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唐时期胡服变化看夷夏观的演变

２０１４年９月　第３２卷第５期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ｆ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ｐ．２０１４　Ｖ０Ｌ　３２　ＮＯ．５　从汉唐时期胡服变化看夷夏观的演变　庄华峰，朱争争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汉唐时期，民族交往较为频繁，表现在服饰方面，少数民族的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很大。汉唐时期胡服的变　化折射出夷夏观的变迁。就其整体而论，胡服大致经历了两汉时期在中原地区初步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基本流行和隋唐时大　为盛行这几个阶段。与之相时应，这一时期的夷夏观也表现为夷夏对立、夷夏“未殊”及夷夏一家的变化轨迹。　［关键词］汉唐时期；胡服；夷夏观；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２７３（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４３—０６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华服饰变迁的研究已经较　便于劳作与征战。而胡人通常指汉族之外的民族，　为充分，成果丰硕，对于胡服和夷夏观分别加以研究　特别是指北方及西北方的民族。古代对胡人的称谓　的文章亦复不少。但将胡服与夷夏观两者结合起来　不尽一致，使用较多的主要有夷狄、戎狄、胡狄等。　讨论的文章则尚不多见。更无专文将胡服变化与夷　《礼记・王制》云：“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　夏观的演变结合起来置于汉唐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　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说明远　段进行考察。因此，笔者拟就汉唐时期胡服流行与　古时期，胡人的服装仅仅是为了遮体御寒，尚无冠　夷夏观演变的互动关系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服，更遑论冠服制度。而作为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　一、两汉时期：胡服的初次流行与夷夏对立　礼仪制度，胡人更是缺乏。汉族在先秦时又称为华　汉唐时期的夷夏观深受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影　夏，《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　响，因此有必要先对先秦时期的夷夏观作一番简单　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　概述。先秦时期，夷夏之辨便已产生。其时之夷夏　年》）。由此知之，汉族与胡人不同之处或者说其立　观可概括为夷夏对立、尊夏鄙夷、用夏变夷等几种观　身之本，正在于礼仪规范有别，而其关键则为冕服制　念。［１］根据尹波涛先生的研究，夷夏区分的标准是一　度，或称之为衣冠制度，正所谓“治天下莫大于礼，ｅＬ　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西周时，同周王室之间关系的　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致堂读史管见・高宗宣帝　远近亲疏是区别夷夏的主要标准。春秋战国时期，　下陈纪》）。汉服为汉族之服饰，讲究宽衣博带，追求　又把文化和生活习俗作为区别夷夏的根本标准。Ｅ２］　庄重典雅，合乎传统礼仪，各阶层皆有其衣冠规定，　人们在论述夷夏关系时，往往抛出“管仲相桓公，霸　正如卫浞《礼记集说》所云：“古者士农工商，各有衣　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冠佩服，以辨其升降”（《礼记集说》），上下级之间不　（《论语・宪问》）和“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　可逾越。正是由于汉服与胡服两者的迥异特点，在　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等言论。　汉唐时期，胡服与汉服的命运各不相同，又交织在一　可见，服饰作为一种政治及文化符号，是区分夷夏的　起，折射出汉唐时期胡汉关系与夷夏观的变化历程。　标尺之一。因此，服饰的流行情况和时人对服饰的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首开华夏服饰效仿胡服之先　态度，尤其是对胡服的态度，也就折射出了当时人们　河，影响深远。然而，这并未改变华夏族对胡人的传　的夷夏观念。　统看法。西周灭于犬戎，周宣王亲征戎狄。在“尊王　胡人所穿之服即胡服，短衣、长裤、皮靴乃其主　攘夷”的传统观念下，各诸侯国皆不敢越雷池一步，　要形制，与汉族服装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切乎实用，　不愿担上背离华夏的骂名，又都存有华夏大国的中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２２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汉唐时期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研究”（ｊｗ１２６）　［作者简介］庄华峰（１９５７一），男，安徽歙县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　史；朱争争（１９９０一），男，安徽蚌埠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４３　心主义思想，耻于向落后的戎狄蛮夷学习。即使赵　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巨大成功，其它诸侯国也未能　群起仿效胡服骑射。夷夏之辨及其对立由此可窥　一盛阳衰的不正常表现，“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　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汉书・杜　周传》）。其次，胡人天性反复无常，衰弱时谦卑顺　斑。　东汉明帝时，形成完备的冠服制度。胡服作为　外来服饰，其某些元素却也融进了秦汉服饰之中。　如蔡邕《独断》有云：“武冠，或日繁冠，今谓之大冠，　服，强大时又骄纵叛逆，纵使归降，也须加强边防严　备以待，“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　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望通烽火而已，　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汉书・匈奴传　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蝉为文，貂尾饰　下》）。但也有人认为可以采用羁縻政策收服胡人，　“是以圣王之制夷狄，藉縻不绝而已”（《后汉纪・和　帝纪上》），主张施加仁义恩德于胡人而使其彻底降　服，“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　之。赵武灵王始施貂蝉之饰，秦灭赵，以其君冠赐侍　中。”秦灭赵国后，秦始皇将赵国君冠赐予侍中，而赵　国君冠正是赵武灵王效仿胡服、加饰貂蝉而改进的　头冠，又称赵惠文冠。汉承秦制，此冠一直被沿用下　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义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祥　去。然而在当时，胡服并未真正容于华夏。胡服之　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而至矣”（《后汉书・鲁　流行始于汉灵帝。汉灵帝好穿胡服，达官贵人争相　恭传》）。这种政策的确曾起到过良好的作用，班超　追从，京城一时穿胡服蔚成风气。《后汉书・五行志　经营西域时便是对胡人恩威并施，同时采用以夷制　一》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　夷的策略，“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后汉书・　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但这次胡服流　班超传》）。最终班超使胡人臣服，丝绸之路再次打　行却被看作是一种五行不和的异像，被视为“服妖”，　通，汉朝复有西域。不过，总的看来，两汉时期人们　甚或“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　对于胡服是排斥的，夷夏之防是其主流观念，胡汉关　园陵”，也被看作是东汉亡国的象征。汉灵帝之后，　系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　但凡帝王穿着胡服，多被认作服妖，即认为穿胡服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流行与新夷夏观的　会使天下生变。而服妖之论来源于汉儒五行说和天　出现　人感应学说，屡见于史籍。《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胡服的偏见以及传统　载：“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　的夷夏观念仍旧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胡服仍被视　服妖。”虽然服妖一说未免过于荒诞，但纵观历史，一　作服妖而饱受非议，齐文宣帝末年，“数为胡服，微行　些喜好奇装异服的帝王，往往不重礼仪，玩物丧志，　市里”（《隋书・五行志上》）。不久后齐亡，人们皆以　荒于朝政，最终身灭国亡。可见，以服妖作为朝政败　为是服妖影响所致。帝王在宫廷中穿着胡服也被视　坏、国家衰亡的表现或征兆来警示后人，亦未尝不无　为违反礼制，《魏书・魏收传》载：“帝与从官皆胡服　道理。　而骑，宫人及诸妃主杂其间，奇伎异饰，多非礼度”。　两汉时期，既融合胡服某些元素于华夏服饰之　当时在朝堂之上、宫廷之内，帝王不可随便穿着胡　中，又排斥胡服，这与当时汉人的夷夏观有着很大的　服。宋高承《事物纪原》“靴”条有云：“《续事始》日：　关系。两汉时，汉人长期与胡人尤其是匈奴对立，并　故事胡虏之服，不许着入殿省，至马周加饰，乃许也”　相互征战，匈奴的残暴，给汉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　（《事物纪原・靴》）。也就是说，初唐之前，风靡中原　是认为胡人如同禽兽一般，“且夷狄如禽兽，得其善　的胡靴一直未被允许在宫廷府园穿着。　言不足喜，得其恶言不足怒”（《汉纪・武帝纪》）。二　东汉以降，鲜卑、羌、氐、羯、卢水胡、乌桓、丁零　是认为胡人为异类，“胡夷异种”（《后汉书・五行志　等胡族都相继内迁，与汉族杂居，这便突破了“夷夏　一》），且贪婪逐利，不修衣冠，人心不一，服饰、习俗、　大防”的界限。面对这一形势，以郭钦和江统等为代　语言等与汉人大相径庭，“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爱　表的正统士大夫们便纷纷提出将内迁的胡族人民迁　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　回原地。郭钦说：　－　同，言语不通”（《汉书・匈奴传下》）。三是认为胡人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　不通文墨，无仁无义，“自首没齿，终无晓知，夷狄之　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　次也”（《论衡・别通篇》）。与此相对应，此时之夷夏　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　观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汉人看来，华夏为　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　阳，胡人为阴，华夏与胡人是对立的，胡人人侵是阴　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　４４　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　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　……灵越奋声言：‘垣公！垣公！著此当见南方国　主，岂垣公也！竞不肯著”（《魏书・傅灵越传》）。正　是因为垣公地位远不及南朝皇帝，所以傅灵越不愿　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　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晋书・匈奴　传》）　穿着祷褶拜见垣公。　而在魏晋时，襦裆、半袖衫等胡服便开始流行起　来。桶裆在当时妇人中颇为流行。《晋书・五行志　上》云：“至元康末，妇人出襦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　出外也。”半袖衫同样深得人们的喜爱，甚至连皇帝　也莫能外。《晋书・五行志上》载：“魏明帝着绣帽，　此则材料反映出三方面的信息：一是认为胡人　历来是中原的大患；二是认为胡人内迁繁衍，有祸乱　中原的隐患；三是认为应将群胡迁徙出内地至边境，　加强边防。这一对策既是基于现实考虑，又是承袭　先秦“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夷夏观。有感于胡族　披缥纨半袖，常以见”（《晋书・五行志上》）。　纷纷内迁杂居、氐族首领齐万年等在边关作乱的态　北魏时，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孝文帝改革服制，　势，江统于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提出《徙戎论》，其　“去胡服，定官名，衣冠华夏”（《广弘明集・叙列代王　论述比郭钦系统得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胡人“性　臣滞惑解》），使秦汉的冠服制度在中原地区得以延　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非我　续。当南朝大将陈庆之自中原而返后，不禁感叹北　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于是提出“此　方华夏衣冠之盛状：　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鞴旅怀土之思，释　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　我华夏纤介之忧”的主张，更指出不可“惮暂举之小　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陈）　劳，而忘永逸之宏策”（《晋书・江统传》）。但由于胡　庆子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　族内迁及其与汉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加　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洛阳伽蓝　之郭、江的徙戎主张太过理想化，因而无法实现。　记・景宁寺》）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夷　不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并非一成不变的延用　夏观念一直延续了下来，但在民族融合这一历史发　汉族服饰，而是以汉服为主体，将胡服元素融入其　展主旋律的驱动下，其传统夷夏观的主导地位已经　中，比如女子服饰变宽袍为衣裙合体，便颇具鲜卑风　受到新夷夏观的冲击和挑战，开始走向式微。　格。尽管孝文帝明令全国人民穿着汉服，但由于胡　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群胡并起，纷纷建立政　服便于生产劳作，有较好的实用功能，鲜卑族社会下　权，其服饰风尚各不相同，北方地区胡服极为流行，　层的平民百姓大多违抗诏令，依旧穿着鲜卑传统服　葛洪《抱朴子・外篇・讥惑》云：“丧乱以来，事物屡　饰。甚至当时的太子也私下穿着胡服。同时，鲜卑　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　族服装在汉族劳动人民中也备受青睐，甚至连汉族　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　上层人士也对鲜卑服饰情有独钟。　常……”（《抱朴子外篇・讥惑》）。此时期胡服总的　北齐以降，胡服更为流行，所谓“北齐全用胡服，　特点表现为左衽、对襟、圆领、开叉、紧身等。　长勒靴也”（《事物考・靴》）。当时，汉服之中融入了　在众多流行的胡服中，首推祷褶。祷褶于东汉　大量的胡服元素，尤其是窄袖形制大受欢迎，“笔谈　末年开始传人中原地区，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三　日：中国衣冠自北齐已来，乃全用胡服窄袖。唐太宗　国志・崔琰传》载，曹操征讨并州时，世子曹丕穿着　时犹尔，玄宗时始褒博矣”（燕在阁知新录・窄袖袍　祷褶狩猎，崔琰劝谏他时称这种祷褶为贱服。由此　稠衫》）。当时北朝的宴服，即充分体现出胡服的鲜　可知，曹魏时期人们尚未接受祷褶这种胡服。又据　明特色与灵活性，在北朝宫廷及民间极为流行：　《晋书・杨济传》载：“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　宴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江南　下，与侍中王济，俱着布祷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　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　（《晋书・杨济传》）这说明到晋武帝时期，祷褶已经　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　成为朝臣常穿之服，并流行开来。后来，祷褶的地位　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　进一步提升，穿着祷褶一度被认为是尊重对方的表　切通用。（《旧唐书・舆服志》）　现。《魏书・傅灵越传》云：（乐陵太守）“乾爱不以为　关于胡服的流行状况，《朱子语类》中写道：　恶，敕左右出匣中乌皮祷褶，令灵越代所常服。灵越　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　言不须。乾爱云：‘汝岂可著体上衣服见垣公也？’　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　４５　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　魏，大抵皆胡服。（《朱子语类・礼八》）　亲如兄弟”（《魏书・高祖纪下》）。苻坚、孝文帝推行　的德政怀柔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　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四是主张华夏与夷狄没有区别。魏晋以来，佛　教逐渐盛行，佛道之争愈演愈烈，其中就涉及夷夏之　辨。道教主张“尊夏鄙夷”，如顾欢所作《夷夏论》，从　形貌服饰到丧葬习俗等方面对夷夏之别作了一番论　胡服的实用特性促进了胡服的流行，而胡服的　流行也在客观上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汉人对胡人的固　有看法。加之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不少汉族士人摈　弃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怀着“用夏变夷”的理想，纷　纷入仕较开明的胡人政权。而这些胡人政权也乐于　起用汉人为官来争夺或维持其对中原的统治权，这　就在政治上拉近了胡汉之间的距离。胡汉关系随之　述：“是以端委捂绅，诸华之容；翦发旷衣，群夷之服。　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　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南齐书・顾欢　传》）。佛教人士与之针锋相对，宣扬众生平等，倡导　夷夏同类，认为对胡汉不应区别对待。谢镇之在《与　顾道士书折夷夏论》一文中谈到：“三才所统，岂分夷　夏。则知人必人，兽必兽……故华夷同贵。”（《弘明　集・与顾道士书折夷夏论》）释僧佑《弘明集》多收录　此类言论，如“因感既夷华未殊，而俗之所异，孰乖圣　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夷夏观也因此有所变　化，出现了新的夷夏观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认为不能以夷夏之别来判断善恶是非。慕　容庞劝高瞻为其效力时曾说道：“君中州大族，冠冕　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华夷之异，有怀　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　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辞疾笃，魔深不　平之”（《晋书・高瞻传》）。这则史料告诉我们，慕容　魔对高瞻是怀有极大的耐性和诚意的，为了说服高　瞻为其效力，居然把大禹和文王都搬出来了。这也　则虽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弘明集・正二教　论》）。“夫大教无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导人俱　致。在戎狄以均响，处胡汉而同音。圣人宁复分地　殊教、隔？异风？岂有夷邪？宁有夏邪？”（《弘明集　・说明慕容魔对于汉族文化是十分推崇的，这是消除　华夷界限的重要条件。　‘　二是认为夷狄也有仁义之心。后秦尹雅被刘裕　俘获时，刘裕本想杀之。尹雅说道：“雅前日已当死，　幸得脱，至今本在望外，死固甘心。然夷夏虽殊，君　臣之义一也。明公将以大义行师，岂可使秦无守节　之臣乎？”（《十六国春秋・后秦录七》）刘裕最终被其　说服，赦免了他。由之可见，刘裕是赞同尹雅所说的　夷狄也有忠义一面的观点的。　三是主张和谐夷夏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外　驳顾道士夷夏论并书》）《弘明集》虽是为弘扬佛教　而作，但其“夷夏未殊”的观点相对于之前夷夏对立　的观念，无疑是一种创新和开拓。　三、隋唐时期：胡服盛行与夷夏一家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一个社会风气大开放　的时代，其特点之一就是各民族服饰百花齐放，胡服　更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无论地位高低，人们都爱　穿着胡服。刘肃《大唐新语》载：（隋）“贵贱通用折上　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戎履　也，咸便于军旅”（《大唐新语・厘革》）。《旧唐书・　舆服志》载，受胡风影响，武德、贞观年间，累篱风靡　于宫人、王公贵族之间：“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　篇・逸民》中言道：“仕人之言日，明明在上，总御八　；华夷同归，要荒服事。”（《抱朴子外篇・逸民》）这　与先秦儒家“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　者，依齐、隋旧制，多著鬃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　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旧唐书　・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　年》）的观点颇有共通之处。前秦皇帝苻坚则更进了　一舆服志》）。社会风气的开放，胡汉民族融合的加　步，认为夷狄可以信赖，以德服之，华夏与夷狄能　坚报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　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　剧，使包括帷帽在内的胡服很快流行开来，“永徽之　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旧唐书・舆　服志》）。到了开元初年，已是“从驾宫人骑马者，皆　够如同一家：　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旧唐书・舆服　志》）。甚至女子皆以穿男装为时尚。开元年间，胡　曲、胡食、胡服尽皆盛行，一时间，胡风氤氲，弥漫于　大唐各处。“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　女皆竟衣胡服”（《旧唐书・舆服志》）。直到天宝初，　“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安禄山事迹》）。　苟能内求诸已，何惧外患乎？（《资治通鉴・晋　纪二十五》》）　北魏孝文帝亦倡导开明的民族观念，提倡开诚　布公地对待汉人及其他胡人部族：“每言：凡为人君，　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当　４６　我们也可从文学作品中看到胡服流行之盛。李　贺《昌谷集句解》诗词中有云：“邀人裁半袖，端坐据　胡床。”半袖，胡服的一种；胡床，从胡人那里传过来　的座椅。由此可推知，当时人们穿胡装应是十分普　遍。崔道融在其一首汉宫词中描写了一位穿着胡服　而受到帝王特别恩宠的宫人，即“独诏胡衣出，天花　落殿堂。他人不敢炻，垂泪向君王。”而刘禹锡《观舞　柘枝二首》中言道：　胡服何葳蕤，倦倦登绮墀。神飙猎红蕖，龙　烛映金枝。垂带覆纤腰，安钿当妩眉。翘袖中　繁鼓，倾眸溯华榱……　可见，胡舞之绚烂，胡服之华丽，深受人们的喜　爱。除了柘枝舞，还有剑器舞、婆罗门舞、万岁乐舞、　玉鬼浑脱舞、异域朝天舞等，皆以舞姿优美独特、舞　衣光彩夺目而深为唐人所推崇。胡风影响下，唐人　对胡人的看法大为改观，胡姬、胡商、胡官在长安、洛　阳、扬州等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胡汉关系空前融洽。　虽自安史之乱之后，胡汉关系有所变化，但胡服的流　行仍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回鹘装，“回鹘　衣装回鹘马”，可谓盛行一时。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民族自信，故而　方有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恢宏气度。胡服的流行　固然与胡服实用性强的优点有关，在笔者看来，更取　决于隋唐开明、开放的夷夏观念和宽松的民族政策。　自北周始，中原王朝实行府兵制，起初仅是鲜卑　胡人充当府兵，后广募汉人，以至于府兵中汉人人数　占到一半。“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　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　继而恢复汉人之姓，使胡汉关系得以良性发展，最终　形成鲜卑和汉人相杂而成的关陇集团，鲜卑胡人与　汉人之间的区域及种族的区别日益淡化，使他们成　为强大而牢固的一个利益共同体。　隋文帝杨坚是依靠关陇集团而登上帝位的，因　而他必须维护关陇集团内部胡汉各族的利益，这使　他形成了一种较为平等的夷夏观，他没有像先前的　帝王那样看低胡人。如隋文帝在对高丽的诏书中说　道：“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而对于归顺隋朝的胡人，　他则采取怀柔抚慰的民族政策，因此被胡人尊称为　“圣人可汗”，颇得胡人的尊敬和爱戴。　隋朝官员也有主张摈弃传统夷夏之防，主张对　汉人和胡人应一视同仁。如裴矩所言：　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　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　至……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　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厥可　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　化之远也。（《隋书・东夷传》）　隋文帝开明的夷夏观念及民族政策影响深远，　极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改善了胡汉关系。民　族关系的融洽使夷夏观至唐太宗时发展到一个新的　境界——夷夏一家。　唐贞观四年（６３０年），．突厥颉利可汗率部归降　大唐。对于如何处置其部众，《贞观政要》详细记载　了君臣之间的一场争论。在争论中，温彦博主张接　纳颉利可汗部众，以恩德进行感化：“天子之于万物　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所谓死而生　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３］同时主张以　礼法教化突厥，恩威并用：“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　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　何患之有？”（贞观政要・安边》）魏征、杜楚客等人则　持反对意见。魏征抱有传统的夷夏观，不信任胡人，　如其所言：“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　遗患也”（贞观政要・安边》）。而杜楚客也抛出夷夏　之防的一贯论调：“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　服。……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　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贞观政要・安边》）最终　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采取怀柔政策，优待突　厥归降部众，致使胡人纷纷来降，使得胡汉关系前进　一大步。《贞观政要・安边》云：　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突厥颉利破　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　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　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贞观八年（６３４年），唐高祖置酒未央宫，见突厥　颉利可汗起舞，南越酋长咏诗，不禁感叹：“胡、越一　家，自古未有也！”（贞观政要・安边》）　虽然后来因阿史那结社意图叛乱，唐太宗有所　后悔于当初的民族政策，但并未改变对胡人的良好　态度。如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年），唐太宗说：“朕为苍　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　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旧唐书　・高祖本纪》）。唐太宗在总结他能够和睦戎狄的原　因时，将其归因于他对夷夏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　依朕如父母”（《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摈弃把　胡人当作禽兽的观念，继承并发展了前秦皇帝苻坚、　北魏孝文帝、隋文帝等人的先进夷夏观，认为胡人与　汉人虽风土人情不同，但施以恩德，便可使夷夏和睦　４７　相处，犹如一家，即：“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胡服的流行程度以及人们对胡服的态度也同时影响　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若德泽洽，则四夷　着夷夏观的发展，如胡服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可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唐太宗也　了人们对胡人的认可，促使夷夏观向夷夏一家理念　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比如信任归顺的胡人将领，并授　演变。可以说，胡服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的风向标，　以重要官职。《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载，胡人契　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和精神风貌，胡服在汉　何力被困于薛延陀，不惜自残一耳以表示对太宗忠　唐之际逐渐盛行的趋势，是这一历史时期胡汉民族　心耿耿。当太宗听闻契　何力反叛的消息时，不顾　融合和夷夏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有力佐证。　左右诋毁的声音，依然选择相信契　何力。后知其　汉唐时期的胡服，自始自终都深深影响着汉服。　状况，太宗不禁潸然泪下，并把公主嫁到薛延陀以求　正是由于汉服不断借鉴、吸收胡服某些积极元素，才　换回契　何力（《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使得汉服更加绚烂夺目，而且实用性强。这也反映　可以说，唐太宗“夷夏一家”的民族观念及民族　出汉唐时期人们对待不同文化所倡导的“各美其美，　政策远远超过了苻坚等前代君主，因此才能获得各　美人之美”的精神。当今社会，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族人民衷心的拥护，被称作“天可汗”。这种先进的　日益频繁，学习汉唐时人兼容并包的精神，有助于我　夷夏观，开明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关系空前融洽，民　们共创“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繁荣局面。在　族融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乃至对今天中　民族交往中，抛却夷夏之别的偏见，继承和发展夷夏　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重大贡献。太宗之后，高宗至　一家观念的积极内核，也有利于我们与其他民族共　玄宗朝较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持了“夷夏一家”的观　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念，因而胡汉关系一直很友好。　四、结语　［参考文献］　汉唐时期，人们对胡服的态度与夷夏观念基本　［１］张鸿雁，傅兆君．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　保持一致，总体上表现为由排斥到接受这一转变过　的影响［Ｊ］．民族研究，１９９３，（２）．　程。不难看出，一方面，胡服的流行程度、人们对胡　［２］尹波涛．略论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念［Ｊ］．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　服的态度深受夷夏观的影响，而夷夏观的变化又与　［３］孙鸿亮．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口］．唐都学刊，２００１，（３）．　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进一步来说，夷夏观是与胡　汉关系及夷夏政治态势紧密相连的。而另一方面，　（责任编辑陶有浩）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Ｘ／ａ　Ｖｉｅｗｓ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ｕ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Ｚ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ｆｅｎｇ，ＺＨＵ　Ｚ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ｈｕ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ｕ　２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ｕｍｅ．Ｈｕ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ｎ　ｃｏｓｔｕｍ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ｕ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ｏｆ　１Ｉ／Ｘｉａ　ｖｉｅｗｓ．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Ｈｕ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Ｊ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ｉ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Ｙ／Ｘｉａ　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ｌｓ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　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Ｈｕ　ｃｏｓｔｕｍｅ；Ｙ／Ｘｉａ　ｖｉｅ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４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