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概说

第４卷第２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０１．４Ｎｏ．２２００５年２月Ｊ０ｕｍａｌｏｆ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ｅｂ．２００５唐代文学概说［日】ＪｌＩ合康三著蒋寅译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１３２（２００５）０２—００４１—０８《唐文粹》并没有说“三变”，而是将以韩愈为中一、时期区分心的贞元、元和时期看做是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明确提出“三变”说的是宋祁、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唐代文学通常被分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１０６０）文艺传，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唐、晚唐。中国文学的历史，大致是根据王朝的划分变”：一是高祖、太宗之世仍沿南朝雕缋之风的文学，来把握的，但一个王朝再分几个时期，在唐代以外不二是人玄宗时代厌文饰而复兴雄浑之风的文学，三太实行。仅这一点也表明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是由韩愈、柳宗元等激扬起新文学而达顶点的时代。样，只用“唐代文学”难以容纳。四个时期如何划分，这种将文学分为三个时期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梁朝不同的说法多少有些出入。小川环树《唐涛概说》是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该文以对六朝文学的这样划分的：从唐开国的武德元年（６１８）到景龙三年总结性评论而著名，《文选》也收入了，其中有“由汉（７０９）是初唐，从玄宗掌握实权的唐隆元年（７１０）到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的说法，而更开元、天宝盛世，经“安史之乱”至永泰元年（７６５）是直接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似乎是早于韩愈的古文名家盛唐，从大历元年（７６６）到大和九年（８３５）是中唐，从梁肃的《补阙李君（李翰）前集序》：“唐有天下几二百开成元年（８３６）到唐亡的天事占三年（９０６）是晚唐。岁，而文章三变。”梁肃首先列举陈子昂，接着是张说《唐诗概说》告诉我们，先于上述四变说还有三以及天宝以降的古文作家，以他们为重整衰弊的文变说，始于宋代姚铉《唐文粹》（１０１１）。《唐文粹》１００学的功臣。沈约虽也如此，但说三变不是仅仅一分为卷是成于姚铉个人之手的唐代文学选集，相对于约三，而是伴有一种价值判断，恰似三级跳远的蹦、跨、３０年前完成的《文苑英华》１０００卷——这部继《太平跳，第一、二步是准备阶段，第三步才达到最高成就。广记》、《太平御览》而为宋初国家文化事业之一的大“四变说”的嚆矢，一般认为是南宋严羽的《沧浪型总集收唐代作品约占九成——来说，它正如书名诗话》（１２３０年代）。但书中并没有确立四个时期的划所示是基于自己的标准所精选的。其标准从收录作分，而是将唐诗的风格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品的形式就一目了然。赋限于文赋（散体赋），文限于体、元和体、晚唐体”，其中他标举的是盛唐，这种诗古文，诗限于古体诗，伴有声律规则的律赋、四六骈歌观念为后代所继承。俪文、近体诗一概不取。姚铉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作家到明初高楝编集的《唐诗品汇》（１３９３），“初唐、之一。中唐时期以韩愈等为中心形成的古文运动，与盛唐、中唐、晚唐”四分法才显出清晰的轮廓。高棵在当时在形式、声律上有烦琐规则的文体——骈文相序中不满于当时的唐诗选本偏爱中晚唐作品的倾对抗，提倡自由的散文，晚唐一度低沉，人宋后由柳向，接受严羽以及随后元代杨士弘《唐音》的观点，主开、王禹俑、穆修及姚铉等再倡而复兴，经后一个时张只应该以盛唐诗为规范。期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杰出作家之手而定下了对这独宗盛唐的观念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明代此后中国散文的体裁。姚铉编《唐文粹》也是提倡古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文的一个环节。旗帜、几乎风靡整个１６世纪的拟古派，一味鼓吹盛唐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２—０５译者简介：蒋寅（１９５９一），男，江苏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万　方数据・４２・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期诗，排斥中唐以后的诗歌。他们那极端到甚至狭隘的主张，不久就受到抵制，在诗坛消歇，但四变的说法却固定下来，至今仍为最通行的分期。如上所述，追溯唐代文学的分期方法，可以明确两点：一是无论三变说也好，四变说也好，与其说是不同时代文学观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主张各自文学观的手段。三变说与对韩愈等古文运动的好评及其复兴主张联系在一起，四变说则是在对盛唐诗的绝对肯定上提出的。二是要注意，三变说是专着眼于文的分期，而四变说则是以诗为中心的，其他文类不过是从属于诗来把握的。文学观随时代而变化，如果不偏于诗或文而以整个文学为对象，那么进入近代以后当然会有新的分期法产生。果然，那首先是由所谓文学革命的旗手之一胡适提出的。胡适在创作上主张以白话（口语）取代文言为文学语言，对过去的文学史也尝试以白话为基准重新加以审视，写出了《白话文学史》（１９２８）。其中对通行的四变说视若无睹，而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代文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历来作为盛唐诗人并称的李白和杜甫也被分属两个时代，李白是代表前期的诗人，杜甫是代表后期的诗人，并说从杜甫到自居易的一百年间（７５０～８５０）才是唐诗的鼎盛时代。受胡适大胆的文学史思路的影响，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１９３１年初版）也以８世纪半即“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将唐诗分为前后两期，初盛唐和中晚唐各作为一个时期来论述。李嘉言又以为“中唐”的划分欠妥，而将它削除，代之以将盛唐分为前后两期的方式，杜甫、韩愈、自居易等都作为盛唐后期诗人①。尽管分期的新思路不断提出，迄今为止，最通行的仍然是四变说。当然，这不是说如此划分大体妥帖，能将所有作品整齐地纳入被划出的框架内。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个比喻：“寒、温相代，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遂可谓四时无别哉？”（集部总集类《唐诗品汇》条）四变说不只是作为一种宏观上妥帖的时期划分，更主要是作为诗歌的一般样式区分而被接受的。离开文学史时间轴上的序列，正如严羽区分为“初唐体”“盛唐体”那样，分别是作为一种诗风被把握的。在这将时期划分作为诗体区分来接受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性格。即相比于历史的①李嘉言《唐诗分期与李贺》，１９３０年稿，１９４１年初刊。万　方数据线性发展，更倾向于将文学的多样性表现作为同一平面的各种风格来接受。囊括过去遗产的古典文学的一体化空间由此展开。阅读、写作、批评，全都在那一体化的文学空间内进行。至少到五四运动兴起之前，古典文学的因习在漫长时期中是支配着中国文学的。二、走向“盛唐之音”通常我们说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时，头脑中意识到的是盛唐诗吧？唐代文学首先是朝着“盛唐之音”发展的。这是由对南朝文学的继承和反拨两股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乍一看似乎很奇妙。唐代的诗歌，严格地说是盛唐诗的特征之一，就是近体诗的确立，这正是发展地继承南朝诗的结果。近体诗的成立同时也不能不对非近体诗即古体诗产生影响。无论接近近体的韵律，或相反故意回避它，都和以前不同，不能不意识到韵律，正是由于同近体诗相对峙，古体诗的轮廓变得鲜明起来。近体诗是诗歌形式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基于南朝齐梁间萌发的诗歌韵律，精心搭配诗句中的声调，经过一段时间自然地定型下来。相比梁代沈约“四声八病说”的繁琐要求，它显得更为简明，比如沈约将声调区分为四种，而近体诗只分平仄声两类，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作简单的合并，就像近体诗有“粘法”（背之则谓失粘）的要求那样，也加入了沈约没有提到的要素，终究应该说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兼顾韵律之美和实用之便的体系。随着韵律的完善，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等近体诗，长篇的七言歌行等最具唐诗特征的诗体也以大都由南朝的萌芽发展起来的格式定型。在韵律、格式等诗的形式层面，唐代诗歌是将南朝文学产生的新倾向加以发展而完成的。因而，近体诗的韵律一旦在唐代形成规范，后代就再没有变更。在唐代还能看到个人性的摇摆不定，后代遵守得更为严格。不仅是韵律，韵文的形式，宋代盛行到可与诗匹敌的“词”至迟在中唐已出现，所有的形式都已齐备。文也是如此。“古文”被提倡，与当时的通行文体骈文对抗，它最终确立了宋代以降的标准文体（后虽产生明清“八股文”那样的畸形文体，但不过是既有形式的组合，而且相比文学样式，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日】川合康三著蒋寅译：唐代文学概说・４３・八股文更是科举专用的特殊文体）。粗暴地说，形式参加叛乱不知所终，王勃（６４９—６７６）年未３０而溺死，的穷尽不也就是文学生命的终结了吗？形式决不单卢照邻（６３７～６８９７）苦于恶疾而自杀，简直是分摊了单是个容器。旧瓶装新酒，在文学上是不可能的。新人世的种种不幸，除了杨炯之外全都死于非命。陈子的文学常与新的形式一起登场。回顾一下历代各种昂也没得到应有的地位，终遭阴谋而死于狱中。文类的代表作，就会发现那都是与其形式的出现不另一方面，近体诗的形式主要是在宫廷文坛完可分离的。元明以降的文学，重心转向戏曲、小说，并备起来的。原来唐朝开国之初的宫廷，虞世南、褚亮、不只是从以文学革命或“人民”为基准的文学观导出姚思廉等南朝遗臣，相对北朝出身者在文化上占据的。传统诗文继续保持文学性变得很困难，乃是形式优越位置，由他们充任的“十八学士”扮演着领袖角固定下来以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从唐代是传统文色。继虞世南之后为宫廷文坛中心的上官仪，致力于类最鼎盛的时期也可得到反证。因此说，以唐以后诗对仗的修辞，推进了律诗化的进程（人称“上官体”，文为无价值，不屑一顾，固然是过于简单的粗暴结风靡一世），被认为是确立律诗形式的沈俭期（？一论，但对文学形式一经确立便持续极长的时间这中７１４７）、宋之问（？～７１２）也是依附于武后朝权臣张易国古典文学的特殊性格，确实需有用不同于接触近之的宫廷诗人。代以降文学的态度来对待它。这么看来，反拨南朝而提倡风骨的诗人与继承，与韵律、诗型的完备并为盛唐诗又一骨干的是南朝宫廷文学推进律诗形成的诗人看似泾渭分明，所谓“盛唐气象”，它不同于诗的形式，是不可见而只实际上两者是交织着发展的。比如陈子昂诗以汉魏能从诗的整体去感受的类似于生气的东西。自从严风骨为宗，但也不是完全不带南朝余风，他的古体诗羽将这气象评为“雄浑”而鼓吹盛唐诗，对盛唐诗的可以看出杂有律句、避八病中的上尾等近体化倾向，评价就与那充满力量的高迈的精神性分不开了。正这前人已经指出①。四杰也不能截然断言其否定南好与形式的方面相反，气象是对南朝文学优美、纤细朝文学，正因为吸取了南朝文学的成熟技巧而又具倾向的有意识反拨，旨在由南朝上溯到汉魏文学，再有新鲜的气息，他们的作品才显示出超越陈子昂的现汉魏文学所具有的骨力。成就。高唱复归于汉魏文学，对构筑盛唐气象做出贡即使在纤细华丽的南朝文风蔓延的宫廷，有关献的是陈子昂（６６ｌ～７０２），这在唐代已得到公认。他文学的官方见解，正如当时陆续编纂的六朝正史的的《修竹篇序》有云：文学论所见，仍然是基于儒家理念的文学观。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一方面弥漫着南朝文风，一方面在理念上又否’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定它，和太宗相联系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如实地说明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了这种状况。太宗作宫体诗，与虞世南唱和，世南谏这是一篇宣言，他感叹南朝文学醉心于追求修辞，缺以“圣作诚工也，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乏成为儒家文学观根干的“兴寄”内容，即带有社会焉”，以为这不是君主所应染指的东西（《新唐书・虞性、政治性的批判精神，他要找回汉魏文学具有的世南传》）。以“贞观之治”著名的太宗朝，这类美谈“风骨”和格调的高朗。“兴寄”和“风骨”都是构成盛——包括说尽忠节的家臣如何之多，而从谏如流的唐气象的重要因素。太宗又是如何英明的美谈，剥掉美谈的外衣，别样的虽然并没像陈子昂那样明确地提出反齐梁的宣意味就浮现出来。进谏苦言的虞世南本人实际上是言，但较他更早的初唐四杰，也已有蜕变于南朝文风的宫体诗的代表作家。太宗名为“二世”，但却是武力和倾向，就像从杨炯（６５０一６９５７）《王勃集序》所见的那政治手腕均非乃父高祖可比、灭隋杀兄弟而即位的样。还有初唐孤高的诗人王绩（５８５～６４４），敬慕南朝文实质上的创业之主。仗剑肯定比操觚更符合他的形学中独特的作家陶渊明，开拓了独自的文学世界。象。面对背负南朝文化而被重用的虞世南，被他所窘这些对南朝宫廷文学持批判态度的作家，其共的太宗，内心似乎渗透着对先进文化的虔诚憧憬吧？同点是均非南方人，也没有至今昌盛的家世，处在远这个轶事传达了南朝系文人与文化上处于弱势离宫廷的位置。王绩只是短时间就任微官。四杰都发的新兴势力在朝廷内部共存的情形。就是政治上也挥出早熟的才能，但官运不济，骆宾王（６４０７—６８４７）旧有名族与新兴阶层的斗争。太宗命编纂《氏族志》，①见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三。万　方数据万　方数据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日】Ｊ｜Ｉ合康三著蒋寅译：唐代文学概说・４５・李白也写了不少传统主题、乐府题的诗作，仅在这一点上与杜甫相比较也是忠实于因袭的，他国，也并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就原样变成文学的，选择表现所要求的类型，用适应类型的形式将现实文学化，乃是做诗的基本规范，尤其是在杜甫以前的诗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检索杜甫以前的诗歌，诗题或正文出现的日期只限于三月三日、八月十五日、九月九日等固定为诗歌题材的上巳、中秋、重阳之日，其他日期基本没出现过。到陶渊明，年与月每每写入诗题，谢灵运于其山水行游在记载具体地名的同时也附有日期，而杜甫《十二月一日三首》、《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等等，则用这些对他人毫无意义的日期作诗题，中唐有增无减，宋代苏轼、陆游简直像写个人日记似的在诗题里记下日期。总之，曾经成为诗的日期，在文学的秩序中固定下来，是杜甫以降伴随将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个别的事记下日期而出现于诗中的。写非特定女性一般状况的闺怨诗，变质为谈作者与妻子的事情，这也是诗的内容由文学中的定型向个别的日常经验转变的表现。当然，这并不是说以个人生活为文学素材，就直接产生杰出的文学。倒不如说正相反，从定型中挣脱出来通常是文学的困难吧？但个别超越仅仅作为一个个事物的报告而具有普遍性时，它就获得了纳入定型的文学中看不到的、扎根于具体现实的生命。今夜廊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的《玉阶怨》正像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列于以《班婕妤》为首的一系列“宫怨”诗中那样，是写闺怨中的主要类型“宫怨”，即宫女失去君主宠爱的哀怨的作品：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虽肯定是写宫女之悲，却没有直接说她心情的词语。还有就是嵌入“玉阶”“白露”“玲珑”等白而透明、给人冷的感觉的词。相对王昌龄随着心情的暗转约略写出年轻女性的姿态来说，这里对写女性的外貌和心情似乎没有直接的关心。他描绘的情景，倒像那女子的悲哀也化作白而透彻的月光中的一部分。即便如此，也不是完成的静止画面。写景中含有时间过程和女子的动作，从动作中可以读出她胸中所思。死寂的秋的宫殿，自古就陈陈相因地设定为被遗忘的宫女悲叹的场景，但其间秋夜更替的时间过程由“生白露”“侵罗袜”的寒气加重显示出来，它也传达了伫立在由厅堂下庭院的台阶上——那是在等待未来的人吧——的女子的心情。“却下”在日本一般训读作“却下寸”，似乎两字是表示“下”的动词，但诗中看不到这种用法的其他例子。中国的注释将“却”字解作助词①，如果读作“却一下”，那就变成表示由户外回室内的移动，伴随移动的决断与踌躇混杂的心理活动。即使斩断痴念似地放下廉子，但还是透过帘子眺望圆满的、象征着团圆的月亮，度过不眠的漫长秋夜。不只是女子在看月，月也亲切地照出女子，诗就在那种光景留下的余韵中结束了。从诗的本文可知，郝州的妻子和长安的杜甫处在一家离散的状况中，在诗的理解上这已足够了，若更细致地记载，那就是天宝十五年（７５６）六月，因安禄山陷潼关，逼近长安，杜甫一家避难于长安北面僻野的郎州三川县。杜甫将家眷留在那儿，奔赴肃宗即位的行在，途中被安禄山军所俘，押解到长安，诗就是在那秋夜所作。思念远离的家眷，虽是很平常的主题，但诗的构成却相当复杂。首句说“今夜”，当然是现在这个时刻杜甫在长安看到月亮。他想到此时怕也在郫州看月的妻子。月光无处不在，所以通过看月就会想到月光所照的别处，这一动机在诗中经常看到。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即以月为媒介。自昔从刘宋谢庄《月赋》（《文选》卷十三）“美人迈兮音尘阚，隔千里兮共明月”，到盛唐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其例不胜枚举⑦。子女尚幼，甚至还不懂得思念在长安的父亲，这如果在杜甫诗集中强求上述闺怨诗，可以举出的近似之作大概是“三别”中的《新婚别》及《月夜》吧。《新婚别》写结婚翌日丈夫就被征服兵役的新妇的悲叹，在这个限度内倒也不出旧来乐府的范围，但它不用乐府题，内容也由新妇的悲戚转向对庶民平凡的幸福被剥夺的愤恨，这一点突破了传统的框架。对社会、政治的现状发泄愤怒，是杜甫诗的一个重要特征。相对于闺怨诗写假想的女性一般境遇，《月夜》是以杜甫自己的妻子这个别的、实在的人物为对象的，这一点决定了它异于闺怨诗的性质。中国古典文学，一般都认为大体是就接近现实的具体的现象进行创作，异于西欧文学之营造虚构的世界，然而在中①如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李白集校注》、《唐诗鉴赏辞典》等。②参看兴膳宏《李白与月》，《观音讲座讯息》第三十八号。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万　方数据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来，这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前已见于南朝谢胱的《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文选》卷二十七）一诗中：既怀欢禄情，复协沧州趣。在中书郎任上的谢眺，在南齐王朝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落败，被调任宣城（今安徽宣城县）太守。诗在写景中融人对都城建康的眷恋之情，然后由这两句开始变调，试图将左迁这公的不幸变换为栖隐这私的幸福。既然是地方太守授禄之身，生活就有所保障；而置身于远离中央之所，就和栖隐没什么不同了。仕与隐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在地方官的立场上可以说同时获得了满足。白居易将左迁江州看做是“沧浪之意”的实现，也继承了这一点。但在谢眺那里因还要特意进行解释的艰难转换，而放下了重整自己的心情那样的无理，白居易至此所有的行住坐卧的记述，却已充分浸透了深深沉浸于那种境界的从容的情绪。虽是江州左迁途次同样状况中写作的诗篇，要问收入“感伤诗”的《舟中夜雨》与收人“闲适诗”的《舟行》这两篇情感差异形成对比的作品，谁表达了自居易的真实感情，是没有意义的。诗不是原原本本地传达实际情感的东西，读诗行为也不是在忖度作万　方数据者的现实感情。问题在于与“感伤诗”所收的因袭抒情诗同时，同一事态从肯定的方面去把握的作品群白居易也有，正是这些突破感情类型的诗，白居易最终显示了中唐诗的新开拓。诗歌摆脱类型化的抒情与趋于散文化的倾向，以及文里的古文和传奇的出现，文人的创作不偏于诗或文而涉及广泛的领域，这些中唐的特征共同显示出的是旧有形式跟不上人的精神领域的扩大。文学从典雅的定型的美，向追求人的多样可能性上产生质的转变，这最终被宋代所继承，获得更确定的表现。只是在中唐和北宋之间，还隔着一个晚唐时代，其中如李商隐（８１２～８５８）那样的也可以说是近体诗极致的形式美的洗练，开出唐代最后的妖艳的花朵。【译者附记】本文译自川合康三著《终南山④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东京：研文出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第１版）。川合康三，１９４８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松浜市，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中古诗歌，著有《曹操》、《中国的自传文学》、《文选》（合著）、《隋书经籍志详考》（合著）、《中国的Ａｌｂ一谱系的诗学》等。【责任编辑：裴拮】唐代文学概说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川合康三， 蒋寅

川合康三(京都大学文学部)， 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ANYANG TEACHERS' COLLEGE20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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