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记货殖列传

评《史记·货殖列传》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拥有一篇这样灿烂辉煌的历史遗产，我们该如何利用它，如何传承货殖列传的文明，货值列传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经济思想，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一、《史记·货殖列传》简介

《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皇帝级别的人，世家是诸侯级别的人，列传是大臣级别的人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人，表是世系，书是典章制度。

《货殖列传》在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是整本《史记》的倒数第二篇。最后是“太史公自序”，是全书的序，这样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一。《货殖列传》在全书就是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部不朽名著的末班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传记，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史记·货殖列传》的产生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正史里除评《史记·货殖列传》了帝王便是官，一般小人物难以入史书。商人在旧时是被歧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俸禄视为天经地义，把当官获取的富贵视为荣耀，而歧视商人的智慧致富。对商人不但歧视，还要限制和打击。司马迁为商人立传，开史家先河。《货殖列传》的产生源于司马迁勇于探索的求实精神，司马迁有游历全国各地的经历，遇到了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很多货殖家，为他写作《货殖列传》提供了基础。

三、《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1．《货殖列传》中的唯物主义观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司马迁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

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世有贫富，人皆逐利，求富患贫是人之常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贤人深谋于廊庙，

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们的本性，不用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司马迁还提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2. 《货殖列传》中的自然经济观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生好结果的，违反经济条件客观支配作用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力，必须顺应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趋势。司马迁对于物价有它贵贱的自然节奏，反应了在市场自由调节下的价格机制，展现了他的完全市场经济主张，体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商品经济的调节。

3. 《货殖列传》中的科学发展观

司马迁认为，贫与富，若排除了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与，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

却往往衣食不足。要想用于财富，就要变的机敏，就要因地制宜，化不利的条件为有利因素，充分利用身边的条件，使它达到效用最大化。

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4. 《货殖列传》中的劳动价值论

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货殖列传中有一段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人们必须不断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对于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人人各司其职，负责社会生活所需物品的不同领域，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的观点。

5.经济与政治、文化、道德的关系

姜太公在恶劣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大兴货值之事而逐渐富强，使得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整太公的政策，大兴货值之事而振兴齐国。越王勾践听了计然的建议，从事货值之事，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货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具有重大影响。

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他开始在孔子那里学习，后来开始经商，是孔子七十多个高徒中最富有的。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以此来说明从事文化、教育这些事业，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因此，经济是道德的前提基础。

四、《货殖列传》的写作手法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货殖列传》作为《史记》中的一篇文章，记录的只是通史中的某个时代。《货殖列传》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了从公元前五世纪初的春秋季年到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约四百年的历史。本文的主要写作手法是由社会经济背景入手，进而为货值家立传并阐述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利用举例的方法，以大量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为例，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

五、《货殖列传》的后世评价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司马迁的财富观是非常现实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记述了许多富商大贾的传奇致富，也记述了一些靠盗墓犯法、赌博恶业发家的人。还有卖浆水致富、磨刀致富、卖小食品致富、兽医致富的人。除盗墓赌博之外，司马迁对这些致富都是肯定的。司马迁充分体会到财富对人的重要性。中国这块土地自古养官不养民，官有俸禄，民不但要自食其力，还要抽粮纳税养官。

司马迁看到这样的现实：在陆地养五十匹马，一百六七十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水中占有年产千石鱼的鱼塘，山中有千棵成材的大树„„齐鲁千亩蚕桑大麻，等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本，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司马迁把无官职俸禄奉养，也无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富足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叫“素封”。千金之家可以与一地政府长官比富，亿万富翁能和国王同享乐。

《货殖列传》不仅在写作方法上比较奇特，更是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经济思想，被方家学者称赞。

六、《货殖列传》需要改进的地方

大凡人造之物，绝无尽善尽美，否则，社会就不再需要进步。《货殖列传》当然有其不

足之处。

前面说，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出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相比较，自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大就富足，小就贫乏，是比较片面的。司马迁还说到“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过分的强调了财富对人的品德形成的作用，忽视了思想教育的意义。

但是，但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在全面指出形成财富的两要素之后，进一步强调劳动的源泉作用，能够提出这么多先进的经济思想，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