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

【内容摘要】本文应用2004年和199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有关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数据，采用Sullivan法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进行了分析，并且比较了1994年到2004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化。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男性老年人平均有1.5年生活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平均为2.5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也在逐渐下降。女性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高，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60～80岁也高于男性，但是85岁及以上女性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低于男性，而且女性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整个老年阶段均低于男性老年人。从10年间的变化看，中国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自理预期寿命都有所增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反而下降了，而且随年龄的增长，下降得也越来越快，男性和女性均呈现同样的态势。就平均水平而言，健康状况改善的程度低于寿命的延长，高龄女性老年人在这个方面尤其处于劣势。

关键词：生活自理预期寿命;Sullivan法，老年人 【作者简介】杜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强，德国马普人口研究所博士后。

1 引言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人口高龄化。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亿人，达到1005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7%；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2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03%，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更为明显(徐刚，2006)。预计老年人口总数将进一步快速增长，到2014年将突破2亿人，2026年超过3亿人，2041年将达到4亿人（杜鹏等，2005）。在老年人口迅速增多，老年人余寿越来越长的形势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反映老年人生命质量的指标，也是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预测国家和家庭在养老和医疗方面支出的重要指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目前中国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主要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在1994～2004年10年间的变化。

健康预期寿命的概念是由Sanders（1964）提出的，是将死亡率和患病率结合在一个相同的生命表里得到的新的健康指标。这一思想最终被Sullivan应用于实践，他将无残疾率与单递减生命表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第一张单递减健康生命表，计算无残疾预期寿命（Sullivan，1971），首次估算

了美国的健康预期寿命，之后这种依据横断面数据计算健康预期寿命的方法就被称为Sullivan法。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健康转变（health transition）的一般模型，该模型将对健康的衡量从预期寿命进一步扩展到考察疾病与功能缺损（morbidity and disability）。概念上的发展不仅要求估算预期寿命，还要进一步估算健康预期寿命，估算健康预期寿命由此开始普及。此后由于纵向调查数据逐渐增多，人们得以应用多状态生命表法估算健康预期寿命。但是Sullivan法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估算健康预期寿命的方法，主要由于它的估算方法相对简单，所需数据容易获得，而且它可以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非常适合进行比较。例如，比较两个时点上人口总体的健康状况，或者同一时点不同人口健康状况的比较。本文将应用Sullivan法估算目前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并且比较从1994年到2004年的变化。 伴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Oppen & Vaupel, 2002），人们也越来越关心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变化, 活得长是否也能够活得健康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以往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三种理论：Fries（1980，1989，2003）提出“功能缺损的压缩理论”（A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该理论指出功能完好的时间不仅在绝对量上会增加，相对于生命长度的比重也会增加；与此相反，Gruenberg （1977）和Kramer（1980）认为由于医疗护理以及提前预防会延长患病人口和功能缺

损人口的寿命，随之带来功能缺损时间的延长，因而可能导致功能缺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不断扩大，也就是“功能缺损扩张理论”（An expansion of morbidity）；第三种理论认为在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健康预期寿命也在延长，两者是平行发展的（A dynamic equilibrium）（Manton, 1982）。各种实证研究结果分别支持这三种理论。Feedman 等人（2002）的回顾性研究表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功能缺损持续下降。Robine等人（2002）发现欧洲老年人，特别是英国的老年人，从1976年到1994年功能缺损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却支持Gruenberg 和Kramer的功能缺损扩张理论（Zimmer et al，2002）。 法国在1981～1991年间预期寿命的增长伴随着功能健康预期寿命的同步增长，但是不带病预期寿命保持稳定，前者支持Manton的同步发展理论，后者则支持功能缺损扩张理论（Robine & Michel, 2004）。

200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1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0.7岁(武超，1996)。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将继续提高。中国的老年人活得越来越长了，那么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增长、下降还是保持稳定？如果在增长，那么健康预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是在增长、下降？还是保持不变？或者说，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变化符合

哪种理论？还是会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从王梅（1993）应用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和1987年残疾人调查数据研究中国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开始，中国学者逐渐关注这个问题，钟军（1996）、乔晓春（1999，2004）、曾毅（2001）、顾大男（2001）、李强和汤哲（2002）以及汤哲等（2004，2005）针对不同的问题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进行了研究。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联系比较紧密的是乔晓春在2004年的研究和汤哲等在2005年的研究。乔晓春应用1987、1992和2000年有关中国老年人的调查数据研究平均预期自评健康寿命（Perceived health expectancy）的变化后发现，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在增长，但是自评健康预期寿命，特别是老年女性的自评健康预期寿命是下降的（乔晓春，2004）。汤哲等（2005）专门针对北京市老年人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显示，北京市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增加，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近年呈下降趋势。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老年人的功能状况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照料需求，因此估算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具有实证意义以及政策意义。另一方面是目前尚没有研究成果揭示中国老年人整体的情况及变化，汤哲等（2005）对于北京市的专门研究更加引发了我们的兴趣，北京作为一

个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近年呈下降趋势，那么中国整体的情况如何呢？ 为什么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从1994年到2004年在下降呢？深入的因果分析需要更详尽的数据和资料，比如除了需要考虑社会经济的原因外，我们也需要考虑地理的、文化的以及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因素。目前我们手头的资料不足以揭示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能原因的假设，待以后有条件时做进一步的探讨。 可能原因之一：相关死亡率的下降所致，更确切地说，可能是由于患病老年人口或功能缺损较严重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降低所导致。例如，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对某些严重的慢性病（如癌症早期和中期）已经能够及时治疗。相关的死亡率会发生下降。这些疾病尽管可以治疗，但是由于这些疾病所导致的功能缺损却在所难免。因而可能导致老年人带病或带残的时期延长，出现功能缺损扩张的现象。 可能原因之二：有病不能及时治疗因而导致功能缺损。在目前的中国，相对于老百姓的支付能力，看病是非常昂贵的，同时医疗资源和服务在各个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方面，大部分的老年人收入有限，难以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的许多老年人仍然缺乏医疗保障。在农村，90%以上的医疗费是要由个人支付的（Woo et al., 2002）。城市的老年人虽然能够享受到一些医疗

保障，但是绝大部分的城市老年人自己仍然要支付大量医疗费。一些老年人有病但不能及时治疗，进而会导致功能缺损，出现较高的功能缺损率。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我们计算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是总体的平均值，难以反映子群体（如患病人群或经济较发达健康资源较好地区的老年人）以及个体的异质性，某些子群体可能呈现功能缺损压缩或者平行发展，但是由于总体中功能缺损扩张的比例较高，因而呈现功能缺损扩张的态势。Robine & Michel（2004）提出，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和变化趋势，功能缺损压缩、扩张和平行发展可能同时存在。也就是说，由于老年人口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不同的子群体会呈现不同的健康状态以及变化的不同趋势。对于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健康资源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如果只关注平均值可能会影响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认识，也会对相关的社会经济、医疗卫生发展的认识产生偏颇。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各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并且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可以针对某些子群体，如患病人口，考察其功能缺损或者可能的功能恢复。或者考察功能状况较好的群体，研究导致他们具有较高自理能力的原因，观测他们是否会发生功能缺损，进而研究发生缺损的原因。这些研究不仅需要较为详细的经济社会发展资

料，也需要纵向调查数据的支持。

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也存在一定局限，表现在对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上。生活自理能力本身是一个综合变量，包括吃饭、穿衣、洗漱、上厕所、室内活动以及能否控制大小便，并且这几项活动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标准的测量应该是一个活动、一个问题分别回答，但这在全国大规模调查中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本文的数据对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只使用了一个问题，不能表现出这个综合变量的层次性，我们也难以进一步分别考察老年人完成各项活动的情况。但是，本文所使用的样本的代表性以及样本量规模在同类问题的研究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与生命表的结合上显示出数据规模的较大优势。

参考文献：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of Chinese Elderly and its Change between 1994 and 2004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ADL function level of Chinese elderly conducted by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in 2004 and 1994, using the Sullivan method,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sability free life expectancy(DFLE) of Chinese elderly in 2004 and compare it with that of 1994. Results show that in 2004 on average male elderly spend 1.5

years in disability and female elderly 2.5 years. As age advances, the proportion of DFLE in life expectancy also decreases. Female elderly have higher life expectancy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ey also have higher DFLE than males in the age of 60-80, but the female DFLE is lower than males at the age of 85 and above, female elderly have lower proportion of DFLE in life expectancy than males at each age groups.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both the DFLE and life expectancy are increasing, but the proportion of DFLE in life expectancy is decreasing. Generally speaking, the health status did not improve with the same pace of life expectancy, the oldest old women are most disadvantaged.

Key words: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Sullivan Method; Elderly

Authors：Du Peng is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Li Qiang is postdoc fellow,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Germany

(责任编辑：陈 卫 宋 严 收稿时间：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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