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畜——精选推荐

词语信息

⽜⽺如果没有马，则称“五畜”。《汉书·地理志》：“民有 五畜，⼭多麋⿅”[唐]颜师古注：“五畜：⽜、⽺、⾗、⽝、鸡。”《灵枢经》：“⽜⽢、⽝酸、猪咸、⽺苦、鸡⾟。”“六畜”⼀词，今天仍活在⼈们⼝头上，有云：“五⾕丰登，六畜兴旺”。《现代汉语词典》：“指猪、⽜、⽺、马、鸡、狗。”

六畜杂谈

六畜我们的祖先早在远古时期，根据⾃⾝⽣活的需要和对动物世界的认识程度，先后选择了马、⽜、⽺、鸡、狗和猪进⾏饲养驯化，经过漫长的岁⽉，逐渐成为家畜，在《三字经·训诂》中，对“此六畜，⼈所饲”有精辟的评述，“⽜能耕⽥，马能负重致远，⽺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还有“鸡⽺猪，畜之孽⽣以备⾷者也”。六畜各有所长，在悠远的农业社会⾥，为⼈们的⽣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六畜中的马⽜⽺为⾷草动物。马是古代战争和交通的重要⼯具，⼜是⾁⾷品重要来源之⼀；属于战略物资，其重要性不⾔⽽喻，历来为⼈们所⾼度重视。秦朝颁布《厩苑律》“盗马者死,盗⽜者加(枷)”, 意思是 盗马的⼈处死,盗⽜的⼈判枷刑,⽜在⽜耕时代担负着繁重的体⼒劳动，是⼈们⽣产劳动中不可或缺的好帮⼿，理应受到尊重；⽺性格温顺，在古代象征着吉祥如意，⼈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是第⼀祭品，⽺更有“跪乳之恩”⽽受⼈尊敬。鸡⽝猪为杂⾷动物。在⼈们的现象中，猪往往和懒惰、愚笨联系在⼀起，除了吃和睡，似乎整天⽆所事事，仅有“庖厨之⽤”。其实猪是⼈类⾮常重要⾁⾷品来源，其嗅觉灵敏，⼀些地⽅安保上已开发利⽤；鸡在农业时代的家庭经济中，起到拾遗的作⽤，雄鸡能司晨报晓，各有其重要性；狗是⼈类驯化饲养的最早家畜之⼀。狗能帮助古⼈狩猎，是看家护院的好帮⼿。狗（⽝）忠于职守，是其优点。其缺点是有点招惹是⾮，给⼈有点坏印象，如成语中有：狼⼼狗肺，狗急跳墙，狗仗⼈势……等贬义词。

六畜取长补短，为我们⼤家做出了极⼤的贡献，它们全都选⼊⼗⼆⽣肖中，其他六位是⿏、虎、兔、龙、蛇和猴，后者有的虚⽆缥缈，有的是动物世界⾥的精英，甚⾄令⼈望⽽⽣畏，也有的与⼈相安⽆事，更有的却危害四⽅。实事求是地评价，还是六畜好，世世代代与⼈和平相处，已是⼈们⽣产⽣活的好伴侣。

动物的种类成千上万，惟有六畜和⼈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的品种优化，有的⼀专多能，这都是⼈类的杰作；⼈类的社会进步，⼜离不开六畜的⽆私奉献，相辅相成，都在争取达到更新，更⾼的境界。

六畜概说

综述

六畜在传统⽂化中⼀般泛指家畜，除了马、⽜、⽺、猪、狗、鸡六种家畜外，还包括骆驼、驴、鸭、鹅等家畜家禽。马、⽜、⽺多见于青铜时代⽂化遗址，与游牧⽣活⽅式有关；猪、狗、鸡常见于新⽯器时代⽂化遗址，与定居农业⽣产⽅式相关。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表明东⽅定居农业⽂化与西来游牧⽂化的混合。马是游牧⽂化的标志，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显贵的家畜；猪是东亚新⽯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化的象征。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献，猪和马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定居农业⽂化和游牧⽂化的消长。六畜在传统中有丰富的⽂化内含。“五⾕丰登、六畜兴旺”是⼈们最美好的愿望之⼀。引⾔

《周礼·天官·庖⼈》：“庖⼈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郑⽞注⽈：“六畜，六性也。始养之⽈畜，将⽤之⽈牲。”后来牲畜或畜牲联⽤，泛指家畜。《左传·昭公⼆⼗五年》：“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杜预注⽈：“为六畜：马、⽜、⽺、鸡、⽝、⾗。”宋王应麟《三字经》：“马⽜⽺，鸡⽝⾗。此六畜，⼈所饲。”从此六畜家喻户晓。

关于六畜起源动物考古学家和农史学者进⾏了初步研究。周本雄研究了⼀些重要遗址的动物⾻骼认为磁⼭⽂化时代⼰驯化了狗、猪、鸡；仰韶⽂化遗址出⼟有⽜⾻、⽺⾻、马⾻，马、⽜、⽺在龙⼭⽂化时代出现的家畜，马可能还要更晚⼀些。陈⽂华系统收集了考古⽂物中六畜资料认为猪在中国新⽯器时代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为六畜之⾸；商周时期畜牧业特别发达，马已成为六畜之⾸。《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

家；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养鸡的国家；⽝⼜名狗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家畜；马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役畜之⼀，被奉为六畜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马的国家之⼀；⽜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动物之⼀，包括黄⽜、⽔⽜、牦⽜三⼤类；⽺也是中国最早驯化的动物之⼀，包括绵⽺和⼭⽺，中国是家⽺起源地之⼀。这代表了⼆⼗世纪九⼗年代中国农史学界对六畜起源的基本看法：猪、狗、鸡是中国最早驯化的，马、⽜、⽺也不是外来的。

进⼊⼆⼗⼀世纪袁靖系统考察了新⽯器时代中国⼈获取动物资源的⼿段和⽅式。他们重点研究了猪和马的驯化或来源问题：猪是东亚新⽯器时代最主要的家畜，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本⼟驯化的；确凿⽆疑的家马见于青铜时代，很可能是外来的。

六畜的起源或分布并不局限于中国，是⼀个世界性难题。动物考古学、驯化地理学、动物遗传学、民族动物学等⽅⾯取得了可喜的进展。DNA研究揭⽰了动物驯化的复杂性，中国学者亦加⼊了这股研究潮流。张亚平等对狗、猪、驴等进⾏了分⼦遗传学研究，认为猪、狗是东亚本⼟驯化的，驴肯定来⾃中亚、西亚或埃及。

每⼀种动物的驯化过程都很复杂，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已确定。⼤体⽽⾔⽝和猪的驯化在东亚和西亚均可追溯到近万年，⽜和⽺西亚早于东亚，鸡则东亚更早，马的最早驯化地是中亚。六畜驯化传说

古⽂献中有关六畜传说不少，现摘录⼏则如下：

《周易·系辞》⽈：“古者包牺⽒（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与地之宜，近取诸⾝，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罟，以畋以渔……”

清代吕抚辑、蔡东藩补辑《历代兴衰演义》（⼆⼗四史通俗演义）记：“却说太昊伏羲⽒，成纪⼈也。……⾝长⼀丈六尺，⾸若蛇形。⽣有圣德，⼈民感戴，推之为君。……帝居位，上合天⼼，下合⼈望。共⼯、柏皇、朱襄、昊英等诸⽂武⼤⾂，各秉贤能，分理宇内，⽽政⼤治，教民作⽹罟，捕鱼虾，以瞻民⽤。⼜教民养马、⽜、⽺、鸡、⽝、⾗六畜，以充庖厨，且以为牺牲……”

地⽅和民间也有不少六畜驯化传说：

如⽢肃省陇东南地区的礼县⼀带（据⼀九九九年版《礼县志》记载，礼县在夏朝后商、周时名西⽝丘），有本历代誊抄保存下来的《太上慈悲⾹⼭宝卷》（以下简称《宝卷》），记载有“太⽩⾦星渡鸡”等六畜驯化传说：“由雷公、华胥、伏羲和⼥娲做出了这⼀开天辟地的第⼀次⼈类的和谐，后来就有了他们的后代妙庄王家族，《宝卷》说，⽜郎原名⼤椿，他因渡⽜有功，被妙庄王外孙⼥看中，婚配与他。神话中的⽜魔王⼤仙也就是⽜王神。在西⽝丘国兴盛时期把野⽜渡化为家⽜的⼈，所以称他为⽜王神，⽜王爷。在媳妇沟有媳妇崖景观，上原有仙⼥⽯像，现已被⼈盗⾛。在媳妇沟⼝，梁坪村头，那棵传说中为⼤椿和仙⼥做媒的⼤槐树还在，这棵槐树直径3⽶左右。⽟连渡马，太⽩⾦星渡鸡，⼆郎神杨杰渡狗，⽵林渡猪等。……”

在⽢肃天⽔西⼭坪⼤地湾⼀期⽂化中，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的家鸡遗存，养鸡在我国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依《宝卷》说，早在伏羲⼥娲时代，居住在秦岭太⽩⼭⼀带的太⽩族⼈，救助了⼈⽂先祖伏羲、⼥娲及其族⼈，后来伏羲“教民养六畜以充庖厨，备为牺牲”，⽽在这个过程中，太⽩族⼈在将鸡驯化为家畜⽅⾯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经过历代传颂，太⽩族⼈便被神化为“太⽩⾦星”的形象。马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器和青铜时代⽂化遗址中⼤量马⾻的出⼟显⽰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车制作技术。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处特殊的铜⽯并⽤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动物⾻骼三⼗余万块，其中99.9%是马⾻。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于⾷⽤、祭祀（随葬）和骑乘，⾄少部分是家马。列⽂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化的主⼈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规模的农业。在东亚多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有马齿或马⾻出⼟，是否为家马存在争议，确凿⽆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79]。中原地区⼟地肥沃，⼈⼝密集，也适合养马，但更适合养猪、⽜、鸡、鸭等经济效益⾼，成本低的家畜。因此没有选择养马之路，⽽是采⽤从西⽅或北⽅购买⽅式成本更低，因此中原⽂化遗址中多见马具⽽少见马⾻。朝鲜半岛和⽇本列岛古代遗址很少发现马⾻，但出⼟了不少马具，表明历史上骑兵在各个国家曾起过重要作⽤。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古代马的母系遗传呈现⾼度多样性，既有本地驯化，也有外来基因交流。我国养马可以上溯到新⽯器时代，龙⼭⽂化遗址中发现有马⾻。但也有不同观点。关于中国家马何时何地起源有⼏种不同看法：⼀是认为马、马车等从遥远的西⽅传⼊；⼆是认为⾄迟在新⽯器时代（公元前9000-6000年），中国⼈已驯服马和养马；三是认为'在新⽯器时代末的龙⼭⽂化中出现了已家畜化的马'或'在中国养马、驯马和⽤马的历史,⾄迟可以追溯到龙⼭⽂化时期'。马的驯化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难题。Carles Vila等对来⾃10个不同时代和地⽅的191匹马的

mtDNA进⾏了研究，展⽰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84]。但是Y染⾊体⾮编码区14.3kb序列分析没有发现任何多态位点，这可能是由于仅有极少数的雄性种马参与繁育有关。普⽒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体数⽬不同。尽管家马的野先祖先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遗传学研究亦将普⽒野马排除在家马的祖先之外。

内蒙古⾚峰地区⼤⼭前和井沟⼦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与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家马的mtDNA序列进⾏系统发育⽹络分析显⽰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个聚簇中，⽽是分散在具有⼀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个侧⾯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

中国家马品种丰富。地⽅品种有：哈萨克马、贵州马、关中马、蒙古马、河曲马、西藏马、关⼭马、云南马、⼴西马、⽂⼭马、乌蒙马、⼤理马、建昌马、腾冲马、中甸马等。培育品种有：蒙古的三河马、新疆的伊犁马等。

此外家驴亦来⾃中亚或西亚，其源头在⾮洲。通过对12个品种126头本⼟驴的mtDNA分析表明中国家驴可分成两系，称之为Somali系和Nubian系，均来⾃⾮洲。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于欧亚⼤陆的⼀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于战争、狩猎、礼仪和⽐赛，也普遍⽤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化遗址）中均有出⼟，不仅基本形制相似，⽽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但也不排除存在独⽴发明的可能。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88]，主要根据是⾟塔什塔-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墓葬中出⼟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李特尔等早在七⼗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欧洲、⾮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针对⾟塔什塔-彼德罗夫卡出⼟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另外⾼加索地区出⼟了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青铜马车模型，⽀持马车近东起源说。

从⽬前出⼟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轨距最宽，车厢最⼤，时代较晚。林已奈夫[92]、夏含夷[93]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但也存在不同观点。

⽜⽺是游动的财富,是游牧民的⾐⾷之源；马使游牧⽣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陆的可能。⽜、马、⽺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与猪、狗、鸡不同，⽜马⽺均可挤奶，⽽奶或奶制品使游牧⽣活成为可能。游牧民族横跨欧亚⼤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个重要因素就是马。“胡⼉⼗岁能骑马”，汤因⽐认为游牧民就是⼀种半⼈半马怪。马是草原游牧⽣活⽅式或游牧民族的标志。⽜

⼀种观点认为⽔⽜可能起源于南亚，⽽黄⽜很可能来⾃西亚，但也有争议。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器时代遗址中出⼟的⽜⾻多为⽔⽜⾻骼，不⽌⼀种，是家养还是野⽣存在争议；家养⽔⽜很可能是公元前⼀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的⽔⽜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黄⽜耕作技术影响所致。黄⽜与绵⽺、⼭⽺⽣态习性相近，是新⽯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在东亚饲养量较少。到了青铜时代，黄⽜在东亚⼤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肃⼤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化层中出⼟的黄⽜⾻骼是典型代表。黄⽜与⼭⽺⼀样经历了⼤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黄⽜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很可能起源于西亚，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与欧洲、⾮洲黄⽜⾮常接近，但与印度黄⽜差别较⼤。更具体的研究显⽰⽇本、韩国黄⽜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西亚；⽽20%蒙古黄⽜受到了印度黄⽜的影响，可能发⽣在蒙古帝国时期；还发现了不见于西亚、⾮洲和欧洲黄⽜的T4，可能来⾃Bos primigenius。中国黄⽜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包括T2、T3、T4。

另⼀项与游牧⽣活⽅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西亚和中亚农民新⽯器时代就已开始挤

奶，东亚农民⾄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物学和⽂化上的原因。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约5%）乳糖（Lastose），⽽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成⼈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达85-100%，⽽北欧不到10%，其他地区界于两者之间。就中国⽽⾔，成年⼈（14—66岁）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类遗传学研究表明乳糖酶的产⽣与乳糖酶基因（Lastase gene）有关，是基因点突变（Point mutations）和重组（Recombination）的结果。⼈类以⽜奶为⾷可以有选择性地引起⼈与⽜的基因改变，称之为基因⽂化共同进化。有图像证据表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西亚已经开始挤奶。挤奶或奶业

（dairying）是谢拉特提出的“第⼆次产业⾰命”的重要内容，亦是游牧⽣活⽅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马的出现⼤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体内产⽣乳糖酶的⽐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东亚游牧民⼤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另⼀⽅⾯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式差异的原因之⼀，⽽且影响了欧亚⼤陆历史的进程。⽺

⼭⽺和绵⽺⾻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和绵⽺的最早驯化地。最近对扎格罗斯⼭脉南端的⽢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库什（Ali Kosh）出⼟的⼭⽺⾻骼进⾏了重新研究，进⼀步确证西亚⼤约在⼀万年前已经放养⼭⽺了。

东亚养⽺与西亚相⽐稍晚出现。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器时代遗址中⼤约有五⼗处出⼟过⽺⾻或陶⽺头。早前新⽯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的⾻骸。西安半坡的“绵⽺”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河姆渡出⼟的陶⽺头可能表现羚⽺，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的61种动物中唯⼀的⽺亚科动物。青铜时代遗址中出⼟的⼭⽺和绵⽺⾻骼确定是家⽺。这说明⽺在东亚新⽯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重不⼤。进⼊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骼出⼟。⽺在青铜时代⼈们经济⽣活和精神⽣活中的地位明显增⾼。商代西北羌⼈以养⽺为业；周代中原养⽺亦蔚然成风。《诗·⼩雅·⽆⽺》：“谁谓尔⽆⽺，三百维群。…尔⽺来思，其⾓濈濈。”

⼭⽺和绵⽺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遗传学研究的难题。⼭⽺和绵⽺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来。欧洲，⾮洲，南亚和中亚的绵⽺和⼭⽺可能来源于西亚。根据mtNDA⼭⽺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45]。⼟⽿其、巴基斯坦和印度、⽼挝⼭⽺都表现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完整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国⼭⽺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有⼈在B系中发现了⼀个东亚特⾊的分⽀，并由此推断中国西南地区亦可能是B系⼭⽺的起源地之⼀。韩国养⽺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具有相对单纯的遗传特性，均属于A系。

现在世界上的绵⽺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体研究表明⾄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这三个亚种的绵⽺在中国均有分布，通过对东亚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绵⽺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持东亚绵⽺像欧洲绵⽺⼀样来⾃中亚或西亚。东北亚地区是东胡或东夷故

地，“⽆⽺少马”。朝鲜半岛、⽇本列岛养⽺业⼀直不发达。没有发现东亚绵⽺与欧洲绵⽺有明显不同，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如巴基斯坦被公认为⼭⽺或绵⽺的原始驯化地或次级驯化中⼼。也有⼈在中国绵⽺中发现了新的母系基因，并提出中国绵⽺起源的新看法。⼆⾥头遗址绵⽺⾻骼mtDNA分析表明与⼩尾寒⽺、湖⽺、蒙古⽺、同⽺相同，均属于A系；盘⽺、羱⽺并不是中国藏系绵⽺和蒙古系绵⽺的祖先。分⼦遗传学亦不⽀持东亚特别是中原、东北亚作为⼭⽺或绵⽺的起源地。但也仍存在争议。

新⽯器时代⽺主要是⾷⽤，青铜时代⽺⽑⽇显重要。进⼊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具却有所减少；⼭⽺和绵⽺的⽐例亦发⽣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剪，加速了对⽺⽑的开发利⽤。巴⽐伦帝国⽺⽑、⾕物、油并⽴为三⼤物产；古希腊亦以绵⽺、油橄榄、⼩麦为主要产品。⽺是财富的象征，⽺⽑被称之为软黄⾦；⾦⽺⽑故事⼴为流传。东亚较早利⽤⽺⽑制品的是北⽅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青铜时代⽑制品，与中亚⽑纺织传统⼀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今在欧洲流⾏。中国以丝绸和布⾐著称，⽺⽑衫、⽑裤到⼆⼗世纪才普及。猪

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活的传统，⽆“⾗”不成“家”。南起甑⽪岩北到兴隆洼，西⾃仰韶东到龙⼭，东亚新⽯器时代主要⽂化遗址中⼏乎均有猪⾻出⼟。⽤猪或猪下颌⾻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

义，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说明猪在东亚居民物质⽣活和精神世界中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猪⾻和⽟器⼀样是东亚新⽯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红⼭⽂化⽟猪龙和凌家滩⽂化⽟猪合⼆为⼀达到了出神⼊化的境界。这种格局到青铜时代才改变：青铜礼器和马分别取代或部分取代了⽟器和猪的地位。

野猪(Sus scrofa)与粟⼀样⼴泛分布于欧亚⼤陆及其附近岛屿，遗传学研究表明欧洲和东亚家猪有明显的不同，分别起源于西亚和东亚，欧洲和南亚亦可能是家猪的起源地之⼀。西亚是公认的家猪起源地。东亚家猪源于东亚野猪[19]，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以确定。通过来⾃中国、东南亚、印度的567只家猪和155只野猪的mtDNA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家可追溯到同⼀世系D，其中包含多个⽀系D2、D3、D4、D1b和D1a2；根据系统发育地理图可推断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向分布[20]。

桂林甑⽪岩遗址出⼟的猪⾻骼有争议。李有恒等认为不太可能是狩猎的结果。野猪也是可以牧养的，甑⽪岩的猪可能是驯化初期的猪。兴隆洼⼈猪合葬意味深长，野猪特征明显，可能也是正在驯化中的动物。新⽯器时代⼈类陪葬或祭祀⼀般⽤家畜，绝少⽤野兽。跨湖桥遗址出⼟动物⾻骼部分被确认为是家猪，也是中国最早的家猪实例之⼀。⼤约⼋千年前磁⼭⽂化遗址出⼟的猪⾻可以确定是家猪。⽇本和朝鲜半岛亦有野猪分布，与家猪亲缘关系密切。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均表明东亚诸民族具有养猪的传统。狗

狗被认为是⼈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是⼈类天⽣的朋友。家狗源于野狼已经得到公认，但驯化的时间和地点仍在争论推测中。Savolainen和张卫平等通过对世界范围内654只家狗的mtDNA研究发现其中95%可归为三群，⽽东亚狗表现出更⼤的遗传多样性；由此推断家狗源于⼤约15000年的东亚。作为旁证有⼈发现新⼤陆和澳洲的狗源于东亚或旧⼤陆。另外⼀群科学家⽤类似的⽅法发现⽝与东南欧狼有亲缘关系，并且推断⾄少欧洲⽝起源于欧洲狼；有12000－17000年的化⽯作为证明，⽀持⽝狗的多地区独⽴起源说。通过来⾃欧洲、西南亚、西伯利亚、东亚、⾮洲和美洲的10只公狗Y染⾊体研究表明世界上的⽝源于⾄少五个不同的狼群。狗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布异常⼴泛，还可以和狼回交，不⼤可能起源于⼀时⼀地。青铜时代以来欧亚⼤陆中、西部的⽝跟随印欧⼈进⼊了东亚，因此现代东亚⽝或狗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河北省徐⽔县南庄头、武安磁⼭，河南省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器时代遗址中都出⼟过狗的⾻骼或陶狗。舞阳贾湖已有龟、⽝陪葬，⼤汶⼝、龙⼭⽂化中⽝与龟陪葬普遍，形成了⼀种独特的⽂化现象。太平洋沿岸地区流⾏龟祭和⽝祭风俗。

在东西⽅⽂化或游牧与农耕民族⽂化中⽝或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语⾔学研究亦可得出类似的结论,⽝是印欧语和阿尔泰语中对狗的称呼。农耕与游牧民族对狗或⽝的态度明显不同：直到现代狗仍然是部分⽇本、韩国和中国⼈的⾁⾷来源之⼀，这在游牧民族或印欧⼈看来⽆异于吃⼈⾁。鸡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河南省新郑裴李岗、⼭东滕县北⾟遗址等有鸡⾻出⼟，可能是家鸡，是⽬前世界最早记录。仰韶⽂化和龙⼭⽂化遗址中常有鸡⾻或陶鸡出⼟，鸡可能是唯⼀家禽。甲⾻⽂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殷墟发现有作为牺牲的鸡⾻架，鸡为六畜之⼀。

家鸡（Gallus domesticus）源于红原鸡（Gallus gullus）。红原鸡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达尔⽂提出家鸡是由红原鸡驯化⽽来，这已被线粒体DNA研究证实。⼀般认为西亚或西⽅家鸡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化（2500-2100 B.C.）。印度和中国不约⽽同地驯养鸡是可能的。

2004年多国科学家公布了红原鸡基因组图谱[38]：鸡的基因组规模相对较⼩，相当于⼈类的1/3；基因总数却相近，为2-2.3万个，有60%的基因相同。将红原鸡与⾁鸡、蛋鸡和中国乌鸡的基因组对⽐发现家鸡并不像⼈们以为的那样严重地近亲繁殖，有较⼤的遗传多样性。

猪、狗、鸡和⼈⼀样是杂⾷动物，特别容易和⼈类建⽴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类的⾃我驯化⼤体同步，也就是说⼈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产经济时代。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云鸡头有冠，是⽂德；⾜有距能⽃，是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是信德。东亚民间将鸡视为吉祥物，可以避邪除害。⽼⼦的理想世界是“鸡⽝之声相闻”，没有鸡狗难成家。“⼀⼈得道，鸡⽝升天”，鸡、狗和⼈的关系异常密切。孟⼦的治国⽅略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者可以⾐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失其时，七⼗者可以⾷⾁矣。百亩之⽥，勿夺其时，数⼝之家可以⽆饥矣。”“鸡⾗狗彘”或“鸡狗猪彘”与东亚定居农业⽣活⽅式密不可分。结语

⼈类在驯养动物的同时也促进⼈类⾃⾝发展。⼈类与家养动物可以说是⼀种共⽣关系：⼈类在帮助动物⽣存的同时充分利⽤动物改善⾃⼰的⽣存。假如没有家养动物，⼈类将长期处于史前或原始状态。家养动物史实质上是⼈类⽂化史的缩影之⼀，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从⼀个侧⾯反映了中国⽂化的进程。六畜⾃古以来受到⼈们的⾼度重视，⼈们希望年年五⾕丰登、六畜兴旺。六畜已溶⼊中国传统⽂化，成为传统⽂化不可或缺的⼀部份。如中国传统⼗⼆⽣肖中包含六畜。古⼈甚⾄把六畜定为过年的⽇期。如正⽉初⼀是鸡⽇；初⼆是狗⽇；初三是猪⽇；初四是⽺⽇；初五是⽜⽇；初六是马⽇；初七是⼈⽇。六畜在中国传统中已凝固成⽂化符号之⼀，深⼊⼈⼼。

东亚新⽯器时代，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和发展，⼈类逐步进⼊了定居农业⽂化时代。畜牧业中的六畜逐步齐备和发展起来，特别是六畜中的猪、狗、⽺、鸡等率先发展起来，加上农业的发展，使⼈类逐步摆脱游猎状态实现定居，过上⽐较安定⽣活。新⽯器时代许多⽂化遗址中出⼟了⼤量猪、狗、⽺、鸡等遗存。红⼭⽂化与良渚⽂化标志着东亚新⽯器⽂化的顶峰。正是六畜中的猪、狗、⽺、鸡等养殖率先发展起来，让⼈们过上了安逸⽣活。如传说中美好的尧舜时期。猪可以说是新⽯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不仅是重要的⾁⾷来源，在精神⽣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如红⼭⽂化遗址中出⼟有⽟猪龙；凌家滩⽂化遗址出⼟有⼤型⽟猪等。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渐齐备的时代，六畜开始得到了全⾯发展。六畜的功⽤也开始多样化，从提供⾁⾷来源，到成为⼈类劳作，运输、战争等的帮⼿。特别是是六畜中的马和⽜，经过⼈们的驯化，在社会⽣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马逐步发展成为战争、交通等的重要⼯具，受到⾼度重视。如周朝专门为马设官职，配⼈员，负责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保健、繁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马政制度。⽜逐步发展成为运输和农耕等的重要帮⼿。如《周易·系辞下》⽈：“服⽜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礼记·曲礼下》⽈：“诸侯⽆故不杀⽜。”⼜《⽉令》⽈：“季冬，命有司出⼟⽜，以⽰农耕之早晚。”随着东亚进⼊了青铜时代，东亚社会复杂化；加上农业和六畜的持续发展，中国出现相对统⼀的中央王朝。黄帝⾦⼽铁马，蚩尤铜头铁额，两军交战，⾎流漂杵。炎黄之战，⼲⼽碎⽟帛，象征⽟帛古国进⼊王国乃⾄帝国时代。商周时代⽜、⽺、马常⽤⽤于祭祀活动。《礼记·王制》云“⼤夫⽆故不杀⽺”。

六畜在传统⽂化中已深⼊⽣活⽅⽅⾯⾯。六畜冠名于姓⽒、⼭河、⼈物等；历代以六畜为题材的⽂学作品，更是浩若烟海。如历代中⽂姓名中有六畜：⽜、马、⽺，猪、鸡、狗的数不胜数。姓⽒⼤多形成于春秋战国以后，《百家姓》中有马、⽜、⽺，还有司马，巫马、⽺⾆、公⽺等复姓。⼭河、⼈物、⽂学作品中以六畜冠名的更是不胜枚举。

六畜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因其功⽤不同，重要性也随着变化。如猪在新⽯器时代⾮常重要且神圣。夏、商、周青铜时代因劳作，战争需要，马、⽜显得更重要。到秦始皇统⼀中国进⼊帝国时代，随着⽜耕的发展，⽜显得更重要。汉民族图腾龙最初包含猪形象，新⽯器时代没有⽐猪更重要的家畜。中国西南僳僳、哈尼、珞巴等曾以猪为图腾。叶舒宪认为猪崇拜可能是母神信仰的产物，红⼭⽂化猪是家神即主管⼤⾃然的母神化⾝。

六畜随着时代发展内含丰富多彩。商代早期偃师商城遗址祭祀区猪仍然是数量最多的牺牲，总共超过300头；这是新⽯器时代⽤猪祭祀的延续。《豳风》为《诗经》⼗五国风之⼀，“豳”意为猪⼭。甲⾻⽂、⾦⽂中有⾗、彘等字。《辞源》中有“⾗”部“家”、 “豪” “奎” “象”等；“该”、“孩”、“骇”、“咳”等以“亥”为声部。《庄⼦·⼤宗师》中狶韦⽒是开辟⼤神。《⼭海经》中黄帝之孙颛顼之⽗韩流嘴巴象猪，脚似猪蹄。《⼭海经》：“流沙之东，⿊⽔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马、⽜、⽺、鸡、狗等记载则更多。

在不同时期，六畜发挥作⽤不同，崇尚也不同。战国时期秦国变法以耕、战为国策，尚武好战⽂化占上风，霸道盛⾏⽽王道衰微，崇尚马。秦汉时代⽜耕普及，农业⽣产上⽜作⽤⼤，在战场上马作⽤⼤；崇尚⽜、马。春秋时晋⼤夫先毂号“彘⼦”，刘邦⼤将陈豨，汉武帝刘彻本名刘彘，左将军荀彘；汉代以后名字中就很难见到猪的踪影了。

《符⼦》⽈：“朔⼈有献燕昭王⼤⾗者，车夫膳之。⾗既死，乃见梦于燕相⽈：造化劳我以⾗形，⾷我以⼈秽。今仗君之灵⽽化，始得为鲁津之伯也。” 唐朝猪龙已成贬称，⽞宗说安禄⼭“此猪龙，⽆能为”。宋代猪崇拜犹存。陈师道《后村谈丛》云宫中养猪厌胜避邪：“御厨不登彘⾁。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熙宁初罢之。后有妖⼈登⼤庆殿，据鸱尾，既获，索彘⾎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盖彘⾎解妖术云。”猪⾁价格波动记载。如《东坡诗话》云：“黄州好猪⾁，价贱等粪⼟。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着⽕，⽕候⾜时它⾃美，每⽇起来打⼀碗，饱得⾃家君莫管。”。周密《癸⾟杂识》云：“⾄元癸已⼗⼆⽉内，村落后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售之，其价极廉。”不同地区，条件不同，饲养的家畜也不同。如游牧民

常饲养马和⽜、⽺、骆驼等；农耕地区常饲养猪、⽜、鸡、鸭等。吴承恩《西游记》中“天蓬元帅”变“猪⼋戒”反映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

马是游牧民族的象征，⽆“马”不成族。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马等在东亚，西北（河湟地区）、北⽅（蒙古草原）、东北（西辽河流域）得到快速发展，游牧民族逐步发展壮⼤。黄帝传说与游牧有关。《列仙传》和《古今医统》云黄帝时代马师皇擅长医马，被认为是⼗⼤名医之⼀。南北各地有马神庙，⼤都祭祀马师皇。游牧民族养马的盛况从“⽩登之围”可略见⼀斑。中原养马与游牧⽂化传播有关。

《⽵书纪年》云：“商侯相⼟作乘马，遂迁都于商邱。”《世本·作篇》亦云：“相⼟作乘马，迁都于商邱。”殷墟车马坑和⼈马合葬墓的发现表明马在商代⾮常重要。商代中期以后逐步演变为主要⽤⽜、⽺和马进⾏祭祀。祭祀⽤动物的多样化与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史记·殷本纪》云：“求美⼥、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太公六韬》亦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太公与散宜⽣以千⾦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戎⽒⽂马，毫⽑朱鬣，⽬如黄⾦，名鸡斯之乘，以献商王。”良马来⾃西⽅，是商、周公认的珍宝，在周灭商过程中起了关键作⽤。

周代养马业已有较⼤发展。相传西周已有《司马法》管理养马⽤马事宜。《周礼·⼩司徒》郑⽞注：“井⼗为通，通为匹马，三⼗家，⼠⼀⼈，徒⼆⼈；通⼗为成，成百井，三百家，⾰车⼀乘。”周官校⼈“辨六马之属”：种马、戎马、齐马、道马、⽥马、驽马。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竞相养马，纷纷突破“邦国六闲四种”的规矩，变成千乘或万乘之国。楚威王时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惠王时战车万乘，天下之雄国。秦国祖先⾮⼦养马出⾝，⼜位于适合养马的西北地区，战车与骑兵遂成优势，嬴政凭此统⼀中原建⽴秦帝国。

穆天⼦西游，造⽗驾车，⼋骏奔腾。先秦时代有相马出名的伯乐，《相马经》已失传，《齐民要术》可能保留了部分精华：“马头为王欲得⽅，⽿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肋为城廓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马⼋尺以上为龙。龙马或天马信仰源于先秦，盛⾏于汉唐。《周礼·夏官·庾⼈》：“⼋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来，六尺以上为马。” 《华阳国志·蜀志》

云：“（会⽆）县有天马祠，初民家马牧⼭下，或产神驹，云天马⼦也。”汉武帝想借助天马升天。天马来⾃中亚⼤宛，⼜以汗⾎马著称。《史记·乐书》载汉武帝时《天马歌》列为郊祀之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杰作，表现了天马⾏空的境界。《后汉书·马援传》伏波将军马援是杰出的养马家：“夫⾏天莫为龙，⾏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千⾥，伯乐见之昭然不惑……”《宋书·符瑞志》：“龙马，仁马也，河⽔之精。” 河出马书，洛出龟图，河书洛图是河洛⽂化的象征。天龙地马，龙马并称；真龙天⼦必有骏马相随。唐代是游牧与农耕⽂化交相辉映的朝代。昭陵六骏是唐太祖李世民的爱马，都来是塞外。⽞奘过龟兹见⼀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龙驹，恢戾难驭。龙驹之⼦，⽅乃驯驾。”⽩马驮经⼴为流传，洛阳⽩马寺是佛教传⼊中国的根据地。《司牧安骥集》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兽医专著，《元亨疗马集》集中兽医之⼤成，均以马、⽜为主要医治对象，亦从侧⾯表明马曾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家畜。

时代不同、发挥不同，重要性不同。何为六畜之⾸曾出现过有趣的争鸣。⼀些⼈认为马为六畜之⾸理所当然，⽽另外有⼈认为六畜之⾸是猪。中国是第⼀养猪⼤国，猪⾁⼀直是主要⾁⾷来源。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和政治⽂化中⼼，⼟地肥沃，⼈⼝密集，也适合养马，但更适合养猪、鸡、鸭、⽜等经济效益⾼，成本低的家畜，因此没有选择养马之路，⽽是采⽤从西⽅或北⽅购买⽅式以降低成本，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是明智之举。如果也象北⽅和西部⼀样⽚⾯发展养马，不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和政治⽂化中⼼。

⼈类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影响家畜的发展。以饲养马⽜⽺为主的游牧⽂化和以饲养猪、⽜、鸡、鸭为主的定居农业⽂化，各有其优势。只有充分发挥优势，同时不断学习⼈类先进⽂化经验，才能更好促进国家发展，促进⽂化发展。《荀⼦·王制》：“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五⾕丰登、六畜兴旺是中国⼈的美好愿望之⼀，亦是中国⽂化的特点之⼀。中国传统⽂化内含丰富，涉及⾯⾮常⼴泛，需要不断加以研究，才能弘扬优秀的传统⽂化。