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英的出嫁王鲁彦乡土小说

分析《菊英的出嫁》的风格

《菊英的出嫁》是王鲁彦早期作品集《柚子》中的一部短篇小说，文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多数时候被评论者作为王鲁彦研究的一个部分存在，成为论述王鲁彦的乡土小说题材、民俗学解读的一个例证，而单独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很少，忽视了小说本身的复杂性。本文将《菊英的出嫁》作为研究对象，尝试解读从文化学角度进行分析，探寻作品风格。

一、《菊英的出嫁》中的时代文化

不同的是带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文学作品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在文学创作中,作品风格与社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鲁彦的小说创作把焦点对准了故乡农村，并为它设置了一个时代大背景，从而展示出一个动态发展的乡土社会。王鲁彦的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人情淡薄的宁波乡土社会。在那里，有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对这些品质的描写，主要体现在普通民众的身上，看他们怎样对如史伯伯落井下石，怎样对王阿虞财主见死不救，这些人性中愚昧就可见一斑。然而王鲁彦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特殊的群体——乡村小有产者，他们在物质上十分充裕，但却过得提心吊胆。

作者以略含嘲笑的笔调叙述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人物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充实的物质铺张、忙碌的人物行为，反衬出人物精神的空白与生命本质的无意义。

《》属于20年代乡土小说流派，“乡土小说”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崛起，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的，还有就是周作人等人的理论倡导，“五四”以后他着眼于世界文学，针对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提倡乡土文学。在小说中，作者以绵密的笔致展示了浙东农村特异的冥婚习俗。通过对悲凉的社会的描写，抒发了对像菊英娘一样的人民的生存担忧，揭露农村社会残存的野蛮

民风和愚昧陋习，是当时文学创作顺应时代发展的表现。

二、《》中的地域文化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透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

《菊英的出嫁》以浙东的农村和城镇为背景，选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生活素材，描写出具有浓郁的浙东色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他之所以能写成一文，是由于从小对自己家族内外的女性操办冥婚仪式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由于吴越一贯以来的“好淫祀”习俗使得人不知不觉落入了这个人为的陷阱，因而也成为首当其冲受害的一个群体。从冥婚的陋俗透露出江南“好淫祀”的弊病，从而揭示陋俗给妇女带来的直接的精神危害，这就是作家王鲁彦创作的根本目的。通过菊英母亲对已亡女儿的隆重婚事操办的描写，有力地批判了浙东的冥婚习俗。这种习俗的流行看似是对操办者的一种安慰与寄托，实际是麻醉活人的精神与灵魂，这种独特的民俗不仅劳民伤财，更是对人的精神的无情戕害。

因为菊英娘生活在浙东，浙东经济发达，比起西北落后地区，经济毕竟富裕。因为身处沿海之地，她的丈夫是一个飘海过洋在外经商的商人，因此家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这正是她为女儿举办隆重的冥婚仪式的“物质保障”。菊英娘在给女儿准备嫁妆的过程中考虑得极其周到细致，大至良田、金银珠簪，小至各种日用品，她都打理得“不亦乐乎”，而且“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她的考虑，她的点督，或亲自动手”。民俗仪式的场面让她心中非常的快活，兴奋、充实的心情一览无余。小说通过揭露控诉一幕幕婚姻、信仰陋俗，从而呼唤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倡导对女性主体的理解与尊重。

三、《》中的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接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作品的风格必然渗透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在《菊英的出嫁》中，主要人物是母亲和菊英。从菊英的家庭收入情况来看，我们不能否认菊英的家庭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而且受到现代工业波动的影响，这一点可从菊英的爹的奔波中看出。在这个家庭中，持家的女性——菊英的母亲，应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母亲：“菊英的娘对于穿吃，非常的俭省”、“菊英的娘和爹，一个千辛万苦的在家工作，一个飘海过洋的在外面经商，一大半是为的儿女的大事。”从这些简短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国式的节俭以及淳朴的家庭观念。而文章的重中之重——关于冥婚的风俗更具中国特色。中国二三十年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中，农村也在慢慢的发生着转变。在这块土壤上养育的人物，仅仅将这些人物概括为小资产阶级可能是欠周全的；而“中国式乡村”的概述也不免过于偏重王鲁彦小说的乡土特色。他们在物质欲流的冲击下，身份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完全的抹灭或者覆盖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人们还是按照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着变动的世界。对于这些复杂的人物的把握，是鲁彦打开那个时代的窗口，也是鲁彦表现其纠缠主题的载体。

文中对菊英娘的描写处处表现着封建礼教对人民精神的剥削。菊英娘看到中西医对菊英的喉病都没有见效，于是就在某一天带了香烛和香灰去庙里求“药”。这种愚昧和《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本质上是无差的。

身在阳界，但时刻不忘在阴界的女儿，似乎阴阳两界是触手可及、随时可以沟通之处。正是因为菊英娘有着这样一种“生命轮回、灵魂不死”的观念，才促使她用自己所有的积蓄为死去的女儿办了一场隆重的冥婚。为死去的人缔结婚事，表现着中国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冥婚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作为线索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种民俗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民族心理指明了方向。这种国民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和《祝福》中祥林嫂捐门槛的愚昧是一样的。

冥婚制透现出愚昧落后的原始信仰，那铺排的煞有介事的程式在令人咋舌之余显得荒唐可笑。然而小说对菊英出嫁这一事件的始末描写，透露着一位母亲对早夭女儿彻骨的哀思，浸透着浓厚的无依无托

的母爱。

《》既无惊心动魄的大事,也无叱咤风云的人物,描写的是日常生活的事,平常的人。既无紧张热烈的场面,也无离奇曲折的情节。他的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使他能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作家群体中高人一筹。他的作品着意于关注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又彰显着浓重的时代氛围，浓郁的乡土色彩，既赞美又批判的复杂情感，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在冥婚现象背后蕴藏着厚重的现实，是作家对美好人性（探寻，对国民精神现状的探寻和对他们生存状况的忧虑。份伟大母爱给我们的震撼又是让我们笑不出来的，是让我们敬佩和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