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英文本隐喻运用对比研究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一部名著,这部小说在语言运用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中丰富多彩的隐喻运用。二十世纪末,美国翻译家珍妮·凯利和美籍华人学者茅国权共同完成了《围城》英译本的创作。
此英译本一经问世就受到外国读者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好的小说。自《围城》问世以来,小说中的隐喻运用就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
迄今为止,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围绕原著中的隐喻展开的,但是对于英译本中的隐喻运用却鲜有人涉足。作为一部出色的译著,《围城》英译本中隐喻的运用情况和语言特点一直以来都是前人研究中的空白。
因此,本研究从《围城》中英文本中明喻和暗喻的总体分布以及这两种隐喻的对应关系两个方面对这部小说中英文本中的隐喻运用进行量化对比研究,发现二者在隐喻运用上的异同之处,分析导致隐喻运用异同的英汉语言、文化和翻译方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理解和翻译问题。据此,本研究着重回答以下问题:《围城》中英文本中的隐喻运用有何异同?导致这些隐喻运用异同的英汉语言、文化和翻译策略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两个文本中隐喻运用的对比研究可以给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理解和翻译带来哪些启示?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中英文本中明喻和暗喻的总体分布以及他们在两个文本中的对应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对导致中英文本中隐喻运用异同的英汉语言、文化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就总体分布而言,中英文本《围城》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运用;两个文本中明喻和暗喻的分布情况也十分相似,其中明喻在两个文本中都是运用最多的隐喻类型,而暗
喻在两个文本中所占比例都比较少;此外,中文本中的隐喻总量要远多于英文本;但是就具体的隐喻类型而言,英文本比中文本运用了更多的明喻而中文本则比英文本运用了更多的暗喻。就《围城》中英文本隐喻的对应关系而言,原著中所有的明喻和一部分暗喻在英译本中得到了还原再现。
但是,研究也发现,原著中将近百分之七十的暗喻在英译本中被替换了喻体;转换成了明喻;转换成非隐喻式表达或直接被忽略不译。此外,研究还发现,原著中个别的明喻在英译本中被添加了新的喻体从而转换成了新的明喻。
就导致《围城》中英文本隐喻运用异同的英汉语言、文化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原因而言,中文本中全部的明喻和一部分暗喻在英译本中得到还原再现的原因是由英汉文化的相似性,英汉民族生存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共同性,以及译者所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导致的;而导致中文本中大部分的隐喻在英文本中被替换了喻体,转换成明喻,转换成非隐喻式表达或被直接忽略的原因是由英汉文化的差异性和译者采取的归化翻译策略导致的。通过对中英文本隐喻运用异同的对比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导致这些异同产生的语言、文化和翻译方面原因。
在此基础之上,为了更好的理解和翻译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作者提出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进行重新分类,将其分为文化隐喻、普遍隐喻和个性化隐喻。作者还以《围城》为例探讨了针对这三种不同类型隐喻应当采取的翻译策略。
对于文化隐喻而言,如果此类隐喻中包含译入语的文化成分,则可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直译,如果此类隐喻中包含丰富的译出语的文化成分,则应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一方面,可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其进行直译以求最大限度的保留译出语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如果其所含的文化成分过于独特,则应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其进行意译以便于译入语
读者的理解。
对于普遍隐喻和个性化隐喻而言,为了最大限度的保留译出语的语言特色和作者的个人风格,应当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其进行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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