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启蒙思想与社会转型

2023-12-04 来源：步旅网

・文化评论・

略论启蒙思想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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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然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在启蒙思想的呼蒙思想家以非凡的胆略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唤下,终于出现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潮流。会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凡有血性的中国古老的中国开始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人应当奋发图强,创建“千古未有之奇业”,抓渡、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古代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转变中国社会的命运。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近“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一代先进的中国代转型在诸多方面与西方不同,这种不同点人为实现社会的近代转型而提出的第一个思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兹不赘言。但是,中西方路。社会在近代转型中,也有某些相同点,这是说晚清著名学者龚自珍极其敏感地觉察到社会的转型是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下开始和完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的转型。他这样表达自己成的。启蒙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所起到的感想:“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何若自改的作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把握社会转型革。”如果因循守旧,不思改革,那么“山中之的必然性,倡导社会改革。2、层层递进,由经民”将会掀起巨大的风暴,推翻清王朝的统济的转轨而政治体制的变革;由思想观念的治。他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更新而国民素质的养成,环环相扣,步步深案,希望在社会风暴到来之前,实现自身的改入。3、依照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把建立科革和转变。他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所提出学民主的近代社会做为目标,并为此而努力的社会转型倡议和方案,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奋斗。以下笔者分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的重视。此后,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何

一、启蒙思想在社会转型中起着引导作启、郑观应、胡礼垣、汤震等思想家都相继发用。启蒙思想家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对出改革社会的强烈呼声。他们要求清政府顺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应形势发展的趋势,深化改革,加快政治制对社会各层面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十分敏感。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结构的转型,按照国际惯他们关注着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通晓世界例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现中国社会的潮流的发展趋势。当欧风美雨阵阵袭来的时全面转型。他们尤其注重国际经济文化交候,他们主张打开国门,顺应世界潮流,对外流,深深感到未来世界各国孤立存在的状态开放,寻求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在两次已经不可能,世界将在不断发展中合成一个鸦片战争之后,思想界响起一片“攘夷”、“驱“大国”。实际上,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看,各夷”声,一些人仍然守护着旧的思想观念,力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地球越来越小,任何主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一个国家如果自我封闭,与世隔绝,那么它就变”等陈言旧说,顽固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只能停滞不前,甚至被世界各国所遗弃。清步,反对中国跟随世界发展的脚步前进。他王朝的掌权者没有主动进行改革,在很大程们竭力攻击那些主张改革的人们,甚至斥责度上表现出故步自封的姿态。这种顽固守为“用夷变夏”的言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启旧、反对进步的政策,逆历史潮流而动,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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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局就是被蓬勃高涨的民主革命所摧毁。二、当社会改革已经发生的时候,启蒙思想从多个层面上,指导社会转型的路径。例如经济体制的转轨,即如何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它的路径怎样?所有这些问题,启蒙思想家都已经进行了深入思考。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条件基本成熟,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方式已传入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思想家提出“重商主义”的主张,以推动商品经济的萌生。经商出身的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振兴工商,发展机器生产,用中国的机器产品与外国进行商战,抵制洋货的入侵等主张。启蒙学者王韬认为,只有发展了近代工商业,民生才能富足,国力才能强盛。在他们的倡议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完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近代工商企业大都是由地主、官僚、商人、买办等投资直接开办新式企业;而间接由旧式的手工作坊改造为近代新式企业的并非主要途径。

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同样是在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进行的。洋务派主张走“中体西用”的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当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其重要历史意义不可忽视,而其中的曲折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康梁等维新派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建议。他们认为,中国人尚不具备民主国民的资格,只有在开明君主的恩赐和开导下,才能逐渐养成参政议政的素质。但是,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度里,和平改良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在中国社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中山提出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终于在1911年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在政体上初步完成由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转型。尽管此时的民主共和国还缺乏其14

应有的实质与内容。

三、近代文化的转型与政治经济的转型相比,要艰难得多。它不是经过一两次“革命”就可以完成的。近代文化的转型,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在近代保持强盛的生命力;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使其能够为我所用;三是如何创造适应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在文化转型问题上的主张是基本正确和可取的。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优长,也有其短劣,全盘继承古代文化的主张缺乏现实根据,应当有所继承、有所创新和发展。同样对待西方近代文化也不应完全照搬照抄,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民情,吸取或借鉴有益的东西,以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并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应当指出,启蒙思想家没有完成近代文化创新的任务,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没有完成。这有其历史的深层原因,短期内是不可能完成的。

启蒙思想家一般都具有超前意识。从以上所举三例可十分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再如,当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力主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生产力的时候,启蒙思想家早已看到,这并不是主要的,文化制度不如西方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专制政体不变、思想观念不变,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西方的先进科技。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决定近代社会转型的因素是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受启蒙思想的引导,在这个期间,他们着力最重的还是对国民的思想启蒙教育,尽管如此,在这个领域的成效仍然很小。从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都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工程,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改造国民素质的先河。实际上,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关键所在。

(作者通信处: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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