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意本体论研究述评

含意本体论研究述评

本刊特约评论员　周领顺

　　会话含意理论的研究已经历了古典格赖斯会话含意看来,进行含意本体论的研究是我国现阶段新格氏理论研

理论(classicGriceantheoryofconversational究的一个部分,同时又可能对研究前景产生影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新格氏理论研implicature)和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neo-Griceantheo-ryof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两个阶段,关于这两个阶

段的研究成果,特别对后者曾有文作专门评介(见钟百超,“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研究在我国的进展”,《外语学刊》,1996.3)。作为阶段性的问题,同时也为引导含意理论在我国的研究朝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前进,徐盛桓教授发表了“选择,重构,阐发,应用——我对新格氏理论的研究”一文。在该文的“结束语:几点思考(一)”中他这样写道:

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要学习、要吸收,但现在似乎还可以提出:不要过多地依傍,也就是说,应该在研究国外语言学理论中创造一点自己的东西。我们在这十多年里,评介国外语言学理论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正如《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所说,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总的来说是过多地依傍国外的学说,缺乏一种理论上的创新意识和开疆拓域的勇气”。我试图做的这些重构、阐发的工作,是希望多少表现出一点“创新意识”,开拓一点新东西。(《现代外语》,1995.2)

徐盛桓在含意理论领域所开拓的“新东西”,就现阶段看来应为他所进行的含意本体论研究。研读他就该课题已发和待发的一些论文,如“含意本体论论纲”、“含意本体论研究”、“话语的含意性”、“话语的含意化”、“含意推导思维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论含意思维”、“含意与叙事性篇章的建构”等,我们认为,含意本体论研究是由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的研究引发的,是含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含意本体论研究同新格氏理论研究有继承关系,但又有别于新格氏理论本身的研究,它已不再是对新格氏理论的阐发或重构,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含意理论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它集中体现了含意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为推动含意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由徐盛桓教授发起,河南大学主办的“全国第二次新格赖斯会含意理论研讨会”于1996年11月1日至5日在河南开封隆重举行,这

究的进程。我国新格氏理论研究始于1993年初。除“语用

推理的新发展”(《逻辑与语言学习》1993.1)这篇论文外,徐盛桓的另两篇论文“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现代外语》1993.2)、“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外国语》1993.1)可能是国内最早评介和研究新格氏理论的论文。在此后的两年期间,徐盛桓和国内其他一些学者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从各个方面对新格氏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从对新格氏理论研究之始,就表现出两个特点:回应较快,起点较高。列文森和黄衍是在1987年到1991年间陆续推出新格氏语用推导机制及据此进行的“上指”(anaphora)预测规律的研究论文的,而我国在1993年初就出现了评介和研究的论文。我国的论文一开始就不是停留在引进、介绍,而是把评介、阐释、重构、应用结合起来,显示了我国在这个论题上研究的学术品格。例如程雨民、程工、徐盛桓等对列文森、黄衍的“上指”推导模式不但有介绍、评论,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所建树。而发挥得比较充分的,看来是徐盛桓对列文森的新格氏语用推导机制的阐释和研究,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具体内容,现已收在徐盛桓著的《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一书中,这里就不详述了。

在徐盛桓的理论框架中,“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relation)是一个重要概念。事实上,徐盛桓对新格氏理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常规关系”展开的,并对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含意本体论的研究似乎也是以“常规关系”作为契机的。

徐盛桓在一系列新格氏理论研究的论文中谈到了“常规关系”,认为它是新格氏语用推导机制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是启动信息原则推导的契机;同量原则推导有关的“荷恩等级关系”(HornScale)是“常规关系”的特例;方

是继1994年5月由徐盛桓教授发起,由华南师范大学外式原则所涉及的有标记表达形式所形成的原型形态同一

语系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研讨会”定心理反应所结成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常规关系。为之后的又一次盛会。第二次新格氏理论研讨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是关于含意本体论的研究。徐盛桓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都是集中在这个论题上的。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在我国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了说明什么是常规关系及其应用,徐盛桓发表了专文“论常规关系”(《外国语》1993.6)和“常规关系和文化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1)。

按照徐盛桓的见解,常规关系是事物自身内部、外部

・4・及事物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是自然形成的,也可以是论、新格氏理论的研究,都基本上是围绕含意的运用进行人们赋予的。当事物A(或A的一部分、特征、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含意是什么、含A的性状、功能等)惯常地、规约性地同B联系在一起,或被认为是联系在一起,A同B就被认为建立了常规关系。在语言运用中提到A就有可能联系到B,B就有可能成为A在语言表达中的“含意”。因此,按照这种含意观,含意就是对语句提到的事物间的常规关系的解读。常规关系是人们的一种共同的意识:从最广泛来说,是全人类的共同意识;从最狭窄来说,至少是交际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识。在这中间是一个广泛的过渡地带,例如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或国家、地区、民族某一时代)、阶层、社团等的共同意识。根据最广泛认同性的共同意识所形成的常规关系可以带来一般含意;形成共同意识的条件和限制增多,常规关系作为一种共同意识的范围缩小,据此而得出的含意也就逐渐蜕变为特殊含意。这就是徐盛桓在新格氏理论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含意观。这种含意观成为徐盛桓研究新格氏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成为他后来开展含意本体论研究的触发点。

从1993年初我国开展新格氏理论研究之始,我国的有关研究基本上是同时开展两个课题的讨论。一是按照Levinson1987,1991的论文所设想的理论目标,研究语法

意是如何生成的之类的含意本原本性的问题,似乎还未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讨。含意本体论研究就是要在这方面作些探索。知道了含意的本原本性,就会对含意的运用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开展含意本体论研究的理论动因。那么,为什么可以在现在提出进行含意本体论研究呢?根据徐盛桓的看法,正是列文森的信息原则中引进的“常规关系”这一概念,为含意的本原本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虑的理论假设。看来,徐盛桓进行的含意本体论研究也是以此作为一个逻辑起点的。

上文提到,根据徐盛桓的看法,含意是常规关系具体内容的解读,因此,含意从本质上来说是语言对语句中所提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利用,是现实关系(或已为人们接受了的虚构出的关系)在语言运用者头脑中的反映,并为语言所折射;语言运用者巧妙地在语句中提及有关的事物,就将含意寄寓到这些事物之中。因此,含意的本原是物质的,是以物质为第一性的。由于事物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多样体的统一,因此事物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广泛的、普遍的。含意对这些关系的利用也是复杂的、广泛的、普遍

过程中的语用因素,即深入进行“上指”预测规则的研究,的,造成含意的产生在话语中也是复杂的、广泛的、普遍

从而进行语法语用分工的辩论;另一是根据Levinson1987的。因此,话语是普遍具有含意的;反过来说,含意性是话所提出的语用推导机制,研究含意推导的新发展,阐发和建构新格氏理论。这两个课题在我国的新格氏理论的研究中都有进展,但由于种种原因,似以后者的研究较多,而这方面的研究又以徐盛桓的研究进行得比较广泛深入。上面提到的徐盛桓所论述的含意观,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1995年,徐盛桓对两年来新格氏理论的研究作了个小结,发表了“含意本体论和句法语用学”(《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提出新格氏理论的研究可考虑按题目所示的这两个方面深入发展。这就是说,从含意理论本身来说(不是从语法语用分工的辩论来说),可以从研究含意推导为主,进而研究含意的本原本性问题,探索“含意是什么”的

语中的一种普遍特性。从含意形成的过程来看,话语的建

构过程中,话语承载常规关系的过程,就是含意内化于话语的过程,可称为话语含意化过程。这就是徐盛桓在近期进行的含意的本原本性的理解,提出含意可分为自然形态和技巧形态两种;含意相对于承载它的显性表述来说是多种功能,根据这些功能,含意化过程是可以有意地加以控制的;通过对含意化过程的控制,可以将话语建构为不完全表述、不确切表述、非概念表述,成为为不同交际意图服务的技巧性的语言运用。

含意本体论研究是含意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它作为含意理论研究的一种观点,同其他中外学者含意研究的各

秘密。种理论一起,增进了人们对含意的了解,使含意有可能在

正如徐盛桓在“含意本体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交际中更好地被利用。由此看来,徐盛桓提出的含意1996.3)一文所说,含意运用和对含意运用的研究,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从公元前古希腊、古罗马进行的修辞学研究中的某些修辞格的运用,直到20世纪中叶后的格氏理

本体论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通讯地址:475001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校　陈建中)

　　诗歌从来不包含抽象的陈述语。那就是说,

诗篇中的任何“陈述语”都得承担语境的压力,它的意义都得受语境的修饰。换句话说,所做的陈述语—包括那些看来象哲学概念式的陈述语—必须作为一出戏中的台词来念。它们的关联,它们的合适性,它们的修辞力量,甚至它们的意义都离不开它们所植基的语境。

克・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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