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统战思想的辩证思维

毛泽东统战思想的辩证思维

毛泽东的统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中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对提高我党执政能力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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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统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理解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理解了全部的中国革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大时代背景下，统一战线依然是我党执政的一大法宝。同时，作为辩证法大师，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中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这就需要认真研究毛泽东的统战思想，特别是对其中蕴含的毛泽东的统战辩证思维的研究。

一、毛泽东统战思想的辩证思维的主要内容

1.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的奠基人。他们指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内部实现团结和统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独立性等思想；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等思想。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以马列主义的统战思想作为理论指导。毛泽东也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统战思想的指导作用，但他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学院式的研究上面，而是把马列主义的统战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通过对中国国情科学、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农村、农民的深入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据此，结合中国革命对象的强大、无产阶级人数少及“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的实际，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内容。以后毛泽东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发刊词》等文章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历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空谈，信奉力行哲学。毛泽东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认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1〕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发现了在中国进行统一战线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发现规律，而在于运用规律解决实际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光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从根本上结束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这个理论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统一战线在毛泽东心目中份量很重，他把统一战线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各革命阶级，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建国后整合各种力量，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容，使统一战线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

2.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统一

所谓战略就是对事物发展全局，事物发展过程始终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战略确定了事物发展的大方向。可以说统一战线解决的是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建设动力的大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大问题。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实际上，从这里可以看出，统一战线是作为超凡战略家的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大战略。但是只有战略，没有具体有操作的方法、细则、策略和政策作进一步的补充与整合，那么战略的实现就会落空。因此，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历来重视工作方法的问题，重视政策和策略，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毛泽东针对统一战线大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操作性、有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政策和策略与之相配合。譬如，对与国民党顽固派相斗争时，采取“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原则；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同时，规定“依靠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中间力量和顽固派区别对待，对不同的中间力量区别对待……，这些策略原则保证：一方面，统一战线不至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而瓦解；另一方面，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地位。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统一战线大战略与具体的斗争策略做到了完美的统一。

3.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

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特点是广泛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广泛性体现在，这个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一切抗日民族、阶层和力量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它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除汉奸之外的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和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杂性体现在，

一是由于它的广泛性带来了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分复杂，各阶级、阶层的抗日坚定性各有不同，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矛盾和厉害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中始终表现出双重性格。国民党的这种复杂性更增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性。二是国共双方各自拥有政权和军队。国共两党力量不平衡。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立场，时时企图凭借其优势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这就增加了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中国共产党斗争的艰巨性。不稳定性体现在，两党没有正式的合作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采取的是两党遇事临时协商的党外合作方式。统一战线内部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国民党又企图利用自己的优势，指挥各党服从其一党命令，这就增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稳定性。这些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的任务极其艰巨。如何既能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又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独立性和先进性，便成了摆在毛泽东面前，亟需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阐明的重大课题。毛泽东认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独立性，坚持自己的全民抗战纲领、路线和主张不动摇。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去影响其他党派和阶层，而不能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其他党派和阶层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丧失先进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尽量拉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抗战到底，则必须保持策略灵活性。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做不违背原则的妥协，把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高度相统一起来。这二者是统一的，片面强调哪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会使统一战线的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不讲原则性，不讲原则坚定性，不讲斗争，像王明讲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那就会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丧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丧失党的先进性和独立性；不讲策略灵活性，那么就会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解，犯列宁所讲的“左派幼稚病”。

4. 历史阶段性与时代发展性相统一

统一战线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具体的内容与形式，这种内容与形式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随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又包括大革命时期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中属于毛泽东领导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两个历史阶段，加上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这一历史阶段，共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在内容与形式上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抗日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一切抗日民族、阶层和力量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它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除汉奸之外的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和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针对的革命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原因是当时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及与之相联系的帝国主义的关系和政治态度，使建立统一战线成为可能；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已经变成了反蒋爱国，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统一战线的内容物较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极大不同。人民力量急剧增大，成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在内及其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使命是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不再包括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的范围似乎缩小了；而在实际上，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广大，都要巩固，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突出特点。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它继承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重视政策和策略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作风。其重大发展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战略任务由实现革命胜利转变为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整合理想与力量，共同奋斗；性质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功能上变成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组织载体与形式；统一战线的对象空前增加，规模空前扩大；无产阶级领导权有法律的保障与规定，工作方法也主要变为政治协商、民主建议、参政议政等。总的来说，就是人民的范畴较之革命时期空前扩大。

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这三个历史阶段，既有各自的历史阶段的特点和内容物，又与时俱进，及时适应和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增添了新的力量，转变了工作方式与性质，体现了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相结合、历史阶段性与时代发展性相统一。它们统一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扩大党的执政资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统一于党的先进性。

5.手段性与目的性相统一

在毛泽东看来，统一战线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之所以说是手段，毛泽东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都表明了这个思想。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在《发刊词》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心目中，统一战线就是担负着“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以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这样功能的一个基本武器，一个基本工具，一个基本手段。同时，毛泽东也认为统一战线也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目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与扩大，挫折与顺利，都和统一战线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统一战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血的经验的总结，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作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是我们反对国内外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因此，统一战线又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目的。

二、对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指导作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紧紧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大时代任务，通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研究毛泽东统战思想，可以更深刻地从一般抽象的普遍意义上加深对毛泽东统战思想的认识，从理论上构建起毛泽东统战思想更精致、更深刻的理论架构；从实践意义上，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辩证思维，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可以给党在新时期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以指导，从而探索党在新时期统战工作的规律。以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新时代的执政能力，扩大以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基础的两个统战基础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衷共济，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辩证思维对提高我党执政能力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启示一、必须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同时根据发展着的实践，与时俱进，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实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自觉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启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来具体地分析当前我党统战工作的特点和矛盾，以有的放矢，有具体针对性；

启示三、要注意方法论的研究。学习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要用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分析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高度灵活性完美统一起来，既要讲团结，也要讲斗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包括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个宗教团体、各个社会阶层等。中国共产党既要在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注意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同盟者的合法、合理的利益要求，避免离心离德的力量；又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不能把自己的觉悟和水平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必要时还要对他们进行认真严肃的思想斗争，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统一战线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党的先进的思想、宗旨、作风、组织对他们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96，13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6.

〔3〕朱乔森，李玲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