的，因为公共选择理论说了人总会有策略方面的行为。实际上很多情况是不可能平等的，让所有人自由才有更多的可能实现平等，张洁对媒体有理想，而且有很多专业技术，我对媒体没有理想也没有专业技术，肯定不平等，但是我们两个人合作就会有双赢。可以在自由和等中实现各自的价值。为什么童谣有杀伤力，因为孩子和各个方面都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所以是平等的关系，天真无邪，没有等级关系。大家才会信以为真，虽然童谣很上档次。

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两者之间天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公民权利面前是可以平等的，如果不关心公民权利，两者在什么时候会平等呢，当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这时候政府和媒体是平等的，而这时候政府也会意识到，媒体的价值也就在于其是独立的，自由的，和政府是平等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