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汉代 古文经学 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古学必尚兼通。,\" }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著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著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著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是“莫不高谈宫馆，壮语败猎。穷瑰奇之服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洞魂识。”作家流连于宫馆、败猎、服撰、声色等的享乐中，文学表现的情色大开，开始关注作家自我情感的表达。张衡是一科学家，又是朝廷的重臣，但他也作了抒发内心情感的《归田赋》，构想了一个充溢着自然情趣的田园画面:“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限郁茂，百草滋荣。王雏鼓翼，鸽鹤哀鸣，交颈领顽，关关缨缨。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作家笔下的景致何等清新，廓清了经学陈腐的习气，他也极愿“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一种通脱的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已开后世田园文学的先河，如鲁迅所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人。-:,5](P82’蔡岂的《青衣赋》则直接描写脾女之美，“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b。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颁。”自己也情不自禁地产生爱恋思念之情，“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怒焉且饥。”作为封建大儒的蔡琶有此情思，难怪张超《消青衣赋》要讥消他“文则可嘉，志鄙意微”，但这足以从反面说明此时期人们的放达，不拘小节。散文的创作也蔚为大观，不为经典代言，题材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拿史传散文来说，不光包括了帝王世系和军事政治事件，还增添了食货、河渠、地理、医者龟卜、刑法等内容，表现范围更加丰富和广阔。论说文也大大拓展了表现范围，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当然是最重要的题材;典礼、灾异、祭祀、建陵、立嗣以及许多细事，也都见于史册。- [6](P863)史传文学自不必言，政论文如《新论》、《论衡》等也一扫此前笼罩在文学之上的经学阴’} o《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话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他所著《新论》，内容所及有哲学、政治、音乐、文学创作、天文学、历法等。《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他感于时弊，疾今文经学虚妄，决心起而拯之，《论衡·对作篇》称:“是故《论衡》之造

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默，则华文不见息;华文不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拴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第三，古文经学由于反对凿纬学说，故迷信成分极少，却增强了理性批判精神，如前所说王充的((论衡》便是以“疾虚妄”为主旨。影响到文学，便是其中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西汉时期，文人对现实世界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作品中展现的是铺张扬厉、气势煊赫的大汉气象;笔下人物富有英雄情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作品中另有幻想的神仙世界，人神同乐的画面也现诸笔端，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降及东汉，随着经学的逐渐僵化以及神学化，它所润饰的儒家伦理纲常以及粉饰的太平盛世也让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认识到了它的虚妄和荒诞，便渐次展开了批判。 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尤其鲜明，熊汇礼先生评价王充的《论衡》很中肯，“王充作《论衡》·一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作怀疑之论，正虚妄之说;敢于问孔刺孟，唾弃谴纬神学。,> _71(P86)他肯定孔子的智慧与道德，又反对把孔子神化，《论衡·问孔》大声疾呼:“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对汉代学者盲目尊经进行了猛烈批判。王符《潜夫论》揭露时弊，多切于实际，其《务本篇》说:“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伤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梯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对汉世欺世盗名之徒进行了鞭辟人里的谴责，愤世之深沉、措辞之激烈、感情之强烈，综观两汉政论散文，亦为少有。它如荀悦《申鉴》。仲长统《昌言》等也都充满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不受师法、家法的限制，也不迷信、盲从圣人、经书。” 赋作的现实性也较强烈。班彪的《北征赋》记述自己于西汉末年北行的历程，反映了社会

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自己也是“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悲愤地指出:“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是统治者没有修德造成的，而不是上天变化无常，这种思想在其时极具有进步意义。蔡琶的《述行赋》表达了作者“则善戒恶”的愿望，文中对比了居高位者的穷奢极欲和下层百姓的悲惨凄苦:“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祖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金守利而不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不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批而无粒。”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借助诗人之口调侃道:“河清不可侯，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同样的精神在诗歌中也有体现。东汉乐府叙事诗多反映下层百姓的优思，如《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人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家中已无可遮挡风寒的衣服，没有可果腹的粒米，这位贫寒的小市民只能奋起反抗了。《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竺答，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病妇临终嘱咐丈夫照顾孤儿，丈夫却无力抚养孩子，诗中概括的是整个下层百姓悲惨生活的缩影。《孤儿行》写一失去父母的孤儿备受兄嫂的虐待与折磨；《平陵东》写义公被劫持勒索以致倾家荡产的不幸遭遇；《燕歌行·翩翩堂前燕》写流落他乡的孤客衣服破旧却无人缝补的辛酸。在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寄寓着诗人强烈的爱憎，批判虽深刻却不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