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的电影肌理分析

《红高粱》的电影肌理分析

所谓肌理，就是皮肤的纹理。我借用肌理这个名词来表述自己对电影的粗浅理解，因此，所谓的电影肌理，它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比皮肤的纹理更为丰富一些，否则将无法触及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好的电影总是具有丰富而韧实的肌理，它们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特征：扎实而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它严谨的逻辑性决定了电影肌理的走向与构成；电影场景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人物个像与群像的有机结合；与电影故事相吻合的色调、基调和叙述节奏；演员演技纯熟，角色定位准确，无过与不及的毛病；运镜、剪接妥帖流畅，无生硬拼凑之感；音乐出色，成为电影的灵魂式的因素。这些特征犹如一匹布的经线与纬线，它们纵横交错按照严谨的逻辑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电影的肌理。

张艺谋是一个很注重形式和色彩的电影导演（实际上他更应该称为优秀的摄影家），因此形式和色彩成为他电影肌理中最抢眼的元素。但也正是由于这两个元素过于突出，反而破坏了电影肌理的均衡与谐调。健康的肌理是皮肤、细血管与汗毛按照一定比例排列组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些东西被人为损伤或发生病变，就会出现伤口、肿瘤、牛皮癣、白癜风等等。

同理，好电影的肌理是由各种要素按照严谨逻辑组合而成的，诸要素非常妥帖地糅合在一起，没有哪个要素会“凸”出来；电影肌理一旦被人为破坏或发生病变，就会出现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

《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在国际上拿了多个奖项，它甚至被一些资深影评家誉为“中国最好的电影”。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并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原因就在于它的电影肌理被人为破坏并发生了病变。

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应该知道，《红高粱》拍摄的年代，出了一幅很有名的油画《父亲》，它运用类似于电影特写镜头的手法，极其精细地描绘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的面部肌理，表达出画家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与悲悯，极具震撼力。于是，这种描绘局部的、静态的人物造型的手法，被许多画家所模仿，他们试图通过一只手、一只陶罐、一把犁铧去表现“宏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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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还是“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年代，作家们好象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醉心于研究古老的县志、民俗、神怪、奇人，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正是当时流行文学的产物，是一部混合了“寻根文学”与拉丁美洲“魔幻文学”表现手法的小说。

莫言在这部小说里释放出急尿冲槽般的想象力，洋洋洒洒地描写了故乡高密的自然、历史风情，他通过叙述土匪故事、抗日故事来诠释祖先们公牛般旺盛、强劲的生命力和往“传统的酒坛”、“经验的酒坛”、“权力的酒坛”撒尿的反叛精神。不过，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莫言所讲的故事，他在小说里描绘的旧社会的真实性被没有节制的想象力和屎尿横流的文字稀释了。

当张艺谋把这部充满了想象泡沫的小说搬上银幕时，他并没有能够摆脱那个年代的画家、作家的影响，相反地他是以一种欣赏和模仿的心理去迎合当时的艺术思潮，并从中寻找他的电影语汇。张艺谋在电影里并没有能够弥补小说缺乏真实性的不足，反而渲染和扩大了这种不真实。

“颠轿”那场戏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写这篇文章前，我特意又看了一遍《红高粱》。我觉得这场戏与其说是剧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张艺谋急于炫耀民俗和粗犷的画面。这场戏也缺乏真实性，在农村送新娘出门，除了轿夫和吹鼓手，实际上还应该有娘家送亲的人、抬嫁妆的人、女傧相等，不会像“颠轿”那场戏只有几个抬轿和吹吹打打的大老爷们。莫言的小说并不可靠，而张艺谋把这种不可靠更进一步变成了“艺术的谎言”。

“颠轿”这场戏确实拍得很有气势，运镜流畅，色调粗犷，画面丰满，但它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悖论：拍摄很专业，但却缺乏真实的基石。显然，张艺谋落笔的重点和关注的核心不是真实，而是形式和色彩。在这里，电影的肌理第一次被人为破坏了。

“野合”这场戏也被一些人奉为经典。张艺谋把一次野外苟合拍得激情四射，高粱大开大合，唢呐吹得撕肝裂肺，又是下跪又是低头什么的。他没有循色情片香汗淋漓、玉臂横陈、娇喘吁吁的老路，把一次交媾弄得像隆重的祭祀典礼和精神图腾。我并没有被张艺谋的这一“得意之笔”所感动，相反地，我厌恶这种抽离了性爱基本体验的矫情虚饰的伪激情和大而无当的诗意化描述。这种描述从本质上说是拒绝真实损坏真实的。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往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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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老大面条在轿车里强奸女人的那常戏更具有震撼力，而这个震撼力恰恰来源于真实。

由于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张艺谋的镜头常常因为留恋于构图而显得呆滞、生硬，比如电影里几次出现山坡圆拱土门的画面，有时还配上一只月亮什么的。这些画面让我想起了那些喜欢大段抒情和风景描写的文学青年，以及那些刚学会取景构图的摄影爱好者。“高粱地伏击战”也拍得很做作，几个镜头东晃一下西晃一下，还没等观众看清敌我双方交战的过程，就玩起了慢镜头，让几个大汉抱着酒瓮踩着柔姿步去炸汽车，而且枪炮声消失了，唢呐声莫名其妙地响起来。在这里，再明显不过地暴露出张艺谋缺乏战斗拍摄经验以及展示空间变化和调度复杂场景的能力，这个机体性的缺陷一直被保留到他拍摄《英雄》，秦军方阵被他可笑地拍成了团体操和牵线木偶表演。

正是由于上述的各种缺陷，《红高粱》的电影肌理呈现出病态的纹理，出色的构图与摄影因为太突出而破坏了电影整体的浑然统一，它显然更适合充当摄影教材而非导演教材。它成功地展示了“伪民俗”，却也暴露出张艺谋一味追求“三分钟精彩”的毛病。它所讲述的故事原本是应该具有动人的元素的，但奇怪的是，除了“高粱地剥皮”那场戏令人惊悚之外，我并没有从电影里感受到感动的力量，张艺谋似乎想在电影里传达出一种野性的美和力量，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努力被过于耀眼的表面化形式化电影语言损耗掉了。只要抽掉形式和色彩这两个支撑的骨架，《红高粱》就会颓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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