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米芾交游述论

苏轼与米芾交游述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已积弱百年的北宋书坛，开一代风气之先，使北宋书坛焕然一新。

米芾（1051-1107），字元章，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最善行草书，在经过长时间“集古字”的临古实践后，推陈出新，自成一体，与苏轼共同引领了有宋一代“尚意”书风。

米芾于元丰五年（1082）初识苏轼，从此开始了二人长达二十年的交游。在漫长的岁月中，苏米倾心相交，苏轼更是对米芾的书法艺术道路发挥了极为重大的引导作用。米芾一生交游甚广，而苏轼在其中占有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位置。笔者拟从分析苏轼在米芾交游圈中的独特地位，从而挖掘苏轼对米芾的学书道路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一、极为纯粹之友谊

苏米二人年龄相差了十四岁，但从初识起，两人始终亲密无间。米芾终其一生保持着对苏轼的尊敬。直到苏轼去世后，他在写给蒋之奇的自荐信中，犹自评“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尊苏轼在己之上。苏轼亦对米芾激赏不已。在两人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苏轼屡遭贬谪也屡受荣宠，米芾并未因其贬谪而疏远，也未因其腾达而阿谀，始终坚守二人纯粹的友谊。

米芾初识苏轼时，苏轼被贬黄州。米芾不畏牵连仍前去拜会，两人倾盖如故。苏轼劝米芾在书法取法上直追晋法，陋室中二人对坐畅聊书画诗赋。直至数年后，苏轼仍在信中

深情怀念两人初会的情景，感叹：“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复可得。”首次见面的投机，为之后二人的相处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元祐二年（1087），苏轼官拜翰林，与米芾同在京城。两人见面的机会多了，更一起参加了可与兰亭雅集相媲美的西园雅集，书信交往也十分频繁。但由于各种事务频频，二人不常聚首，以致苏轼写信埋怨米芾不常与他过往：“自承至京，欲一见，每遇休沐，人客沓至，辄不敢出，公又不肯见过，思仰不可言。”

元祐四年（1089），苏轼为避政敌自请补外。时米芾正在扬州，听闻苏轼经过润州，立即赶去与好友相见。苏轼感其盛情，为米芾带来的一方宝砚题写了砚铭，隔日再次修书感念米芾：“昨日远烦追饯，此意之厚，如何可忘。”

无独有偶，数年后政局又变，支持旧党的高太皇太后逝世，政治神经敏锐的苏轼担心再受攻击，又一次自请离京，远赴定州，并于途中特意绕道东南，至雍丘与米芾相见。此后，苏轼于信中感慨此次短暂见面：“过治下得款奉，辱主礼之厚，愧幸兼极。”值此朝堂风云变幻之际，他人对自己避之唯恐不及，而米芾仍盛情款待，得友如此，确实难得。

苏轼至定州不久，果真又遭迫害，先被贬惠州，继而远贬儋州，这一去竟是八年。恐怕远隔千里的二人，都没想到能有再次相见的机会。八年后，哲宗去世，新上台的皇太后赦免了苏轼，苏轼重回中土，并一路北上，与米芾于真州重逢。苏轼这样形容与米芾阔别八年后的重逢：“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罹难八载，亲友散落，而独念元章，承此意之诚厚，米芾亦感慨万分。

然正当苏轼沉浸在与故友相见的喜悦中时，却因在酷暑天气滞留船上太久，被污浊河

水熏染成疾，又饮用过多凉水，一时竟食欲不振，夜不成眠，连为米芾所收藏的书帖题跋的力气都没有了。米芾见好友病重至此，自然心焦，力邀苏轼离船上岸，到为他准备好的白沙东园疗养，并冒着酷暑亲自为苏轼送去汤药麦门冬饮。为此苏轼特意作诗抒怀：“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麦门冬饮既暖胃，更暖心。苏轼此时身染重病，虽遇赦，然前路未卜，但心情仍如此畅快，除去自身的豁达性情，也正因有米芾的照料关心。

在真州的日子，苏轼虽悠闲自得，但毕竟是客居。待身体稍有好转，苏轼便辞别米芾。临别时，在真州闸屋下，米芾请苏轼以后有空再来相聚，苏轼满口答应：“待不来，窃恐真州人道，放着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别而去也。”这是苏轼最后对挚友发自内心的赞赏。当年七月，苏轼便在常州因病去世，米芾得知好友死讯，悲痛不已，挥笔作下五首悼亡诗追悼亡友。在诗中，米芾将苏轼与韩愈、欧阳修并论：“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赞誉其人品和才华之高。甚至一向圆滑狡狯的米芾，还写道：“忍死来还天有意，免称圣代杀文人。”暗讽朝廷一再迫害苏轼，为故友鸣不平。“昔感松醪聊坠睫，今看麦饭发悲哦。”如今斯人已逝，米芾只能翻看故友所遗文章，空自坠泪悲泣。苏米二人长达二十年的友情，自始至终都深厚淳朴，未见有丝毫龃龉，实在难能可贵。

与和苏轼这种纯粹质朴的友谊截然不同的是，米芾与其交游圈中和苏轼一样活跃在官僚阶层的官员甚至老友交往之时，往往带着功利色彩。米芾一生官不过七品，但一直周旋权贵之间以求取机会。元祐年间吕大防任宰辅时，米芾想方设法讨好吕氏。第一次见到吕相，米芾便奉承其“以天下之英，任天下之重”，“无得志之色，有忧天下之色”。在赴雍丘令任之前，米芾又献上一首五言古诗歌功颂德，盛赞：“嶷嶷吕汲公，捧日当碧天。简直抱一气，代理夫何言。”吕相过寿，米芾也抓住机会献上寿辞：“寿彭祖，寿广成，华阳仙裔是今身。夜来银汉清如洗，南极星中见老人。”吕大防在位期间，米芾没放过任何一个逢迎的机会。

而对自己的密友蔡京，米芾所为更加反复无常。王明清《挥麈后录》记，曾布任相时，米芾曾写一札奉承曾布：“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氏。”不料第二年时局一变，曾布被贬，蔡京登上相位，米芾立刻给蔡京写了一封信补救：“幅巾还朝，舆颂咸归于蔡氏;扁舟去国，片言不及于曾门。”这番已近乎小人嘴脸的行径，与那个无论苏轼宦途浮沉仍与其倾心相交的米芾宛如两人。又如崇宁元年（1102），蔡京在起居舍人邓洵武的运作下，受徽宗重用还朝，米芾听闻消息，立即寄书给邓洵武，恭维蔡京：“大贤还朝，以开太平，喜乃在己。”一面赞颂蔡京“大贤”得用，一面不忘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阿谀至此，几丢尽文人风骨。此后，蔡京對米芾这个“微时交”关照有加。米芾晚年官拜书学博士，即是通过蔡京的举荐。为此，米芾为蔡京献诗：“百僚朝处瞻丹陛，五色光中望玉颜。浪说书名落人世，非公那解彻天关。”感激蔡相对自己的提携之恩。

而其尺牍中屡见求荐之请。如元祐七年（1092）寄给时任右丞资政许将之弟信中，米芾恭敬传达拜会之意：“不审尊兄资政，何日到阙，欲拜状也。”后又谦卑地奉承对方对自己的恩情：“芾疏缪，正托德门，每赐诲督，使逃罪戾，至幸至幸。”伏低做小以谋一官半职。元符三年（1100），在写给当时的提刑殿院龚夬信中，米芾亦先自诉苦“衰老人所弃”，后极力邀龚夬与其兄弟来自己家中：“来日欲屈华节，同彦勉家庖早饭，不审肯顾否？”一心借龚夬的关系帮助自己升迁。尽管米芾对自己的仕途一直焦思苦虑，但即使是在苏轼官运如日中天之时，也从未见其对苏轼有求官求荐等世俗功利之请。

在苏米来往尺牍和诗词中，除去互相关心起居生活，诉说近况，所剩几乎都为两人书法交流、诗词唱和等内容。如苏轼在《与米元章二十八首》中云，“示及数诗，皆超然奇逸，笔迹称是，置之怀袖，不能释手”，“惠示殿堂二铭，词翰皆妙，叹玩不已。新著不惜频借示”，“有二小诗甚奇妙，稍闲，当和谢”。由此可见，米芾与苏轼交往，自始至终都建立在纯粹的文学艺术交流和仰慕上。米芾并非不能将苏轼作为他的青云梯，却始终以真心对待苏轼。苏轼之所以能成为米芾交游圈中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除了他的人格魅力，

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应是苏轼对米芾在书学道路上的引导。

二、书法上的影响

米芾书法脱胎晋人， 已是公论。如邓肃评“米芾楚狂者也，作字清远，有晋宋气”;蔡絛评“时窃小王风味”;《宋史·米芾传》中亦评米芾“得王献之笔意”。然米芾初学，并非从晋人入手。

米芾尝自云其十岁学碑与周越、苏子美手札，晚年在《自叙帖》中，亦详细记载自己的学书经历。从初学颜真卿、柳公权，并上溯欧阳询，后长时间追摹褚遂良，又转学段季展。虽转师多家，然皆为唐人。尔后突然尽弃唐贤，开始接触魏晋法帖，入魏晋平淡，又慕《诅楚文》《石鼓文》之高古。由此可知米芾并非从一开始便有“好古”的意识，而是从取法近人、唐人到远追高古，而让米芾产生这个改变的人就是苏轼。据温革记载：“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書大进。”这次改弦易辙，是米芾书学生涯的一大转折点。

苏轼对魏晋书风的欣赏是终其一生的。他不仅对“二王”等魏晋书法顶礼膜拜，亦极为看重唐人和近人书迹中蕴含的魏晋风气，如评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碑》：“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此等语与其说是在推举颜书，不如说是为了称扬逸少。张旭的《郎官石柱记》亦云其字：“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这一批评取向实则暗示苏轼将唐人置于晋人之下，即使是评价唐人书法，也将批评的标准定为是否合乎魏晋古法。

而米芾早年习书，一如上文所论，多以唐人和近人作品为范本。所以当他转向请教苏轼时，以魏晋笔法为审美评判标准的苏轼自然加以劝说。第一次见面，米芾就听从了苏轼

的建议。我们从米芾元丰五年（1082）前后的书迹变化中，便可看出此次见面对米芾书风丕变的影响。

米芾现存最早书迹是元丰三年（1080）所书的《阎立本〈步辇图〉观跋》，是年米芾刚满三十，帖中笔力稍逊，结体不稳，个人书风未见端倪。米芾晚年自评“壮岁未能立家”，此帖即为佐证。元丰四年（1081）的《道林诗》帖，结字紧结耸肩，受欧阳询影响明显。同年所书的《砂步诗帖》，又带有沈传师笔意。而至元丰六年（1083）的《方圆庵记》时，欧体笔意已几近于无，而隐有圣教气息，如“于”“皆”等字。是年正是米芾去往黄州见苏轼后的第二年。米芾幼年学书，二十余年间浸染于唐宋书风之中，至此方悟魏晋高古。与书写实践同步，米芾的书学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与苏轼卑唐崇晋的思想愈加接近。

譬如对张旭的态度变化。在元祐元年（1086）的《张季明帖》中，米芾评张旭《秋深帖》：“长史世间第一帖也。其次《贺八帖》，余非合书。”米芾虽斥张旭除《秋深帖》《贺八帖》二帖外之书迹皆非合书，但仍不掩对此二帖的欣赏。而元祐二年（1087）米芾看到《晋武帝帖》后，便大加贬损张旭：“其气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浮野之质，张长史、怀素岂能臻其藩篱？”于同时所书的《张颠帖》更直指道：“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到了涟水任上时，在寄给薛绍彭的诗中，米芾也不忘批评道：“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这与苏轼对张旭的态度大同小异，苏轼对张旭虽时有较为公正之肯定评价，但心中仍将长史列为低晋人一等，其在《书张长史草书》中即对张旭醉后作书的习惯进行质疑：“此乃长史未妙也，犹有醒醉之辩，若逸少何书寄于酒乎？”苏轼认为张旭喜酒后索笔挥洒的事迹，正说明其书未臻妙境，方须寄于酒兴，若为逸少，则无此醒醉差别。而对于怀素，两人更加“同仇敌忾”。米芾曾言“怀素猲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苏轼亦云“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其余的唐人书家，除去褚遂良得以幸免，其他人在米芾这里的遭遇也大致相同。

而对晋人，米芾也与苏轼一样，极尽溢美之能事。如米芾便极为推重晋武帝书迹，狂妄如米颠者，对武帝书迹也发出“岂临学所能，欲令人弃笔研也”的叹息。又如为王羲之《王略帖》所书的题跋：“吾阅书遍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建中靖国元年（1101）所作的《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中也写道：“磨墨要余定等差，谢公郁勃冠烟华。当时倾笈换不得，归来呕血目生花。”不仅评谢安帖为冠，甚至因求帖不得呕血。米芾“倾笈”以换晋帖之事时有之，《米襄阳志林》亦详记米芾曾以九物换取刘季孙所藏王羲之帖：“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在米芾心目中，书远胜于画，晋帖远胜于唐帖。但凡米芾看中的晋帖，必用尽各种手段求之，于是有倾囊购取，有作假调包，有作势跳河以威胁。虽然有些手段不甚光彩，但亦反映米芾对晋帖实在是爱不忍释。

除了崇晋卑唐外，米芾《自叙诗》所提及其中岁后的师法转变，还有一大改变便是开始远追篆隶古法。米芾在其《自叙帖》中提及他入晋魏平淡后，又“笔便爱《诅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虽未有记载说苏轼曾以明言让米芾留心篆籀笔法，但苏轼对秦篆亦向来极用心。苏轼曾作《石鼓歌》赞颂石鼓文字—“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鹁”，犀利地点出石鼓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熙宁九年（1076），苏轼又登琅琊台见秦《琅琊台刻石》，作《刻秦篆记》：“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米芾对篆籀的兴趣，或亦源自苏轼。

米芾的这些转变，对其书法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取法乎上的学习奠定了米芾中后期书法的基调和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米芾在书法艺术上达到的高度。米芾之所以对苏轼一生保持着敬意，除了二人相处的投机，亦是源于这份恩惠。

当时与米芾相交的书法家，非止苏轼一人。同为米芾好友的薛绍彭、刘泾、黄庭坚、蔡肇、蔡京等人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书法家。米芾与这些人时常沟通书艺，交流所获所感。

但不同于苏轼，他们对米芾书法发挥的影响甚微。之所以他们无法如苏轼一般对米芾产生转折性的影响，原因或有三。

一是这些人自身水平有限。如薛绍彭、刘泾二人的眼界及艺术水平与苏米相比都有一定差距。

米芾在《书史》中提及一事，薛绍彭曾来书告知米芾他新收了钱氏王帖，米芾反劝薛绍彭倾囊购取“二王”以前帖，殷殷劝说薛绍彭：“‘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购无高货。殷勤分语薛绍彭，散金购取重跋题。”他劝薛绍彭不要将眼光只停留于“二王”法帖之上。在涟水任上，米芾也曾寄诗与刘泾表达过相似态度：“刘郎收画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后始闻道，取吾韩戴为神奇。”从“早甚卑”“始闻道”等字眼，即可看出米芾向來看不惯刘泾一味师法近人。在《书史》中，米芾也提及刘泾道：“方是时，刘泾不信世有晋帖。”并作诗直指刘泾：“唐满书奁晋不收，却缘自不信双眸。”可见刘泾眼界不高，初时习画多学今人，习书多学唐人，不敢直追古法。从米芾对薛、刘二人此种近乎教诲的态度，以及薛、刘逊于米芾的艺术水准来看，此二人确无资格为米芾翰墨之师。

二是米芾自身的狂性使然。米芾虽终生不对苏轼执弟子礼，但苏轼在其心中实是亦师亦友。同为“宋四家”的黄庭坚，书艺和眼界高于薛刘，单以草书论，亦足以为米芾师法，但米芾偏瞧不上他。黄、米二人关系颇深，米芾长子米友仁的字即是黄庭坚为他所取。但私交归私交，米芾对黄庭坚的书法一向多有非议，其晚年自许“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便已明白地将自己置于黄庭坚之上。徐度《却扫编》卷中记载：“余尝见元章所藏一帖曰，‘草不可妄学，黄庭坚、钟离景伯可以为戒’。”黄庭坚最引以为傲的草书，尚且被米芾列为后学应引以为戒的反面例子，欣赏况且不能，遑论受其影响。平心而论，黄、米二人在各自均擅长的行书领域难分伯仲，而黄庭坚的草书造诣远高于米芾。米芾对黄庭坚的轻视，出乎其癫狂傲世的心理。黄、米二人年龄相差无多，且黄庭坚确无苏子那

般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和学识修养能让米颠心悦诚服，自然无法在目无下尘的米芾这里讨到什么好处。且二人交游时间不长，互通亦极有限，不似苏米二人相识时间长，沟通亦较频繁。

三是由于掺杂了政治等功利因素，本应平等、纯粹的书学交流变质。米芾与蔡京，相识几十年，在翰墨笔戏之间也多有交流，米芾所作《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中有“我识翰长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之语。但二人交往前期遗留下来的记载文献不多，后期又从平等的翰墨之交变质为米芾对蔡京的趋炎附势。蔡絛的《铁围山丛谈》记蔡京有日问米芾：“今能书者有几？”芾对曰：“自晚唐柳，近时公家兄弟是也。”米芾的《海岳名言》中又记宋徽宗诏米芾询问其对当世书家的看法，米芾对曰：“蔡京不得笔。”同一个问题，截然相反的两种回答，掺杂了功利的色彩后，评价往往就失去了客观和真实。米芾将自己降格为蔡京炙手可热的权势下的附庸，言语尚不能出自真心，何能真心求教，诚心受教？苏米二人不掺杂功利色彩的友谊，实是二人在艺术上相互影响、交流的基础。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两位同在官场的文人，在一生中能有这样一段二十年生死不渝、纯粹的倾心相交经历，可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