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思考

首先声明，本书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阐述某一观点或某一思想的，而仍是以

文学的形式对人生所作的感想，读者勿以从学术的角度来求全责备！

哲学的思考

前言

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社会可谓是物质文明发展到极度繁荣的时代。虽然当今世界的趋势是沿着和平发展的轨道前进，但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国际形态中，尤其是人们的思想领域，仍然是盲目、杂乱甚至是荒芜的，人们并没有按照伟大的贤人、哲人所期望的那样走出争斗的漩涡、精神的沙漠而能和平共处的和谐生存。似乎大千世界的我们都是这样忙忙碌碌地、为着物质的利益而庸俗的活着，谁也不会考虑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样艰深难懂的课题就留给“傻瓜”和“疯子”们去研究吧，明天我还要加班赶稿子，还要开例会讨论产量的提高问题。

这似乎是一个终极的人类话题。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过得幸福，即使现在不幸福也期望将来过得幸福，即使将来过得不幸福也期望自己的子女不再受自己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希望有一个理想的幸福家园。然而，现实总是跟命运开着玩笑，生活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即使现在你腰缠万贯，身价过亿，你依旧有缺憾的地方，依旧有常人不能理解的苦恼，那我们就期望在梦里有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精神家园，然而梦终归是不可长久的，清晨醒来，一切甜美都化为泡影，烦恼和痛苦再次袭来，我们只有哀叹社会的残酷、生活的无奈和岁月的无情。

而这个终极话题就再次被人们提上议论的餐桌，什么是幸福？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幸福？幸福意味着什么？人类穷其一生，也无法解答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因为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思维，也就不容易把这个深奥的哲学概念统二为一。但是如果我们沿着人类历史的轨迹去找寻，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探求一下自己一生的思维发展和演变，我们就不难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即使不能大彻大悟，而生命垂危之时也不会有太多的缺憾了。

如今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我们又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我们已经找不到人生奋斗的方向，各种观念价值观的变迁又使我们养成了及时行乐娱乐至上的庸俗观念，我们已无法分辨是非对错，高尚与粗俗，追求与摒弃。而哲学恰好是帮助我们打开迷惘大门的钥匙，通往幸福神圣殿堂的路灯。

我们怎样才能和哲学攀上缘呢，我们又怎样才能理解领悟哲学那些博奥精深艰涩难懂的哲理呢。其实，我们无须像那些近似“疯子”的哲人或思想家去弄懂那些枯燥乏味的哲学术语和概念，我们只需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有没有洞悉过自己的灵魂？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毫无意义的琐事中、磨磨蹭蹭的踌躇中和碌碌无为的哀叹中蹉跎岁月着，我们徒劳地与外界的纷扰和内心的迷惘抗争着，而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那根精神支柱又在哪里呢？

生命是短暂的，而世事无常，纷纭变幻，一晃眼我们的一生就会到暮年。我们谁也不希望自己一生的生活就这样如死水一般沉寂。生活对我们来说，应该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的全部人格或经历变成光和烈焰，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一五一十地弄清生活的本来面目，并用“永恒的眼光”去识别那些似乎具有永久价值的事物。而我们只有掌握了哲学这门学问，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住它们的意义，我们才能从日常生活的漩涡中挣脱出来。我们应该学会在命运面前昂首大笑，甚至在死神到来之前也能处之泰然。我们应该成为完整的人，应该整饬调和我们的种种欲望，以此来协调我们的精力。只要我们能找到智慧，这些都会不期而至。“先去寻找心灵的宝藏”，培根曾告诫我们说，“其余的要么应有尽有，要么失去了也无关痛痒”。真理不会使我们发财，却会使我们自由。

第一篇 柏拉图与《理想国》

一 民主制与贵族制

在美丽富饶的欧洲东南侧，风光旖旎的爱琴海西面有一块像把弯曲指头伸进地中海的手形陆地，它属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在这里，它曾诞生过欧洲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哲学文化，被誉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这就是希腊。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曾是希腊繁盛的时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都遍布着蒸蒸日上的希腊殖民地。而在希腊境内，则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奴隶制“城邦”。而你不要小瞧这些似乎散乱的“城邦”国家，哲学恰恰诞生于此。

希腊濒临地中海的有利地势促进了欧洲与西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商人或许是最早的一批怀疑论者，他们对什么思想和主义都一概持怀疑态度，只把金钱和利益摆在首位，在他们眼里，除了傻瓜就是无赖。而随着这种怀疑精神，科学随之发展起来了，数学随着交换的日益复杂化在不断成熟，天文学则随着海上日益大胆的冒险而臻于完善。财富的增长给人们带来了闲暇和保障，这正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先决条件。而希腊人善于思辩的本性给希腊哲学带来了滚滚不断的智慧源泉，苏格拉底便是众多哲学思考者中的集大成者。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正是希腊两大政治派系斗争的时代，那时的希腊人思想尤为活跃，而且论辩也很深刻，犹如中国的先秦“百家争鸣”。他们对一切都提出质询，即使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毫不畏惧，并且大胆地传呼所有信条和机构统统出庭，接受理性的审判。当时在政治上就有民主制和贵族制之争。一派认为自然是善，文明是恶；人天生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才变得不平等了；法律是强者用来束缚和统治弱者的发明。另一派则认为自然是超然于善恶之外的，人天生不平等，道德是弱者用以限制与阻碍强者的手段；强权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也是人类最高的愿望；而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明智、最合乎自然的就是贵族制。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我们不能误解这里的一些概念，无论民主制还是贵族制，都不等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对民主和贵族的定义。这里的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民主，因为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奴隶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剩下的三分之一平民或自由民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出席讨论决定国家方针政策。而贵族制，及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其实是一种植根于大众的精英统治。但就是这种剥夺了大多数奴隶的民主也受到了少数有产阶级的猛烈攻击，他们自称“寡头党”，并谴责民主制软弱

无能，形同虚设。

公元前430年-400年，希腊境内爆发了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大战，斯巴达的陆军打败了雅典的海军，寡头党在克利蒂阿斯的策动下，以民主派在战争中指挥失利为由提出废除民主制的主张，并大肆吹捧斯巴达的贵族政府。为此，许多寡头党人遭到流放，但当雅典宣布向斯巴达投降时，斯巴达要求雅典把遭受流放的贵族重新召回。 克利蒂阿斯这批人一回到雅典，就宣布对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富人的革命，结果革命失败，克利蒂阿斯战死沙场。

这位克利蒂阿斯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父。

二 苏格拉底

如果我们把孔子生活的年代（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期（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进行一下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是多么惊人的巧合，这两位东西方伟大圣贤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作着相同的思考，探索着人生的真谛。

苏格拉底其貌不扬，秃顶，大圆脸，深陷的眼眶里目光凝滞，宽阔的酒糟鼻子乃众多酒宴的生动写照。单从这副尊容来看，谁都想不到这就是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就是这朴实无华的外表却成为深受雅典优秀青年爱戴的良师益友。每天都会有大批的年轻人和有识之士聚拢在他的周围，而且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正是这些青年帮他创造了欧洲哲学。 苏格拉底采取了类似孔子的教学模式，授课以自由讨论的形式，所有人在他身上都能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弟子在他身边从来不感到拘束，大家几乎是畅所欲言，无所不谈。每一种社会思潮在这里都有其代表人物，或其渊源。

弟子们最喜欢他的并不是他那充满智慧的脑袋，而是他那十分谦虚的品格。他从不夸口自己多有智慧，而是满怀热忱地追求智慧。“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这是他的哲学起点。当一个人学会怀疑，尤其是怀疑自己珍视的信念、教义和原则的时候，哲学就出现了。谁知道这些珍视的信念是怎么在我们这里变得如此确定无疑的呢？谁知道这一定不是某种心愿在从中作梗，为愿望披上思想的外衣而引起的呢？只有当心灵转过身来，直面自己，审视自己的时候，真正的哲学才会出现。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不像他的前辈——那些自然哲学家那样只把精力专注在事物的本源上，而他研究的是更深奥的课题，那就是人的心灵。人是什么？他能成为什么？而在他逝世之前并为哲学留下了两个十分明确的答案，从而解决了两个最困难的问题——善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国家是什么？

当然我们都知道，尽管希腊当时是民主制，但这种民主制是一种非理性的奴隶制民主，政府是在感情冲动的暴民控制下经由吵吵嚷嚷的辩论会领导，对抵御侵略的将军们可随随便便地升迁、罢免和处决，这种制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按照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手艺人选进国家最高法院。这种做法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能不让那些智者派大加指责吗? 在这种制度下,一种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怎么能在雅典培养起来呢？国家怎么能得到拯救呢？

然而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把苏格拉底推上了死路，也给他带来了不朽的名声。

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蹲坐在阴森恐怖而潮湿肮脏的雅典牢房里思考着死后给会人们留下什么以及对弟子们的临终遗言，现在留给他的时光已经不多了，从牢头

的口中他已经得知若再不改悔将要被处死。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来过很多朋友想设法营救他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活头了，而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死得其所了。有些理性的法官也想释放他，但愤怒的人群则投票要求处死他，因为他们觉得苏格拉底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一向为他们痛恨的贵族说话，还煽动腐蚀沉醉在辩论之中的青年去攻击他们父辈的神祗。“告诉人们，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他对陷于悲痛之中的朋友们说道，而恰在此时，安奴托斯走进来了，一位民主派的代表，而他的儿子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苏格拉底，你还有机会，你改悔吧！”

“你那些蛊惑青年的言辞是不会得到神灵的饶恕的，也不会得到大众百姓的谅解！——”

苏格拉底微微侧过头来，他不屑地说道：“如果你们这也算是一种民主的话，首先得给有不同意见的人们以说话自由的权利，如果你们认为的神灵是无处不在神通广大的话，伯罗奔尼撒之战就应该让神帮助你们打败斯巴达人，而不是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军们。你们处理了那些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只依靠那些盲从无知、愚蠢暴烈的民众得到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如果政府本身就充满了混乱和荒谬，如果它只统而不治，命令而不领导，在这样的国度，我们如何能够说服个人去遵纪守法，并使一己的私利服从整体的利益呢？你们所认为的数量就能产生智慧，这难道不是十足的迷信吗？ 乌合之众在仓卒和无知中作出决定，却要在凄凉中为此后悔不已。在这种不相信能力只推崇数量胜于推崇知识的国家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来理解所谓的雅典“民主”，无疑，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人们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需要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们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由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否则一个社会怎么能有救，或者变得强盛起来呢。

善意味着聪颖，德意味着智慧，这一点在苏格拉底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如果人们经过教育，能够看清自己的利益，预见到行为的后果，自己的欲望也能从徒劳无益的浑浑噩噩之中整饬和协调成为自觉的和谐，这或许就能成为受过教育、洞明世事的人的道德。而在没有文化的人那里，道德只能依赖不停的告诫和外部的约束了。也许全部罪恶就是错误、偏见和愚蠢？聪颖的人会和愚昧的人同样具有猛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不过他们肯定能更好地控制住自己，不会动辄就像野兽那样凶残毕露。在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利益就在于他的社会行为和忠实品格，而要保障和平、秩序和友善，只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就够了。

但这一质朴而勇敢的“辩解”并没有得到民主派的认同和原谅，他们决定用鸩酒毒死他。苏格拉底也从而成为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

三 理想国

与苏格拉底相遇是柏拉图一生的转折点。他出身于小康之家，家境还算富裕，少年英俊生机勃勃的他本是善于格斗的战士，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容易成为哲学家的，然而自他敏感的心灵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游戏中找到新的乐趣后，他就再也不屑投身于以往的粗野肉搏中了，他加入了现在这种活动。看到老师用尖锐的问题击中对手的要害，戳穿僵死的教条和武断的设想，他感到无比的惬意。他在苏格拉底的指点下，摆脱了单纯的辩论，开始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卓有成效的探讨。他成了智慧的热烈追求者，苏格拉底的狂热崇拜者。

他的导师辞世时他才二十八岁，苏格拉底的死对他而言犹如失去了慈祥的父亲，

而自己就如孤儿一般去度过自己的余生了。这段平静生活的悲剧性结局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处处留下了烙印，使他充满了连自己的贵族血统和所受教育都未曾养成的对“民主”和乌合之众的蔑视和憎恨。这种蔑视和憎恨使他决心摧毁民主制，而代之以出类拔萃的英才统治。而寻找的一种方法——一种发现人才，赋予他们权利并劝说他们出来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成了他毕生悉心钻研的课题。

由于柏拉图在营救苏格拉底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引起民主派领袖们的猜忌，他不得不离开雅典而踏上周游异国寻求真理的道路，和当年孔子所受到的遭遇如出一辙。但我们又不清楚都去过哪些地方，从后来的著作中我们只能猜测他到过埃及、可可西里、意大利、耶路撒冷和印度。在埃及他看到掌管政权的祭司阶级用神学教义统治着这个一成不变的农业王国，这一情景使他颇受震动。他在意大利看到一小群从事治学和治邦的人虽然大权在握却过着朴素的生活，这一经历也给他敏感的心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犹太人聚居地还可能深受过差不多是社会主义先知们的传统思想和恒河印度人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异乡漂泊了十二年，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各种知识，朝拜过所有的圣地。公元前387年，他回到了雅典。这是他已届不惑之年，他虽失去了些许青年人火一般的热情，却获得了思想的深度。他在和年轻人的对话中开始整理他的思想，他把从许多国度汲取来的智慧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中，终于后来写成《对话集》，而《理想国》则是这部著作的精华论文。下面我们就看看他的理想国是个什么样子吧。

他的理想国的构筑是从一场辩论开始的，首先是社会伦理问题。这场辩论发生在一个叫瑟福勒斯的有钱贵族家里。

苏格拉底： “您认为财富给您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瑟福勒斯： “它能使我变得慷慨、诚实和公正。” 苏格拉底： “那公正是什么意思呢？”

但谁也回答不出公正的具体涵义，因为没有什么比下定义更难的事情。性情暴烈的忒拉叙马科终于沉不住气，大吼道：

“苏格拉底，你中了什么邪？还有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搞的，一个个傻乎乎地败下阵来？我说你要是想知道什么是公正，就应该回答而不是只提问，不该以驳倒别人的回答为荣，只会提问不会回答的大有人在。”

苏格拉底并没有被吓倒，还是只提问，不回答。经过一番舌剑唇枪的较量，他用激将法让大意的忒拉叙马科给公正下了个定义：

“那么听着，我宣布强权即公理，” 这位智者气愤地说，“而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政府的形式可以不同，但无论是民主制，贵族制，还是独裁制，他们在制订法律时，都只着眼于自己的利益。这些由他们制订并为其服务的法律，便被作为“公正”交付给它的臣民，并对违反这些法律的人加上“不公正”的罪名予以处罚。现在我要说的是大规模的不公正行为。拿独裁制的例子来说吧，它用欺骗和暴力的手段一下子而不是一点一滴地夺走子民的财产。奇怪的是，当一个人夺走全体公民的财富并把他们变成奴隶后，他不但没有被人称作骗子和强盗，反而被誉为幸福的化身并受到来自各方的祝福和赞美。虽然不公正的行为会受到指责，但那是因为指责他的人怕危及自身，而不是出于生怕自己也会干出这种勾当的顾忌。”

这自然与尼采的思想 “我一再嘲笑那些因为自己的爪子跛了就自以为成了善人的懦夫”有些联系，但这种思想更可简单扼要地描述为“一把强权胜于一口袋公正。”在哲学史上或许没有谁比柏拉图本人把这种思想表述得更精彩的了，他在另一篇对话中借智者之口把道德抨击为弱者用以抗衡强者力量的一种发明：

“弱者常常按自己的好恶来随意褒贬，他们说欺诈是可耻和不公正的，而他们

所说的欺诈指的只是比自己的邻居得到更多好处的欲望。这些人发现自己不及别人时巴不得要求平等……但是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就可以摆脱、冲破并逃离这个樊笼，就会把我们的条条、框框、护身法宝以及违反人性的法律统统踩在脚下。那些想真正生活的人应该放纵自己的欲望，任其发展，但当这些欲望膨胀到极限时，则应该有勇气和机智去运用它以满足自己所有的渴望。我坚信就人的本性而言，这是公正和高尚的。然而许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便去责备这种人，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无能感动羞耻，并竭力隐瞒这个事实。因此，放纵在他们眼中成了卑劣的行为……他们奴役了那些天性高贵的人，而他们赞扬公正，仅仅因为他们是懦夫。”

从这些对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公正不是广义上的公正，而是仆人的道德，不是英雄的道德，而是奴隶的道德；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气和机智。

也许，这种冷酷无情的“不道德主义”多少反映了雅典对外政策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也表现在对弱小国家的欺凌上。伯里克利在为其虚构的演讲辞中说道：“你们的帝国是建立在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在臣民的良好愿望上的”，而雅典的特使却这样回答道：“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公理只有在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时才成为问题。强者理当为所欲为，弱者只有自认倒霉，默默忍受。”

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道德品行理论的核心所在。什么是公正？我们应该追求公正呢，还是应该追求强权？是当善人，还是当强人，哪个更好？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怎样迎接这种理论的挑战呢？起初他们根本不与这种理论作正面交锋。苏格拉底指出，公正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取决于社会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把公正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来研究，比把它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素质讨论效果更好些。如果我们能够描绘出一个公正社会的风貌，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描绘出一个公正的个人。实际上，这位大师在把两本书合二为一，刚才的论点恰是这部合订本的缝合线。他不仅希望探讨个人道德问题，还想探讨社会和政治的重建问题，他暗中揣着一张理想国的蓝图，并决心把它变为现实。

接着是政治问题。如果世人都很单纯的话，公正的概念就很简单了，柏拉图如是说。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就足够了。接着他把这种社会的情景用驰骋的想象力描绘了一番：

在安静祥和的理想国里，人们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以小麦、大麦为主食，把小麦碎揉成面团，做成大块的面包和布丁，放在芦苇和干净树叶编成的席子上，自己倚在松木树枝制作的床上和自己的孩子举杯共饮自酿的葡萄酒，头上戴着花环，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赞美众神的诗句。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天伦之乐，另一方面又注意不让过多的孩子弄得自己入不敷出；因为他们必须时时留心，以防贫困和战争再次降临……. 当然,他们还有自己的开胃品——咸盐、奶酪、大葱和白菜。此外，他们还有用无花果、咖啡豆做成的甜食和可以放在火上烤着吃的山桃果和榉子，同时还可以适当地饮些酒。他们用这种方式享受天年，并且把这种生活方式传给自己的儿孙。

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仅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谁都不会否认这和原始社会没有什么差别。而这仅不过是他的社会理想所达成的愿景，而他的思想核心价值而在他的政治、伦理和心理解决方案——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社会合理发展的借鉴思路。就算在这个伊甸园般的原始古朴境界里也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可取亮点。在这里，他提到了计划生育问题、素食主义和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这段话通篇回荡着“愤世嫉俗”的声音，正如他的称号所表示的那样，他认为人应该“和动物生活在一起，因

为它们是那么安详恬适，自给自足。”一时间，我们真要把柏拉图同圣西门、傅立叶、托尔斯泰归为一类了。只是比起这些仁慈虔敬的人来，他的疑虑更多了一些。他不动声色的把话题引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所描绘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乐园不能降临呢？为什么这样的理想国就是不能在地图上出现呢？

对此，柏拉图的回答是，由于贪婪和奢侈，人们不安于简朴的生活；他们贪得无厌，野心勃勃，你争我夺，嫉贤妒能。他们喜新厌旧，只要是属于别人的东西他们必欲攫为己有而后快。结果是一部分人侵占了另一部分人的领土，并为土地里的资源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接着便诉诸战争。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而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一个商业资产阶级兴起了，这个阶级的成员通过铺张挥霍，讲究排场来获取社会地位。这些财富分配上的变化带来了政治上的变化，由于商人的财富超过了地主，贵族政治让位于财阀垄断体制——有钱的商人和银行家统治了国家。经邦治国之术，一门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并根据发展速度调节政策的学问随之便为政治——党派策略和谋取一官半职的欲望——取而代之了 。

每一种形式的政府都是由于过分遵循其基本原则而趋于灭亡。贵族体制由于把权利限制在一个过于狭隘的圈子里而毁灭了自己 ，寡头政治为了眼前利益而你争我夺，结果也走上了绝路，他们的统治都以革命而告终。革命的到来，似乎都是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和一时的心血来潮引起的；然而实际上它是许许多多的严重错误日积月累，情况发生突变的结果，尽管导致这种爆发的场合并不引人注目。当人体已经被以往忽略了的疾病弄得十分虚弱的时候，哪怕稍微受凉，都会酿成一场大病。“接着，民主制就出现了：穷人推翻了自己的敌人，杀掉其中的一部分，剩下的则统统流放，并且把自由和权利平分给人民。”

然而，就连民主制也让过多的民主给毁掉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让所有的人都享有执政和确定国家政策的平等权利。这乍看起来倒不失为一种令人愉快的安排；然而这种安排变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人民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挑选最优秀的统治者和最明智的方针路线。他们没有理解力，他们只会重复统治者们随心所欲地告诉他们的话。要让人们接受或摈弃一种原则，只需要在一出流行的戏剧中对它加以吹捧或嘲弄就行了。 国家这条航船要在暴民统治的滚滚波涛中航行，而雄辩的演说刮起的每一阵狂风都会掀起一阵恶浪，使航船偏离航向。这种民主的结局不是暴政就是独裁。既然民众这么喜欢阿谀逢迎，这么“渴望甜言蜜语”，因此，诡计多端、不择手段的马屁精只要以“人民的保护者”自居，就能爬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这种情景，柏拉图越想，就越对把挑选政治领袖的权力交给反复无常、轻信莽撞的芸芸众生这一愚蠢的做法感到惊异。——更不用说把这种事情交给那些鬼鬼祟祟、见钱眼开、专门躲在民主舞台的幕后替寡头们操纵一切的“战略家”们了。

在上述政治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人的本性。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正所谓“有其人，必有其国”，“人和人不一样，政府与政府也不相同”。因此，我们只有指望素质良好的人，才能指望素质良好的国家；否则，千变万变，根本不变，还是白搭。试图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设想通过改革来结束人类的欺骗和无赖行为——殊不知实际上这就像要砍掉九头蛇的头一样枉然。让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必须认真对待的人类因素吧。

柏拉图认为，人类行为产生于三个主要源泉：欲望、情感和知识。欲望、嗜好、冲动、本能是一类；情感、精神、抱负、勇气是一类；知识、思想、才能、理智是一类。欲望产生于生殖器官，这里是聚积能量——主要是性欲——的地方，随时都面临着爆发的可能。情感来源于心脏，来源于血液的流动和力量，它是经验与欲望

的有机共鸣。知识来自人脑，它是欲望的眼睛，还能成为灵魂的舵手。

每个人都具有这些能力和素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人是欲望的化身，他们贪得无厌，无时不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四处奔波，到处争吵；他们的胸中燃烧着一享荣华富贵的欲火；与自己日益增长的贪欲相比，眼前的所得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因而也就没有满足的时候。这些人支配和操纵着产业部门。还有一些人，他们仅仅崇拜感情和勇气，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奋斗目标，不如说是胜利本身。他们争强好胜，而不是为了搜刮财物。他们引以为豪的标志不是金钱，而是权势。他们引以为乐的所在不是商场，而是战场。这些人组成了世界上的军队。最后是少数以沉思默想、时有所悟为己任，并乐此不疲的人。他们渴望得到的不是财物，不是胜利而是知识。他们远离商场与战场，与世隔绝，默默地埋头清理自己的思路。他们的意志是一束光，而不是一团火。他们的避难所不是权势，而是真理。这些人充满了智慧，不为世人所用，孤零零地呆在一旁。

正如个人的行动能够收到成效是欲望得到知识引导的结果，热情也起了作用，同样，在一个完美的国度里，产业力量负责生产，但不参与统治，军事力量负责防卫，也不参与统治；惟有知识、科学和哲学的力量在受人供奉得到保护后需要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没有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人民就会像一大堆杂乱的欲望，成为没有秩序的乌合之众。人民需要哲学的指导，一如欲望需要知识的启迪。当利欲熏心的商人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时，毁灭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当将军利用手下的军队来建立军事独裁时，情况亦复如此。制造商们的用武之地在经济领域，武士们的拿手好戏则是冲锋陷阵。一担任公职，他们就不知所措，一败涂地了。只要他们插手政界，粗野的政治马上就使经邦济国的雄才大略陷入灭顶之灾。因为治理国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需要一个人具有献身精神并做过长期的准备，只有哲学家式的国王才适于领导一个国家。

这就是柏拉图思想拱门的拱顶石。然而社会是复杂的，柏拉图是怎样来解决这些矛盾的呢？

他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解决方案。 （一）心理解决方案

教育从下一代开始，为了使儿童免受父母不良习惯的影响，我们必须把十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全部送到乡下去，并把所有的儿童全部集中在我们手中。如果年轻人都以他们的父兄为榜样，心灵受到了腐蚀，我们就不可能建立理想国了。某些开明的统治者也许会从自己的领地中给我们划分出一块殖民地来，以促成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一视同仁地给予所有儿童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天才之光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们必须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在各个阶段，各个种族中四处寻找。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站就是——全民教育。

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年里，教育应该着重于身体素质的培养；每一所学校都应具备体育馆和运动场；游戏和运动应该成为学校课程的全部内容；在这十年中，每个受教育者都应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以便从此不必再去求医问药。理想国首先必须产生于人的体魄之中。但仅仅运动和体操还不能使人全面发展。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既有温柔气质又有十足勇气的人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拳击家和大力士的国家。这个问题或许音乐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因为通过音乐灵魂可以认识到和谐和韵律,甚至可以学会公正.因为一个和谐的人怎么会不公正呢? 音乐训练之所以强大有力,是由于韵律与和谐找到了伸向灵魂隐秘之处的

通道,而点缀着每一乐章的装饰音,则使灵魂变得更为优雅.音乐陶冶性格,因此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和政治问题。音乐的价值不仅在于怡情养性，还因为它能使人保持和恢复健康。有些疾病只能通过精神疗法来医治。 接着柏拉图出色地预示了“心理分析学”的出现，他认为， 某些不必要的乐趣与本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这些寻欢作乐的本能似乎人人都有，但是在一些人那里，它们被置于法律和理性的控制之下，那些较好的愿望战胜了它们，使它们或者全部被抑制，或者在力量和数量上遭到了削弱，而在另一些人那里，这些欲望却更加强烈和丰富。我们本性中的野兽在吃饱喝足之后，就跳将出来，开始赤身裸体地四处游荡，为所欲为，什么厚颜无耻和伤天害理的事情——包括乱伦和弑父都干得出来。当一个人的脉搏正常适度，他在入睡时就表现得冷静、理智…..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欲望既不恣意放纵,也不过于约束而仅仅足以使之平安入睡的时候他才会去做无法无天的非分之想….. 我们的心中——连好人也不例外——无不潜伏着疯狂的兽性，它趁我们熟睡之际就会探出头来窥伺。

音乐和韵律给人的身心增添风采，带来健康；不过，过多的音乐和过量的运动一样都会给人造成危害。仅做一名运动员就和野蛮人相差无几，仅做一位音乐家，音乐就不再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会使人变得稀松绵软了。因此，二者必须集于一身。成年之后，个人单独从事的音乐训练就应该停止，音乐不能再单纯是音乐，它必须用来教学，历史以及科学那些有时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提供令人喜爱的形式。为什么就不应该把这些难学的课程为年轻人编写得像诗句那样优美并用歌声加以美化呢？ 而且即使如此，也不要把这些课程强加给不愿学校它们的人，在一定限度内，意志自由的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儿童时期的教育不能使强制性灌输，因为一个自由人在获取知识时也应该是个自由人…… 在强制的情况下获得的知识是不稳固的,因此不要使用强制手段而应该让早期教育成为一种娱乐活动,这样才会使你更好地发现孩子的天生爱好。

只有让思绪自由地发展并通过各种体育活动和户外生活的锻炼早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我们的理想国才会具备一个广阔的心理和生理基础，足以应付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和新情况。此外，我们还需要具备一个道德基础。社会成员之间必须紧密团结、他们必须学会和睦相处，以礼相待，各自对对方负有责任和义务。柏拉图在这里他把社会的道德要求借助于神力的制裁——即一种宗教，而不是警察的警棍。

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得对头脑简单的孩子们解释清楚，并竭力自圆其说的话，我们就可能遇到麻烦。孩子们一到二十岁，开始接受对多年来在平等教育中所学知识的严格检验时，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时我们要进行一次无情的筛选。这种考试不仅仅是对学业的检查，而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还会充满磨难、痛苦和冲突。每一种才能都有施展的机会，而每一桩蠢行也都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些落选的人会被分配去从事国家的经济工作，他们将成为商人、职员、工厂工人和农夫。这场检验时不偏不倚，不带感情色彩的。一个人是成为农夫还是哲学家，既不取决于垄断的机会，也不取决于裙带关系。这种选择比民主还要民主。

那些通过初试的人还要在身体、思想和性格诸方面再接受十年的教育和训练，

然后面临第二次考试，这一次要比第一次严厉的多，落选的人将成为辅助人员、行政助手抑或国家军官。 对于在这些大清除中被淘汰下来的人员，我们还需要想方设法地去说服他们彬彬有礼、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不这样，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去防止那些从第一次考试中清除出来的大量落选者和从第二次考试中清除出来的少数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人会扛起武器把我们的理想国砸成仅仅是残留在记忆中的支零破碎的片断呢？ 又如何防止他们在当时当地建立起一个仅仅靠人多势众来进行统治的世界、再重演一遍假民主那令人作呕的闹剧呢？ 于是，宗教和信仰便成了我们唯一的救星：我们要对这些年轻人说，这是按照神的旨意划分的，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就是哭出所有的眼泪也抹不掉神旨中的一个字。

那么，对于闯过了这一阵阵排浪而幸免淘汰的少数幸运儿来说，情况又怎样呢?他们的主修课程是哲学。这时他们已届而立之年。让他们过早地品尝哲学那种难得的快乐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年轻人在初次尝到哲学的滋味时，常常为了取乐而争辩不休，并且老想顶撞和驳倒对方。这种难得的快乐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形而上学，即条理清楚地进行思索；二为政治学，即英明睿智地进行统治。对于我们那些年轻有为的精英来说，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条理清楚地进行思索，为此他们要研究理式学说。理式也可能是所有这一切——概念、规律和理想。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表面现象和个别事物的背后，是不为感官所知，却能为理智和思想所设想的一般化、规律性已经发展方向。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是从感官可感知的个别事物中抽象和推断出来的，但是又比那些可感知的个别事物持久的多，因而“真实”得多。比如，这里有一座桥梁，感官能够感受到成千上万吨的混凝土和钢铁；而数学家却能通过心灵的眼睛，看到根据力学、数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对这一大堆材料进行大胆微妙地调整时的情景。这些原理是建造所有符合标准的桥梁时必须遵循的。 如果这些数学家同时又是诗人的话，他就会看到支撑着这座桥梁的是这些原理。违背了这些原理，这座大桥就会崩溃倒塌，落入河中。这些原理就是把这座桥梁托在自己手心里的上帝。因此，对于柏拉图正如罗素一样，数学是哲学的不可或缺的序曲和最高形式。

没有这些理式，我们眼中的世界一定会和一个新生儿眼中的世界相差无几，成了一大堆模糊不清、毫无意义并且互不相关的感觉了。因为只有对事物进行分类与概括，找出决定其存在的规律及其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才能赋予他们以意义。因此，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寻找理念，寻找概念，寻找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理想状态。我们必须去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关系和意义，它们的存在方式和运行规律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和预示的理想。我们必须根据规律和意图对我们的感觉经验进行分类和协调。那么，这些受教育者在经过从童年到青年，再进入成熟的三十五岁这么漫长的岁月之后，这些尽善尽美的产儿就该紫袍加身，开始行使公共生活的最高职权了吧？

且慢，他们的教育还远没有结束，这毕竟只是一种理论教育，他们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训练。让这些哲学博士们从高山之巅走入人世和万物的“洞穴”中吧，除非受到这个具象世界的检验，否则抽象的概念和观念就毫无价值。让他们自己去和商人竞争，去和讲究实际、精明机灵的个人主义者，膂力过人之士和老奸巨滑之徒抗衡吧。他们会拉破自己的手指，在人世这个严酷的现实中蹭破自己的腿肚子；他们要用自己宽阔额头上的汗水来换取黄油和面包。这时最后一场，也是最厉害的一场考试。这场无情的考试将持续十五年之久。我们这些完

美无瑕的作品中有一部分会在这个重压下断裂，为最后这一股清洗的巨浪所吞没。那些幸存者已届知天命之年，他们遍体鳞伤，但是头脑清醒，自食其力，往日的学究气早让生活的磨难雨打风吹去了。现在他们用传统、经验、文化和斗争所赋予他们的全部智慧武装起来终于自行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了。

（二）政治解决方案

自行地-亦即无需通过表决这种虚伪的形式，民主意味着机会——尤其在教育方面——的完全平等，而不是让每一个公民轮流出来担任公职。每个人都有使自己胜任行政管理这种复杂工作的平等机会，但是只有那些证明自己具备这方面的气质，并且以娴熟的技巧通过全部考试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公职人员的选择，既不是通过表决，也不是由躲在幕后操纵装点门面的民主程序的秘密集团，而是由他们在一起跑线上展开的竞赛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决定的，这才是民主的根本。此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不能担任公职，没能胜任低级职务的人也不能获得高级职务。

有人该说了，这不是贵族统治吗？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这个字眼，所以字眼都是智者的柜台，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在傻瓜和政客那里，它们才变成了金钱。我们希望出类拔萃之辈来做统治者，这就是贵族统治的意思。然而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凡是贵族都是世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格外注意，不能把柏拉图所说的贵族与此混为一谈，为区别之间，我们不妨称之为民主贵族。因为在这里，人民个个都是候选人，并且享有通过教育问津公职的平等机会，而不必在各个集团指定的候选人当中盲目地两害相权取其轻了。这里没有特权阶级，没有世袭的地位和官职，也没有出身贫寒的人才受到压制的情况。统治者的儿子和擦鞋匠的儿子在同一水平线上起步，享有同样的待遇和机会。如果统治者的儿子是个傻瓜，他在第一回合中就会败下阵来，如果擦鞋匠的儿子是个身怀绝技的人，那么对他来说成为国家的保卫者的道路便是畅通无阻的。人才无论出生在什么地方，事业的大门对他都是敞开的。这就是基于学校的民主——它比建立在投票箱上的民主要诚实，要有效一百倍。

保卫者应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维护国内的自由，且其统治应该是灵活机智，不为惯例所束缚的。然而，五十岁的人还能灵活机智起来吗？ 柏拉图回答说，他已经避免了这种情况，因为他不仅使自己的哲学家掌握了渊博的学识，而且还给予他们实际生活的锻炼；因此，他们不仅仅是思想的人，而且是行动的人，是久经考验、具有崇高目标和高贵气质的人。在柏拉图看来，哲学是一种积极的修养，是与实际生活密不可分的智慧，而不是一个只尚空谈、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家。

至于怎样避免统治者的不良行为呢，我们可以通过在保卫者中建立一套共产主义制度的方式来加以防范：

对于保卫者，我们除了提供给他们仅够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之外，绝不允许他们拥有财产、私人住宅。他们得到的给养应该刚够满足一批训练有素、吃苦耐劳的武士们的需要。他们同意从全体公民那里领取固定的报酬，这笔钱仅够他们一年的花销，绝无积蓄。他们要像军营里的士兵们那样，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铺。在所有公民中，唯独他们不能去接触或处理跟金银有关的事情，不能跟金银待在一个屋檐下，不能佩戴用金银制作的饰物，也不能用金银器皿来饮水。

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拯救，国家才能获得拯救。然而一旦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园、土地和金钱，他们就成了管家和农民，而不再是保卫者；成了人民的敌人和暴君，而不再是他们的盟友了。他们就会在互相憎恨、尔虞我诈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害怕自己内心的敌人更胜于身外的敌人，整个国家和他们自己遭到毁灭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如果保卫者作为统治集团只为本阶级而不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那么这种安排对于他们来说，不光危险而且无利可图。他们将受到保护不会出现物质上的匮乏，因为有人会定时给他们补充给养，使他们过着一种不事奢靡，但求温饱的高尚生活，所以他们也就不必为经济利益担惊受怕，绞尽脑汁了。同样，他们也不会像常人那样贪财和满脑子私心杂念。世上他们占为己有的不多不少，永远都是那点儿。他们要像兄弟那样在一起吃饭，像同甘共苦的战友那样在一座营房里睡觉。这样保卫者的权威便会失去效应，他们的权力也不会带来危害；他们的唯一报酬就成了荣誉和为集体服务的意识。他们将成为这样的人，即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献身这一物质所得十分有限的事业，而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又学会了把政治家的崇高声誉看得高于政客的高官厚禄和商人们的万贯家财。随着他们的出现，党派政治的明争暗斗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保卫者的妻子们对此持何态度呢？ 他们甘于摈弃生活中的奢华、享受、排场和挥霍吗？ 因此，保卫者是不能有妻室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既是共产，也是共妻。他们既不能有利己主义，也不能有利家主义。他们忠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整个社会。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不专门归他们所有，而是一生下来就从母亲怀中抱走，和其他保卫者的孩子放在一起哺养。所有做母亲的保卫者负责照料所有保卫者的孩子；“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在这个范围内就由辞令变成了现实。所有的男孩都是兄弟，所有的女孩都是姐妹，每个男人都是父亲，每个女人都是母亲。

妻子的公有制并不意味着没有选择的胡乱交配，而是按照优生学原理对所有的生殖关系进行严格的监督。在这里，依动物饲养为依据进行了推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所需品质有选择地饲养家畜，从每一代中挑选出最优个体来进行繁殖，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我们不是同样可以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人类吗？ 因为仅仅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还不够，还必须让他具备良好的血统。他的先辈应该是出类拔萃、身强力壮的。“教育应始于出生之前”，因此，新娘和新郎都应持有健康证书，否则就不能生养后代。为了防止退化，亲戚之间必须禁止联姻。“要尽可能使出类拔萃者与出类拔萃者结合，等而下之者与等而下之者婚配，这样产生的后代才不会混杂。”

但是，我们不仅要保护按照优生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免于内部的疾疫和退化，还要防止遭受外来敌人的侵袭。如有必要，则需做好取得战争胜利的准备。我们的模范社会理所当然是爱好和平的，因为在人口的增长得到控制之后，我们的生活资料足以养活全体国民。然而，不是以这种方式治理的邻国很可能要把我们秩序井然、繁荣昌盛的理想国视为侵袭和掠夺的对象。因此，尽管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还是要在中间阶层中保持一支数量可观、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要像保卫者那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只靠人民提供的少量给养为生。与此同时，还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因此，我们的政治体制应当是：最高阶层由少数保卫者组成，人数众多的士兵和“辅助人员”负责保卫他们的安全，而广大的商业、工业和农业人口则形成这一体制的基础。最后这个阶级亦即从事经济活动的阶级可以保留自己的私人

财产、配偶和家庭。然而为了避免出现贫富悬殊的场面，工商业应接受保卫者的调整。个人拥有的财产如果超过了公民平均占有标准的四倍，超过部分必须上缴国家。利息或许应予取缔，利润也应加以限制。如果保卫者们能够勤于政而疏于奢，又能允许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独享富贵荣华，那么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愿意让他们去独揽管理大权的。简而言之，理想的社会应是这样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阶级和团体都能各得其所，去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天性和能力的工作。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阶级或个人都不去干涉他人的事务，但在不同的岗位上又能相互配合，精诚合作，建立起一个和谐有效的社会整体。这就是一个公正的国度。

（三）伦理解决方案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公正？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东西值得人们去为之奋斗。这就是：公正、真理和美。然而，这三个概念或许一个都说不清楚。对于公正，柏拉图倒是冒然为之下了个定义：公正就是拥有并从事属于自己的事情。简单说来，就是每个人所得到的应该等于他所创造的，并能履行最适合于他的职责。一个公正的人就是一个正好处在恰当位置上的人，他尽其所能，对社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从社会取得的报酬。因此，一个由公正的人组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高度和谐并卓有成效的群体，其中每一分子都各得其所，就如同一个完美的交响乐队中每件乐器那样去发挥自己适当的作用。

对于个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公正就是一个人身心诸要素的和谐作用，就是这些要素各就各位，同心协力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抑或一团欲望，感情和思想的混沌。让这些要素各安其位，一个人就能幸免于难，成功发达。相反，如果让它们各失其位，让感情或思想既成为行动的光，又成为行动的热时，人格的解体就开始了，失败也就像黑夜那样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公正实际上是灵魂各部分间的秩序与美，它之与灵魂正如健康之于身体。一切罪恶都是不协调：无论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还是人与自己。所以，柏拉图说，公正并不是单纯的力量，而是和谐的力量——愿望与人进入的构成智力与组织的那种秩序。公正不是强者的权力，而是整体的有效协调。

这一观念中没有丝毫异乎寻常的新东西，实际上，任何以标新立异为荣的哲学体系都值得我们的怀疑。就像每一位漂亮的女士一样，真理也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衣着，不过装束尽管不同，实质却无两样。道德起源于人的交往，相互的依存和组织关系。社会生活要求个人作出让步，为了公共秩序，放弃自己的部分主权。这种行为规范最终便成为整个团体的福利之所系。这纯粹是天性使然，其裁决则是无可置辩的，一个团体在与另一个团体的竞争或倾轧中能否幸存下来，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团结与力量，取决于成员内部为了共同的目标精诚合作的能力。所以，耶稣说，道德是对弱者的仁慈；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无畏；柏拉图则说，道德是整体有效的和谐。这三种说法或许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道德观。

（四）综述

到这里，我们把柏拉图的整个理论思想框架就算阐述完了，下面我们如何对这个理想国作一个评价呢？它切实可行吗？如果不可行，那么它有没有可供今人

借鉴的可取之处呢？ 它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过呢？

至少在最后一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对柏拉图有利的回答。有一千年之久，欧洲为颇似柏拉图所设想的一个保卫者阶级统治着。在中世纪，人们通常把基督教徒划分为劳动者、士兵和教士。教士阶级为数虽然不多，但却垄断着传播文化的工具和机会，并且不可一世地统治着整整半个欧洲——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这些教士，正如柏拉图的保卫者一样，被推上权力的宝座，靠的不是人民的选票，而是在教义研究和行政管理中显示出来的才华，靠的是他们勤于反省、不事奢靡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亲朋与国家和教会势力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享受了不少给予保卫者的生育自由。教士之所以有势力，他们的独身生活不能说不是心理因素之一。因为一方面，他们不为狭隘的家庭利己主义所拖累，另一方面，他们显然凌驾于肉体欲念之上那种超凡脱俗的样子，增加了世俗人对他们的敬畏，也使这些罪人更乐于在忏悔室里向他们公开自己的隐秘。

天主教政治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柏拉图那些“冠冕堂皇的谎言”，或受其影响；以中世纪的形式出现的天堂、炼狱和地狱的观念可追溯到《理想国》一书的最后一章。经院哲学的宇宙观大都来自《蒂迈乌斯篇》。唯实论学说就是对理式学说的一种解释。连大学的四个高等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都是以柏拉图著作中勾勒出的课程设制为蓝本确立的。曾经统治过巴拉圭的耶酥会会士是半柏拉图式的保卫者。1917年11月革命后统治俄国的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一度也令人奇怪联想到理想国。他们是少数近乎用虔诚的信念维系在一起的人，他们手中的武器是正统观念和开除出党，他们像圣徒一样坚定不移地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在统治着欧洲半数以上的土地的同时，却过着勤俭的生活。

这些事例表明，在一定限度内，柏拉图的纲领只需稍加更改，还是切实可行的。然而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迄今，批评家们发现这个理想国漏洞百出，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亚里士多德用言简意赅但充满冷嘲热讽的口吻说：“设想一个人人皆兄弟的社会固然是件不错的事情，然而见人就喊一声“ 兄弟” 显然就会使这个称呼失去温情和意义了。关于公共财产，情形也一样，那样就把责任心给冲淡了。当一切属于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一切便没有一个人去照管了。共产主义无休止地让众人发生联系、进行接触，不给幽静生活和个性发展留下一点儿余地、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此外，它还假定诸如耐心和合作的品质只是少数圣人才具备的美德。我们既不能采取不能为一般人所达到的道德标准，也不能实行格外偏袒天性和环境的教育。不过，我们必须考虑那种多数人都能分享的生活，以及一般国家都能获得的政府形式。

这是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对他的批评，后来的批评家们的观点大都一脉相承。我们知道，柏拉图低估了一夫一妻制这种积习的力量以及伴随着这一制度而来的道德准则。他在认为一个男人会甘于和别人共有一个妻子时，低估了男性的占有欲和嫉妒心。此外，他设想母亲们会同意别人把她们的孩子从自己怀中抱走，让孩子在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清楚的残酷环境中长大成人，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样做时，太小看了母爱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在鼓吹废除家庭的同时，他忘记了自己正在破坏产生道德的发祥地和产生那些互助合作的共产主义习惯的主要源泉。这种互助合作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建设他的理想国的心理基础。就这样，他用舌战群儒的滔滔辩才锯断了自己赖以栖息的高枝。

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它们打垮的只是一个稻草人。柏拉图明确地把大多数人排斥在他的共产主义纲领之外。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少数人过得了他为自己那个统治阶级规定的苦行僧式的生活。只有保卫者之间才以兄弟姐妹相称，只有保卫者没有金钱和财物。绝大多数人将按照惯例保留所有那些体面的东西——财产、金钱和奢侈品、竞争以及他们期望得到的任何幽静生活。只要他们受得了，他们大可去维持自己那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以及从这种家庭制度中衍生出来的所有道德。至于保卫者，他们的需要与其是共产主义素质，毋宁说是一种荣誉感与对这种荣誉感的热爱。支撑着他们的不是仁慈，而是骄傲。

从经济学上考虑，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难以实现，在他的理想国里，保卫者及其辅助阶级不能参与金钱与财物的竞争，这是明文规定的。但这样一来，保卫者便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了。如果保卫者只有政权，没有财权，他们怎么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呢？政权只是财权的反映，财权一旦落入被统治者手中，如十八世纪的中产阶级，政权也就变的岌岌可危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之所以能使国王拜倒在它的统治之下是基于对教义的不断灌输，而不是对财富的巧取豪夺。而且教会的这种长期统治取决于欧洲的农业状况：农业人口很容易受到自然力的摆布而产生对超自然物的信仰。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种新思想和新人崛起，他们正重视现实和人间的幸福，而教会的权力刚和这一新的经济事实展开交锋就望风披靡、分崩离析了。政治权力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使自己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经济力量的消长。柏拉图的保卫者在经济上对经济阶级的依赖很快就会使其沦为受控于那个阶级的行政官吏。就连对军权的操纵也不能长久地阻止这一进程的最终到来——正如俄国革命后的军队不能阻止农民中滋长一切归自己所有的个人主义一样。这些农民控制着粮食的生产，因而也掌握着国家的命运。于是柏拉图的思想就只剩下这一点可取之处： 国家政策即便必须由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集团来决定，这些政策也应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来实行，而不应让不谙治国安邦之术、稀里糊涂地从工商界混入政界的人来染指。

柏拉图最为缺乏的还是流动与变化的意识。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大千世界的流动画面凝固成一个静态的造型。他和其他胆小的哲学家一样酷爱秩序。他被雅典的民主洪流吓破了胆，因而对个人的价值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他的理想国是静止的，充斥着遗老遗少的社会，那里是思想僵化，敌视发明、害怕变化的老朽们的一统天下。那里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它崇尚美的名义，却把展示美的艺术家打入冷宫。它是一个独裁国，并不是一个理想国。

除了这些缺点外，剩下的还是正确的。它采用民主制与贵族制的融合，通过选拔考试加实践考察的形式选出国家公职人员，不论男女，不论贫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不过，柏拉图也承认自己描述的理想国只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但把这些符合我们心愿的图画描绘出来还是有价值的。人类的意义莫过于能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想方设法至少让自己理想的一部分变成现实。人是设计理想国的动物，“我们瞻念前程，渴慕尚未实现的理想” 。这并非毫无结果。

经过漫长的人生旅途之后，柏拉图誉满天下，他在自己的梨园广收门徒，辛勤执教40载，晚年还算是过着幸福的生活。拉罗什富科说，“没有几个人知道怎样变老。” 柏拉图知道，那就是，像梭伦那样学习，像苏格拉底那样教诲，做孜孜以求的青年人的向导，获得志同道合者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