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法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浅谈中法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　★历史・政治★　浅谈中法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　曾小林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成都６１１７３１）　【摘要】中国同法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逐渐完成的。历年来史学界对近代　中外外交关系的论述较多，但对中法外交关系建立的专章论述却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　对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做一平实的评述。　【关键词】中法外交关系　《黄埔条约》　《天津条约》　蒲安臣使团郭嵩焘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７８４（２０１２）０１—４１—５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性质巨大变动的开端，这种变　动迫使中国打开近代国际交往的大门，先后同英法等其它　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成为全球性国际社会中的一　员。然而，从中国大门的被迫打开，到中国同包括法国在　内的其它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却是漫长而又屈　辱的。　关系，其心目中只有传统的“天朝”——“藩属”关系，　一切外国只能是“属国”，必须遵依“朝贡”制度及其不　可移易的礼仪。其单纯通商的国家，也被纳入朝贡关系　之内，不许可另有对等的互市交易关系存在。对于海外各　国，无法强服时，则视为“化外之邦”，拒不予通。因此，　鸦片战争前，中国同作为“化外之邦”的法国，除了文化　上的交流和极少的贸易往来外，没有实质性的外交往来。　１８４２年，同被清政府视为“化外之邦”英国在两次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固守“天朝上国”的传统外　交，同法国等国没有实质性的外交往来。鸦片战争后，法　国同其它西方国家，先后通过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　式，把中国强行“纳入”近代国际交往中，清政府统治者　传统的外交思想却并没被改变。　由于传统“天朝上国”的惯例，中国在鸦片战争前　与邻国或有交往的国家向来只有“纳贡”与“朝贡”的关　系，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之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　礼。在清政府的主观意识上，没有能与“天朝”抗衡的任　何国家存在，对四邻如此，对远邦亦不例外。因而，清政　府从未考虑过与邻国或有交往国家建立平等的国与国的　企图以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失败后，发动鸦片战争，强　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　京条约》，攫取了一系列的特权。英国在中国的行动受到　法国的极大关注，鸦片战争刚开始，法国即派代表来华　“观察”。由于法国代表的在华活动，为随后法国第一位　全权代表拉萼尼使华铺平了道路。１８４４年，法国派公使拉　萼尼到中国，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取　得了与英国同样的特权。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　条约》和在此期间的中美《望厦条约》及稍后清政府同其　它西方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开辟了五个　通商口岸，并以领事制度代替了原来的“行商制度”，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一（）１—２８　作者简介：曾小林（１９７２一），女，重庆云阳人，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近代中外关系、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３８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而使中国的大门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中国由此被强　行“纳入”到近代国际交往中。　然而，尽管看到了同列强打交道已是不可避免，也　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清政府统治者的主观意识并没　有发生什么改变，更谈不上有任何新的认识，断送领土、　主权的投降条约，措词还是用的“大皇帝恩准”…之类的　字样，赔款、割地都可视为“赏赐”，关起门来所谈的，　还是满口“夷人”，无非“犬羊之性”的化外之民，不值　得计较。此时，具体的朝贡关系不好再提，一般的外交关　系仍未同意。清政府这个事实上的屈服者，主观上照样仍　在维持其“天朝体制”的“尊严”。　另一方面，就侵略者而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只　是暂时满足了它们的胃口，更多的要求还没实现；领事制　度不能使它们更有效地控制清政府，应该派驻公使驻京。　因此，为摧毁清朝统治者依然存在的虚骄心理防线，更加　直接控制清政府，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从１８５４年起，英　法美三国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有关条　款为依据向清政府提出“修约”，其中的一项就是争取　公使驻京的权利。　按照国际交往的常规，公使驻京本属于礼让，不属　于权利。列强所以把它作为一项权利提出，其理由是要破　除清政府对它们的歧视，争得与清朝“平等”的地位。英　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在１８５４年给包令的训令便明确指出：　“在任何与中国订的新约中，第一件事就是要提供公使驻　京的权利，因为倘若没有这种与中国最高当局接触的现成　保证，其他一切让与多少是不稳定的。”美使伯驾的话更　坦白：　“中国政府，从远方不能驾驭，到了它的身边，它　就变得驯服多了。”　其实，这只是它们积开埠十多年的　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认为公使驻京是真正确立不平等条约　制度的核心环节。　然而在清政府方面，因为牵涉到天朝至尊的原始信　仰，在国内反清起义已经峰起的局势下，它害怕天子因此　威信扫地，从根本上动摇其封建统治，所以对此反对得非　常激烈。加之清政府对国际交往常识的匮乏，　“修约”交　涉失败。为了强迫清政府就范，英法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法国公使紧随英国公使进入　北京，开始对清政府施加直接影响，同时，清政府统治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层内部一部分人的对外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外交思　想改变，逐渐向新的外交思想转变。　“修约”交涉失败后，英法两国即以“亚罗号事件”　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于１８５６年联合出兵中国，发动　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外交困中的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两　国在天津谈判。在中法谈判中，双方约定法国公使若有　“本国重务办理，皆准进京侨居；”虽然目前只能是“暂　居”，但“将来若准别国公使常驻北京，法国亦照此办　理”　。因为知道公使常驻京城的要求必定会被英国所　坚持，写入中英条约，使法国能利益共享。所以条约拟定　后，法方专使葛罗并不急于签字，而是等待中英谈判的结　果。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６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约定双方“照　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教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　英两国京师。”“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眷属可在京师，或　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本国谕旨遵行；”　英国　得在通商口岸设领事官；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法　国最终也如愿以偿，于是中法《天津条约》于６月２７日正式　签订。　然而，清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心里仍然充满疑忌，还　想阻止各国公使驻京。按《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中国　同英法等国于１８５８年在上海就修订税则问题继续谈判。在　给上海谈判代表的“上谕”中，咸丰帝指示：　“该夷条　约，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　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桂良等能将此四项一概　消弭，朕亦尚可曲从”。　最后，经中国代表几经斡旋，　终于在上海同英国代表达成口头协议：公使到京换约后　不常驻北京，但有事随时可来。对这一协议，双方都不满　意，英法等国觉得没有达到目的，而清政府则因害怕外国　公使进入北京，竭力地进行阻止。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重　燃，英法联军从天津长驱直入，进占北京城，咸丰帝逃往　热河，留下恭亲王奕忻在京斡旋。１８６０年，毫无抗争能力　的清政府同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来大英钦差大员应否在　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侯本国谕　旨遵行。”　将公使驻京的权利掌握在英国手中。按条约　规定，１８６１年３月，英国强占北京东交民巷奕梁府为驻华　使馆，公使普鲁斯正式从天津到北京上任。　由于中法《天津条约》的约定，对于英国公使驻京　一事，法国也能“照办”。所以当法国看到英国已在北　京设置了馆址之后，也向清政府要求“照英国一样给予　３９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馆址”，　法国副使美理登从天津专程到北京交涉，在法　国强硬的要求下，清政府只好将东交民巷的景崇府让与法　国，作为法国在华公使馆。１８６１年３月，法国公使布尔布　隆进入北京，中法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发生了　变化，一部分官僚在同外国交涉中，感到“发捻交乘”，　是“心腹之害”，而英法等国则只是“肢体之患”，　且　此时如对他们“抚奴得宜，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　用。”　在这一转变下，形成了清统治阶层中新兴的一个　派别——洋务派。《北京条约》签订后，洋务派在朝廷拥　有较大的权力，主张在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执掌对外事务的　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取代“理藩院”。洋务派　此举，受到列强的普遍称道，称这是他们“数十年求之不　得”之事　”　。１８６１年３月１　１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东　堂子胡同旧铁钱局正式成立。该衙门仿军机处体制，主要　设置大臣、章京两级官员，由亲王、郡王、贝勒统领。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　海防股等机构，法国股负责与法、荷、日斯巴尼亚（西班　牙）、巴西四国的交涉事务，并掌保护民教及侨工等事。　１８６２年，洋务派先后开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以　培养掌握外国语言和西方科技知识的洋务人才。在同文馆　内，１８６３年设立了法文前馆，后又增设了法文后馆，用以　培养通晓法语的专门人才。　然而，对外的疑忌心仍未完全消除，同外人接触乃　形势所迫，为“安抚”外人，设立总理衙门的目的是因为　“办理外国事物，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　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　害。”　总理衙门最初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　“待　外务减少，旋即裁撤”。因而，此时要清政府同外国主动　交往，还须尚待时日，还需要外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各国公使相继驻京，加强　了对清政府的影响，进一步将清政府“引向”世界。随着　清政府同西方各国交往的增多，清政府开始派遣正式外交　使团出访欧美，并最终建立了驻法公使，中法正式外交关　系由此建立。　外国侵略者相继在北京建立了使馆后，就以“教导　者”的身份，打着“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旗号，加强　对清政府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英人赫德。出生于英　４０　浅谈中法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　国北爱尔兰一个小镇上的赫德，于１８５３年大学刚毕业就被　选拔为驻华领事馆人员，１８５４年到达中国后，经过短期培　训即被派往宁波英国领事馆任编外译员。此时的赫德虽年　轻，却很有善于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独特才能，很得中英　两方赏识。恭亲王奕忻在上皇帝的奏折中说：“赫德虽系　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服，语言亦多近理，”“　１８６３　年，年轻的赫德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从此成为中　西交往的一座桥梁。　为表示对中国朝政的“关心”，１８６５年，赫德精心　写了一篇全面论述清朝内政外交的呈文，名为《局外旁观　论》，递呈给总理衙门。呈文系统地表达了赫德对中国事　务的看法，并提出了他的救治之方。在着重议论清政府的　对外政策时，赫德指出，中国随时都面临“动兵之举，国　乱之灾”的危机。应对这种危机的办法只能是：其一，公　使进京觐见清帝，　“大皇帝召见各国住京大臣，若不允　见，虽不便遽至失好，恐必借他端生事，不如先告以可　见。”其二，派出使臣驻外，　“派委大臣驻扎外国，于中　国大有益处。在京所住之大臣，若请办有理之事中国自应　照办；若请办理无理之事，中国若无大臣驻其本国，难以　不照办。”　以此来劝说清政府敞开大门，迎接西方列　强的到来。　就清政府而言，自总理衙门成立后，随着对外事务　的增加，早已感到不明外情的缺点，也发现了遣使出洋　可以让自己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搜集情报，以“探其利　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　减少指定外交政策时　的盲目性。同时，也能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开辟　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　情理之事，可以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１５１因此　早就有派员出使的打算。但要施行此事却有许多困难，一　是“诸费周章”，即顽固势力的反对；二是“礼节一层，　尤难置议”　，因而迟迟没有动议。加之赫德毕竟是局外　人，他所提的建议并不是要急于能办的事，因而这一建议　在当时没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赫德并没放弃这一想法，　１８６６年他回国探亲，趁着到总理衙门告假的时机，又向恭　亲王等人建议酌派同文馆一二人随往英国，“一览该国风　土人情”，由于同文馆学生“系微员末秩，与奏请特派使　臣赴各国通问，体制有间；又与该税务司同去，亦不稍涉　张皇，似乎流弊尚少。”这一建议马上被奕忻等人接受，　并且奏请批准。考虑到“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　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以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特安　排６３岁的退休知县斌春带领，为壮观瞻，行前加衔至三　品，对外职务是总理衙门副总办官。斌春一行人于１８６６年３　月从北京出发，经两个月，于５月到达法国马赛，即乘车到　巴黎。因为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英国，斌春一行在巴黎简　单地参观，并拜会了各国驻巴黎大使后，即起程到英国，　但斌春还是详细地记载了法国的风土人情和先进科技。　由于本次出行的任务是将所到各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　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因而此次出游，　仅仅是随船到西方各国游历，访问其风俗人情，与出使不　同。即便如此，这次游历还是使斌春等人增强了对欧洲国　家的好感，也使洋务派增强了同各国“交好”的信心。　斌春使团出访欧洲期间，英国公使阿礼国又送总署　一件照会，并附《外国新议》和使馆参赞威妥玛的说帖各　一，其内容与赫德《局外旁观论》相同，只是“措词更加　激烈，其中恫吓挟制，均所不免”。由于两人的身份特　殊，照会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奕忻等人也认为他们“所陈　内制治、外交各种利弊，反复申明，不无谈言微中。”感　到“中国本应力图自强，概鄙他人之法为不可用，又不求　良法，立见施行”，忧患可虑。其“所陈各节，虽多窒碍　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所必欲力争之事。”　将来　必借口勒索，故不得不预为防范，遣使出洋日渐成为清政　府的重要议题。　但是，和大多数外交体制改革一样，遣使出洋只有　在清政府面临危机时才会付诸实施。１８６８年是第二次修约　之年，为此事提供了契机。由于１８５４年修约最终引发了战　争，此次清政府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然而“第十余年来，　彼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　为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遣使一节，亦关紧要，未可　视为缓图。”但这时出使，仍有两大顾虑：“一则远涉重　洋，人多畏阻。水陆跋涉，寓馆用度，费尤不资。且分驻既　多，筹款亦属不易。一则语言文字，尚未通晓，仍倚翻译，　未免为难。况为守兼优，才堪专对者，本难其选。若不得　其人，贸然前往，或到狎而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我事　机。甚或勉强派遣，至如中行说之为患于汉，尤不可以不　虑。””　正在一筹莫展之计，一个合适的人选出现了。　１８６７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届满到总理衙门辞行，还　是在赫德的动议下，清政府派蒲安臣率团前往有约各国，　“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之所以选蒲安臣，原　因有三：一是“遣使出洋，正苦无人”，而蒲安臣“处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且“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　肯排难解纷”，正是合适的人选；一是“向来西洋各国，　互相遣使驻扎，不尽本国之人，但使诚信相孚，原无分乎　区域。”其中最大的原因则是“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　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　’使团由蒲安臣率　领，随员约三十人，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　二人，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以牵制蒲安臣。　１８６８年，使团从上海出发，首访美国，继而访问了英国、　法国等欧洲国家，在访俄国时，蒲安臣因病去世，使团由　志刚率领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历时　２年８个月。使团到法国时，会晤了法国外交大臣，拜见了　法皇拿破仑三世，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和盛大的招待，但　对于实际的问题，则一无所获。对此次出使，虽然历来都　是毁誉掺半，但它毕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的一步。　蒲安臣使团之后，中国又陆续派人出使。１８７０年天　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为表示同法国交好的诚意，又特派　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使团到　法国后，受到了总统梯也尔极其饿『曼的接待，崇厚在受辱　的情况下就天津教案向法国表示道歉，然后回国。尽管这　是一次屈辱性的出使，但毕竟是清政府首次正式向西方国　家派出的中国人自己率领的使团，是中法关系史上重要的　一笔。　然而，无论是蒲安臣使团，还是崇厚出使，都只是　临时性外交活动。正式派出常驻性的使节，在１８７３年觐见　问题解决之前，虽然有所议论，仍是迟延未决。但随着中　外交往的次数增多，设立常驻使节，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是必然要发生的，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１８７５年，中英“马嘉理事件”的发生，成了此事的　“催化剂”。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公使威妥玛立　即趁此机会向清政府提出许多要求，其中一条就是清政府　“派钦差赴英致歉”。本就有意遣使的总理衙门于１８７５年　８月上奏建议：　“查出使各国一事，本属中国应行举办，　现在威妥玛既以马嘉理被戕一案，力求中国派员到彼国以　为修好起见，臣等公同商酌，应无庸过为峻拒，致令籍词　启衅。”　于是，候补侍郎郭嵩焘，候补道许钤身（后改　为刘锡鸿）被谕旨任命为出使英国的正、副使。１８７６年，　中英双方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待“马嘉理案”结　后，　“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应即由钦派出使大臣　克期起程，前往英国。”至此，出使英国的事被正式提上　日程。１８７６年ｌ１月，郭嵩焘一行起程赴英。抵达英国后，　４１　２０１２年第ｌ期　觐见了英国国王、外相等。本来，郭嵩焘出使英国“专为　惋惜滇案，无充当公使之文。”在英逗留期间，英国外相　“本意欲得公使驻扎，以通和好”，曾将郭嵩焘误为公　使，郭亦“含糊应之。”事过之后，郭嵩焘专折上奏，请　求派出驻外公使。他在奏折中指出“西洋以邦交为重”，　“其规模气象实远出列国纷争之上”，如仿效日本，　“倾　诚与之相结”，不失为“保国安民之计”；　“中国以远人　浅谈中法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　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近代中国与外国的正式外交关　系，亦由此开始。　１８７８年２月，源于法国驻华公使白罗尼的动议，清政　府又委任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中法两国正式外交关系建　立。按《郭嵩焘日记》载，１８７８年４月２７Ｈ，郭嵩焘率随　员到达巴黎。５月６日，郭嵩焘在凡尔赛宫向法国总统递交　国书，正式履职。此后直至１８９５年７月，中国驻法公使均　由驻英公使兼任。至此，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建立。　从１８４０年中国大门的被迫打开￣１８７７年中国同英国　首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历时３７年，从１８６１年法国公使　入驻北京，￣０１８７８年中国公使入驻巴黎，也有ｌ７年之久，　的确非常漫长。尽管步履蹒跚，也充满了屈辱，但中国毕　竟迈出了近代外交的步子，可谓是顺应了时势的发展。　［责任编辑：苏谦］　为大计，以和为大戒，锢蔽人心”，　“稍一滋生事端，其　势又不能挟以自固”。此种轻邦交的“虚骄之气”，理应　革除；　“美国及日本各海口，中国流寓数千人至数十万　人，交涉频繁，遣派公使尚有关系。”郭嵩焘建议：“补　颁国书，充当公使驻扎三年。”　不久，清政府即委任　郭为中国驻英公使。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郭嵩焘向英王递交　充任驻英公使的国书。于是，郭嵩焘就由专使改任公使，　参考文献：　［１】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Ｍ】．，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３１．　ｆ２１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ｆ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６５：１５．　【３】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Ｎ）【Ｍ】．，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１０４．　【４】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Ｍ】．，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９６．　【５】《筹办夷务始末》成丰朝卷３１，第３１页．　【６】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Ｍ】．，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１４４．　【７】《筹办夷务始末》成丰朝卷７０，第３３页．　【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７１，第１８页．　『９１《筹办夷务始末》成丰朝卷７Ｏ，第５０页．　【１０］齐思和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５册）【Ｍ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３４６　［１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５，第５５页．　【１２】《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７９．　『１３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４０，第１３＿２２页．　『１４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３９，第１页．　【１５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５１，第２７页．　【１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３９，第１页．　Ｉ１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３９，第１－－２页．　【１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４０，第２９—３０丽．　『１９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５０，第３２页．　【２０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５１，第２６—２８页．　【２１１《清季外交史料》卷３，第１　４—１　５页。　ｆ２２１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Ｍ］．长沙：岳麓书社出版，１９８３：３６４．　４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