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来是用来抒发情感的,而且是借助具体形象来“兴、观、群、怨”的。说理,则走的是抽象的路径,似与诗性不符。所以有“诗忌说理”的说法。但抽象的思想有时也可用具体形象来表达,比如,用“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来表达世事多变盛衰无常的道理,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表达机遇先给有准备者的人生经验等。因而,咏史诗,便用此办法为自已争得一席生存空间。这一办法也常用于绝句的议论结尾。有时诗人想用议论来为绝句收结,通常便走以小见大、用具体形象表达个人看法的路子。
杜牧的《赤壁》可谓用议论作结、以小见大的典范。其诗曰: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据说杜牧是熟读兵书自负知兵的诗人,因此杜牧把赤壁之战周瑜的取胜归结于东风的偶然因素,就大有阮藉在登临广武战场慨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味道。也许,杜牧只是借史事以抒发胸中抑郁不平之气而已,不一定非有“不足周郎处”的实指。总之,此诗结尾,以“二乔”(孙策之妻大乔、周瑜之妻小乔,合称二乔)有可能被曹操掳去关在铜雀台受辱这一具体形象来论断:假如不是有东风相助,孙、刘必败,历史形势可能改观。那么,历史形势有时竟被偶然因素所影响,这怎不叫人扼腕。这种大道理在诗里直说便令人生厌,如今“借‘铜雀春深锁二乔’说来,便觉风华蕴藉,增人百感,此正风人巧于立言处。”(引自贺贻孙《诗筏》)
可以说,杜牧《赤壁》以诗说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成功,开启了理趣诗一扇大门。从这里出发,宋代诗人更将诗的哲理化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创了哲理诗新时代。而在绝句的结尾中,借事议论,以细节的形象托言人生的道理,使诗意更加含蓄、深遂,更是得心应手,运用娴熟。如欧阳修的《画眉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对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结句说的是鸟,读者便可理会到人。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结句说的是看山,读者当然会联系到看人生、看世事。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结句说的是水源,读者更会推及到世间万事万物。以上列举的这些绝句的结尾,均以一事一物的具体形象借事议论,以小见大,以浅喻深,蕴含智慧,乃感人至深,以致成为人们千古传诵的人生格言。
看看今人诗中运用这一手法比较出色的几首绝句。
吉林诗人李汝伦有一首《武侯祠》,结句的借事议论,相当精彩。其诗曰: 劳心空筑读书台,公辅终无后继才。 独为武侯悲失策,未招皮匠百千来。
结句的议论,是以民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为依据反思而来,这显然是对精英政治、寡头垄断乃至倾向轻视人才、浪费人才、作践人才等政事或行为的有力鞭笞与批判。尽管孔明不一定有作践人才之行为,但不妨诗人指桑骂槐,毕竟任何时代,都有作践人才的权势阶层在。
上海诗人杨逸明有一首绝句《游达蓬山,戏作》,结句的借事议论,也是极为巧妙。诗曰:
庆幸求仙事泡汤,只留崖刻说荒唐。 秦皇真得长生草,百姓何年达小康!
秦始皇派人去仙山寻长生药草的事史书记载甚祥,所以现在还有一些遗迹和崖刻可以招来游人实地游览。长生不死的欲望,也许对于那些孤家寡人会更加强烈一些。但假如真有长生草而又落入这些人的手中,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那将是一场大灾难。这诗作者巧妙地将秦皇旧事与奔小康新现实联系起来,结句的议论就有催人警醒之深味。
上述二诗结句的借事议论,都有高出一般人的见识,但略嫌说理的成分多了一些。前一节介绍的东北诗人许清泉那一首绝句《值春雨故宫午门外感作》,结句也是议论,但诉之感觉的成分多一点,理性深藏于感性之中,读来更显得蕴藉一些。
广西诗人朱少文有一首咏物诗《七绝·鞋》,结句也以拟人手法杂以议论,说的是人生最浅明的道理,但因为切入“鞋”的具体物象,便没有抽象空洞之感。其诗曰:
东途踏尽又西征,水蚀风侵漫折腾。 何苦匆匆寻出路,只缘身在最低层。
读之便知道作者要说什么,但因为拿所咏之物“鞋”来借题发挥、兴发说理,这理便有了寄托的具体形象,而非凭空说教了。
笔者有一首绝句《春景》,结句也杂入议论,但说理的手法更为隐蔽,因为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物象描写:
经冬草树闷恹恹,一染春光绿粲然。
新叶犹知遮蔽苦,纷纷拔萃出头天。
是写景,也是议论,因为写景中植入了某种人生哲理。出头天也罢,身在最底层也罢,都是将感悟、人生至理融入所写物象、风景之中。这种借题议论,常可收到以小见大的效果,让一首小诗,读来情趣横生,幽默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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