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旁证》体裁考论

•三国文化研究

《三国志旁证》体裁考论

白帆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34)

摘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常被视之为初具集解性质的总结之作。然而，将该书与《三国志》研究集大成之作、亦是成就极

高的集解体史注《三国志集解》对比可见，无论是征引前人成果的完整程度还是著述的宗旨、研究的方法，均存在根本 性差异。《三国志旁证》或具集解面貌，但其体裁并不符合集解体史注的特点，故不宜称初具集解性质。

关键词：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国志集解》；集解体史注中图分类号：12〇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9684(2020)01 -0034 -05

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以下简称《旁证》）一 书，成于清中后期，汇集了清道光之前多家学者对 《三国志》的研究成果，且大量征引《后汉书》《晋 书》《宋书》《太平御览》等古籍以进行史实补充与考 辨，是清人研习《三国志》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亦 是今人研习《三国志》与三国史的常用书。

是书自问世之初，便颇为时人所推重。杨文荪 为之作序，称“（梁章钜先生）熟精乙部，于陈书、裴 注积数十年之力，研求独深。乃搜采群籍，一一疏通 证明，近人著述，亦掇拾靡遗，去其疑而存其信” mi, 认为该书“兼才学识三长，不减三刘之于两《汉书》， 吴缜之于《五代史》，非仅以博洽见称而已” mi，高 度肯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而光绪初年周寿昌也在 其《三国志注证遗•序》中盛称该书“汇集各家之书， 依篇附类，复取宋元明、我朝各名家及其同时师友撰 著有一二语订明此书者，皆搜采甄择……几于网无 脱鱗，仓无遗粒，诚读此书（指《三国志》）者之浩观 而极愉者也” [2]839。二人均指出《旁证》一书具有搜 采广博的特点，后来学者提及此书，更视之为初具集 解性质的总结之作，几为学界之公论而为人沿用不 疑。

梁氏《旁证》一书广征博引、辨正详明，是清人 研究《三国志》之作中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作品。 而所谓的“初具”集解性质，系与刊行于1935年的 《三国志集解》（以下简称《集解》）相对而言。学界 普遍认为成书在先的《旁证》已开始具备了集解体

收稿日期：2019-10-05

史注的特点，是这一体裁的发轫。

既然前辈学者认为《旁证》初具集解性质，那么 所谓的集解，或曰集解体史注，应当具备何种特点、 符合何种标准呢？

《集解》是《三国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亦是当 时集解体史注成就最高的作品。该书所提出并践行 的一些观点，或可作为衡量的标准。在书前《序例》 中，作者卢弼总结了历史上注疏名家所提倡的一些 原则，一是要广泛、充分地存录前人的研究成果；二 是对于乖杂、可疑的内容也要尽量罗列以备异闻；三 是对错误的意见进行改易与辨正，并将自己的新的 见解补充进去。此外，卢弼还提出古人谓文必己 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 耳，不必尽出之己也”，认为注疏与论著有别，注家 的首要任务是吸纳众流，而不必像论著之文那样看 重创见—

事实上，《集解》最终所呈现出的面貌也

正是如此，全书用于援引的篇幅几乎十倍于创见，可 称援引宏富，考订精审。简言之，卢弼认为集解体史 注在内容上首先应当广征博引，尽可能全面地总结、 存录前人已有的成果，其次才是辨正前人的错误之 处并增添自己新的见解。而在著述的理念上则应该 坚持援引征实，不求文必己出的宗旨。

在《集解》未出之先，《旁证》一书便以征引广 博、辨正详明之优长广为学人所称美，然而它果然如

前辈学者所说的那样，已经初步具备了集解的性质 吗？以下就通过《旁证》与《集解》二书的对比来进

作者简介：白帆（1986 -),女，河南洛阳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主要从事三国历史与文化、地方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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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具体地讨论。

首先，从成书的面貌来看，《旁证》一书的征引 虽在当时也有广博之称，但若与《集解》相比仍然较 为逊色，远未达到仓无遗粒的程度。

清代是《三国志》相关研究佳作迭现、成果粲然 的时代。无论是版本校勘、辞句训诂、典故注释、意 义阐发、地理考订、补表补志，还是史实补充与辨正、 人物事件史法的评论，当时学者的研究均已有所涉 及。《三国志》研究成果在清代的大量涌现，客观上 为集解体史注的出现提供了可供采择的丰厚基 础—

这些成果也确实在后来的《集解》中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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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辨误》、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杭世骏《三国 志补注》、钱大昭《三国志辨疑》、侯康《三国志补注 续》、沈钦韩《三国志补注训诂》、钱仪吉《三国志证 闻》、潘眉《三国志考证》、何焯《义门读书记》等，两 书之中均有引用，而对于补志、补表的征引，《旁证》 则存在较大疏漏，如洪饴孙《三国志职官表》全未引 用，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则仅引用14条。虽然 《集解》在对前人补志补表的使用上亦未尽善尽美， 但其对补志补表的征引疏漏绝无如此之大。

为了更为客观、准确地反应两书征引前人成果 的情况与差异，下面以前揭陈景云、赵一清、杭世骏、 钱大昭、侯康、沈钦韩、潘眉、何焯八位清人成就较高 且为两书征引均较多涉及的著作为例来进行对比。 见表1。

很好的保存与体现。而《集解》所引之书，凡成书在 道光之前的，也往往在《旁证》中有所体现。大体而 言，当时所能见到的成就较高的清人著作如陈景云

表1

赵一清

《魏书》《蜀书》《吴书》全书总计

1322139192

《三国志旁证》引用清人八种著述情况表

钱大昭

771436127

杭世骏

174930

何焯

1075228187

潘眉

2206793380

侯康

365748

陈景云

3221650

沈钦韩

6372090

从征引的条数上来看，《旁证》对潘眉《三国志 考证》的征引数量最多，380条，这个数量相对于潘 眉《三国志考证》八卷的总篇幅，《旁证》的征引是较 为完全的。而《旁证》对赵一清《注补》引用则有 192条，虽然数量上居于次位，但赵氏《三国志注补》 为清代《三国志》研究著作中卷数最多的一种，成书 虽早，篇幅却反比《旁证》超出甚多。相形之下，《旁 证》之征引显然不够完整，未能充分发掘与总结该 书的价值。此外，《旁证》对何焯《义门读书记》与钱 大昭《三国志辨疑》的引用也有百余条之多，对沈钦 韩《三国志补注训诂》引用90条，而对陈景云《三国

表2

赵一清

《魏书》《蜀书》《吴书》全书总计

7462133641323

志辨误》、侯康《三国志补注续》、杭世骏《三国志补 注》三书的征引条数较少，分别只有50、48、30条。

征引的数量多寡，虽然部分地取决于各种著述 原书篇幅的长短与价值的高低，但总体仍可反映出 《旁证》对上述八种著述征引的深度与完整度。更 重要的是，它还能反映出《旁证》的作者对于总结前 人成果这一任务的理解与重视程度。

为便于对比分析，探讨《旁证》与《集解》在总结 前人成果时的异同，现先将《集解》引用上述八家著 述的情况也列表于下。见表2。

《三国志集解》引用清人八种著述情况表

钱大昭

1863642264

杭世骏

4972177

何焯

420173155748

潘眉

28480118482

侯康

901142143

陈景云

6222892

沈钦韩

711228111

通过表2,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集解》在对各 家之言进行征引时，条数均大幅超出《旁证》。其中 《集解》征引最少的沈钦韩《三国志补注训诂》，亦超

出《旁证》21条；其次是陈景云《三国志辨误》，超出 42条；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超出47条；潘眉《三国 志考证》超出102条。其余赵一清、钱大昭、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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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焯等著，《集解》的征引条数均超出《旁证》数倍, 尤其是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书，《集解》征引 1323条之多，超出《旁证》所引将近六倍。

统计数字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旁证》征 引的详尽程度显然逊于《集解》甚多，其总结前人成 果的全面性与完整性自然较《集解》为逊色。

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来进行这样的比较，并非 有意苛责古人。只是通过两书在征引前人成果上的 不同面貌，或可反映出两位学者在研究时所选择的 不同的治学思路。

卢弼认为注疏与论著有别，注家的首要任务是 吸纳众流，而不必像论著之文那样看重创见，因此, 《集解》一书明确地以搜集前人既有成果作为最重 要的目标，有别于大部分清人以拾遗纠谬为主的著 述宗旨。故而《集解》在总结前人成果时只关注其 本身的意义，不以是否有助于自身创见的发挥作为 取舍标准，在征引之时力图完整，希望穷尽所引之书 的价值，所以其征引前人成果的条数极多。而《旁 证》征引前人成果条数远逊《集解》，这一现象或许 恰恰反映出梁章钜在著述之时的初衷与卢弼并不相 同：他所作的是论著之书，而非纂辑之书。至少在主 观意愿上，他并无意于将《旁证》做成一部集解体史 注—

毕竟集解体史注的重要特点是内容上应当呈

现出广征博引的面貌，以尽可能全面地存录前人已 有成果为第一要务。

著述与纂辑是两种不同的体裁，并无高下之分, 《旁证》选择了前者，《集解》选择了后者，这只是学 者选择了不同的侧重方向。如果再考察一下两书在 征引前人成果时的具体方式，则可以更清楚地发现 两书在征引前人成果时的不同理念。

《集解》在征引前人成果时，通常针对不同的情 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直接注明出处并从 所引之书中摘录相关内容，注于原书之下；另外一种 是在多家论述中选择一家较为完整透彻的作为代 表，注明出处并详细摘录，其后列出与该条论述意见 相同的诸家姓名。前一种方式，主要应用于只有一 种著述予以考辨或虽有多家考辨但意见各不相同的 问题，而后一种则应用于有多种著述同时或先后进 行探讨而彼此大意相同的问题。而《旁证》基本上 只采取注明出处直接征引一种方式，对于第二种情 况，其通常只选择诸家之一注明出处直接征引于原 文之下，并不列出意见相同的诸家姓名。如：

《魏书•齐王纪》：“（正始八年）冬十二月，

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奏曰……”[3147°

《集解》：“……孔乂，各本均作“孔晏乂”。

官本《考证》曰：‘孔乂，字元儁，见后《仓慈传》 注中，下文晏、乂咸因阙以进规诛，谓何晏及乂 也。此晏字疑衍。何焯、杭世駿、钱大昭、潘眉、 梁章钜诸家说同’。”[3]471

这是一条比较简单的关于衍字的考辨。《集 解》所罗列的何焯、杭世骏、钱大昭、潘眉四家之言 皆《旁证》所能见，而《旁证》于此仅引官本《考证》 一家，并按曰：“此因何晏先有治身之奏，而孔乂亦 有循礼之请，同时进言，故下连言晏、乂，则前‘晏’ 字之衍无疑矣。” [1]12°

在所征引考辨内容上，《集解》实际上并未多于 《旁证》，从注疏本身的价值来说，二书并无区别。 但《集解》在引官本《考证》之外，列举了意见相同的 诸家姓名，显示出对清人研究某一问题之学术史进 行总结的努力，使读者在了解此处衍字的问题之余 亦能对清人研究这一问题的情况有一大致认识。

上述之例考辨内容简单，但征引之后所列意见 相同的诸家姓名较多，其余征引之后罗列二三家意 见相同者姓名的情况在《集解》之中比比皆是。与 此相比，《旁证》只引某家考辨而不列意见相同之诸 家姓名，则无法提供问题本身以外的信息。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见，后人称《旁证》已经初 具集解性质的说法似乎并不妥当。虽然《旁证》也 有掇拾靡遗的称美，但其主观上并无总结前人学术 成果的自觉，著述的目的也与一般研究者类似，希望 达到疏通证明、辨疑纠谬的目的。其征引工作主要 还是为自身的研究进行铺垫，征引繁富的面貌只是 附带达到的客观效果而非《旁证》本身的主要目标。 也正因此，《旁证》只是选择诸家之一种而不搜罗更 多的同意之见。而《集解》则从著述的目的上就与 《旁证》有所区别，自觉地将总结前人学术成果作为 自己纂辑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不但注意搜集前人研 究的具体情况，也同时注意到各家意见的异同并进 行适当的标注。

当然，《集解》的征引亦远未臻于至善，但还是 基本达到了网罗无遗的标准。《集解》对于前表所 列八种著述并非全盘照录，但其所舍弃的部分大多 数都能看出合理的依据：或是前人著述质量本身的 确不高，可取之处不多®;或是前人著述中引用了习 见之书而《集解》直接引自原始出处且更详尽；或是 因为前人著述中考辨过简而有其他或是先出或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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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的论述。虽然《集解》中也有当引而未引的情况， 但与八种著述的总体篇幅相比，其疏漏为数甚微，而 《旁证》的漏引情况显然严重得多，这从两书征引在 数量上的悬殊差距即可窥见一斑。

而且，即使是单纯的注明出处直接征引原文的 情况，《旁证》亦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疏漏。以赵一清 《三国志注补》中的一条考释为例：

《魏书.齐王纪》：“自帝即位至于是岁，郡 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不可胜纪。”[4]7°

《注补》：“《晋书.荀勖传》：‘魏太和中，遣 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 县。’此省吏也。《水经•河水注》：‘柏谷水出弘 农县南石堤山，山下有石堤祠。铭云：魏甘露四 年，散骑常侍征南将军豫州刺史领弘农太守南 平公之所经建也。’魏时弘农属司隶，不属豫 州，岂所谓‘置省复还’者邪？石铭如是，足以 相证。”⑷70

这一条考释，属于郡国建置沿革问题，颇有价 值。《魏书》原文对于齐王即位至嘉平五年共十四 年间魏国郡国的置省情况语焉不详，后世研习之人 于此亦未多加寓目，唯《注补》以《晋书•荀勖传》记 载为据，指出齐王时的确有省去、合并郡县之事，又 以《水经•河水注》中所载碑铭中“豫州刺史领弘农 太守”的官衔为据，指出当时郡国确有置省复还的 情况，特别是引《水经•河水注》时，间接地以碑刻作 为证明，是很有说服力的。这条考释，虽然尚未彻底 厘清齐王在位期间魏国的郡国置省沿革具体情况， 但还是用证据证明了“魏时郡国有置省复还之事” 这一记载的可信性。《集解》全文征引，而《旁证》则 未涉及。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梁章钜《旁证》与卢弼 《集解》三书，成书时间一在清前期，一在清后期，一 在民初，三者的地理考辨均为全书特别突出的部分， 成书之初即为时人所称美。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 类似这样的漏引对于一种以“舆地辨析尤审”fl]l而 受到肯定的著述来说，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旁证》中类似的漏引情况是较为普遍的，这一 现象固然一方面与《旁证》无意于全面征引和纂辑 前人成果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也反映了《旁证》与 《集解》二书在征引时采用的不同方法。

从《旁证》征引缺漏甚多现状来看，志在疏通证 明、辨误纠谬的作者在著述时可能主要以《三国志》 及裴注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在通读之中寻找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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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而当作者对某一问题有所疑问，或认为前人 可能已有研究成果之时，方才翻检前人之书来解惑， 或了解前人研究的现状从中寻找可供阐发或批驳的 空间以为自己研究之基础。而对于作者认为并无问 题的地方，则往往不需翻检。因此在最后成书之时， 《旁证》呈现出现各篇征引轻重不均、缺漏之处俯拾 皆是的面貌就不足为奇了。简言之，《旁证》以发现 并解决新的问题为主要目的，前人之著述只作为备 查的资料而存在，并非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工作的 程序应该是先在通读中发现疑点与问题，然后翻检 前人的著述，如对自己解决问题有所帮助则征引，而 对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则不特意翻检前人著述。

而《集解》征引的现状所反应出的工作程序则 似乎与《旁证》有所区别，如果说《旁证》是先发现问 题再搜集材料来解决问题，那么《集解》则是先搜集 材料再从中发现并解决问题。与《旁证》的著述宗 旨不同，《集解》定位为纂辑之书，最主要的工作就 是全面搜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目标的指引 下，《集解》的工作程序或许是以前人著述—

至少

是若干种最为重要的前人著述为研究对象，先将其 中所能见到的一切校勘考辨议论等内容均搜集于自 己的底本之上。第二步再通过互相比对来处理前人 著述中的内容，或剔除其中价值不大的部分，或征引 之后将意见相同的诸家列名于后，或据各书所引习 见之书直接征引原书，然后才是根据已有的资料来 发现前人著述中的错误或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并 予解决。因此，《集解》才会呈现出网罗繁复、辨正 精审的面貌。

以上关于《旁证》与《集解》工作程序的推测，并 无更多的旁证作为依据。但以二书呈现于世人的面 貌来看，这样的工作程序是完全可能且较为合理的。

先发现问题再搜集材料来解决问题，与先搜集 材料再从中发现并解决问题，两种研究方法本身并 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研究者基于不同出发点与宗 旨而采取的不同方法。只是选择了前一种方法来进 行研究的《旁证》显然更适宜被归为著述之书。若 是从全面总结前人学术成果这一角度来考虑，则 《旁证》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工作程序显然不如《集 解》的方法能够更为全面、系统、详尽地搜集前人成 果。

前人评价梁氏《旁证》，称其初具集解性质，只 是基于《旁证》一书中所征引的古籍与时人论著范 围较广、篇幅较多的面貌而得来，并未从著作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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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征引目的的角度加以考量。通过本文的对比研究 学术研究时存在对同一问题竞相讨论、互相借鉴的 可以发现，二书的侧重点其实并不相同，《旁证》着 风气，不同的研究者在著述中对相同的材料与问题 重于“证”，而《集解》着重于“集”，即前者着重于著 往往相互转抄，再多少加人一些自己的意见，就成了 述而后者更重纂辑。《旁证》虽然呈现出征引较多 自己的文章，大多数人并无注明出处的意识。在这 的面貌，但其出发点仍为拾遗与纠谬，并无总结前人 一时代背景下，《旁证》能够有意识地在著述中对引 既有成果的自觉意识。在研究宗旨、方法及目标上， 用他人的成果标明出处，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后来 《旁证》与清人其他著述之作并无太大区别，而与 《集解》沿用了这一作法，并作为体例固定了下来。

《集解》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因此，称梁氏《旁证》初 总之，学界普遍认同的《旁证》初具集解性质的 具集解性质的论断实有不妥，该书或初具集解面貌， 提法并不妥当。无论是征引的完整程度、著述的宗 但不宜称初具集解性质。

旨还是进行研究的方法，《旁证》与《集解》均存在根 当然，该书虽并非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集解之作， 本性差异，其出发点仍为拾遗与纠谬，同清人其他著 但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在清人的众多著述之中， 述之作宗旨相同。考虑到《旁证》征引虽逊于《集 《旁证》的质量毫无疑问属于上乘，是当时《三国志》 解》，但在同时著作中确实相对繁富，或可勉强认为 研究成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也是《集解》纂辑时较 它初具集解面貌，而若是强名之曰初具集解性质，则 为重视的一部著作。此外，该书在征引之时比较注 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

意标明出处，在学术规范上值得称道。清人在进行[责任编辑：杨和平]

注释：

①如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一书，虽经《四库全书》收录但提要中评价并不高，卢弼亦直接指出“大宗《补注》，精义无多”。

参考文献：

[1 ]

梁章钜.H国志旁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 周寿昌国志注证遗[G]//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 卢弼.=国志集解[M].钱剑夫，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On the Genre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AI Fa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34 t China)

Abstract ： Liang Zhangju * 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regarded as a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variorum historical note. Comparing this book with Annota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author finds that both of them hav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ihe completeness of quoting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the purpose of writing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This book preliminaril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cted commentaries. However, its genre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rum historical note, it*s in­advisable to conclude that this book has preliminarily the nature of collected commentaries.

Key words： Liang Zhangju；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nota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variorum historical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