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作者：黄炜虹 齐振宏 邬兰娅

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08期

摘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关键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8-0069-09 [WTHZ]DOI： 10.12062/cpre.20170354

由于近年来我国农业对产量增长的迫切要求，传统农业被改造成依赖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由此形成“高投入、高产出”的资源密集型农业，造成了耕地肥力下降，农产品品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严峻[1]。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目标，明确指出要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2016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积极推广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生态农业，又名生态循环农业，其核心理念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系统、协调、循环、再生为原则，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和现代农业科技，保证农业高效、优质、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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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能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2]。在我国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农业系统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户的生态化生产行为是我国农业实现生态化转型的基础。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行为具体体现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增加有机肥使用、实行循环农业模式等多样化方式。目前，我国生态农业并未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生态循环农业的推广和发展面临阻碍：一是生态农业市场体系不完善，体现在生态农业投入和产出不均衡，生态农产品市场价格与产品质量不匹配[3]，影响了生态循环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二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激励不足[4]，目前我国缺乏推广生态农业体系的配套政策，譬如土地流转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激励明显缺乏，限制了生态循环农业的长足发展。

关于农户生态农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且已有一些文献纳入了对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的考量[5-7]，但对于农户从事生态农业意愿和行为的动因机理的系统研究还较少，缺乏对农户关键行为动机的发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拟从理性小农理论和不完全信息理论出发，讨论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两者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差异和联系。首先，在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然后使用优势分析方法评估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辨别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并进一步利用交互效应检验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在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交互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1文献综述

根据舒尔茨、波普金等人提出的“理性小农”理论[8]，农民在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投入时遵循市场经济理性原则，所有行为都是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之后做出的选择，是精打细算的“理性经济人”，因此传统农业的改造应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农业资源，调动农民的获利动机和积极性。利益是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强逐利性造成了农户对经济利益的关注普遍高于对农业生产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9]。一方面，生态农业市场收益可以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虞洪[10]认为，只有对农业主体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刺激，才可能形成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市场收益对农户的非生态化生产行为亦有显著影响。王常伟[7]研究发现，市场收益保证对农户的过度施用农药行为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虽然生态农业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但对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从事生态循环农业可获得的市场收益才是刺激其产生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原因。

新凯恩斯学派提出的不完全信息理论认为，任何市场参与者不可能拥有某种经济状态下的全部知识，信息的传播和接受都需要花费成本，在现实经济中，完全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价格、买卖双方经济行为、参与者决策行为等问题是低效率的[11]，因此具有一定社会理性和强制性职能的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干预措施可以显著改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这一理论在中国农业背景下亦得到了证实，肖新成[12]发现，农业产业化政策、化肥和粮食补贴政策显著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而农业生态工程建设政策、技术推广补贴政策、测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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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施肥政策则明显抑制了农业面源污染。已有研究证明，政策激励对农业经营主体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具体的激励效果因政策类别而异。朱长宁[13]等研究发现，政府的技术与资金扶持政策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农业行为。黄祖辉[14]等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补贴政策对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有显著的规范作用。此外，马骥[15]等发现，激励型政策相比惩罚型政策更能有效促进农户综合利用秸秆资源的行为。在我国以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为特点的经济环境中，对于推广生态循环农业体系而言，政府通过以惩罚和补贴手段为主的政策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

人们的经济行为以追逐利益为出发点，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过程中受到制度和政策的约束，政策在限制人们选择获利行为途径的同时，又可能改善人们逐利行为的效率[16]。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会同时受到市场收益因素和政策激励因素的影响，生态循环农业激励机制的构建势必要从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两方面着手。市场收益通过影响农户收入而刺激其生产行为决策，政策激励通过宣传、惩罚、补贴等方式同样可以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因此，本文将同时讨论市场收益类变量与政策激励类变量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两者影响的差异与联系。 1.2研究假说

本文的生态循环农业行为主要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采纳行为，结合调研地实际情况，本文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包括猪—沼—渔/菜/果、稻虾共作等主流循环农业模式。同时，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1）市场收益显著影响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农户感知的市场收益采用4个指标衡量：①收入预期。生态循环农业的良好经营可以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当农户预期生态循环农业能增加收入时，其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可能性相应提高[10]，即收入预期越高，农户从事生态农业的意愿会越强烈，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可能性也越高。②畜禽无害化处理成本。对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是避免农业环境污染的基本要求，认为处理成本较高的农户，采取无害化处理行为的概率可能会较低，相应的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积极性也较低。即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成本越高，农户的生态农业从事意愿越低，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的实际行为越少。③农业废弃物回收成本。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一环，农户回收废弃物的便利程度与成本大小会影响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即农业废弃物回收成本越高，农户从事生态农业意愿可能越低，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可能性越低。④沼气使用成本。畜禽粪污通过沼气池进行发酵，产生有机肥和可用作生活能源的沼气，建设与运行沼气工程是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关键，当使用沼气的成本过高时，农户的生态农业参与意愿可能会降低，采纳生态循环农业行为也较少。

（2）政策激励显著影响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农户感知的政策激励采用4个指标衡量：①政府环境监管。政府对于环境问题越重视，农业环境污染的监督管理越严格，越能够刺激农户生产行为向生态化转变，激励其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即政府对环境的监管越到位，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越高，从事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可能性越高。②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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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秸秆惩罚。政府对焚烧秸秆行为施以实质性惩罚时，直接约束了农户的焚烧行为，促使其对秸秆资源进行综合利用[15]。对焚烧秸秆的实质惩罚力度越大，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越高，实行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可能性越高。③沼气建设补贴。政府的沼气工程补贴可以促进农户的牲畜粪污治理行为，即沼气建设补贴越到位，农户有较高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和实际行为水平的可能性越高。④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补贴越到位，越能够促进农户对农业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17]，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越高，实行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概率也较高。

2数据来源、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5年7月20日至8月10日在湖北省丹江口市、秭归县、荆州市沙市区、武汉市江夏区四地展开的调研，调研对象为当地农户。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之称，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最大的淡水产品生产基地，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型综合种养模式，已形成猪—沼—鱼—菜—果、稻虾共作等较为成熟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对于本文研究而言，湖北省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选取的四个调研地区中，丹江口市和秭归县为我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荆州市沙市区和武汉市江夏区则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保证了样本多样性和代表性。调研过程中，在四个调研地区根据分层抽样方法抽取3—4个村庄，并参考村落人口与面积确定具体的调研数量。

调查方法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入户式访谈，调研人员首先向农户解释生态循环农业的具体概念，再当场进行问卷题项询问，并由调研人员记录答卷。调查员均为在读博士生与硕士生，在调查之前接受过培训，避免曲解问卷题项含义，也不能干涉或引导农户作答。本次调查共访谈了402户农户，剔除漏答或中途停止作答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91份，问卷有效率为97.3%。样本农户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1。 2.2变量设置 2.2.1自变量

（1）市场收益因素。具体包括收入预期、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成本、农业废弃物回收成本、沼气使用成本。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非常不同意”用1表示，“不太同意”用2表示，“不确定”用3表示，“比较同意”用4表示，“非常同意”用5表示。 （2）政策激励因素。具体包括政府对环境的监管、焚烧秸秆惩罚政策、沼气建设补贴政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1点到5点依次表示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 2.2.2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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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控制了农户意识层面、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可能同时会影响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和行为的变量，设置环境问题认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3类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环境问题认知。具体包括：①对农药化肥影响环境的认知。个体认知对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农户对农药化肥认知的变化显著影响其农药化肥采用行为[18]，对于农药化肥过量使用污染环境的认知程度较高的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可能会越高，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可能性也越高。②对焚烧秸秆污染空气的认知。③对畜禽粪便危害环境的认知。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1点到5点依次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2）个人特征。具体包括：①年龄。个体年龄越大时，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的程度可能越低，接纳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和能力越低，即年龄可能对农户的生态农业从事意愿和从事行为有负的影响作用。②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可能越强，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概率越高。个人特征变量均用实际数值测量。

（3）家庭特征。具体包括：①家庭非务农比例。非务农人口比例越高，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时间越少，相应的机会成本较高[13]，因此家庭非务农比例越高，农户的生态农业从事意愿越低，有生态循环农业实际行为的可能性越低。②家庭耕地面积。家庭耕地规模较大的农户，可能具有较高的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和行为水平。③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农户，转换生计方式的积极性较低，可能的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和实际行为水平较低。家庭特征变量均用实际数值测量。

所有变量的含义与赋值如表2所示。 2.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受访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水平一般。鉴于样本中包含部分已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农户，故设置问卷题项“是否愿意扩大生态循环农业面积”以测量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非常愿意及比较愿意扩大生态农业面积的农户占样本的33.5%，意愿水平一般的农户占比最高，为29.7%，而25.1%的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水平极低。可以看出，受访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不够强烈，这与目前生态循环农业在我国尚处于推广起步阶段的背景一致。

（2）受访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比例偏低。设置问卷题项“是否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如猪—沼—渔/菜/果、稻虾共作等）”以测量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行为。完全未采用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农户占比最高，为44.5%，认为自己比较符合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农户占比16.1%，完全符合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农户占比仅8.7%，后两者共计比例为24.8%，可以说目前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接受率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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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访农户感知市场收益的差异较大。34%的农户比较认同生态农业能够增加收入，ly1均值较高，说明大部分农户对生态农业增收持有乐观期待。农户感知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成本和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成本稍高，对沼气池使用成本感知普遍较低。

（4）受访农户感知政策激励的差异较大。农户普遍认为政府环境监管到位，感知秸秆焚烧惩罚的均值较高，但标准差较大。在补贴方面，农户感知的沼气池补贴差异较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差异较大。这说明相关农业政策执行时的基层落实程度有所不同。

（5）受访农户生态意识水平较高。农户对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焚烧秸秆以及畜禽粪便随意排放的环境危害认知得分都较高，说明样本地区的农户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认知。 3实证检验

3.1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 3.1.1估计结果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生态农业从事意愿Y1和生态农业从事行为Y2，自变量为市场利益、政策激励，控制变量包括环境问题认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置入Y1和Y2的线性估计模型。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Ⅰ采用强制进入对Y1进行线性回归，模型Ⅱ则采用逐步回归法以确定最佳回归模型，为后文的优势分析确定模型基础；同理，模型Ⅲ采用强制进入法估计Y2的线性回归模型，模型Ⅳ则采用逐步法以确定最佳回归模型。从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容差均远远大于0.1，说明回归结果没有受到自变量共线性问题的影响。 3.1.2结果分析

（1）市场收益。由表3模型Ⅰ可知，在意愿层面，收入预期（ly1）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为层面，由模型Ⅲ可知，收入预期对农户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说明，对生态农业收入预期越高的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越强烈，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概率也越高。农户对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是影响其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重要因素。但是从表3可看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成本、废弃物回收成本、沼气使用成本这三种成本估计对于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和行为影响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成本收益分析更关注的是其增收能力或盈利能力，只要长远来说具有可观收入，那么农户愿意为生态循环农业付出一定的成本，即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成本、废弃物回收成本、沼气使用成本并不足以成为阻碍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原因。 （2）政策激励。从表3的模型Ⅰ和模型Ⅲ可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zc4）对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政府对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给予补贴时，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会增强，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概率也较高。此外，焚烧秸秆实质性惩罚（zc2）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府对焚烧秸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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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实质性惩罚时，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较高。模型Ⅲ中，沼气池建设补贴（zc3）对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政府向农户提供沼气池建设补贴时，农户实际从事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概率会更高。根据前文分析，政府政策对农户行为发挥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或者激励作用，当焚烧秸秆面临罚款风险时，经济理性促使农户有更多动力对秸秆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有利于其参与生态循环农业，增强了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沼气池建设补贴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补贴可以直接减少农户实行生态循环农业的成本投入，增加了其行为积极性，因此补贴政策对农户实行生态循环农业行为表现出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3.1.3其他变量

（1）环境问题认知。从表3可看出，对农药化肥过量使用危害环境的认知（ys1），表现出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的负向影响，这与前人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农业生产对于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依然很强，农户的生产经验使其对农药化肥所带来的增产量和便利性有深刻的感知，因此对于要求减少农药化肥使用的生态农业方式难以接受，对生态循环农业的实施条件产生了畏难心理，从而降低了其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关于这一结果的深入原因，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另外，环境问题认知维度的其他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2）个人特征。年龄（age）对于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和行为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年龄越大的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度越低，实际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概率越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年龄越大时，农户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的程度越低，接纳生态循环农业的积极性和能力都有所下降，因此对生态循环农业的从事意愿和行为越少。受教育水平（edu）显著影响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且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积极性越高。

（3）家庭特征。家庭非务农比例（pro）对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和行为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家庭成员中非务农人员的比例越高，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度就越低，同样，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概率就越低。此外，家庭总收入（inc）显著影响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行为，且系数为负，即家庭总收入越高的农户，实际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概率越小，这可能是由于，调查地区农户家庭兼业程度较高，拥有较高收入的家庭通常不仅仅依赖农业收入，经商、务工甚至公职往往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越是高收入的家庭，转换生计方式的积极性就越低，则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采纳偏少。 3.2自变量相对重要性的优势分析 3.2.1优势分析方法计算原理

多元回归分析中，常用的变量重要性指标：标准化回归系数、正态标准系数、偏相关的平方等，都无法避免自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Budescu等[19]提出了优势分析方法以确定多元线性回归中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优势分析法平均了变量的直接效应、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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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偏效应，并使得预测变量的重要性能够更加精准而直观地表达，这一方法也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和推广[20-22]。优势分析方法的步骤包括：首先，利用逐步回归法确定一个最佳回归模型（表3中模型Ⅱ和模型Ⅳ），一般称其为全模型，并计算其所有可能的子模型，共有2P-1（P为全模型中自变量的个数）个子模型；其次，将自变量依次加入到不含变量自身的各个子模型中，并计算其带来的R2增量（又叫增值贡献）；接着，根据公式（1）计算每个自变量对于解释或预测因变量的平均贡献；最后，依据公式（2）计算出自变量解释或预测因变量的总平均贡献，即所解释的全模型已知方差的比例。 C（k）xi=∑（ΔRy·xhxi2）/kp-1（1）

其中，y表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C（k）xi表示变量xi加入到含有k个自变量的子模型中后，其对预测因变量的平均贡献；xh表示排除变量xi后的子模型中的k个自变量；ΔRy·xhxi2表示当变量xi加入到不含自身的子模型后，产生的R2增量；p表示全模型中自变量个数；k=（0…p-1）。 Cxi=∑p-1k=0C（k）xi/P（2） 3.2.2优势分析结果

根据表3中逐步回归法得到的最佳回归模型，确定了优势分析中的全模型，按照优势分析方法步骤计算自变量对于预测因变量各自的总平均贡献。为便于运算，在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的优势分析中，将5个自变量分别命名为：X1（收入预期）、X2（焚烧秸秆惩罚）、X3（废弃物资源化补贴）、X4（受教育水平）、X5（家庭非务农比例）；在农户生态循环农业采纳行为的优势分析中，将5个自变量分别命名为：M1（收入预期）、M2（废弃物资源化补贴）、M3（沼气补贴）、M4（年龄）、M5（家庭非务农比例）。由于计算过程繁杂，本文仅整理自变量优势分析的权重结果为表4。

如表4所示，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中，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收入预期（49.09%）、受教育水平（19.78%）、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13.38%）、家庭非务农比例（11.35%）及焚烧秸秆惩罚政策（6.42%）。对于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收入预期（42.99%）、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31.38%）、家庭非务农比例（9.15%）、沼气池建设补贴（8.39%）、受教育水平（6.91%）。由此可知，在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中，收入预期均是重要程度最高的因素，且预测因变量的比例远高于其他自变量，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具有一致性，可以说，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收入预期是决定其意愿和行为的关键因素。政策激励类变量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的影响作用较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行为则具有较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农业废弃资源化补贴政策的重要性程度与收入预期十分接近，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的5个因素中，受教育水平表现出了仅次于生态农业收入预期的重要性，说明提高农户的文化水平对推动生态循环农业长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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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的交互效应分析

本文进一步在上述的最佳回归模型中设置交互项，以分析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在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具体讨论市场收益类变量中的收入预期，与政策激励类变量中的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沼气池建设补贴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加入收入预期×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收入预期×沼气池建设补贴的交互项至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看出，收入预期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补贴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作用，但收入预期和沼气池建设补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对拥有较高生态农业收入预期的农户来说，增加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可以显著增强他们的生态循环农业采纳行为；对于生态农业收入预期较低的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和农户实行生态循环农业行为之间的正向关联作用较弱。即收入预期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影响作用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影响作用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以上结论说明，要实现促进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目的，针对农户收入预期偏低的情况，应该优先通过改变农户意识或改善生态农业市场条件来提高农户的收入预期，因此生态循环农业的政策激励应该以市场为基础，一味增加农业补贴并不一定能产生显著效果。

综合表3、表4和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市场收益类变量是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首要因素，提高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市场信心是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的关键途径，增强政策激励也依然是提升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有效途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市场收益预期不理想的农户，即使增加了一定的生态循环农业补贴，其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的行为也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因此，改善生态农业市场前景，提高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生产效率，增加生态农产品的市场份额，才是加强我国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建设的长久之计。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性小农理论和不完全信息理论出发，验证了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使用优势分析方法判断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并进一步分析了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农户对生态农业的市场收益感知越高，越能提升其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实际行为；政府的惩罚政策和补贴政策都能显著提高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但只有补贴政策对于农户的生态循环农业实际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中，收入预期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收入预期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贴在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过程中存在相互促进的交互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政策性的补贴和惩罚都不能完全限制农户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较高的收入预期可以显著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收入预期与政策补贴在影响农户动机时存在互补作用，对于市场收益预期不理想的农户，即使增加了一定的生态循环农业补贴，也未能显著提升其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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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国就提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的目标，但普通农户缺乏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技术资源，未能从生态农业中获取可观收益，即使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难以有效提高农户生态化生产的积极性。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要提高农户从事生态农业的市场收益，鼓励农户探索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协助农户提高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例如推进机械化整地、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便综合处理等生态循环农业技术，推广高效肥、有机肥、无残留农药等生态型农资产品的使用。同时应加强完善生态农产品市场，提升全社会居民的生态环境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刺激潜在的生态农产品消费需求。

第二，政策约束与政策激励并行。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需同时运用约束手段和激励手段，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农业生产方式要严格禁止，并施以一定的经济处罚，对于生态友好型的循环农业模式加以引导，在适当领域运用公共资金给予激励，并动员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绿色农业，提高生态农业生产力。

第三，着力落实生态农业政策激励。上层的生态农业鼓励政策要通过科学的政策设计和到位的执行手段才可能内化为农户从事生态农业的意愿和行为。政策设计上要结合市场行情与趋势，基于市场分析设计经济激励政策；政策执行上要统筹安排各部门的支农职能和支农资金，提高农业补贴项目的执行效率，同时强化政策执行监督，加强相关政策的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

（编辑：于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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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nt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o engage in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market returns or policy incentives？ HUANG Weihong1，2QI Zhenhong1WU Lanya1，2HU Jian1，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China；

2.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Hubei 430070，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Since farmers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t is significant to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and develop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his paper used 391 households survey data in Hubei Province. First of all，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hypothesized that market revenue and policy incentives could influence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actual behavior to engage in the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and used OLS estimation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market returns and policy incentiv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hen we used the advantage analysis method to evaluat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market returns and the policy incentives. Finally， we tested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market returns and policy incentiv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ome expecta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of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and it wa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farmers to engage in the ecological cycle agriculture. The penalties for burning straw and the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al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while the subsidies for biogas pool construction and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farmers’ behavior. Income expect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waste resource subsidy policy had complementary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influencing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he market return wa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to stimulate farmers’ adoption of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model. W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market system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enhancing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creasing farmers’ confidence in gaining benefits from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since policy incentives have stimulative effects on farmers’ adoption the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it is important to combine the constraints and incentives， as well as pay attention to the scientific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Key wordsfarmers；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market returns； policy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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