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管理研究

創業管理研究2006年12月

第一卷第一期, p.133-153

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Mediating Effect Research Based on Explorative Competence

and Exploitative Competence

張玉利 Yuli Zhang 南開大學商學院 教授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ylzhang@nankai.edu.cn

李乾文 Qianwen Li 南開大學商學院 博士生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摘要

環境不確定的加劇，導致更多公司採取創業導向的策略，但從公司創業導向到組織績效，中間需要一定的轉化路徑與組織能力的支援。本文從理論上論證了組織的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在創業導向轉化為組織績效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並經由185份有效樣本驗證了中國背景下創業導向的獨特構面組成，以及這兩種組織能力的中介效應。 關鍵字：公司創業導向、探索能力、開發能力、組織績效、中介效應

∗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專案《創業活動與組織互動的價值創造過程及其管理研究》（7047204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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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corporate begin to adopt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trategy along with the intense uncertainty environment, but it should be some transition paths and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suppor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about organizational explorative competence and exploitative competence between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nd validate th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China’s contex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empirically by using 185 valid samples.

Keyword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xplorative competence, Exploitative competenc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Mediating effect

壹、前言

環境動態複雜性的日益加劇，導致企業紛紛採取不斷創新、承擔風險與超前行動的創業導向策略(Miller,1983; Covin & Slevin,1991; Lumpkin & d Dess,1996)，但對創業導向的眾多研究說明，從創業導向到組織績效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一些研究雖然證實了創業導向對組織績效的提升作用（如Wiklund,1999; 陳勁等，2003），但另外一些研究卻發現兩者的相關關係並不顯著，在特定的環境和組織背景下甚至會惡化（如Smart & Conan,1994; Hart,1992）。

現實可以觀察到的大量企業實務說明，公司創業導向的表現形式多樣而且複雜，其績效表現會因特定的環境和組織背景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單純從創業導向到組織績效的線性研究方法過於簡化，也不符合異常複雜的企業實務。因此，基於權變思想，同時考察組織因素、環境因素和策略因素等的組織構造（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Miller, 1983; Dess, Lumpkin & Covin, 1997; Wiklund & Shepherd, 2005）思想1日益引起學者們的關注。

本文經由追蹤創業研究前沿成果，基於管理權變和組織構造思想，認為公司創業導向能否有效轉化為組織績效的必要條件是：組織既要有較強的探索能

1

組織構造思想認為企業的效能與單純運用何種特定的措施無關，而是與多個措施之間的相互關聯有關，組織有效運作是因為把各種特性以互補的方式結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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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力，也要同時具備較強的開發能力。並經由185份有效樣本部分證明了這一轉化路徑的客觀存在，同時驗證了中國背景下公司創業導向構面的獨特性。

本文的初步結論說明：第一，公司創業導向表現為創新與超前行動性、承擔風險性兩大構面，這與採用同一量表的國外研究得出的創新性、承擔風險性和超前行動性三個構面不同，說明中國轉型背景下公司創業導向具有自己的獨特性，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特定背景採取不同組合的創業導向策略；第二，驗證了從創業導向到組織績效的組織能力中介變數的存在，也就是組織的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最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貳、文獻回顧與理論模型的構建

近年來，創業研究正在努力尋找能夠把一些“累積性的碎片”串起來的主線，而創業導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簡稱EO）的研究就是這樣的嘗試。創業導向可以視作為企業層面為了有目的地建立組織目標、保持企業願景，以及創造企業競爭優勢等，而進行的具有創新性、承擔風險性和超前行動性的策略決策觀念與模式。

追根溯源，公司創業導向來源於策略研究學者對策略決策模式的研究，其理論根源可以追溯到策略選擇觀點，這一觀點強調經由有目的的策略行為可以有效地實施新機會的進入行為。創業導向不但是描述企業從事於追逐新事業的一種特定心智模式，而且也提供了一個分析創業活動的有用框架。許多學者使用創業導向分析與創業活動有關的決策或過程。在概念和實證兩個方面，創業導向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共識，開始成為創業研究中少數幾個已有相當知識性積累的領域。

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時，也仍然存在著一些爭論，爭論之一是創業導向的構成構面到底是單一構面的還是多構面的，這直接關係到對創業導向策略的理解，以及實務中其對企業指導作用的有效發揮。一些學者認為構成創業導向的創新性、承擔風險性和超前行動性，對於具有創業精神的企業而言應該同時具備，在構面的方向變動上也應該是具有同方向變動的特徵（Covin & Slevin, 1991），而且對單一構面的測量在研究上也具有較好的簡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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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外一些學者（如Lumpkin & Dess,1996）則認為，單一構面的測量掩蓋了創業導向的不同構面對整體創業導向概念的獨特貢獻。這種把公司創業導向理解和定義成單一構面的方法有些過於狹窄了，公司創業導向應該是一個多構面的概念。他們認為，構成公司創業導向的創新性等不同構面雖然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由於公司所處的產業狀況、競爭地位、文化差異等環境不同，即使同一行業的企業採取的創業導向也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徵，如有的以不斷的產品和市場創新等贏得市場優勢，有的則以經常的超前行動贏得先動優勢，有的則以大膽的承擔風險性策略而贏得風險收益。並且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會採用不同的創業導向策略組合。

創業導向構面之間可以相互獨立變化的邏輯解釋是，如果一個公司在創業導向的個別構面上具有很強的特徵，但在其他構面上表現不明顯，如創新性與超前行動性很強，但在承擔風險上表現並不強的話，此種策略在實務中也有其存在合理性。同時也說明了創業導向策略的內容豐富性，為企業的策略制定者可以留出更大的決策空間。於是得到假設1：

假設1：公司創業導向是一個多構面的概念

儘管對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間關係的研究還存在爭論，但創業導向在總體上與組織績效呈現正向的相關關係的結論得到了眾多研究成果的支持，於是得到假設2：

假設2：公司創業導向在總體上與組織績效呈現正向的相關關係

根據前面的分析，如果構成創業導向的幾個構面之間是獨立變動的關係，他們與組織績效之間的相關關係將可能有著不同程度，甚至是不同方向的影響，因此得到假設3：

假設3：公司創業導向的不同構面與組織績效間有著不同程度或方向的相關關係

除了創業導向的多構面性，創業研究中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探索方向是，在什麼環境下，組織內部具備什麼樣的能力要求，創業導向行動才能有效地轉化為組織績效，即試圖尋找創業導向有效轉化為組織績效的中間路徑。組織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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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理論認為，在日益動態複雜的經營環境中，成功的組織體現了既能夠有效地運作當前的事業，又能夠主動地適應明天要求的特徵。組織學習方面的著名學者瑪奇（March,1991）使用了開發（exploitation）與探索（exploration）來描述這樣的組織能力。

開發能力包括從事效率、複製、選擇和實施等的活動。經由開發能力，組織把他們已有的知識成功複製應用於已有領域的經營活動，經由對已有知識的提煉和傳統慣例的承襲營造組織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但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僅僅從事開發活動是不夠的，由於顧客需求的變化、競爭力量的此消彼長等原因，組織在開發和改善已有能力的基礎上，還必須具有不斷發現新機會所必需的探索能力。探索能力是指從事變異、試驗、柔性、冒險和創新等活動的能力。因此，探索能力涉及搜索新的組織實務，以及發現新技術、新事業、新流程和新的生產方式等的活動。正如瑪奇所指出的那樣，開發能力與探索能力是影響組織績效的兩個重要但又差異很大的基本構成要素。

由於競爭的激烈和變革速度的加快，企業經常面臨著已有的開發能力與新的探索能力之間的矛盾，企業的資源也要面臨著如何在兩種能力構建上進行合理配置的選擇。組織柔性的研究就反映了這樣的組織變革嘗試，組織既要尋求柔性以能超前地發現創業機會，同時又能尋求適度穩定以減少不確定性，充分利用已有的組織開發能力。

戴斯（Dess, 2005）認為以往對創業導向的研究只是測度了企業創業活動適應性的一面，而在效率測度上有所缺失，因此應同時重視企業的開發與探索能力研究2；坎特（Kanter, 1982）的研究顯示，只具有內在創業精神但在組織柔性缺乏的情況下組織績效也難以提升；奎因（Quinn, 1985）在對記錄完好的小型創業企業的研究發現，由探索能力和開發能力表現出來的組織柔性對於創業成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組織探索能力和開發能力是促成組織創新活動和創業過程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司創業導向能否有效轉化為組織績效的中介變數，發揮出一定的中介效應。於是，相應地得到假設4及其子假設4-1和4-2：

2

此觀點得益於2005年7月份，作者在西安參加香港科技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聯合舉辦的2005IACMR中國企業研究方法研習班上與戴斯（Dess）教授的交談，感謝其熱情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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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4：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是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間的中介變數，具有一定的中介效應 假設4-1：探索能力是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間的中介變數，具有一定的中介效應 假設4-2：開發能力是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間的中介變數，具有一定的中介效應

組織績效 創業導向y 創新性 y 超前行動 y 風險承擔 　y 機會探索能力 　 y 機會開發能力 y 銷售收入增長率 y 市場佔有增長率 y 稅前利潤增長率

圖1 本文的理論概念模型

參、變數構面選擇與樣本調查

公司創業導向的量表採用9個測量問項的語義差別量表，最早由坎德瓦拉（Khandwalla, 1977）開發，米勒和弗裏森（Miller & Friesen, 1982）發展，科文和斯萊文（Covin & Slevin, 1989）將其應用於對小公司的研究，並進行了信度檢驗。對創業導向的測量包含了創新性、承擔風險性和超前行動性三個構面。

關於組織探索與開發能力，結合了瑪奇（March, 1991）、何自林和黃寶錦（He Zi-lin & Wong Poh-kam, 2004）等人的研究，設計了10個問項的李克特5點量表，判斷公司相對於主要競爭對手的能力，其中5個問項反映對已有產品和市場的開發能力，另5個問項反映對新的商業機會的探索能力，並且經由了前期調研的信度與效度檢驗。

對組織績效的考察包括了銷售收入增長率、市場佔有率和稅前利潤增長率三個方面。銷售收入增長率和市場佔有率反映了公司在市場擴張和規模方面的特徵，而稅前利潤增長率則反映了公司銷售收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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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本文對組織績效指標的測量採用了主觀評價的方法，既要求回答者評價“公司過去三年相對於主要競爭對手的表現”。採用主觀評價方法的原因，一是因為中國公司的真實實際資料，特別是非上市公司難以獲得，二是如米勒等學者（Miller & Toulouse, 1986）認為的那樣，財務績效的絕對數據受到產業關聯因素的影響。因此，直接比較不同產業公司的客觀財務資料有可能導致誤解。

創業精神可以存在於各種組織和個體，差異往往體現在強度的不同。因此，為了得到一般性的研究結論，本文並不限定樣本的所屬行業和產業性質，也不限制企業規模的大小。按照全球創業觀察（GEM）報告的界定，成立時間小於42個月的企業屬於新創企業，本文研究對象是渡過了初創期的企業，所以樣本選擇是超過42個月的企業母體。

調查於2005年9月至12月份進行，共發放問卷1100份，收回問卷205份（其中經由電子郵件149份，傳統信函56份），回收率為18.64%。在回收的205份問卷中，有10份存在著填報的主要資訊不全，缺失值過多，被刪除；6份問卷企業的成立時間少於42個月被刪除；還有4份問卷在填報產業上存在多個主業，也被排除。最後得到有效問卷18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16.82%。

由於本次問卷調查同時採用了兩種收集問卷的方法：傳統信函與電子郵件，這兩種取樣法可能會對樣本的獨立性、有效性等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為驗證它們是否來自於同一個群體，即母體是否相同，就必須先對樣本的來源進行檢驗。本文採取了獨立樣本T檢驗，以測試兩組樣本的填寫者對各種引數與績效變數的反應。總體上看，在個別問項上雖然有些差異，但並不是特別顯著，證明來自同一樣本母體。

為了檢測問題項每個問項的適用程度，一般採用專案分析，又稱問項鑒別力分析的方法3，即求出每一個問項的“臨界比率”（critical ratio，簡稱CR值），將未達顯著水準的問項刪除（吳明隆，2001），本文所含的所有問項經由了專案分析。

由於在問卷調查時，所有題項均由同一填寫者填寫的情況下，就容易出現同源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 簡稱CMV）的問題。消除的一類方法

3

其求法是將所有受試者按得分總和依高低排列，得分前25%至33%者為高分組，得分後25%至33%者為低分組，求出高低二組受試者在每題得分平均數差異的顯著性檢驗，如果問項的CR值達顯著水準（α<.05或α<.01），即表示這個問項能鑒別不同受試者的反應程度，此為問項是否需要刪除首先應該考慮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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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研究前儘可能使用提高事前預防的措施，本文使用了答卷者資訊隱匿法和反向問項設計法等。檢測同源偏差的常見方法是潘德斯科夫和奧甘（Podsakoff and Organ, 1986）建議的哈曼（Harman）單因素檢測方法：問卷所有問項一起做因素分析，在未旋轉（un-rotated）時得到的第一個主成份，反映了CMV的量。在本文中，問卷所有問項一起做因素分析，在未旋轉（un-rotated）時得到的第一個主成份，占到的載荷量是29.797%，並沒有占到多數，所以同源偏差並不嚴重。

肆、因素分析與假設檢驗

由於創業導向的構面間理論上具有一定的相關性，所以採用了比正交旋轉更為合適的斜交法。經過問項刪除Cronbach’ α係數檢驗後，由於問項EO9（公司高層審視產業發展趨勢掌握機會提早行動的程度）的因素載荷低於0.4被刪除，最後得到兩個因素，第一因素被命名為創新與超前行動性，包括了EO2（公司在最近三年的新產品或服務線上馬情況）、EO8（推出新產品、進入新市場或引進新的技術的領先程度）、EO3（公司新產品或服務的創新程度）、EO1（公司對研發、技術領先和創新的重視程度）和EO7（公司應對同行競爭採取行動的主動程度）共五個問項，基本上反映了對創新性和超前行動性的測量，反映問項一致性的總體α值是0.828；第二個因素被命名為承擔風險性，包括了問項EO5（公司採取大膽、迅速行動的程度）、EO6（當面對不確定性環境時，公司積極行動的程度）和EO4（公司選擇高風險、高回報項目的傾向）三個問項，反映問項一致性的總體α值是0.778，都達到了一般的信度要求（Cronbach’ α值大於0.7）。

除了對測試模型的信度（內部一致性）進行檢測之外，本文也對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5進行了檢驗，以確

4

4

對於收斂效度，根據費耐爾和拉克爾（Fornell and Larcker, 1981）提出三項標準：所有的標準化項目載荷量（factor loading）要大於0.5且達到顯著水準（p<0.05 或者 p<0.01）、組合信度值（composite reliability, 簡稱CR）要大於0.8、平均提煉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簡稱AVE）要大於0.5進行評估。 5

對於區別效度，使用了兩種衡量方式：（1）以兩兩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小於0.85，就可宣稱具有一定程度的區別效度；（2）根據費耐爾和拉克爾的建議，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應具有本身構面的AVE值要大於本身構面與其他構面間的相關係數平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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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保每個多指標量表體系都能夠充分而適當地捕獲或描述特定概念的內涵。表1顯示了使用結構方程（LISREL）工具，對公司創業導向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結果。

表1 公司創業導向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標準化專案負荷量

T值

標準誤

（for λ）

平均提煉方差

組合信度

構面名稱 題項號碼

EO2 0.71 0.50 10.35** EO8 0.70 0.51 10.09** 創新與超前行動性

0.700 0.8288 EO3 0.73 0.46 10.80** EO1 0.75 0.43 11.18** EO7 0.61 0.63 8.51** EO5 0.79 0.38 11.47** 承擔風險性

EO6 0.68 0.54 9.50** 0.740 0.7837 EO4 0.75 0.44 10.77** 模式適合度指標

x2=71.34; d.f.=19; x2/d.f.=3.75; GFI=.92; NFI=.88; CFI=.91; IFI=.91; RMSEA=.120 **P<.01

註：從公司創業導向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看，所有專案的因素載荷量都大於0.50的最低水

準，介於0.61～0.79之間；所有項目的T值也都達到了統計顯著水準（**P<.01）；可以分解為兩個因素：創新與超前行動性、承擔風險性，平均提煉方差AVE值也都超過了0.50的最低要求，分別是0.700和0.740；組合信度CR值一個高於0.80的要求，一個接近0.80的要求，分別是0.8288和0.7837。

從模式適合度主要指標看，也基本上達到了一般的要求，其中GFI值和IFI值超過了0.90的要求，NFI值接近於0.90的要求（0.88），x2/d.f.（3.75）和RMSEA（0.120）不太滿意，但總體看還是不錯的。

經過以上探索性的因素分析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可以證明公司創業導向是一個多構面的概念，構面之間具有獨立變動的特徵。但與國外一般得到的結論不同，公司創業導向由兩大構面組成，第一個構面反映了創新與超前行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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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在本文中被合併為一個構面，說明在中國轉型背景下，創新性與超前行動性具有一些共同變動的特徵；承擔風險性則體現出另一大特徵。於是，假設1得到了驗證，即創業導向是一個多構面的概念，這就說明構成公司創業導向的構面雖有一定的相關性，卻是可以相互分離的。

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也經過與上類似的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後，得到兩個因素，所有問項的因素載荷水準均在合理水準上，Cronbach’ α係數已達到量表所能達到的最優水準，量表總體α係數為0.870。因素1代表公司對新機會和新事業的探索能力，包括了問項EE7（公司內部部門間的合作與協調能力）、EE8（公司對環境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EE9（公司同客戶、供應商及其他商業夥伴進行溝通與合作的能力）、EE10（公司內部門共用商業資訊的程度）、EE6（識別專業潛在市場機會的能力）；因素2代表公司對新機會和新事業的開發能力，包括了問項EE1（開發已有產品或服務的專長）、EE2（技術產業化的能力）、EE4（低成本的產品或服務供應能力）和EE5（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品質保證能力）。但問項EE3（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速度和可靠性）由於交叉載荷超過0.4而被刪除。

表2顯示了組織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驗證性因素（CFA）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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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表2 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構面名稱

題項號碼

標準化專案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for λ）

平均提煉方差

組合信度

EE7 0.78 0.40 11.82** EE8 0.78 0.40 11.82** 組織探索能力

0.885 0.8376 EE9 0.73 0.47 10.76** EE10 0.72 0.48 10.65** EE6 0.53 0.72 7.17** EE1 0.68 0.54 9.28** 組織開發能力

EE2 0.64 0.60 8.57** 0.653 0.7460 EE4 0.67 0.56 9.07** EE5 0.62 0.62 8.26** 模式適合度指標

x2=38.26; d.f.=26; x2/d.f.=1.472; GFI=.96; NFI=.94; CFI=.98; IFI=.98; RMSEA=.042 **P<.01

註：從探索能力和開發能力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看，所有項目的因素載荷量都大於0.50的最

低水準，介於0.53～0.78之間；所有項目的T值也都達到了統計顯著水準（**P<.01）；可以分解為兩個因素：探索能力和機會開發能力，平均提煉方差AVE值也都超過了0.50的最低要求，分別是0.885和0.653；組合信度CR值一個高於0.80的要求，一個接近0.80的要求，分別是0.8376和0.7460。

從模式適合度主要指標看，都達到了一般的要求，其中GFI值、NFI值、CFI值、IFI值超過了0.90的要求，x2/d.f.（1.472）小於2.50的水準，RMSEA（0.042）小於0.80的水準，總體看非常好。

與此類似的得到組織績效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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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組織總體績效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構面名稱

題項號碼

標準化專案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for λ）

平均提煉方差

組合信度

OP1：銷售收入 0.88 0.22 13.50** 組織總體績效

OP2：稅前利潤 0.74 0.46 10.81** OP3：市場佔有率

模式適合度指標

x2=.00; df=.00; x2/d.f.=.00 The model is Saturated, the Fit is Perfect **P<.01

註：從組織總體績效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看，所有專案的因素載荷量都大於0.50的最低水

準，介於0.74～0.88之間；所有項目的T值也都達到了統計顯著水準（**P<.01）；得到1個因素：總體績效，平均提煉方差AVE值也都超過了0.50的最低要求，達到0.803；組合信度CR值也達到高於0.80的要求（0.8469）。從模式適合度看，模型是一個完美的飽和指標匹配模型。

0.79 0.37 11.78** 0.803 0.8469

對以上各個模型的信度與效度分析總結如表4所示。首先，對組合信度的分析說明，測試模型表現出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本項研究包含的所有潛變數的綜合信度系數值都大於有關研究所建議的最小臨界值0.70。

其次，對於所有測度指標而言，標準化的因素載荷也都明顯高於有關研究所建議的最低臨界值0.60，而且都具有較強的統計顯著性（p<0.01），充分顯示了測度模型具有較強的收斂效度。同時，本論文中的每個潛變數的平均提煉方差都大於0.70，從而滿足了有關AVE應該大於0.50的標準。

再次，除收斂效度之外，各個潛變數還應該表現出較高的區別效度。根據弗奈爾等人（Fornell & Larcher, 1981）的研究結論，為了確保各個概念之間存在著內涵和實證方法的差異，模型中每個潛變數的AVE的平方根，應該大於該變數與其他變數的相關係數。從表8中的有關數字不難看出，這個條件也能夠較好地滿足，充分體現了各個變數之間存在著較高的區別效度（最大的相關係數是0.599，各潛變數所對應的最小的AVE的平方根是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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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表4 相關係數矩陣與平均提煉方差（AVE）的平方根

項目

創新與超前行動

風險承擔

探索能力

開發能力

組織績效

創新與超前行動 0.837 風險承擔 0.594 0.860 探索能力 0.366 開發能力 組織績效

0.594 0.273

0.207 0.941 0.300 0.599 0.808 0.147 0.391 0.419 0.896 註：相關係數分別列示在矩陣的下半部，AVE的平均根在對角線上

為了驗證第二個和第三個假設，首先看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間的結構方程分析，從驗證模型看，雖然各項指標離滿意值有一定距離，但比較接近，驗證模型與對比模型的匹配指標如表5所示，結構方程驗證模型如圖2所示。

表5 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的基本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測量模型

X2(p) d.f. X2/d.f.

RMSEA

GFI NFI CFI IFI

驗證模型 117.33 25 4.6932 0.150 0.87 0.81 0.84 0.85 註：X2(p):卡方值；d.f.：自由度；RMSEA：近似誤差均方根；GFI：擬合優度指數；NFI：標

準擬合指數；CFI：比較擬合指數；IFI：差別擬合指數

EO.97 EOEOEO.76 .84 .64 .68 創新與超前行動 .05 組織績效 EO EO2 EOEO.85 .68 .72 .24 風險承擔 EO圖2 創業導向與組織總體績效的驗證模型

在下面的因果關係分析表格中列出，組織績效由前面的探測性因素分析自動求得。

註：這個簡化的模型沒有顯示出測量誤差項等，標準化參數的T值檢驗統計顯著性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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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顯示了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的因果關係分析，從T值看，只有風險承擔構面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9.37, p<0.01），標準化路徑參數（r值）是0.24，而創新與超前行動與組織績效的因果關係則在統計上不顯著，整個模型的R2是0.08。這同時也驗證了假設2與假設3，即公司創業導向在總體上與組織績效正相關，公司創業導向的不同構面與組織績效間存在著不同的影響效果。

表6 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的因果關係分析

因變數 組織績效 R2: 0.08

*p<0.1;**p<0.05;***p<0.01

引數 創新與超前行動

標準化參數(r值)

T值

結論

0.05 0.92 統計不顯著

9.37*** 統計顯著

風險承擔 0.24

為了驗證論文的第5個假設，即組織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對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關係的中介效應，下面考察其中介效應的表現。表7顯示了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中介效應結構方程的驗證模型與對比模型，從驗證模型看，各項主要匹配指標基本上接近於一般要求，如X2/d.f.（2.2435）小於2.50，RMSEA（0.084）接近0.08，NFI值和CFI值接近0.90的要求，總體看，驗證模型的適配度還不錯。

表7 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測量模型

X2(p) d.f. X2/d.f.

RMSEA

GFI NFI CFI IFI

驗證模型 287.04 128 2.2435 0.084 0.80 0.88 0.88 0.85 雀巢對比模型

註：X2(p):卡方值；DF：自由度；RMSEA：近似誤差均方根；GFI：擬合優度指數；NFI：標

準擬合指數；CFI：比較擬合指數；IFI：差別擬合指數

雀巢（Nested Models）對比模型：驗證模型基礎上減少探索與開發能力之間的因果關係

295.57 129 2.2912 0.085 0.85 0.80 0.87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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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圖3顯示了從創業導向到組織探索能力、開發能力，再到組織績效之間的因果關係。

EO2 EO8 EO3 EO1 EO7.98.77.85.63.66EE7.60EE8.50EE9.38EE10 .40.37EE6 .52 創新與超前行動 -.07 探索能力 .801.04.04組織 績效 .13.57.62EO5 .64.74.87風險承擔 開發能力 -.38.64.65EO6 EO4 EE1EE2EE4EE5圖3 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驗證模型分析

註：這個簡化的模型沒有顯示出測量誤差項等，標準化參數的T值檢驗統計顯著性專門在下面

的因果關係分析表格中列出，組織績效由前面的探測性因素分析自動求得。

表8顯示了探索能力、開發能力與組織績效的因果關係分析，從T值看，只有開發構面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9.18, p<0.01），標準化路徑參數（r值）是0.13，而探索能力與組織績效的因果關係則在統計上不顯著，整個模型的R2是0.23。

表8 探索能力、開發能力中介變數與組織總體績效的因果關係分析

因變數 組織績效 R2: 0.23

*p<0.1;**p<0.05;***p<0.01

中介變數

標準化參數(r值)

T值 0.95

結論 統計不顯著

組織探索能力 0.37 組織開發能力 0.13 9.18*** 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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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顯示了創業導向分別與組織探索能力、開發能力的因果關係分析，從T值看，創業導向的兩個構面都與探索能力通過了統計顯著檢驗，但方向相反，創新與超前行動與探索能力呈現微弱的負相關，標準化路徑參數（r值）只有-0.07，T值是3.02（p<0.01），說明創新與超前行動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成為探索能力的下降（如頻繁的創新努力而無果，超前過早的行動等）；而風險承擔則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探索能力，標準化路徑參數（r值）是0.80，T值是3.62（p<0.01），整個模型的R2是0.55。

而從創業導向的兩個構面與開發能力因果關係看，只有風險承擔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但與開發能力呈現的負相關，標準化路徑參數（r值）只有-0.38，T值是3.17（p<0.01），說明風險承擔的傾向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開發能力的下降，整個模型的R2是0.67。

這同時也部分驗證了假設4-1，即組織開發能力構面可以在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間起中介作用，但過高的風險承擔則不利於這種中介效應的發揮。而探索能力的中介效果則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表9 創業導向與探索能力、開發能力中介變數的因果關係分析

中介變數 探索能力 R2: 0.55 開發能力 R2: 0.67

*p<0.1;**p<0.05;***p<0.01

創新與超前行動 0.04 風險承擔 -0.38 -1.22

統計不顯著

引數

標準化參數(r值)

T值

結論

創新與超前行動 -0.07 風險承擔 0.80 3.02*** 統計顯著 3.62*** 統計顯著

3.17*** 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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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伍、結論與展望

一、中國轉型經濟背景下公司創業導向的獨特性

雖然公司創業導向的研究在國外已有大量的累積性成果，但是對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實證研究還是相對較少。本文經由中國大陸地區的185份有效問卷，基於9個問項的創業導向量表，發現在本研究中，創業導向分解為兩個因素：創新與超前行動性、承擔風險性。也就是說承擔風險性與創新和超前行動表現為不同的變動特徵，這就進一步驗證了戴斯教授等人提出的公司創業導向不同構面之間並非是同方向變動，而是具有不同變動特性的結論。創業導向的多構面獨立變動性得到了驗證。這說明在創業、成長的不同階段，公司創業導向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徵，而在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及不同行業背景下或許都是有效的。

莫里斯（Morris）和庫拉特科（Kuratko）的研究也說明，創業導向的三種構面不同的結合都是可能的。既定的創業事件（新產品、服務或流程）所需要的創新性有高有低、風險也或高或低，並需要相當大或相對較少的主動性。所以，並不是創業導向的三個構面越多越好，因此，創業導向是一個思維平衡的過程，根據情況需要合適的匹配。

特別是在市場狀況呈現異常複雜、多樣化的中國背景下，公司創業導向特徵會體現出與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一方面，在那些技術相對成熟、市場競爭激烈的行業中，比如服裝產業、傳統家用電器業等，惟有經由比競爭對手推出更為新穎的產品，或是提升技術等級，才能獲得競爭優勢。即使不完全靠最新的產品、最高端的技術創新，而只要是能善於發現機會，利用已有產品、已有技術，敢於冒險、敢於吃第一個螃蟹，也存在著創業成功的可能。正如策略管理大師波特倡導的低成本、差異化與集中化等策略，對於每個企業並不需要同時具備一樣，公司創業導向的幾個構面都可能成為企業進行策略組合決策時的選擇。

二、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的總體正向相關性

創業導向可以導致組織總體績效的提升是一個得到了眾多相關研究驗證的命題，在本文中也得到了支持。但由於創業導向構成構面的獨立變動性，創業導向各個構面與組織績效間存在著並不完全一致的關係。如中國大陸一些創業者所感悟的那樣：“80年代靠膽量，90年代靠耐力，21世紀靠智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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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市場總體處於空白，但由於長期的計劃經濟思維，束縛人們創業的主要是不敢試不敢闖的思維意識，那些敢於承擔風險的創業者卻容易成功。隨著競爭日益趨同化，不斷創新與超前行動成為最重要的策略選擇。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本研究中創新與超前行動性與組織績效間的相關關係得到了驗證。

三、組織的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是創業導向轉化為組織績效的重要路徑。

從對組織的總體績效看，組織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作用得到了部分支援。從創業機會觀的視角看，探索能力和開發能力雖然均可能是導致組織績效提升的重要原因，但由於企業競爭資源的相對稀缺性，兩種能力同時都具備的企業在實務中卻是很少，而更為普遍的現象或者是企業的探索能力很強，但開發能力有限；或者是企業的開發能力很強，但新機會的探索能力很弱，兩種能力具有條件適宜性。

本文還有許多不足，首先是由於針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調查的異常困難性，以及時間與經費上的困難，本文調查並沒有採取隨機抽樣的原則，而是一種先確定一定範圍的樣本母體，然後進行便利抽樣的調查原則，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研究的效度。其次是調研上的一些系統偏差，難以消除。如調研中普遍存在的生存偏差（survivor bias），也就是總有效益差的企業不情願披漏企業績效資訊，本研究中也遇到個別這樣的情況，產生的偏差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結果。

從今後的研究方向看，創業方面的深入持續跟蹤研究是重要方向之一，贊赫（Zahra）等人的研究發現公司創業導向對組織績效的長期影響要好於短期預測效果，囿於條件的限制，在本文中無法進行驗證，在將來的研究中，可以進行此方面的追蹤研究工作。更為重要的是要累積中國公司創業的典型案例研究，如坎特等人所做的那樣，從實務中去提煉經驗，從實務中去驗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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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基於探索能力與開發能力的中介效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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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歷

張玉利

現任南開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兼任企業管理系主任及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業管理、中小企業與企業成長、組織理論管理教育。組織翻譯出版了2本創業管理教材，也主編出版1本「創業管理」專業教材，發表學術論文90餘篇。

李乾文

河北省委黨校管理學部教授。研究方向為創業與企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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