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内容摘要：茨威格的作品以人物心理刻画见长，对女性心理的剖析深刻、细腻、真实。他的中短篇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上更是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茨威格对故事中的女性总是充满了爱和同情，充满了宽容和理解。对于女性的一些超乎常情却又在情理之中的行动，他做出了最好的辩护和解释。而这一点在他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显得尤为明显--故事以C太太，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当局者的视角呈现了整个故事脉络。在她的叙述中，充溢着感情激烈的心理活动，推动叙事向前发展。本文试图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参照，从“话语层面”对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进行评析，分析小说中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关键词：《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叙述声音叙述视角斯蒂芬·茨威所创作的情感故事饱含着人类永恒、含蓄、高贵的情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茨威格用他深刻的人性观察和敏感细腻的笔调，描写了激情、私奔等不合乎传统道德文化，社会规约的敏感话题，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张玉书在其著作《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如此评价：“《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C太太，对于年轻的赌徒从好生之德、慈母之情，派生出恋人的情愫，从而萌生新生的欲念，冒险的激情，最后由于赌瘾的阻力，使她玫瑰色的幻梦在灰色的现实中破灭，又万念俱灰地徜徉于人世之间...”[1]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从男性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客观地观察女性的内心世界，描绘了主人公C夫人在受情欲驱使或遭到情感打击时的心理变化，表达了一类女性不可言说的内心声音。一.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方法1986年，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美国学者兰瑟（SusanS.Lanser）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就此打开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发展的大门。[2]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品，聚焦于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的性别政治。[3]认为叙事作品一般被分为“所述故事”（内容）与“叙述话语”（形式）这两个层面。除了部分早期的论著，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基本都在“话语”层面上展开。[4]本世纪初国内学者申丹从“叙述模式”、“叙述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三个方面入手，以结构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为参照，对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考察。在下一章节笔者将结合学者申丹“话语”研究的划分方式，分析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的关系。话语权威指“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5]话语权威由叙述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越贴近主导社会权力就越具有权威性。同时，话语权威也受文本写作策略的影响。女性意识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價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6]1.叙述声音与话语权威兰瑟将叙述声音分为三类，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性叙述声音。三种叙述模式都可以依据受述者的结构位置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兰瑟认为这三种叙述模式代表了女性为了在西方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必须建构的三种不同的权威，“每一种权威形式都编织出自己的权威虚构话语，明确表达出某些意义而让其他意义保持沉默。”[7]兰瑟提到的第二种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是一种有意识讲述自己故事的叙事声音。这种叙述声音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在C夫人的“回忆”性自述部分，她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茨威格让C夫人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来看待周围的人和物，用她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而读者对C夫人一生中最特别的“二十四小时”的了解与感悟也全部都来自于女主人公C夫人本人的自述。“两天来我一直准备着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而且实话实说：但愿我能办到。我竟然把这件事情远远本本告诉您，告诉一个陌生人...”如此，文本的接受者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甚至觉得自己就在现场，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此外，行文之中，读者经常会看到C夫人那种强烈向受述者“我”表达自己意愿的字眼“我答应过您和我自己，绝对真实的讲出所有的事情来，...我向您明确指出一点...”[8]“我确信，无论是您还是任何一个目光清晰感觉灵敏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充满恐惧的好奇心...”[9]父权社会里的性别等级秩序导致男性占据稳定的话语权威，女性处于偏离标准的被动地位，叙述成为男性和女性差异性的现实体验和意义构成的表达方式。[10]当这种表达方式应用到小说中时，女性形象便在作品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男性作者控制了女性的话语，女性只能说出男性授意她们的话语内容。然而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C夫人”的个人意志贯穿故事始终，作为“受述者”的我则始终安静的坐在圈手椅上力求做好一个“倾听者”该有的本分，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在这里完全发生了颠倒。女性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威，而男性则处于被动地位。作为男性作家，茨威格在创作过程中反其道而行，突破传统叙述模式，让女性形象拥有自己的声音，获得为自己言说的权力，进而解构了男性话语并建构了女性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2.叙述视角与女性意识美国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认为：“叙事视点不是做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11]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把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联系起来，关注男女作家为何在某一历史时期选择特定的视角模式，并认为叙述视角（聚焦者）与观察对象（聚焦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关系，是一种权利关系。性别因素通过叙述视角影响文本，叙述者的“眼光”和“凝视点”都受到叙述视角的影响，也就说明“看”谁和在什么位置“看”都由叙述视角决定的。女性主义的一大领军人物沃霍尔指出，文本中的“看”和“被看”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它能够体现出一种带有性别色彩的权力的争夺。女性从自身的性别身份出发，来解构男性的话语，重构女性的话语。所以，女性由被“凝视”的客体变成了主动“观察”的主体，于是她们在文本中的地位就得以提高。[12]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茨威格采用两种不同的视角描述了两个女人的故事。故事开篇，农场主的妻子昂里哀特太太与突然出现在宾馆里的法国俊美青年在经历极为短暂的相处之后，毅然决然抛下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与青年私奔出走，从而引发了宾馆里住客的激烈辩论。昂里哀特太太的故事是通过旁观者，即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在第一个故事中，读者无从得知昂里艾特太太本人的所思所想，也无从得知她与法國青年相处时的具体状态，仅能凭借叙述者“我”的描述，与宾馆里的旅客一样凭空猜测，辩驳女主人公昂里艾特太太的出走的缘由。茨威格在第一个故事种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与传统的文学作品极为相似，即作者采用传统的男性视角观察女性，让女性成为凝视的对象，女性意识在这时便被压抑。相反，在C太太的故事中，故事的情节是通过C太太这个故事当局者本人，以与“我”谈话的方式言说出来的。在她的主观叙述中，读者的视线随着她的关注点流动，从观察青年的指尖、发梢，到眼神，读者能清晰明了的感受到C太太面对青年时的内心冲动，与最后在决定与青年相伴离去却又失之交臂的怅然若失。在叙述整个故事中，C太太的语气平静，但她的叙述却极为强势，以至于作为倾听者的“我”都不由对C夫人产生了崇敬之情。然而当“我”迫切想要用一句话向她表示我对她的崇敬之情，可是我的喉咙梗塞，说不出话”[13]。两个故事的发展脉络相似，但叙述视角却截然不同。在C夫人的故事中，作者将女性推到了叙事的主体性地位，给予女主角C夫人以女性的叙述视角与聚焦眼光，赋予女性“观察”与“言说”的权力，女性争夺了原本属于男性的叙述主体地位并通过其特有的“眼光”观察世界，将自己生命中最振撼人心的二十四小时的体验表达出来。此时女性叙述者不但掌握了叙述的主动权，表现了女性的自主意识，更树立了女性的话语权威。而这样的叙述视角所达到的视觉效果明显略胜一筹，为“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震撼。三.结语茨威格从一个女性的立场出发，运用独特的女性主义叙述策略，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女人堪称震撼的人生经历，表达了对女性群体的同情与怜悯，对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约提出质疑与挑战。尽管故事最后C夫人并未能与“赌瘾”青年成功私奔，自己一生中唯一一次背离社会期望而遵从自己内心的冒险的决心也因此被辜负，终其一生未能逃离孤单的命运。但是故事最后，C夫人能够爽快地把心里话同一位陌生人倾吐出来，未尝也不失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注释[1]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第197页[2]申丹，王丽娅，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96页[3]申丹，王丽娅.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94页[4]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J].国外文学，2004[5]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页[6]严玲.解读《红字》的女性意识[J].时代文学，2010（11）.[7]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6页[8]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文集[M].张玉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379页[9]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文集[M].张玉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380页[10]刘颖，付天海，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J].求索，2013（02）：157-159.[11]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43页[12]陆美娟，彭文娟.《金锁记》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4）：102-103[13]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文集[M].张玉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417页（作者介绍：林哲旭，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研究生，研究方向：德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